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义理性格 - 朱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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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义理性格

朱雪芳-《毅圃》2002年6月 第三十期。

 

《大学》的成书背景

<大学>原为《五经》中《礼记》四十九篇的第四十二篇。在汉、唐时代未受重视,至唐韩愈在《原道》中引用<大学>章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来引证儒家道统,始被注意。张横渠也曾推许<大学>是出于圣门;又二程亦表彰<大学>、<中庸>二文。此后,<大学>、<中庸>常并称;迨至南宋朱子从《礼记》抽取<大学>和<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辑成《四子书》又名《四书》,为之分章注释,重订<大学>章句,加上<格致补传>,并订<大学>为《四书》首卷,视为学者入德之门,使之有独立地位;自此以后,士林推重,《四书》受元、明、清君主推崇,定为科举首业。[1]一跃成为儒家必读经典,地位更超越五经,影响甚深。

关于《礼记•大学》成书时代,由清人至近代学者,考究甚详,然争议亦多。现根据劳思光、徐复观及岑溢成诸先生的分析,综合如下:

所谓《礼记》,根本为编辑而成之书,其资料来源先后不一;其时代则最早在河间献王时,究竟河间献王所献之《礼记》,乃何时期之作品,亦不能定。至大小二戴编选、马融补足等过程中,保有旧记若干,尤不能知;是否掺杂编补者自作之文,亦未可定。[2]

所记之文,甚至对伪托之各篇作者——如周公作<月令>,曾子作<大学>,子思作<中庸>,公孙尼子作<缁衣>等等,皆以为确然。于是不仅孔颖达尊此书为经。[3]

“《礼记》在西汉时编辑成书, 书中各篇作者不祥。汉儒郑玄曾指出其中四篇作者,也许是传闻或臆测”,[4]至今<大学>古本作者亦无从考订,仍阙疑。现从大学的内容分析,其常引先秦文献, 行文流畅,系统一统,结构清晰;因此推断<大学>的作者是个熟读先秦文献、系统性强、重视儒家心学,并且发扬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佚名隐士。

至于《大学》的成书时代,徐先生从文献的内容考究,他认为:

欲解决《大学》成篇的时代问题,我觉得应先从“大学”一词的本身加以考察。在《诗》、《书》、《易》、《仪礼》、《周礼》、《左传》、《国语》、《论语》、《老子》、《墨子》、《孟子》、《庄子》等重要典籍中,皆不见有“大学”的名词。[5]
从先秦多部文献的考查,皆不见有“大学”这个名称,相信在先秦时尚未有“大学”这个名称。至于《吕氏春秋》<十二纪>已有与“小学”相对之“大学”,……不称大学而称之为“学”乃说明大学之观念尚未形成。[6]所以“大学”此观念在秦代尚未流行。

直到《礼记》的出现,始见有“大学”这个名称。徐先生亦谓:

正式提出“大学”名称的,在《礼记》中除<大学>外,计有<祭仪>、<王制>、<学记>及《大戴记》之<保傅篇>。<保傅篇>取自贾谊上书,……<王制>乃汉文帝令当时博士所编。……<祭仪>亦成于西汉儒生之手。[7]“大学”或“太学”的观念,乃西汉初年才流行的观念。[8]

综合上述诸家文献考据,“大学”这名胜在西汉之文献中,广为人用,故大学或太学是西汉前流行的观念。并且,《大学》成篇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或者详尽一点,在《尔雅》出之前、汉武帝前。作者不祥。

至于<大学>单行本时代问题,过往学者认为:“宋司马光作《大学广义》一卷,及<致知在格物论>一篇,而<大学>始有单行本”。[9] 在宋朝司马光撰《大学广义》及<致知在格物论>二文后,《大学》才开始独立成书。

但依《张载集》记载,“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诗》、《书》无舛杂。《礼》虽杂出诸儒,亦若害义处,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10]横渠认为《礼记》虽然是杂书,然而,<中庸>与<大学>却是继承儒家系统的文献;同时视为《礼记》的篇章。所以<大学>尚未有单行本;而且据岑溢成的考据,<大学>由于朱子编订《四子书》后,才开始有单行本。

