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关于占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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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关于占筮

 

我们的本义,只解经文,谈《易》理,不涉及占筮,无奈《易》是以筮书的面貌出世的,我们无法避开,不得不讲述自己的观点。

一,占筮,是民族文化的一部份:文化,是人类生存实践和劳动实践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人的智慧的结晶。广义的讲,它涵盖了整个民族的历史,存在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乐律及人们日常生活所有领域中,当然也包括自然现象,地理环境诸特点,在人们意识形态中的反映。除了音乐,舞蹈,文学,美术以外,人们的衣食住行无不蕴含着文化的因素,故整个民族的群体意识是通过文化而显现出来,占筮、祭祀是群体意识的一种表现。

溯其源,占筮应源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系辞》的开篇就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也”,其意是说:我们的民族是信奉天的民族,认为天上神仙高贵,地上凡间低贱,这种思想模式早已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在天地间已久于陈列定位。因此,人们欲通过占筮,达到“天人”相通,以脱离低贱而从贵。《系辞上》第十一章对古人这种观点作了描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 这段话有两层内容:前一部份是对天、地、人,一切事物在理论上的定位。八卦所表示的物种为万物之本,因为天地人都源于太极,都是阴阳体组成,所以天人是合一的。后一部份是“明乎天之道,而察民之故”,讲述的是占筮的意义。以天地变化、日月昭辉、探赜索隐、崇高至贵、利器尽用对占筮作了注脚。

占筮,为何用蓍草龟板,也是学者自古探讨的问题之一。汉代思想家王充《论衡. 卜筮篇》这样记载孔子的一段话:“子路问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藿苇葶芼,可以得数,何必以蓍龟?’孔子曰:‘不然,盖取其名也。夫蓍之为言耆也,龟之为言旧也。明狐疑之事,当问耆旧也。’” 此乃谓用蓍龟之故。蓍,《说文解字》:“蓍,蒿属,生十岁百茎。《易》以为数,天子蓍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这里说了蓍草的特点:多年生草本,茎类植物,多而广,容易取之意。同时也说了《易》占,只是为数。地位不同,应用的规格也不同,并不含“灵兆”之意。“龟,旧也”是说其老,自古把它与“寿”联系在一起。生命长岁数大就意味着阅历深,经验足,对事物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多而易取,因资历深,认识事物深刻,应是古人用蓍龟“明狐疑之事”的本义。再者,从“说文”中,“蓍草”只是“为数”,应认为是在没有文字或文字不全的远古时期,先民用来记事的数。在渔猎的生产劳动中,先民出于本能地记录投入和产出。即当天参加狩猎的人数,随手取蓍草放在一旁作记号,归来时,与蓍草对照一下,检查是否有损失。在计算产出时,即所取的猎物可用一根蓍草,也可在土、石壁上画上“—”作为一只猎物的符号。为了区别猎物的大小,凶猛或温顺,或雌或雄,是另一个符号“--”产生的原因。“吉凶”,是谓投入的损益和产出的多寡。后者伏羲借用“--”和“—”名以阴阳,代表事物的成份,并绘制八卦,把宇宙间的物种归为八大类,也应是蓍草与占筮结下的不解之缘。

先民本能的生产记录,形成了质朴的统计学,对生产进行了总结。“吉凶”,就是经验的总结。投入的损失和产出的多寡,是“吉”与“凶”的理念。遵循“吉”的经验,摈弃“凶”的结果,也就形成了决策管理的雉形。占筮,原于生活,用于生活,是先民的一种决策方式。

我们是信奉“天”的民族,信奉“十方万灵真宰”。行为的决策,是否顺天意,是

“吉凶”成败的关键所在。如何进行占筮,进行决策。《系辞.下》最后一章内说出了其中关系:“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天地设位”是说“万能的主”把世上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包括风雨雷电,地震星殒等。这些被定位的东西是永久的,并没含有“吉凶”的性质,如果不防范它,甚至违背它就“凶”。“圣人成能”,是指只有圣贤者才懂得它,了解它,防范并不违背它。“人谋鬼谋”,谋者,决策也。遵循“天地设位”的规律,才能“人谋”,决策成功,否则“鬼谋”,决策失败。“百姓与能”,是说百姓仿效圣人之法进行决策,并普及了占筮。

