論儒學對實錄體史書編纂的重要影響 - 謝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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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儒學對實錄體史書編纂的重要影響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謝貴安

 

作者簡介:謝貴安,1962年生,湖北襄陽人。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專業博士,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史學史及明清文化史,尤其致力於中國實錄體史學的研究。出版《明實錄研究》、《中國史學史散論》、《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與馮天瑜合作)、《太玄大戴禮研究》(與劉韶軍合作)等專著,在《史學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哲學研究》等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80餘篇。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專案“中國實錄體史學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專案“實錄修撰與中國傳統史學流變”。2006年獲湖北省第五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027—68763334, 這個 E-mail 地址已經被防止灌水惡意程式保護,您需要啟用 Java Script 才能觀看 這個 E-mail 地址已經被防止灌水惡意程式保護,您需要啟用 Java Script 才能觀看

 

一、儒學與史學的關係

儒學即儒家學說,自西漢以來便成為中國傳統的正宗經學,儒經《詩》、《書》、《禮》、《易》、《春秋》,以及儒家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孔子和孟子的著作《論語》、《孟子》等,均成為中國學術經典和政治思想指南。儒學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學術和意識形態起到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對史學自然也不例外,產生了強烈的輻射和支配性作用。然而,史學對儒學並非完全被動地反照和映射,而是在某些時候或特定的背景下,對儒學和經學常常有重要補充甚至修正。

儒學與史學的關係,實際上是經學與史學的關係。本文儒學對實錄體史書編纂的影響,意在證明經學與史學的相互關係。經學與史學在古代學術分類中,分居四部中的前兩部,即經部與史部,是中國傳統學術中重要的內容。儒學與史學關係有著頗為密切的淵源關係,在史學尚未充分發展時,史學是依附于經學的。在西漢末至東漢時產生的目錄著作,如劉歆《七略》和班固《漢書·藝文志》等,將當朝的學術分為六類,這六類中是沒有史學位置的,史書附屬於經類的《春秋》下。當時的六門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其中的“史記“便隸於《春秋》經下麵。但至曹魏時的鄭默,開始將學術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類,經西晉荀勖、東晉李充、劉宋謝靈運跟進後,基本定型。南朝梁代阮孝緒雖然沒有像鄭默那樣分為四部,但所著目錄著作《七錄》將當時的學術分為:經典錄內篇一,分易部、尚書部、詩部、禮部、樂部、春秋部、論語部、孝經部、小學部;紀傳錄內篇第二,分國史部、注曆部、舊事部、職官部、儀典部、法制部、偽史部、雜傳部、鬼神部、土地部、譜狀部、簿錄部;其他的則為子兵錄內篇三、文集錄內篇四、術技錄內篇五和佛法錄外篇一、仙道錄外篇二。除去外篇,基本上是算是四部分類法。而且紀傳錄就是史部。至唐代修《隋書·經籍志》時,經、史、子、集四部正式定型,史學最終始獲得獨立于經書之外的地位。至清乾隆帝時,特命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強化了四部分類法。以後學術分類只是在小的方面屢有增減,但再也沒有從大的分類上有所突破。儘管在學術類別上獲得獨立,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史學仍然是經學的附庸。以儒學為內容的經學,左右著史學的發展。然而,自宋以來,特別是明清以降,經史分途的格局又有了合而為一的趨勢,史學從史料角度統一經學,消解經書的尊崇地位,認為經書不過是古代的歷史資料,《尚書》僅僅屬於“斷爛朝報”,王守仁、章學誠等提出的“五經皆史”、“六經皆史”的觀念,反映了當時學術思想的新動向。近代梁啟超“盈天地之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更將這種觀念推向極致。

探討儒學與經學的關係,對於傳統學術的運動過程和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有積極和重要的意義。

本文重點探討自唐迄清期間,儒學對史書所產生的重大影響,特別是在史書編纂上所產生的支配作用。在傳統史書中,實錄體史書是比較特殊的一種史學體裁,是王朝政府為先皇及其朝政所修的當代史,以起居注、檔案和公文為主要史料來源,為中國傳統官方史學中的重要一支,基本形態屬於編年附傳體,一度與紀傳體和編年體構成傳統史學鼎足而三的基本格局。作為官方組織纂修的史書,實錄體史書的編纂受到了當時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儒學的支配和影響。通過考察實錄體的纂修活動及其過程,可能為儒學何以對史學發生作用提供具體而生動的例證。

二、實錄主題為儒家綱常

在實錄體盛行的唐迄清代,儒學早已獲得獨尊地位,使得實錄體史學深深地打上了儒學烙印。實錄的主題是反映儒家綱常倫理,旨在突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和夫為妻綱。