据朱子辑录二先生语:“<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11]从而可知二程认为<大学>是孔子的学生或孔门一系的后学所写的文献。程伊川又谓“《礼记》言‘克明峻德;顾是天之明命,皆自明也。’皆由于明也。”[12]《礼记》所记载“克明峻德;顾是天之明命,皆自明也。”此句本是<大学>内文,程伊川视此句为《礼记》所言,即在北宋时期<大学>仍然未成单行本。
<大学>篇章虽然未成书本,地位已相当高,《二程遗书》又记载程伊川答门人语录谓“棣初见先生问:初学如何?曰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13]

从上述文献记述所知,程伊川虽极表彰此文,此种所谓《礼记》言,实即<大学>言,二程及他们的弟子还没有视<大学>为独立文献,依然被视为《礼记》中的一篇。因此,<大学>成书于朱子辑《四子书》始正式成为独立文献。故总结《大学》的成书背景及演进过程如下。

<大学>原是《礼记》的一篇,初不受重视。最先标举此文,视之为有代表性的儒家典籍是韩愈;程伊川因此赞许韩氏有卓识。现推断的结论是,在北宋<大学>得到司马光作《大学广义》注解、横渠推许及程伊川的大力表彰,使<大学>普遍受到儒者重视;及至南宋,朱子于孝宗淳熙(1174-1189)时编订《四书章句集注》,<大学>才真正单行,逐渐成为儒家的根本典籍。另一方面,岑先生认为“元仁宗以后,《四书》及《四书章句集注》被定为科举首业,<大学>更进一步随《四书》成为各学校的基本教材,更成为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14]至元代仁宗之后,《四书》被官方定为应考必读之书;在此历史机缘下,《四书》被发展为普遍教材,广泛地为士人所读诵,加速了《四书》的流行程度。

《大学》工夫纲要:“三纲领、八条目”

从思想史的发展,先秦儒家思想,由夏、商的原始宗教精神,至周代的逐步蜕化、发展、建立成为以人的道德理性为中心的雏形。从神意性质的天命,蜕化而为春秋时代的道德法则性质的天命。从外在的道德法则的天命,经孔子发展而为的内在于生命之中的“仁”,“仁”成为人生命本质的性。从作为生命本质的性,孟子承孔子提出的人生命之内的“仁”,横竖撑开,[15]定名为人的生命中自己作主的“义”,成为每一个人当下可以把握的心。

依各儒者脉脉相承,递相继承发展,出现<大学>一文。《大学》全书主要表达“大学之道”的内容与实践步骤。理论架构以三纲领、八条目为主。三纲领是全书的总纲目,八条目是实践工夫的次第步骤。内容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层次分明,指出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世界。由个人心性直通家、国、天下,由主观的实践到客观的实践。即儒家首重道德实践,成圣成贤的根本要点。全篇内容综合孔、孟思想,表达出儒家的伦理学是顺人之情,由亲及疏,由近而远。引文方面,又配合《诗》、《书》等文献,作具体的指引,开出系统性的内容。下列引述《论语》、《孟子》等文献为证:

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6]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7]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上。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迓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18]

以上文献皆是依据孔、孟由己立立人,成己成人,由亲及疏,关怀他人的德性伦理学的表现。固《大学》即依此孔、孟的德治观念,开出具体指引而又有层次的作品。

下文是《小戴礼记》<古本大学>始段: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19]

《大学》首章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是学做大人的方法,可说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方法,由个人内心修养开始,表现于行为,在生活中感化他们。这样由内而外的方法,近似孟子。《大学》以“明明德”为基础,以“亲民”为目标,以“止于至善”为终极理想的德治社会。“明德”是每个人与生俱来,不待外铄的道德本性。“明‘明德’”是自觉地彰显这与生俱来的本性。[20]唐先生曾谓“《大学》之明明德,为充内形外,以显内外统体是一明之义。”[21]明明德是由内心的充实而表现于行为,达到内心与行为一致。