从原始的本能的生产记录,到对生产、生活理性的总结;从总结的结果,到行为的选择;从风风雨雨的自然现象,到主宰万物的“天”,是人们在岁月长河里由“象”到“质”的认识过程。占筮是人们欲通过“象”,认识“质”的方法之一。由于“天高莫测”,无法及之,于是就披上神秘的外衣。科学再进步,我们都无权认为其荒诞,因为它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我们民族群体意识的一种表现。

二,占筮,反映了人性之本:真、善、美,“人之初,性本善。” 应是人的本性。我们曾说《易》是综述人性,即人生哲理的专著,是因为真、善、美,涵盖了整个《易》理。说它是哲理之书,是因为它阐述了真善美之道;说它是筮书,是因为它讲了真善美之用。占筮,是追求真善美的手段之一。人之生活,没有不追求幸福的,人之社会,没有不追求完美的,人之事业,没有不追求成功的,人之交往,没有不追求诚信的。真,谓人的是非准则,善,谓人的道德规范,美,是人的幸福观。《文言传.乾》,把“元,亨,利,贞”译为“真、善、美”:“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虽然“君子体仁”,但由于天赋于人的个性不同,也就决定了人在社会上的差别。人们欲通过占筮寻求弥补差别之道,达到至善至美,是永久的课题,是占筮生命力之强的关键因素。

三,《易》理蕴含着占筮:通常谈到占卜,会联想到预测未来,也会想到孔子的神机妙算,刘伯温的“烧饼歌”,和十六世界中叶法国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这是把占筮庸俗化了。关于孔明,准确地讲,其一生是失败的一生,六伐败北,蜀汉帝业暂短,究其原因,是逆天意,违背历史前进之道,虽然他“贞固足以干事”,也仅为“人亡政息”。谓其“神机妙算”,是原其知识的积累,特别是天文地理的知识,能根据具体情况,不同的人或事,及内部因素,外部条件,采取较为正确的对策,因此在对待一城一地的争夺上取胜的概率较大,处理具体事务上较得体,也可称其是战略上的失败者,战术上的成功者。关于刘伯温,顺应社会发展之进程,采用《易》变之理,去匡助明王朝立业。战术上也偶有失策,战略上基本是成功的。至于“烧饼歌”,就是走街串巷的打油诗,卖烧饼哪有不走街串巷的。

明王朝已过我们三百六十多年,其历史是否应验了“烧饼歌”呢,难以说清楚。具书所说,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常常是通过入梦或“化入”而洞察到未来一切的,果真如此,称谓“天人合一”的灵感。我们认为:诺查丹玛斯诗词怪诞,并语词多义性,而造成对后世的或多或少的事件的应验。我们所讲《易》的占卜性,是否如此呢,我们可作“不”的回答。其一,卦爻辞虽然深奥难懂,但它每爻每字都在民族语言涵义之内,区别在于当时的语言特色和该文体特色,附以连词,增添主语便可看出是逻辑性很强哲理论文(见“卦爻辞的语言特色”)。不仅在民族文字的字义内而能通解,而且六十四卦之间,每卦辞与爻辞之间,各爻辞之间,结构严谨,整体性很强。其二,《易》的占卜性,是指对社会发展的定格,讲述如何遵从“天道”才“吉”,否则就“凶”。因此它告诫世人,遵从“天道”和不遵从“天道”的成功与失败。

《易》之成书已三千多年,它所定格的社会发展轨迹,人生运行规则,至今还在遵循着。大到征伐,立国;小到家庭,个人言行,不仅过去如此,将来也不会越其格。如《噬嗑》列举的四种狱讼方式;《小畜》的以家庭农耕的生产模式;《大畜》的大产业及社会分工;《晋》的发展论和《讼》的“矛盾论”等,我们无不在遵循着。但我们反对以《易》“溺于象占”,同意孔子“《易》所以占吉凶,无恒之人,《易》所不占”(何晏引郑玄解《子路》),这与“善为《易》者不占”(《荀子. 大略》),“《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张载《横渠易说》)是一致的。我们生活在社会上,遵循《易》之道,以其道谋事,以其道修身进德,无须占筮,也会“何天之衢”“无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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