實錄體的創立和盛行,本身就是與以君主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發展相適應的,是為了突出儒家君為臣綱的觀念。實錄體同時兼有帝王編年與大臣列傳,與司馬遷所創立的紀傳體有相通之處。不過,以《史記》為代表的紀傳體正史,其本紀與列傳分屬不同的部分,雖在內在結構上是列傳環拱帝紀,但在外在形式上列傳與本紀卻是並列的兩個部分。實錄體雖同時具有帝王編年和列傳,但帝紀與列傳卻以編年的形式,混編在一起,使列傳無論從記憶體結構上還是外在形式上,都附屬於帝王編年,表明以皇權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的進一步強化。以帝王編年為主線的實錄融入傳記後,在保持記事的同時,增加了記人的份量。實錄的最大傳主是皇帝,同時又融入眾多的大臣傳記,凸顯了司馬遷《史記》確立的“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主題,形成眾星捧月之勢,使實錄體成為更加適合中央集權制的史書體裁,從而獲得迅猛的發展。自唐以後,五代、宋、遼、金、明諸朝均修有“編年附傳”形式的實錄體史書,自成一系,綿延不絕。

實錄體是皇帝個人及其政權的專史和獨有體裁,滲透著儒家“君為臣綱”和強化皇權專制的思想觀念。實錄將皇帝塑造成神聖之君和天之驕子,試圖通過“君權神授”觀念,將皇帝及其專制統治說成是順天應人的天命所歸。唐初貞觀朝的史臣在修纂實錄時,便為唐朝統治者李淵、李世民附會出異象。如《唐高祖實錄》便曾虛構武德初,晉州人吉善在羊角山遇見乘白馬的白衣老父,讓他回去告訴李淵將會當上天子的故事。實錄又曾記載郇州獻瑞石,上有文曰“天下千萬”。這些描繪,實際上在將李唐王朝之得天下,粉飾成早有預兆。《明太祖實錄》卷一則將朱元璋虛構成神靈之子,謂其母食黃冠所賜白藥而生之:“母太后陳氏生四子,上其季也。方在娠時,太后常夢一黃冠自西北來,至舍南麥場,取白藥一丸,置太后掌,中有光起,視之,漸長,黃冠曰:‘此美物可食。’太后吞之,覺,以告仁祖,口尚有香氣。明日上生,紅光滿室。時元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子醜也。自後夜數有光,鄰里遙見,驚以為火,皆奔救,至則無有,人鹹異之。”《清世祖實錄》卷一稱世祖福臨於崇德戊寅正月三十日戌時誕生于盛京,“孝莊文皇后方娠時,有紅光繞身衣裾間,如有龍盤旋狀。女侍皆驚以為火,近視之不見,如是者屢。眾皆大異。誕之前夕,孝莊文皇后夢一神人抱一子授之曰:此統一天下之主也。孝莊文皇后受置膝上,其人忽不見。既寤,以語太宗。太宗曰:‘是異祥,子孫大慶之兆也!’次日,上誕生,視之頂中,發一縷聳然高起,與別發迥異。是日紅光照耀宮闈,經久不散,香氣彌漫數日。上生而神靈,聰明英睿,志量非常。天日之表,龍鳳之姿,儀範端凝,見者懾服。”實錄又將皇帝描寫成“生而知之”的聰明英睿之人。如《明英宗實錄》卷一稱英宗“稍長,能知書。宣宗皇帝命近侍以經書勸上讀講,輒喜動顏色,至或以玩好奉之,若不經意然。居常顧盻之際,燁然有威,立其側者,皆若上旁睨之不敢稍怠肆也。及宣宗皇帝賓天,上始九齡,然哀疚之誠,愴慘之容,已出於聖性之天然矣”。《清宣宗實錄》卷一稱道光皇帝“聰明天亶,目下十行”,“經史融貫,奎藻日新”。實錄還將皇帝塑造成道德典範。如《清太宗實錄》卷一稱太宗皇太極“天錫睿智,恭孝仁惠,誠信寬和,聖德鹹備”。“又善撫億眾,體恤將卒。無論疎戚,一皆開誠佈公以待之”。《清宣宗實錄》卷一謂道光皇帝“生有聖德,神智內充”。《清穆宗實錄》卷一稱同治皇帝“聰明天亶,孝敬性成”。《清德宗實錄》卷一謂光緒皇帝“帝德日新,聖功益裕。所以厘百工而熙庶績,遵成憲而煥新猷者,胥於是乎基之。上儉約本乎性初,嗣後三十四年,器用服禦,不敝不改。孝事宮闈,聖情肫摯,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其誠。至夫昌明教育,亭毒黔黎,靡不一秉慈謨,蔚為辰告。用是覲光揚烈,纘十三載中興耆定之庥,創制顯庸;開億萬禩憲政文明之局,天人協運。中外歸心,懿歟盛哉”。凡此種種,都是儒家強化綱常觀念在史書編纂中的具體體現。