儒学是成德之教,以修养成圣贤为目标,三纲领是依“人心”的无限呈现、扩展,并且由忧患意识[22]而开展,如《论语•述而》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就是这种忧患意识的无限扩展的表现;所以,既重视自己的修德,改过迁善,又重视推己及人,己达达人的仁心的无限扩展。此为理想的人生。但是,事实上,人性中除了光明的心灵外,还有随身躯而来的本能欲望。这些本能欲望与光明的心灵同在生命中不断的作用着。两相比较,本能欲望的作用明显易见,心灵的作用却深细难知,容易陷溺于物欲的生命。故此,必须通过内在的省察,在自己心灵的活动中自觉地体悟这心灵纯莹澄澈的存在,让心灵主宰生命,并充量地彰显于生命之中,荡除所有杂念邪思,令本能欲望得到适度的节制及合理的排遣,由此确立道德的人格。同时,在内在道德的不容已透显下,必不忍见其他人沉沦于物欲之中而思有以提挈之,亦必不忍见万事万物之失其序而思有以安顿之。所以,主观方面,以个人自己修身;客观方面,以家、国、天下为对象。

故此,明明德固然以自觉地显发自己的明德为本,不被心理或生理的冲动或欲望所遮蔽牵引。但其中实已蕴藏着显发每一个人的明德的悲愿。天生即有光明澄澈的心灵,都可自作主宰;只因个人在气质上有所差异而有殊别。因此,立人之道,并非去宰制他人,为他人安排一切,而是先觉者一方面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另一方面则通过礼乐教化,以启迪他人自觉,使他人自作主宰,去除物欲,不断提升自己的德性,显发天赋的光明的心灵,这就是“亲民”。从明明德到亲民,了无间断,使心灵所具的天理,普遍地、具体地呈现于人伦日用之间,令万事万物无一不恰如其理,而皆臻至于极,这就是“止于至善”。由道德来教化人心,导正风俗民情,使人民“有耻且格”地安分守己,是儒家博施济众的成就,亦是在事功上的崇高的体现。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全篇的主旨,亦是全篇的总纲目,故称三纲领。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语虽分别有一“在”字,却不可因此言这三语表示各有独立的纲领。而是三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本末始终的互扣关系,互为涵摄。“明明德”前一个明字是动词,后一个明字是名词,本有的明德,即光明本有的德性。亲民有二义:(1)重作新民。(2)是由亲及疏。由仁心的不容己地不断推扩,直推向至善。至善没有实指定义,只是虚词,表示迈向无以复加之境。由道德实践成就人的道德性与伦理性。换句话,人一旦自觉,便要求自我真实化,自己实现自己,即由修己、安人而造成完美的人格。

“八条目”为达致三纲的程序,中间又有“六部工夫”提示修新工夫的程序。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子说:“此八者,是《大学》之“八条目”也。”循着一定的程序逐渐开展的实践方法与步骤。从修辞上可纯粹表示发生时间的先后、前后的因果关系、价值的趋向,也是条件的关系。由格物至平天下是顺取方向,即物有本末,由内向外展开,从道德主体转化客观世界;从道德主体的转化至客观世界的转化。由平天下至格物是逆转方向,即事有终始,由外向内展开,客观世界由道德主体建立,即先有目标然后回溯工夫始点。无论是顺取或逆转,皆可回环互用。

“六部功夫”是“知止、定、静、安、虑、得”,是内在修心功夫的次第程序。知止、定、静、安、虑、得是正心的基本工夫。“内圣之学”的实践方法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此为道德自我的建立。以能在生活中修身为道德自我的完成。儒家的道德心驱使,不以个人的成德为满足,不仅要求自己的独立自足。由道德情感的流露,感而遂通,故进一步实践“外王之道”。实践的方法有亲及疏,由近至远。所以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发展人文化成的世界为理想。

《大学》“格物”义的可能解释

“八条目”中,“格物”为成的工夫的始点。但《大学》原文释格物章句,本已失传,朱子修订“大学”章句,为使《大学》全书条理清晰,加上“格物补注”,使全文意理更具系统性、架构性。然而,亦因朱子对“格物”的解释,后来被学者认为不合《大学》“格物”本义,引起后来儒者多番争议,诸般议论中,莫衷一是。毕竟,诸儒各有其独特的精湛见解,成为中国儒学近八百年的话题,亦有各家精义可知诸家理论的根本方向的异同。

