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負與經史試論歐陽修的學術人格 - 陈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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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負與經史

試論歐陽修的學術人格

陈书良

 

陈书良教授,湖南长沙人, 1978 年考取武汉大学魏晋隋唐文学研究生,原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学所所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湖南商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院学术委员、院学术带头人。 兼任湖南省文史馆馆员。参加过第二届香港国际儒学讨论会。 陈书良教授在学术醉心六朝文化研究,多有独特识见,人称“ 六朝人物 ” ,是目前国内知名的六朝专家。近年他又致力于古代诗文与人物研究,与商学院其他学者一起提出中国商业文学的概念,是全国商业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主要成果有专著《郑板桥评传》,巴蜀书社1984 年版;《绝世风流郑板桥》,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小品文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六朝烟水》,现代出版社1993年版;《唐伯虎传》,陕西旅游出版社1994年版;《云麓梦寻》,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寂寞秋桐》,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六朝如梦乌空啼》,岳麓书社2000年版;《旧时月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艺文考槃》,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南宋江湖诗派与儒商诗潮》,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其主编的三卷本《湖南文学史》获省政府二等奖。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文心雕龙]风格论》发表于日本九州大学《中国文学论集》第十三辑,学界反响较大。已出版的古籍整理书籍近三十部,如《史记》、《春秋左传》、《鹿鸣丛书》等受到学界一致好评。陈书良在学术上获得过较多的奖励,除各级学会和市级奖励外,计有省部级奖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一次,四等奖二次。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坡湖南商学院中文系,邮编:410205,电话:0731-8686633/6277444 电子邮箱: 這個 E-mail 地址已經被防止灌水惡意程式保護,您需要啟用 Java Script 才能觀看

 

一  藏明用晦  反得其明

由于北宋特定的政治制度和政策、尤其是科举制度的改革,唐代那种考试与有权势者推荐相结合的方法巳被摒弃,而代之以“过硬”的糊名卷试、闭院阅卷,影响、规导了一代士大夫的生活和思想风貌。一般地说来,唐代士子入仕前结交权贵,多有漫游的经历;这就使得他们阅历丰富,人情练达,眼界开阔,抱负不凡。唐人所短,亦是其长处;宋人所长,亦是其短处。宋代的士子讲究“持重”,书本知识丰富,注重做学问,生活情趣较唐人高雅,但多不谙世情,生活面狭窄,气概亦较局促。因此,唐代著名诗人如李白、杜甫等往往不是学问家,然而宋代著名诗人如欧阳修、苏轼、陆游等同时又是大学问家。这些文坛领袖的做学问,对于尔后“宋学”的发展,具有登高而呼的作用。如果单纯从学术界的角度看,则借用《易·明夷》“用晦而明”正义:“藏明用晦,反得其明”是十分恰当的。这些有才华的文人为远祸全身而研究学问,不让自己的聪明才智消耗在政治功业上,这种“蹈晦”之道其结果是,他们丰硕的学术成就反而造就了其赫赫声名。

欧阳修当然也具有这样的“共性”。他少年时本来是胸怀大志的,如他在《绿竹堂独饮》中自述:“予生本是少年气,磋磨牙角争雄豪。”入仕后,他自诩“尔知平戎竟何事,自古无不由吾儒”;“平生又欲慕贾谊,长缨直请系单于。” (《听平戎操》)他认为“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宋史》本传)即使对一些他所看重、视为“遗贤”的诗僧,他也总以“西北苦兵战,江南仍旱枯。新秦又攻寇,京陕募兵夫。圣君念苍生,贤相思良谟”来劝说,希望他们能够还俗,为国效力。(《送昙颖归庐山》)但是坎坷的仕途、险恶的官场往往使他不得不约束自己的雄心而埋首学问,以适应“持重”的世风。景佑四年,欧阳修看到南国的锦鸡,曾作有《金鸡五言十四韵》,诗的前半部分描写了锦鸡五色斑烂,而又为美丽的羽毛所累,以致被人诱捕。结尾云:

有身乃吾患,断尾亦前戒。不群世所惊,甚美众之害。稻梁虽云厚,樊絷岂为泰?