與此同時,實錄還大量記載了節烈婦女的事蹟,是儒家“名教”對史學影響的結果,是儒家“夫為妻綱”在史書編纂中的具體滲透。

三、實錄內容多有儒學特色

實錄體史書在內容上,很多記載都是與儒學相關的事象。儒學的基本概念是仁與禮[i],因此,實錄中充斥著對禮儀的記載。如皇史宬本實錄尊藏時,《清實錄》都要記載其禮儀,皇帝須親臨行禮。《清仁宗實錄》載,嘉慶十二年十一月辛醜,“以尊藏《高宗純皇帝實錄》、《聖訓》于皇史宬,上親詣行禮”[ii]。《清宣宗實錄》卷七二亦載,道光四年八月辛巳,諭軍機大臣等:“九月初一日,朕親詣皇史宬行禮。無庸奏擬儀注。著先于皇史宬殿門內設香案一,香爐一,香盒一,親自拈香行禮。無庸派人遞香。御前大臣、御前侍衛隨入殿門內,乾清門侍衛俱在殿門外。至實錄館總裁及禮部各員均毋庸隨往。”於是,於九月庚寅朔,“以尊藏《仁宗睿皇帝實錄》、《聖訓》于皇史宬。上親詣行禮”[iii]。此後,每屆實錄修成尊藏入宬時,皇帝便親詣皇史宬行禮[iv]。由於《清實錄》尊藏皇史宬禮儀很隆重,被認為是十分重要的一件大事和值得大慶特慶的喜事,因此,這一天群臣均不敢上奏言刑獄等不吉利之事,怕觸犯了這一喜事。嘉慶時,將太祖、太宗、世祖、聖祖、世宗五朝《實錄》移貯皇史宬正殿,仁宗是日“至承光殿傳膳辦事”,結果“各部院衙門惟長麟因謝恩遞摺”,“祿康、文甯、明亮等因該旗值日陳遞無事奏片,其餘無一奏事者”,於是當即“召對長麟時加以詢問”,據稱“本日因恭移《實錄》、《聖訓》至皇史宬尊藏之第一日,典禮吉期,是以內閣刑部,將刑名章奏均敬謹回避”[v]。不僅是尊藏實錄,舉凡祭天、郊祀、祭祖等所有重要活動的禮儀都由實錄加以詳細記錄。

以人物而論,實錄載錄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儒臣。實錄附傳反映的主要對象便是儒臣。實錄體史書基本上屬於“編年附傳”體,一般都有人物附傳,這些傳記多以儒臣為其傳主。紀傳正史中的《儒林傳》和儒臣專傳反映了史學對儒學的承認和尊重,在實錄體史書中,雖然沒有類傳,但仍有不少人物附傳反映了儒家的重要地位。儒家秉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念,讀書成功後的儒生都步入仕途,成為儒臣。書生成為儒臣的重要途徑是科舉考試,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僚階層的儒臣,成為實錄附傳記載的重要物件。《唐實錄》除了《順宗實錄》外全部散佚,從僅存的《順宗實錄》來看,裏面共有7個人物附傳,即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贈禮部尚書張薦,衢州別駕升秘書少監令狐峘,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故忠州別駕、贈兵部尚書陸贄,故道州刺史、贈左常侍的陽城,被貶渝州司戶的王叔文,被貶宰相韋執誼,這7人中,6人都是儒臣。如張薦,有良好的家學淵源,“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詼諧,七登文學科”,張薦本人也“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還“兼史館修撰和“為太常博士”;令狐峘是著名的史學家,修有《唐代宗實錄》;陸贄是典型的儒臣,“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還“選為翰林學士”。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為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是一位通儒。王叔文是位“讀書知理道,乘間常言人間疾苦”的儒臣。韋執誼更是“進士對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余入翰林”的儒臣。只有張萬福1人“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是一員武將,而非儒臣。

《宋實錄》也只殘存了《太宗實錄》20卷(《太宗實錄》完帙為80卷),據筆者統計,這20卷中,保存人物傳記68個。其中儒臣與武將平分秋色,儒臣入附傳者有邊珝、劉載、吳鉉、石熙載、李穆、湯悅、程羽、楊億、高頔、沈倫、王祐、朱覃、李惲、麻希夢、崔仁冀、李繼凝、楊守一、和峴、賈黃中、李昉、張觀、喻蟾、張茂宗、宋琪、蘇易簡、張洎26人,武將有石守信、沈承禮、高繼元、曹光實、劉遇、陸萬友、田欽祚、王杲、劉廷讓、李崇矩、伊審征、陳廷山、王繼昇、吳虔裕、鄭彥華、侯延廣、郭密、皇甫繼明、曹思進、趙滔、薛惟吉、傅思讓、尹繼倫、劉宇、安忠、田重進26人,宗室世家陳王元佑夫人李氏、趙廷美、趙德隆、錢俶、周保權、李從善、杜審進7人,經濟之才有陳從信、張美、張平3人,術士趙自然1人,富豪李益1人,其他身份入傳記者有劉吉、馬峰、向拱、劉厚德4人。武將之所以與儒臣平分秋色,比較特殊,因為《宋太宗實錄》是宋初的實錄,宋接戰亂的五代,武將功臣較多,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太宗朝謝世,因此為實錄所記載。而承平之後的真宗以後的實錄,武將比例將會大大減少,儒臣比例將會大大上升。關於《宋實錄》中的人物附傳,還有一處可以考察,那便是南宋杜大珪從《宋實錄》中摘錄的26個人物附傳,這26個人物附傳除了2人為《宋太祖實錄》中的武將(潘美、王全斌)外,其他均為真宗、哲宗、徽宗、神宗實錄中的附傳,並且基本上都是儒臣(張齊賢、呂公著、文彥博、劉摯、王安石、呂惠卿、唐介、鄭獬、吳中複、呂大防、馮京、張商英、韓維、蔡確、章惇、范祖禹、鄒浩、劉安世、曾布、曾肇、王拱辰、韓縝),有的甚至還是儒學大師和理學名家(程顥、程頤)。