先从字义解,“格物”的“物”字,诸家皆释“物”解为“事”;然而解释“格”字的字义则歧义甚多,不胜枚举。徐复观先生在《中国人性论史》书中从训诂的研究记载:

《一切经音义》[23]卷二十二引<苍颉篇>“格,度量也”;六朝人多用此义,清人颇从之;然对《大学》而言,实嫌宽泛。按《说文》之上,“格,木长貌”,此本义于先秦文献中殆无可征考。《尔雅•释诂》上,“格,至也”。<释诂>上,“格,升也”。<释言>三,“格,来也”。<释训>“格,举也”。此皆引申义,以之释《大学》的“格物”,似均不甚妥帖。[24]

由汉朝至清朝的学者对“格”字的研究均有不同的意思。无论从训诂的考据或义理的分析均有不同的解释。他们的结论或是意思相近或是南辕北辙,皆有其独特的见解。在训诂方面,由于语文有它的生命力,在不同的时代对同一个“名词”可有不同的意思,随时代而发展或可丰富它的意思。这是受到风俗、习惯性、潮流的影响下,语文便有它的时代性意义。或在特殊的情形下亦可有它的特殊的意思。以下再简列由东汉至明代各大儒者对“格”字的不同释义。

东汉郑玄及唐孔颖达皆释为“来”(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25]

张载释为“去”(格去物则心始虚明)[26]

司马光释“犹捍、御”(能捍御外物)[27]

程明道释“至、止”(格,至也;或以格物为止物,是二本也)[28]

程伊川释“穷”(穷究事物之所以然之理)[29]

朱子释为“至”(穷至事物之理)

王阳明释为“正”(正其不正以归于正)

郑玄及唐孔颖达以训诂的方法释“格”为“来”,意思是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平面地在表面阐释。司马光释“格”为“犹捍、御”,意思是能捍御外物,消极地取出外物,停留在表面的层次。张载释“格”为“去”,意思是格去物则心始虚明;这里相较司马光进一步,不单止去除外物,还再深入地讨论格去心中之物,才可回复本心虚灵明静的状态。程明道对“格”字的解释,由“至”至“止”,有发展性的过程,贴合生活实践的情况,接近人生的修养进程。程伊川释“格”为“穷”,意思是穷究事物之所以然之理,客观地寻找事物的根源性,有西方传统的科学精神。朱子释“格”为“至”,意思是穷至事物之理,寻找具有普遍性的义理,亦近似西方的科学精神。王阳明释“格”为“正”,意思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正面地、积极地肯定客观事物的价值意义,确立人为万物的价值根源。

若从“格”字原初义是祭祀时神的降临意思,如释“来”、释“至”皆是恰当,亦是训诂上的通义。但从义理的推演,则“格”字可依据学者的系统架构而定出言之成理的合理解释。

综合上述各家的解释。郑玄、孔颖达、程明道及朱子的解释较合“格”字的原初义。郑玄及孔颖达只是直述传统说法;程明道及朱子则依据传统说法再配合个人的观点。程明道、王阳明意思相近,积极地扩充本心的虚灵明觉。司马光、张载意思相近,消极地去除扰心之物。程伊川、朱子意思相近,透过可观的外物以使本心澄明。其中程明道的释法较特别,程明道释格为“至、止”,程明道对格字释义有再发展的意思,所以有两重意思。程明道释格为“至”与朱子意思相近,再由“至于物”发展至“止于物”,则止于物亦有正物义,此义则与王阴阳“正物”义相近。注意一点,程明道此翻解释,除义理上的体认外,亦暗合他活泼的性格。

由汉代至明代的儒学发展进程分析,宋、明儒家较唐代深入精辟,宋代张载等大儒生长在推扬儒学的风气下,随各人的生活体验、性格、思辨能力,深化了对儒学的了解,解释固能鞭辟入里。