山林归无期,羽翮日己铩。用晦有前言,书之可为诫。

欧阳修的“用晦”之道,就是当朝廷任用为谏职或中枢时,则尽心尽责,毫不荒怠;当受贬外放或任为史官时,则淡泊明志,埋首经史。诚如他夫子自道:“往者曾任夷陵县令,及知滁州,以罪谪官,闲僻无事,因将五代史试加补辑。”(《免进〈五代史〉状》);“闲中不曾作文字,只整顿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与梅圣俞》)他的好友梅圣俞《宛陵集》卷六《代书寄欧阳永叔四十韵》也记叙了欧阳修穷厄治学的情况:

聊咨别后著,大出箧中篇。问传轻何学,言诗诋郑笺。飘流信穷厄,探讨愈精专。

欧阳修为这种“精专”的探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对于经学,尤其是《诗》、《易》,他孜孜不倦,研究了一辈子。他在《试笔·系辞说》中承认,关于《易·系辞》非圣人所作的观点,就独力坚持了二十五年之久。对于史学,他更是殚精竭虑,从景佑二年(1036)到皇佑五年(1053),用了十八年的时间,写成《新五代史》初稿;从至和元年(1054),到嘉佑五年(1060),用了七年的时间编写《新唐书》;《新唐书》告成后两年即嘉佑七年,他又把长期搜集整理的金石拓本编成《集古录》一千卷。从嘉佑八年(1063)到熙宁四年(1071),又用了九年的时间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

正由于欧阳修一生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放在经史著作方面,所以成果煌煌,其荦荦大者有《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诗图》一卷(佚),《诗谱补亡》一卷,《诗解》一卷,《新唐书》二二五卷,《新五代史》七十四卷,《十国志》卷数不详(佚),《宋志》,《帝王世系图》(佚),《三朝圣政录》十卷(佚),还有与经史考据有关的《集古录》一千卷(佚、)《集古录跋尾》十卷,他参与编修的《崇文总目》六十六卷。这些成就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都是极为卓出的。

需要指出的是,欧阳修虽然致力于经史学术的研究撰述,但他并不是故纸堆中的蠹鱼,经纬天地的抱负、忧国忧民的情怀,仍然情动乎中,形现乎外,不时在其学术著作中闪现。他在《与尹师鲁书》中曾对朋友倾诉:“吾等异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后世之名。”他治史很注意研究前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所论述的重点多在政治得失,意在以垂鉴戒。如《新五代史·唐六臣传》有一段论朋党的文字说:

呜呼!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其余存者,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而亡。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予人者,必进朋党之说。夫为君子者,故尝寡过,以欲加之罪,则有可诬者,有不可诬者,不能遍及也。至欲举天下之善、求其类而尽去之,惟指以为朋党耳。……可不鉴哉!可不戒哉!

这是又一篇《朋党论》,义理兼赅而情动乎中,其借古讽今之旨,痛贬时弊之意,于激昂汹涌之行文中峥嵘尽现。再如《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论兵事的一段:

自古夷狄服叛,虽不系中国之盛衰,而中国之制夷狄,则必因其强弱。予读周《日历》,见世宗取瀛、莫、定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官讥其以王者之师,驰千里而袭人,轻万乘之重于萑苇之间,以侥幸胜。夫兵法,决机因势,有不可失之时。……世徒见周师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机也。……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莫三关,遂得复为中国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为夷狄。彼其为志岂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壮哉!夫兵之变化屈伸,岂区区守常者所可识也!