《明實錄》則完整地保存了下來,其中的附傳多為儒臣傳記。《明實錄》各朝修纂凡例中均有這麼一條:“凡公、侯、駙馬、伯、在京文武官三品以上,近侍五品以上,在外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正官歿皆書卒,及概見其行實。”雖說是文武並存,但實際上記錄下來的多是儒臣。

標榜稽古右文的清朝,其《清實錄》雖然步《元實錄》後塵,取消了人物附傳,但其所記內容,基本上是以儒臣的活動為主。甚至八旗軍事活動及滿蒙事蹟也越來越少。清朝漢化了,《清實錄》也隨之漢化了,儒學化了。

四、實錄編纂以儒學“春秋筆法”為指導

孔子在刪削《春秋》時,被認為融進了春秋筆法,即用微言來表示大義,勸善懲惡,以昭示史學的政治目的和社會意義,使得中國史學沒有沿著為歷史而歷史的純學術道路發展,而是始終肩負著社會責任和文化使命。春秋筆法在實錄體的編纂中也浸潤甚深。

孔子被人為是春秋筆法的創始人。其刪削《春秋》的緣起是,“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vi]正因為身負社會責任感,因此他在《春秋》中非常注重“史義”的表達,孟子對此有說明,指出《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vii]孔子修《春秋》並不是單純記載史事,其遣詞造句體現出一套褒貶書法,這就是《春秋》的微言大義。同是一個大夫被殺,記載的文辭不同,表示的褒貶就不同。如《春秋》隱公四年記:“衛人殺州籲於濮。”僖公七年記:“鄭殺其大夫申侯。”前者表明衛國人都主張殺州籲,表示州籲有罪該殺;後者僅說明鄭國國君個人殺了申侯,被殺者就不一定有罪。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春秋》重視褒貶大義的做法,被後世史家尊為“春秋筆法”。“春秋筆法”的實質,概括地說,就是史家修史時採取某種撰寫形式來進行隱性評價,表達一種價值觀念,以作用於社會,其目的在於“正名”,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名分。這在傳統社會裏受到特別的推崇,被奉為最高的書法典範。

但後來的春秋筆法並非僅限於微言大義,隨著史學的發展,微言大義變成一種公開的褒貶評論,使史學對歷史、對現實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指導意義。對於中國史學中存在的這種道德判斷,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饒宗頤予以特別的肯定“史家之尚論史事,貴能據德以衡史,決不可徇史以遷德。史家眼中對於帝王(統治者)僅視作歷史人物看待,其是非得失,均得加以衡量評判。記敍史事而無是非之辨,則何貴乎有史?”,認為“對君主行為可作嚴厲而正義之道德評判,其由來甚遠,實為中國史家之優良傳統,不容忽視”[viii]。他認為“蓋歷史于事與文之外,大有事在,即義是矣。歷史上之裁判,即為史家應有之責任。”[ix]從饒宗頤借正統論以建立歷史道德評判機制的嘗試來看,新儒家無疑在道德倫理上忠實繼承了傳統儒家的思想精髓。儒學的這一史學主張,後來也獲得西方歷史學家的讚賞,Toynbee(湯因比)晚年始確論,史家須從歷史成敗獲得猛省,歷史如僅為描述而缺乏道德批評,則不成為史學。另一西方學者Reinhold Niebuhr也提出“gives meaning to history”的觀點,也就是孔子的“史義”主張。

