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法王說”新解 - 黄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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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法王說”新解

黄海烈

 

作者简介:黄海烈,(1979年~),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讲师,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联系方式:电话 13019104118 电邮 這個 E-mail 地址已經被防止灌水惡意程式保護,您需要啟用 Java Script 才能觀看

 

 

 

荀子是战国时代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为宣传、捍卫和弘扬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为秦汉以后社会文化和政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了一位继往开来的儒学大师。这使得其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学术史上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i]所谓“法王说”是指先秦儒家的“法先王说”和“法后王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言必称尧舜,这就是所谓的儒家“法先王说”。荀子则开创“法后王”的观念,并着重加以强调。世人皆谓荀子“法后王”,但鲜有系统地对其“法王说”深入分析者,这就难免对荀子的相关言论产生错误理解和注释。如《儒效》篇:“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揜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拟怍,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清儒王先谦对其中“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一句,作了如下注解:“以浅持博,谓见其浅则可以埶持博也。先王,当为后王。以古持今,当为以今持古。皆传写误也。”[ii]王先谦在没有版本依据的情况下,遽然就将其定为“误写”,这显然受到传统荀子“法后王说”的影响和暗示,认为荀子口中的“大儒”应是遵守“法后王”和“以今持古”之儒,忽视了对荀子“法王说”的系统考察。王说的影响颇大,直至1979年,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编写的《荀子新注》一书中,仍沿用此说,并将正文径改为“法后王”和“以今持古”。[iii]所以,有必要在深入系统考察荀子“法王说”的基础上,对这一注释加以重新认识,以求获得更为确切的解释。

上古圣王的事迹距离荀子所处的时代已经十分久远,使人颇有渺茫难求之感,荀子为了使学说更加适合战国末世的政治局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了“法后王说”。[iv]他认为“舍后王而道上古”的说法就像是“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强调不仅应由前向后看,更应由后向前看。《非相》云:“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礼,礼莫大於圣王;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於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儒效》云:“言政治之求,不下於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故诸候问政不及安存,则不告也;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王制》云:“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荀子认为只要君子实施确实可靠的方法,即“操术”,便可“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只要君子真正掌握通审后王之道,才能“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拱而议,能够察今知往。”[v]这些观点和孟子的“法先王说”相比较,明显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法后王”的思想被突显出来。

荀子之所以提出“法后王说”,主要目的则是针对孟子“法先王”的观念。荀子批判孟子所鼓吹“法先王”的说法,认为孟子是“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所以才针锋相对地提出“法后王”的政治主张。[vi]《非十二子》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於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孟子“法先王”所不知的“统”,又将为如何呢?荀子认为是礼义,《儒效》云:“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尧、舜、禹皆为好礼义者,《解弊》云:“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性恶》云:“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荣辱》云:“今以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以相群居,以相持养,以相藩饰,以相安固邪?”《荣辱》云:“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大略》云:“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

何又为“礼”呢?荀子基于“人性恶”的伦理观,认为礼义起源是用于先王治乱。“分均则不偏,埶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埶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所以“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vii]《礼论》亦云:“礼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於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荣辱》云:“从人之欲则埶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大略》云:“礼者,其表也,先王以礼义表天下之乱。”荀子根据这一起源观,将礼按照功能分为“养”和“别”,“故礼者,养也”,以满足人的自然欲望,“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以区别人的社会属性。[viii]荀子还将礼视为一种人们应当遵守的道德评判标准。《致士》云:“礼者,节之准也。……礼以定伦。”《大略》云:“礼者,人之所履也。”《礼论》云: “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因此,礼对于君主来说,在己可以正身,在人可以为标尺。《修身》“礼者,所以正身也。”《儒效》云:“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人伦尽矣。”礼对于政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功能,修礼可以王、可以得天下、可以呈治世。《大略》:“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王制》云:“故修礼者王。”《强国》:“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议兵》云:“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天论》云:“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

荀子认为,先王之道的“统”尚应包括“尚贤使能、赏罚分明、本义务信”,这也是治理国家所必须遵循的。《君子》云:“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强国》云:“夫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非独一人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强国》云:“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倍信而天下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富国》云:“故先王明礼义以壹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奸邪不作,盗贼不起,而化善者劝勉矣。”荀子认为古圣王提倡礼乐,并有立乐之方和立乐之术。所谓“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ix]《乐论》云:“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

由上可见,荀子提倡“法后王说”,只是反对孟子的“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反对和彻底放弃儒家的“法先王说”。首先,在认识论方面,荀子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差异,单纯看到事物的一面就会造成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而这却是经常被人们忽视的错误认知。故他说:“《解弊》“故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所以,他认为,“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远,无近,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这也是荀子的自道之语,因为在其思想中就存有“古今一度”的观念。《非相》云:“夫妄人曰:‘古今异情,其以治乱者异道。’而众人惑焉。彼众人者,愚而无说,陋而无度者也。其所见焉,犹可欺也,而况於千世之传也!妄人者,门庭之间,犹可诬欺也,而况於千世之上乎!圣人何以不欺?曰: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故乡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愚者闻其略而不知其详,闻其详(小)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由此可以看出,荀子认为不存在着“古今异情”的情况,所以思想中也就不应存在“是古而非今”,或“是今而非古”的观念,而是主张贤者应该“闻其略而知其详,闻其详(小)而知其大也”。