这段不短的议论讲的是历史,针对的却是现实。欧阳修希望宋代统治者能够一改懦弱无能委屈求和,象周世宗那样奋发有为,抵抗外侮。我们试结合看欧阳修在英宗治平二年所上的《言西边事宜第一状》,他从朝臣的熟识边事、将帅的作战经验、士兵的素质、器械的改良、城垒的加固、元昊与谅祚的才能等几个方面的对比,说明英宗治平年间较之仁宗庆历年间敌我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他提出了主动出击的作战方针,制定了轮番出击、声东击西、敌疲我逸的战术。这些内容和上引《四夷附录》所论兵事互为表里。《四夷附录》所批评的“守常者”,亦即是《言西边事宜第一状》中所指责的“当时将相,为谋不重”。

总之,在抱负与经史的纠缠冲突中,欧阳修走过了一条痛苦的心路历程,他隐忍致君尧舜的抱负、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治国兴邦的韬略,将自己的大量心血倾注到经史撰述中去,终于取得了第一流的学术成果。在耕耘和收获中,亦体现了他卓特的学术人格,那就是大胆的疑古精神、强烈的功利色彩和科学的求实态度。

大胆的疑古精神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而创新意味着不墨守成规,不拘泥旧说,其基础是大胆的疑古精神。这是一个学者独立的学术人格的极为宝贵的素质。也许是对于周围政治生活中令人窒息的因循苟且的“持重”之气的不满,也许是对于自己迭遭政治打击的另一种形式的反抗,欧阳修在经史研究领域中尽情地渲泄自己的才情胆识,从而表现出一种前无古人的大胆的疑古精神,并对以后的学术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云:“(修)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毛诗本义》云:“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这些评价都是十分恰当的。

欧阳修的疑古精神大胆彻底,振聋发聩。汉初鲁、齐、韩三家诗说标今文诗学,“毛诗”后起,由毛亨、毛苌(人称大毛公、小毛公)而得名,称古文诗学。东汉以后,“毛诗”渐盛而三家诗渐废。晋以后“毛诗”独尊。唐初孔颖达订《毛诗正义》,朝廷用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更为时人所崇尚。旧说《诗序》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作,是“圣人”之言。所以很长一段时期,它对于解说《诗经》篇章主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欧阳修首先发难,作《诗经本义》、《诗解》、《诗图》,对它的权威性提出了勇敢的挑战。其中《诗经本义》前十二卷共一零九篇,以《诗》题标目,先以“论”辨毛、郑得失,次以“本义”断以己见。欧公以后,学者群起响应,郑樵作《诗辨妄》,攻击《诗序》是“村野妄人所作”;朱熹作《诗序辨说》,说《诗序》“皆是后人杜撰”,“实不足信”。至此 “毛诗”逐渐失去了权威性,《诗经》研究也别开生面,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清代纪昀说:“汉儒重师传,渊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汉儒过于信传,宋儒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我以为,纪昀所言汉宋治经方法之异很扼要精当。在宋代学风的转捩中,无疑欧阳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仅于《诗经》,欧阳修还将怀疑冷峻的目光投向了《易》。他认为《易》之《系辞》不是“圣人所作”。他在《传易图序》中说:

读今《周易》,有“何谓”、“子曰”者,至其系辞,则又曰圣人设卦系辞焉。……盖汉之易师,择取其文以解卦体,至其有所不取,则文断而不属,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谓”而后言“子曰”者,乃讲师自为答问之言尔,取卦体以为答也,亦如《公羊》、《谷梁》传《春秋》,先言“何曷”,而后道其师之所传以为传也。今上系凡有“子曰”者,亦皆讲师之说也。

他从语言、行文上找到突破口,认为《系辞》是汉代讲师所为,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另一些篇章也非“圣人之作”。他在早年所作《易童子问》中说:“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大概此论一出,遭到世人诘责,所以欧阳修又写了《易或问》解释前人未言《系辞》非圣人作之原因:“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论,何也?曰:何止于《系辞》?舜之涂廪浚井,不载于六经,不道于孔子之徒,盖里巷人之语也。”中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家,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典籍汗漫错杂,伪托增删司空见惯;无疑,欧阳修的论断不失为真知灼见。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种大胆的疑古精神惊世骇俗,在当时给作者带来何等巨大的压力。欧阳修去世七年以后的元丰二年,他器重的后学苏轼从家中旧箧中翻出了欧阳修留下的一些零星札记,据苏轼说:“此数十纸,皆文忠公冲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其中有一纸札记上说:

予谓《系辞》非圣人之作,初若可骇,余为此论迨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为然也。六经之传天地之久,其为二十五年者将无穷,而不可以数计也。余之言,久当见信于人矣,何必汲汲较是非于一世哉!(《试笔·系辞说》)

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一位学者坚贞的事业心与深沉、独立、自信的情怀,千载以下读之,仍觉光彩照人。

我认为,欧阳修的大胆的疑古精神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正是由于有这两个特点,才使得他大胆而不虚妄,疑古而不惑乱,家法谨严,自立门户,开后世士林学风,标一代学者人格。

其一是“信经而不信传”。自汉以来,儒学定于一尊。至唐时,学者不但崇信经书,连解释经书的传注之说也不敢稍有违逆,甚至还有本末倒置的现象。其实那些传注义疏都是本诸六朝,对于经义并无发明。诚如章炳麟《检论·案唐》所云:“唐初五经正义,本诸六代。言虽烦碎,守拙不巧,足以观典型。”这种学风到了中唐以后,开始发生变化,如啖助、赵匡等对《春秋》的研究,就打破了三传的束缚。欧阳修在啖助、赵匡等的影响下,明确提出:“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书,予不知也。”(《春秋论》)“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春秋或问》)他在《廖氏文集序》中自信地说:

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屡为说以黜。而学者溺其久习之传,反骇然非余以一人之见决千岁不可考之是非,欲夺众人之所信,徒自守而莫之从也。余以谓自孔子殁至今,二千岁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焉与修同其说也?

敢于发抒己见,指陈旧说得失,坚持真理是一个学者学术人格的光辉体现。事实证明,在经学研究中,“信经不信传”是正确的。不到二千年——南宋以后,欧阳修的主张己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了。诚如清乾嘉学者钱大昕所云:“当宋盛时,谈经者墨守注疏,有记诵而无心得。有志之士若欧阳氏、二苏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经,蕲以矫学究专己守残之陋。”(《潜研堂文集》卷二六《重刻孙明夏小集序》)显然,欧阳修发挥了一位旗手的作用。

其二是治学严谨,虽存疑惑而不随意轻改前人之说。这当然也是一个治学方法的问题。欧阳修在《诗谱补亡后序》中这样谈到自己研究《诗经》的个中甘苦:

予疑毛郑之失既多,然不敢轻为改易者,意其为说不止于笺传,而恨己不得尽见二家之书,未能遍通其旨。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犹不尽人之辞而欲断其讼之曲直,其能果于自决乎?其能使人必服乎?

将学术上的是非比之于折断讼狱,可见欧阳修为学谨慎如履薄冰了。皇佑五年,他的朋友姚编礼录示自已对《礼记》中的谬误的看法,欧阳修复信说:

《礼记》杂乱之书,能如此指摘其谬,其功施后世无穷,非止效俗儒著述,求一时之名也。然其中好语,合于圣人者多,但当去其泰甚者尔,更宜慎重。如《坊记》一篇,难破,请更思之。

在肯定姚的功绩之后,语重心长地告诫以“慎重”,这当然是经史研究的极其可贵的学风。欧阳修自己在经史方面的著作就充分体现了“慎重”的态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毛诗本义》对欧阳修的“敢议毛郑”并不完全肯定,但对其治学作风是赞赏的,指出他对于毛郑二家之义不是随意翻新,而是“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论正之。”“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拘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我以为,这些评价不仅仅是对欧阳修在学问土的成就的肯定,而且也是对于他的学术人格的肯定。