實錄是當朝所修當代史,修纂者一方面貫徹孔子的春秋筆法和微言大義,一方面也公開對歷史事實作出判斷和褒貶。

當王朝政府以高壓手段,要求實錄纂修的史臣們一味曲筆或僅編排檔案文牘時,這些史臣則堅持孔子的春秋筆法,對歷史予以主動評判。首先用“微言大義”,對實錄所記載的人進行褒貶。所謂微言大義,就是特殊的不顯山不露水的語言辭彙,敍述歷史事件,寓批評褒揚於敍述之中,而不正面做評價。例如《神宗實錄》在敍述神宗派礦監稅使陳奉到湖北收稅時,敍述了陳奉在湖北的種種不法作為,而神宗總是袒護陳奉,每當陳奉與湖北地方官發生衝突時,神宗總是“切責”地方官,並對他們“從重究問”,而地方官彈劾陳奉胡作非為時,神宗總是“不報”。如《神宗實錄》卷三三八載:“(萬曆二十七年八月丁醜)以湖廣稅監陳奉奏,切責按臣曹楷阻撓,降知府李商耕、趙文煥、知州高則巽各一級,逮推官革鈺、經歷車任,從重究問。”當陳奉激起民變後,神宗不僅不查撤陳奉,反而下令將聚眾之人“拿解究問”。如萬曆二十八年七月戊午,守備湖廣內官監少監杜茂奏稱生員沈希孟等、民劉正舉等打搶抽稅陳奉差人,因而監旗聚眾,鼓噪倡亂。“上令錦衣衛將已獲有名正犯拿解究問,未獲者會同撫按提學等官拿問具奏。”而當地方官如湖廣巡撫支可大舉奏陳奉不法之事,要求撤回陳奉時,神宗毫不理睬,一律“不報”。接著湖北地方官紛紛上書,要求撤回陳奉,以平民憤,但神宗仍是“不報”。萬曆二十八年七月戊午,“巡按湖廣王立賢疏參稅監陳奉貪縱暴虐,激變地方諸不法狀,乞皇上俯念根本重地,亟召還奉……不報。”《神宗實錄》作者表面上並沒有一言一語指責神宗,但是僅僅實錄神宗對陳奉一事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就足以讓讀者明白神宗的昏庸了。這裏就用了“從重究問”和“不報”等微言,以反映出神宗是非顛倒的大義。

同時,實錄還對歷史事實進行公開的褒貶和評論。如《明世宗實錄》就敢於對兵部右侍郎魏謙吉的無賴行徑和當時的污濁政治環境進行批評:“謙吉,狂率無賴,不類衣冠士。其居官終始,所至無一善狀。淫暴掊克,若餓鴟乳虎。至於錐刀乞索,即市井人羞言之。屬時政污濁,遂致位卿尹,恩恤隆備若此!”[x]

春秋筆法的實質在於倡導歷史學家干預歷史,對歷史予以道德上的褒貶,從而樹立社會責任和文化使命。為了對歷史予以干預,必須據實直書,而不能回避和曲筆。宋代吳縝認為直書與褒貶是有聯繫的,褒貶應建立在直書的基礎上,而不能在不講直書的情況下,任意褒貶:“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為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為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為史之意矣。”[xi]儒家提倡直書,源於儒家經典及儒家祖師孔子對直書的肯定。據《左傳·宣公二年》載,晉太史董狐不畏權貴,按當時的史法,直書權臣趙盾對晉靈公之被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孔子對此大加讚賞:“董狐,古之良史焉,書法不隱。”為後世儒臣在修史時據實直書,提供了理論依據。《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還表彰了置個人生死於不顧、前仆後繼直書崔杼弑君之罪的齊太史兄弟及南史的英勇事蹟,成為後世直書的楷模。劉知幾在《史通·直書》中就公然提出要據實直書,把專制君主及其臣屬作為勸懲對象,認為史書通過“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他指出:“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強調了史學勸懲功能及其威力。

儒家上述直筆思想,對實錄體史書的修纂有直接的影響。宋代王禹偁“修《太祖實錄》,禹偁直書其事。執政以禹偁為輕重其間,出知黃州”[xii]。黃庭堅曾在初修本《宋神宗實錄》中,“書鐵瓜治河有同兒戲”。後來新党質問他,黃庭堅理直氣壯地回答:“某時官北都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xiii]王欽若(諡文穆)在監修《真宗實錄》時,據實直書了真宗時君臣大肆搞祥瑞迷信之事,洪邁在《容齋隨筆》卷四說他“與太史公謗書意異而實同也”[xiv],實際上卻是秉筆直錄。明代解縉等在二修《太祖實錄》後的《進實錄表》宣稱“皆據事而直書,不假一辭之讚美”,楊士奇等在《太宗實錄·修纂凡例》中指出他們修實錄時,對於列入小傳的官吏,要求“其行實善惡,務合公論”。楊士奇等還在《進(宣宗)實錄表》中表白道:“至若臣下之附載,勉儘是非之至公。”《英宗實錄》的總裁陳文也說:“斷臣下之善惡以其公。”劉吉等在《進(憲宗)實錄表》中也強調他們在修《憲宗實錄》時,儘量做到秉筆直書:“賢否決於眾論之同,是非公於天定之後。”《清宣宗實錄》被要求“皆據事直書,一無誇飾”。這些言論都反映出實錄在修纂過程中,是儘量地把直書思想貫穿到史書之中。

春秋筆法還包括維護綱常倫理的諱飾。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主張,在寫史時應該“為尊者諱”、“為親者諱”和“為賢者諱”[xv]。如明明是周天子被諸侯所召,《春秋》卻偏偏要書寫成“天子狩于河陽。”孔子的諱飾觀念對劉知幾有深刻的影響,後者稱:“臣子所書,君父是党,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xvi],“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疏既辨,等差有別,蓋父為子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後茲以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xvii]

