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孔子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站起来 - 王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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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孔子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站起来

王殿卿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示我们:

- 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我能知多少?

--要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基础,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如何落实?

-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建设文化大国,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何以做到?

要落实这个讲话的具体行动,就要重建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教育体系,让孔子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站起来。

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可以说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民族与其文化共盛衰、共存亡。文化认同与国民身份认同紧密相连。

1999年,台湾曾有过一个社会调查,29%的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18%认为是中国人,有42%左右的人认为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后两项之和为六成。

短短几年,陈水扁上台后推行去中国化,有93%的小学生,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认为自己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的寥寥无几。

有人戏言,如果阿扁再干50年,再经过两代人后,台湾回归无望。

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了,这个民族也不复存在。文化兴亡,教育有责,而道德是文化的灵魂。

2008年,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面对美国人对中国毒奶粉事件的追问,温总理说,希望所有企业家身上流淌道德的血液。

外电有评论说,“中国已经进入缺德的时代”,有的商店在明显的地方张贴“本店无中国货”提示,为了让进店的顾客放心。

建设一个有道德的国家和天下,才能建设一个和谐的国家与世界,这是当代人类共同的历史责任!

也是我们纪念辛亥百年的一种实际行动!孙文曾经挥笔写到“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

 

然而,用何种道德文化,来建设21世纪的人类道德?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只靠基督教文明,已经难以奏效,它至少在中国未能显灵。200年前,法国启蒙学派的领军人物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未发现任何东西……”,他又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同样,另一位启蒙学派的重要人物,霍尔巴赫也说过,法国要繁荣,必须“用儒家道德取代基督教道德”。

200年后的今天,面对人类道德迷失,回味当年启蒙学者的断言,重新开发两千五百年前孔子的道德智慧,重建21世纪的人类道德,可能是一条光明可行之路。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毫不夸张的说,此种治国治世之道,至今仍有普世意义。一个社会的和谐运行,既要有外在的他律,更需内在的自律。耻,乃一种自律心理,一种可贵的社会心理。有耻,则知所为、所不为;无耻,则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当国人均知荣辱,一个法律多如牛毛、警察无处不在、监狱到处林立,社会成本昂贵的社会就不会降临人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国民缺少道德文化训练,那么再多的 法律、警察、监狱,也难以长治久安。因此,下定决心进行道德文化建设,尤其是从娃娃开始的中华美德教育,可能是一种建设和谐社会的前瞻治本之策。

从百年文化摧残到百年文化复兴,我们有幸赶上了文化建设的新时代,十五大提出“文化建设”,十六大提出“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精神家园”,而在建党90周年之际,胡总书记这番讲话,意味着中华文化再次复兴的时代已经拉开序幕。

中华文化何以复兴,任在诸君!

(摘自2011年7月18日四海孔子书院大学生国学师资营会上的发言,有删节)

资料:(朱学渊2011-7-31)

王殿卿道德与法律资料:这些观点,基本思维一是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阶级论和革命论;二是西方模式论。用前者证明“危机”与面临“革命”,用后者药方最终“治病”,。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有产无产,不是当今中国所独有。美国本土的财富占有,以及它在全球的财富占有数据,统计出来,不知与当今中国的相关数据相比,是个何种情景?

★在治理国家与社会的实践中,要总结哪些经验与教训?

重物质,轻精神;重法律,轻道德;重智育,轻德育;重眼前,轻长远。这可能要从“过秦论”中,研究历史教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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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维稳模式实际上对民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用政治镇压对付经济诉求,用国家暴力对付和平抗议,其恶果之一,就是凭空制造出许多国家敌人。许多人的上访、抗议是为了自己的经济物质利益,诉求非常明确,而且行为合法,但是在现有的维稳模式下,这些上访人或抗议者往往被劳教、被关进精神病院,甚至被判刑,他们最终演变成了敌人。

于建嵘:仇官仇富是中国基本社会心态

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官民对立日趋恶化,中国民众的怨气越来越大,已构成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社会学者于建嵘就指出,仇官、仇富、仇警是今天中国最基本的社会心态。他认为,将来一定会发生非常大的动荡。

根据这些海外学者的研究与大陆学者的分析,当局的政治镇压手段,导致中国发生较大民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可以肯定,用镇压防止大规模民变的维稳思路是“饮鸩止渴”,其结果,一定是越饮越渴。

于建嵘说:“前一个阶段它靠的是改革开放、什么政绩、GDP、什么发展的效率;最近一个阶段开始有人重回革命、要把原来革命的合法性又拿回来,这是今天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它今天很困扰,什么教育都没有用,你讲所有的理论提出来,都在老百姓那里变成了笑话。”

目前,用于暴力维稳的经费已超过军费。于建嵘表示,为了“维稳”不惜牺牲民生和一切资源,甚至把文革那一套都拿出来了,实际上存在巨大的风险。

于建嵘说:“我们需要政治改革,而且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今天要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假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把宪法法律当成草纸,我们都怀着一腔的仇恨,我认为中国社会将来一定会发生非常大的动荡。”

《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蛋糕”最大的部分被付出少却有权的人占有,付出最多而没权的人只能得到剩余,这就造成了社会的仇官仇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