强烈的功利色彩

欧阳修的学术人格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并构成他的经史研究的基本色调。诚然这是遭到很多人非议的,认为是其治学的缺点所在,然而窃以为也是他极其难能可贵的特点所在。

欧阳修在给门人徐无党的信中说:“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志。”(《答徐无党第一书》)他给朋友尹师鲁的信中也说:“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与尹师鲁第二书》)我们只要细读其经史方面的代表作,就可以知道,所谓“善善恶恶之志”,所谓“心”,就是指在严肃的学术探讨中带有浓厚的个人感情,抹染有强烈的功利色彩。欧阳修的经史研究都贯注了这一特点。谓予言谬,择二端以说明之。

其一,欧阳修在撰著史书时,对于文词往往有特定的用法。苏辙在《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中指出,欧阳修所撰的两部史书“本经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如《新五代史》,欧阳修行文时,“用兵之名有四:两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有罪曰讨,天子自往曰征。”(《新五代史·梁本纪》开平二年六月注)得地之名有二:“易得曰取,难得曰克。”(《梁本纪》开平三年四月注)战败之名有二:“我败曰败绩,彼败曰败之。”(《梁本纪》开平元年五月注)降附有别:“以身归曰降,以地归曰附。”(《梁本纪》开平三年六月注)诛杀有别:“当杀曰伏诛,不当杀者以两相杀为文。”(《梁本纪》开平二年六月注)反叛有别:“叛者,背此而附彼;反,自下谋上。”(《梁本纪》乾化二年六月注)欧阳修这种“叙事则寓褒眨,行文则求简约”的行文义例不仅是一种编纂方法问题,而且体现了他的学术人格。历代历史学家对此是评价很高的。赵翼《廿史札记》卷二一云:“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章学诚对《新五代史》颇有贬词,但对于这一点他也承认:“欧阳之病,在逐文字而略于事实。其有佳处,则本纪笔削深得《春秋》法度,实马班以来所不能及。”(《文史通义》外篇一《史学例议上》)综观欧阳修的《新唐书》与《新五代史》,我以为上引评论并非溢美之词。

其二,欧阳修认为,“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有足可叹者;因而他于《新五代史》每篇发议,都以“呜呼”冠于篇首,发以千古浩叹。如《唐六臣传论》开篇云:

呜呼,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谓不仁之人哉!

“呜呼”是感叹词。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引欧阳修的话说:“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法,余为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正由于欧阳修撰述时怀有“善善恶恶之志”,“聊欲因此粗伸其心”,所以才克制不住强烈地表露自己的感情。

以上两端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是缺点还是长处,见仁见智,在这里就不拟深论了。

科学的求实态度

务实是欧阳修人格美的主要特征之一,他的杰出的经史成就和他的求实的学术人格是分不开的。

首先,欧阳修表现了对学问的尊重,对客观历史的尊重。他服膺的“春秋书法”的根本精神是“不没其实”。在《春秋论中》中,他开宗明义就说:“孔子何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他最反对“诬以虚名而没其实善”,亦即为了褒贬而不顾历史事实的治学态度。例如后唐以来学者多以梁为伪,欧阳修却从事实出发,认为:“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庙社稷,而能杀生赏罚,以制命于梁人,则是梁之君矣,安得曰伪哉?”(《或问》)在尊重客观历史的前提下,他坚持在《新五代史》中立了《梁本纪》,并且在《梁本纪论》中理直气壮地说:“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是《春秋》之志尔。”

其次,欧阳修的求实态度表现在力扫神学迷雾,维护了经史研究的科学性。欧阳修是坚决排斥佛老的。他在《集古录·唐华阳颂》的跋尾,借论唐玄宗的迷信事迹对佛老二氏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甚矣佛老之为祸也!佛之徒曰“无生”者,是畏死之说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贪生之说也。使其所以贪畏之意笃,则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然而终于无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

他还以调侃的口气,写诗给净照大师:“佛说吾不学,劳师忽款关。吾方仁义急,君且水云闲。意淡宜松鹤,诗情叩珊环。林泉苟有趣,何必市廛间?”以儒家政治理想(仁义)自许,俨然一代儒宗!