在儒學的影響下,歷代實錄的修纂都注意“為尊者諱”,為君主褒飾。如唐初實錄就有為太宗李世民諱飾的現象。司馬光通過比較《大唐創業起居注》和高祖、太宗二朝《實錄》,發現二者之間的細微差異,從而揭示出貞觀朝所撰《唐實錄》存在著為唐太宗李世民粉飾和回護的現象,同時揭示出,唐初的兩朝《實錄》為了“突出”李世民的形象,對其父李淵、其對手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進行了誣詆。關於恭帝義甯元年七月李淵灰心喪氣,將北還太原,《實錄》稱是李世民一人諫止,而《大唐創業起居注》則說是李建成與他一起勸阻的,司馬光因而指出:“《太宗實錄》盡以為太宗之策,無建成名,蓋沒之耳。”[xviii]再如,恭帝義甯元年李淵派李建成、李世民二人率兵攻西河(即汾州)一事,《大唐創業起居注》記載比較客觀:“命大郎、二郎率眾討西河。”但高祖、太宗《實錄》但雲“命太宗徇西河”,司馬光發現《舊唐書·殷嶠傳》有“從隱太子攻西河”一句,從而證明了《大唐創業起居注》的記載是準確的,同時也反證了《唐高祖實錄》與《唐太宗實錄》隱沒太子李建成之功勞,為唐太宗李世民粉飾的真實意圖,所以他旗幟鮮明地指出:“蓋史官沒建成之名耳。”[xix]安史之亂時,雍王李適(後來的德宗)作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率回紇等軍討史朝義,面見回紇可汗時,因不行舞蹈之禮,而被可汗淩辱。但《唐代宗實錄》和《建中實錄》都對李適進行了粉飾。《代宗實錄》稱“雍王奉行詔命,辭色不屈,虜亦不敢失禮”,《建中實錄》稱“上堅立不屈”。其實,當時李適年少,根本沒有應變經驗,而二《實錄》將他描寫得如此堅貞和鎮定,“此蓋史官虛美耳”[xx]。南宋史臣為徽宗皇帝掩過飾非,為其歷史責任尋找替罪羊。紹興八年,《徽宗皇帝實錄》開院時,時監修官趙鼎奏稱徽宗“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三十年”,“其間法令有未盡善者,皆出於群臣貪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壅于上聞,非先帝本意”[xxi]這是典型的為尊者諱。《後漢隱帝實錄》是後周顯德年間所修,故對後周太祖郭威軍隊弑隱帝一事隱諱,而歸咎于郭允明:“帝至玄化門,劉銖射帝左右,帝回詣西北,郭允明露刃隨後,西北至趙村,前鋒已及,亂兵騰沸,上懼,下馬,入於民室。郭允明知事不濟,乃抽刃犯蹕而崩。”但司馬光深表懷疑:“按弑帝者未必是允明。”[xxii]關於周世宗柴榮的身世,始修於後周恭帝時的《後周世宗實錄》為之粉飾,稱:“太祖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聖穆皇后。柴氏以唐天祐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於邢臺之別墅。”而實際上是郭威的養子,郭威皇后的侄子[xxiii]。《明太祖實錄》也把明成祖朱棣說成是馬皇后之子,實際上卻是碽妃所生。《清聖祖實錄》在記述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之死時,稱他是走投無路,仰藥自盡。然而,從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九日撫遠大將軍費楊古的滿文奏摺中獲知,噶爾丹是“晨得病,至晚即死,不知何病”。清聖祖在征討準噶爾部時預料過噶爾丹的結局,只有投降、自殺和被俘三種可能,而其既未投降,又未被俘,竟是病故,出了皇帝的預言範圍,顯不出皇帝聖明,因此纂修實錄的史官作偽,說噶爾丹服毒自殺就不足為怪了[xxiv]

五、儒學觀念的變動導致實錄編纂的相應變化

儒學並非固定不變的,而是不斷發展的。儒學的演變必然導致史學的跟進,使得史書編纂上產生相應的變動。元代中期開始,理學被朝廷正式確立為官方意識形態,程朱思想成為主導意識,對史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實錄體史書的編纂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在漢唐以前,儒學雖然也遵循孔子的“唯婦子與小人也難養”的教條,有重男輕女思想和忽視婦女地位與作用的觀念,但尚未發展到畸型地突出“夫為妻綱”和變態地強調婦女節烈的地步。自從宋明理學提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後,古代史書包括實錄體史書的編纂便在內容和主題上強化這一觀念,甚至達到了瘋狂的地步。