其次,荀子言论中不仅极其推崇“法先王”、“先王之道”,而且论说中到处充斥着“先王”的代表尧、舜。[x]如当秦昭王问荀子“儒”有什么用处时,荀子回答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xi]荀子认为言不合先王者,即是“奸言”,《非相》云:“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在指责十二子的言论中,认为惠施、邓析的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不法先王,不是礼义”,《非十二子》云:“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荀子的人才思想中,取舍人才的标准之一,便是看所用之人是否明了先王之道。《君道》云:“晓然独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国之安危臧否若别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则天下为一,诸侯为臣,小用之则威行邻敌。”荀子把尧舜作为先王之道的代表,衡量天下是否得治的标准。《大略》云:“先王之道,则尧、舜已。”《王制》云:“案平政教,审节奏,砥砺百姓,为是之日,而兵剸天下劲矣;案然修仁义,伉隆高,正法则,选贤良,养百姓,为是之日,而名声剸天下之美矣。权者重之,兵者劲之,名声者美之。夫尧、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荀子还将舜禹视为古圣王的代表,舜禹的时代看作古圣王的鼎盛时代,认为这是后世人君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王霸》云:“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惟诚能之求?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如是,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荀子认为尧、舜是善教化者,乃天下之英,尧更是不用刑杀而天下治。《正论》云:“尧、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尧、舜者,天下之英也。”《议兵》云:“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荀子还曾借尧舜之口来讨论“人情”的问题。《性恶》尧问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於亲,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禄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问焉!”荀子在晚年的作品《成相》篇中,更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系统地叙述了尧舜禹的事迹与道德品行,并自陈云:“观往事,以自戒,治乱是非亦可识。”[xii]

再次,荀子十分推崇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而孔子又恰恰是儒家“法先王说”的始作俑者,那么完全否定了“法先王说”,便是否定了孔子,这是荀子所做不到的。荀子认为仲尼、子弓这样的君子是与舜、禹一般,皆为圣人之属。《非十二子》云:“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甚至认为只要是君子,即便是自拟与舜禹这样的古代圣王也不算为过,《不苟》云:“君子……言己之光美,拟於舜、禹,参於天地,非夸诞也。”《解弊》云:“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於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荀子认为,如要平息十二子之“奇谈怪说”,达到“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的境界,则必须“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xiii]由此可以看出,荀子既不会反对孔子,也不会完全意义上的反对儒家“法先王说”。

基于对待孟子、孔子迥异的态度和看法,荀子在《儒效》篇中对儒者进行了两种划分:一种是分为大儒、小儒两类,“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另一种则更为细化,分为大儒、雅儒和俗儒三类。“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是大儒者也。”从这些对儒者的划分中可以观察到,荀子这两种的划分中的“大儒”,应该指的是孔子,因为在同篇中即有“大儒者,虽隐於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得以为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穷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杰化之,嵬琐逃之,邪说畏之,众人愧之。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而“俗儒”则是指子思、孟轲之流,因其首要特征“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正与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讥弹子思、孟轲“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的说法相一致。

综上所述,荀子“法王说”是以“法后王”为核心,但并不完全排斥“法先王”,只是针对孟子,认为其“法先王说”是“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以此进一步强调“法后王”的重要性。清儒王先谦对《儒效》篇中“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一句的注解,要将“法先王”遽改为“法后王”,将“以古持今”改为“以今持古”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法先王”和“以古持今”的大儒应是荀子敬重推崇的孔子,所以王先谦的那种认为荀子单纯“法后王”、完全反对“法先王”的机械化注释应当予以纠正。

 


[i]吕文郁师:《荀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载于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主编:《第一届“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40页。

[ii]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第二册),中华书局,89页。

[iii]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年,105-106页。

[iv]蒋伯潜、蒋祖怡认为,诸子改制皆喜托古,惟法家则主变古,荀子的法后王,也和法家的变古有交互影响的关系。(详见蒋伯潜、蒋祖怡:《诸子与理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58页。)这种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葛志毅师就曾认为,荀子思想应受到法家思想的一定影响,对原来的儒学体系因此有某种调整,但在根本上终究未离儒家大体。(详见葛志毅:《荀子学辨》,《历史研究》,1996年3期。)并且荀子的学生韩非在《韩非子·显学》中谈到:“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馀岁,虞、夏二千馀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於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这是比荀子“法后王说”激烈的多的言论,但其思想来源则极有可能受到荀子的影响。

[v]《荀子·不苟》。荀子援引“后王”的事例尚为繁多,散见于《荀子》各篇中,如《王霸》、《议兵》、《强国》、《正论》、《赋第》、《成相》等等,此处不再繁引赘述。

[vi]荀子对于孟子是持批判态度的,但后儒对此颇感怀疑。宋儒王应麟就认为:“荀卿非十二子,《韩诗外传》引之,止云‘十子’,而无子思、孟子。愚谓荀卿非子思、孟子,盖其门人如韩非、李斯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当以《韩诗》为正。”郑良树则在《〈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轲”条非附益辨》一文中,通过将《非十二子》篇与《韩诗外传》的详细比对,认为“《非十二子》的确将子思及孟轲并列于其他十子,而加以批评;后代学者为儒家讳而作的解说,皆一厢情愿,并非事实。”(详见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228-237页。)荀子对孟子的“性善论”批评的最为激烈,提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性恶论”。

[vii]《荀子·王制》

[viii]《荀子·礼论》

[ix]《荀子·乐论》

[x]在荀子学派的古帝王系统中,已出现五帝三王的称号,如《非相》:“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大略》:“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由上引文中可以考察到禹、汤以下的古圣王并不在“五帝”中,而只能算作“三王”。《议兵》又有“是以尧伐欢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於天下也。”在《议兵》篇的引文中禹、汤又被划入“帝”范畴之内,此前后有相互矛盾之处,但由此也可看出尧、舜在《荀子》中一直被当作是“五帝”的成员,所以完全可以将尧、舜视为“先王”的代表。

[xi]《荀子·儒效》

[xii]《荀子·成相》

[xiii]《荀子·非十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