欧阳修这种反对佛老的思想也贯穿在他的经史研究中。如他在《新五代史·周世宗纪》中,记载了显德二年大毁佛寺,“禁民亲无侍养而为僧尼及私自度者”的事实,并且赞扬周世宗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从而抨击了佛教的虚妄。类似的排压佛老的议论还可见于《新唐书》的太宗、穆、敬、文、武、宣宗的纪赞中。

再次,欧阳修在撰著史书时,不是拘泥于陈法,而是根据时代社会实际创立了一些新志、新表和新传,这也体现了科学的求实态度。如《新唐书》增加了旧史所无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兵志》记述了唐代府兵制的“废置得失”,《选举志》记述了唐代科举取士、官吏铨选的制度。马、班以来史学家长期忽略史表,而欧阳修在《新唐书》中编制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新五代史》有《十国世家年谱》等。《宰相表》反映了唐代宰辅名号、员额的多变,《方镇表》反映了唐代特有的“方镇之患”,《宰相世系表》反映了唐代诸臣“务以门族相高”的士族制度的余风。《十国世家年谱》列举十国嬗递,为学者稽考史实提供了便利条件。自此以后,宋辽金元明清诸史无不编制史表,可见欧史影响之深远。欧阳修还创立了一些新的类传。如《新五代史》的《义儿传》,叙述了李克用多用义儿“以成功业”,反映了五代收养义儿的特别风尚。《伶官传》则论述了李存勖败于优伶的历史教训,从不为世人注意的侧面探讨了兴亡之理。

最后,欧阳修进行经史研究,常常旁采博收,以求存实。如《旧五代史·历志》载王朴《钦天历经》四篇中亡失一篇,其它三篇也“简略不完”。欧阳修在历算家刘羲叟的帮助下,找到了王朴的原书,补全了《钦天历》,将其载入《新五代史·司天考》,这是对我国天文学史的重要贡献。还有《四夷附录》也增补了许多有关少数民族的史料。其中《契丹录》中,根据胡峤的《陷虏记》,记载了胡在契丹的亲身见闻。《于阗录》中,根据高居晦的记录,叙述了高出使于阗时所见山川诸国的情状。这些对于旧史都是重要的补充。欧阳修还创造性地集录大量金石用以考辨史籍讹误,他自庆历五年至嘉佑七年十八年间搜集鼎铭碑志法帖一千卷,命名《集古录》,在此基础上,他考订史实,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为我国金石学之始。如他据高参所撰《唐汾阳王庙碑》载郭子仪微时破墨姓处木、讨沙陀处密事,证《旧唐书》记载之误:

右郭子仪庙碑。高参文。其叙子仪功业不甚详,而载破墨姓处木、讨沙陀处蜜事,则《唐书》列传无之。盖子仪微时所历,其后遂立大勋,宜乎史略不书也。然《唐书》有处密处月朱耶孤注等,皆是面突厥薛延陀别部名号。余于五代史,为李克用求沙陀种类,卒不见其本末。而参谓处密为沙陀,不知其何所据也。按陈栩《子仪家传》亦云讨沙陀处墨十二姓,与参所书颇同。《唐书》转蜜为密,当以碑为正。(《集古录跋尾》卷八)

短短百余字,有校勘,有考证,严谨新颖,确足称道,表现了他求实求真的苦心孤诣。这种以金石考证历史的方法以后经薛尚功、赵明诚的发展,也蔚然成为一个特殊的学术领域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成果的优劣反映了学者学术人格的高下。欧阳修的学术人格既体现了他勇于进取的一面,又体现了他严谨稳健的一面,是其取得丰硕的学术成就的原动力,是值得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