儒家貞烈觀念是隨著理學的興起而日益強化和加深的。在漢代劉向的《列女傳》中,對婦女的表彰不限於貞烈婦女,多數是有智慧和有道德的婦女形象。唐代對節烈的宣揚也相當淡薄。據惟一現存的《唐實錄》——《順宗實錄》來看,當時旌表的只是孝子順孫,而沒有烈女貞女。據該書卷三載,貞元二十一年四月戊申順宗皇帝下詔稱“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恤”,並無旌表烈女的記載。宋初這種節烈觀也不十分突出,據現存惟一的一部《宋實錄》——《宋太宗實錄》殘本來看,旌表內容有8處,據筆者統計,旌表數世同居“內無異爨”的有6處,旌表父死“廬於墓側”和事奉104歲高齡母親的孝行的2處,沒有一處是旌表節烈婦女的。只有一處,即《宋太宗實錄》卷七六,至道二年正月辛亥條,提到了節婦。當時合祭天地於圓丘,回禦乾元門下,太宗皇帝制曰:“天下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高蹈山林不求聞達者,宜令所在捜訪以聞。孤老、惸獨不能自給者,長吏倍加存恤。”這是因為宋代理學雖然在學術界討論地如火如荼,但並未獲得官方的正式承認。南宋理宗時才開始接受理學,但真正確立其統治地位的,還是元代中後期。

因此,從元代開始,實錄的編纂開始反映這種節烈觀念的變化。元代實錄已經散佚,其有關婦女節烈的記載無法考見,但據《元實錄》纂修的《元史》中,卻充斥著這方面的內容。《元史·列女傳》雖以列女名傳,但實際上大量充斥著節烈婦女殉情的記載:“有雷州朱克彬妻周氏,大都費岩妻王氏、買哥妻耶律氏,曹州鄭臘兒妻康氏,陝州陳某妻別娥娥,大同宋堅童妻班氏、李安童妻胡氏,晉州劉恕妻趙氏,冀甯王思忠妻張氏,饒州劉楫妻趙氏,東平徐順妻彭氏,大寧趙沄兒妻安氏、陳恭妻張氏、武壽妻劉氏、宋敬先妻謝氏、撒裏妻蕭氏,古城魏貴妻周氏,任城郭灰兒妻趙氏,棗陽朱某妻丁氏,葉縣王保子妻趙氏,興州某氏妻魏氏,灤州裴某妻董貴哥,成都張保童妻郝氏,利州高塔必也妻白氏,河南楊某妻盧氏,蒙古氏太術妻阿不察、相兀孫妻脫脫真,並以早寡不忍獨生,以死從夫者。事聞,悉命褒表,或賜錢贈諡雲。”[xxv]即以元末所修的《宋史》而論,裏面更是充斥著節烈觀念。《宋史》的《列女傳》,對節烈觀的宣傳,更加狂熱和露骨。如:“朱氏,開封民婦也。家貧,賣巾屨簪珥以給其夫。夫日與俠少飲博,不以家為事,犯法徒武昌。父母欲奪而嫁之,朱曰:‘何迫我如是耶?’其夫將行,一夕自經死,且曰:‘及吾夫未去,使知我不為不義屈也。’吳充時為開封府判官,作《阿朱詩》以道其事。”[xxvi]更有過份的是如下記載:“(建炎)三年春,盜馬進掠臨淮縣,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賊至,宣避之,曹堅臥不起。眾賊劫持之,大罵不屈,為所害。”

理學的發展使節烈觀日益獲得強化,特別是明清實錄中,旌表節烈婦女成了家常便飯。反映了理學強化所導致的婦女地位的日益低下和對男性的依附性愈益增強。明清實錄的《修纂凡例》,都宣稱突出節烈婦女的事蹟。如《明太宗實錄·修纂凡例》謂:“凡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悉著鄉里、姓名、行實。”《清聖祖實錄·修纂凡例》說:“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烈婦、烈女,並照例書,有奇跡奉特恩者另書。”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明清實錄均記載了大量節烈婦女為男人守節獻身的“事蹟”,有的記載達到駭人聽聞的地步,公然鼓吹婦女為丈夫殉情自殺。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理學家觀念的具體展現。《明太祖實錄》卷四八載,洪武三年春正月乙巳,“旌表當塗縣民孫添母鄭氏、黎德旺妻陶氏貞節。鄭氏、陶氏俱以年少夫亡,守節不二,有司上其事,詔表其門,複其家。”如果說以前的旌表是一二人的話,那麼此後便是成批地受到旌表。《明太祖實錄》卷八八載,洪武七年三月甲午,“旌表濟甯府單縣民孟思孝妻楊氏、保定府深澤縣民王志達妻李氏、邳州睢寧縣民週二妻許氏、蘇州府吳縣民陳已久妻孫氏、張成二妻唐氏、姚榮三妻黃氏、昆山縣民嚴華妻陶氏貞節。”