以上是由东汉至明代各大儒对《大学》“格物”之格字的释义皆不同,在1500年间时有争讼。现在先从《大学》内容分析,全文系统性强,一理平铺,平实简单,皆从正面指点实践工夫,充满阳刚性、虚灵性,暗合孔、孟坚毅不屈的进取精神。又从上文所述孔、孟所谓“德之不修,…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格君心之非”都是相信人心本善,但有不善障蔽。“格”字皆有“去除”、“遮拨”义。所以,“格”字又去除人性负面的气禀,和使过剩的物欲得以平衡。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补遗》中,“格”字下云:“感格双声”。又云:“又为感”。《书•君奭》,格于皇二十八篇中,有十九个格字;凡过去以‘至’为训的格字,若改为‘感通’为训,即无不怡然理顺。《论语》的‘有耻且格’,《孟子》的‘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等,亦皆应以感通为训。徐复观先生在《中国人性论史》中假定:“格”字之第一引伸义为“感”,再由感而引伸为“来”。其他,则皆为后来一再引伸之一。《大学》“格物”的原义,似乎应当作“感通于物”来解释。[30]因此,根据先秦文献《论语》、《孟子》对格字的常用用法不妨这样假定《大学》“格物”的原义是由心感通于物,“物”为心、身、家、国、天下等。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感通之义。

在另一个角度看,从历史的发展中观察,语文的发展自有其生命力。语文由人类所创造,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的发展与形成是受人性、气候、地理、风俗、习惯、科技所影响,更受时代、潮流所改变。所以时代变迁,语文的定义和语意的运用有其时代性,皆会随时代的 迁移而作出适度或相应的改变,与时并进。在此亦可了解语文的根本性与可变性。所以“格物”一词的意谓可作以上的演变过程。

另一方面,<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及“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等语分析。“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是从物事对举的方法,事从关系言,物从具体事情言。“大学”中的“物”是指心、身、家、国、天下言;“格物”即是感通于心、身、家、国、天下,对于心、身、家、国、天下发生作用;亦即是发生修、齐、治、平之“事”的效果。所以,“格物”义不一定是单一的定义,它内可明体、外可达用;内可使自己明体、外使人与物及事上的感应,能通内外,冀望人与人的互相影响的互动过程通向人文化成的世界。

 

[1] 参考岑溢成著,<大学之单行及改本问题评议>下,页2,鹅湖月刊,九卷六期,1983。
[2] 劳思光著,《中国哲学史》二,页34,香港:友联出版社,1981。
[3] 劳思光著,《中国哲学史》二,页34。
[4] 岑溢成著,<大学之单行及改本问题评议>下,页8。
[5] 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页266,台北商务印书馆,1994 。
[6] 参见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页268。
[7] 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页268。
[8] 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页269。
[9] 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页265。
[10]《张载集》经学理窟义理篇,中华书局,1978。
[11] 《二程集》卷二:明道语及卷二十二上:二先生语二上。
[12] 《二程集》卷十九,伊川先生语五。
[13] 《二程集》卷二十二上:二先生语八上。
[14] 参考岑溢成著,<大学之单行及改本问题评议>下,页7。
[15] “横竖撑开”是参考陆象山语:“孟子十字大开,更无隐遁”,改写而成。
[16] 《论语• 宪问》。
[17] 《孟子•离娄下》。
[18] 《孟子•梁惠王上》。
[19] 孙希旦著,<小戴礼记•古本大学>,《礼记集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20] “明‘明德’”,明是良知内在的光明,即先验的自学能力;唯此始能将善性彰显。此成王阴阳致良知的思路。
[21] 唐君毅著,《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页125,新亚研究所出版,1974。
[22] “忧患意识”是徐复观先生研究先秦哲学所提出的名词,徐复观先生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二及第三章均有论述。
[23] 玄应著,《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二<苍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4] 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页288。
[25] 孔颖达著,《礼记正义•大学第四十二》二,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1955。
[26] 《张载集》经学理窟义理篇。
[27] 司马光著,《司马温公文集》卷十三<致知在格物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8] 《二程集》卷十一,程明道先生语一。
[29] 《二程集》卷十八。
[30] 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页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