清朝原為女真人,屬於原始部落制度,沒有節烈觀念,因此《清太祖實錄》無一例旌表貞烈的記載,《清太宗實錄》也僅有一例。但隨著清廷入關,滿族在節烈觀上開始漢化,變得偏執。《清世祖實錄》的《修纂凡例》開始有旌表節婦的內容:“凡薦舉隱逸書;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悉著鄉里姓名、行實。”《清世祖實錄》卷一一載,順治元年十一月庚寅,宣府巡撫李鑒奏言:“鄉官盧某孫婦董氏、王氏,生員黑某妻馮氏,民陳王猷妻郭氏、婦胡氏並幼女,張萬全妻王氏、妾翟氏,王逢善妻張氏並幼女,俱潔身殞命。請賜恤旌表。”下所司知之。節烈之風開始蔓延到滿洲婦女身上。據《清世祖實錄》卷一二二載,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己卯,“旌表八旗節婦:鑲黃旗護軍參領管牛錄事宋鄂托妻那喇氏,年二十九夫故;拜他喇布勒哈番吳爾革妻那喇氏,年二十八夫故;正黃旗額爾色牛下巴牙爾圖妻費氏,年二十九夫故……皆守節至今,年俱五十餘歲。烈婦:鑲黃旗貴富牛錄下閒散人盧爾班特妻起氏,溫都禮牛錄下驍騎校鄂奈妻阿氏,正黃旗麥堪牛錄下都爾孫妻富氏,……皆以夫故殉節。色爾固德牛錄下兵何通機妻費氏,見夫病篤,先行自盡。各給銀建坊如例。”直到清末,朝廷仍然在大張旗鼓地旌表包括滿族在內的節婦。據《清德宗實錄》卷一三七載,光緒七年九月壬子,以孝貞顯皇后神牌升祔太廟禮成。頒詔天下。詔曰:“滿漢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該管官詳加咨訪,確具事實奏聞,禮部核實旌表……佈告天下,咸使聞知。”五四新文化運動,算是徹底摧毀了理學的節烈貞操觀念。

總之,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儒學對史學的影響是直接而顯見的。儒學在學術領域的統治地位,使其很容易滲透到史學中間,使史學的主題、內容、方法等都打上其烙印。當然,史學也並非完全受制於儒學,有時候還能夠對儒學予以修正。如當理學倡盛、輕視婦女觀念盛行之際,史學思想家章學誠通過歷史事實的考察,對這一觀念予以揚棄和修正。他針對傳統史學漠視婦女地位和模糊婦女形象的做法,主張恢復含義廣泛的《列女傳》以取代狹隘的《烈女傳》,以擴大婦女的入傳範圍和標準,使廣大的婦女特別是才女能夠入傳[xxvii]。主張直接以婦女為敍事主體,稱婦女姓張、姓王,而不應稱“張氏”、“王氏”,明確指出婦女事蹟的敍述格式:“當雲:‘某氏,某郡某人之妻’,不當雲:‘某郡某人妻某也。’”他還重視突出描述婦女的個性,以避免千人一面:“無事可敘,亦必詳其婚姻歲月,及其見存之年歲者,其所以不與人同面目,惟此區區焉耳。”[xxviii]這種重視婦女的主體地位、突出婦女個性的史學觀念,便與當時儒學的主張有所區隔,表現出史學相對獨立的個性特徵。

 


[i] 趙吉惠等主編:《中國儒學史》,《引言》第8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ii] 《清仁宗實錄》卷一八七,嘉慶十二年十一月辛醜。

[iii] 《清宣宗實錄》卷七三,道光四年九月庚寅朔。

[iv] 《清文宗實錄》卷二二三,咸豐七年四月甲午;《清德宗實錄》卷一一六,光緒六年七月甲午。

[v] 《清仁宗實錄》卷一八六,嘉慶十二年十月庚寅。

[vi] 《孟子·滕文公下》。

[vii] 《孟子·離婁下》。

[viii]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第77頁,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

[ix]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第80頁。

[x] 《明世宗實錄》卷四八五,“嘉靖三十九年六月戊戌”。

[xi] 《新唐書糾謬·序》。

[xii] 王稱:《東都事略》卷三九,《列傳二二·王禹偁傳》。

[xiii] 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續集》卷一。

[xiv] 洪邁:《容齋隨筆》卷四,《謗書》,第34頁,嶽麓書社,1994年版。

[xv] 如《谷梁傳·僖公十七年》卷一認為《春秋》該處有“為賢者諱”的現象;《公羊傳·閔西元年》三認為該處有“為親者諱”的微言大義;《谷梁傳·成公九年》四相信該處《春秋》有“為尊者諱疾”的史法。

[xvi] 以上俱見劉知幾《史通·惑經》。

[xvii] 劉知幾:《史通·曲筆》。

[xviii] 司馬光:《資治通鑒考異》卷八,《隋紀》。

[xix] 司馬光《資治通鑒考異》卷八《隋紀》,又王禕《大事記續編》卷四八也轉引了這段記載。

[xx] 司馬光:《資治通鑒考異》卷一六,《唐紀八》。

[xxi]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二一,紹興八年八月丁醜。

[xxii] 司馬光:《資治通鑒考異》卷三○,《後漢紀下》

[xxiii] 司馬光:《資治通鑒考異》卷三○,《後漢紀下》

[xxiv] 參見馮爾康:《清史史料學》,第154頁,瀋陽出版社,2004年版。

[xxv] 宋濂等:《元史》卷二○○,《列女一》。

[xxvi] 脫脫等:《宋史》卷四六○,《列女》。

[xxvii] 參見謝貴安:《試析章學誠婦女觀及對其史學觀的影響》,《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

[xxviii]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永清縣誌列女傳序例》,《文史通義校注》,第768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