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学说与和谐思维 - 吴怀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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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学说与和谐思维

吴怀祺-文史知识2005年第7期

 

太极图与太极学说

    太极学说(包括太极说、太极图像及其意蕴)是中国民族文化融合、更新的产物,是易学总体的发展。

    太极学说是在宋代儒道释文化融合时期形成系统的,是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太极图学说与道家文化有关。又是对道家思维的改造,这一点可以从有关的易图看得出来。《宋史•朱震传》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书》,(刘)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敦颐作《通书》,程颐著《易传》,(张)造《太和》、《参两篇》。”
 
    道家陈抟无极图(图1)可上以溯到河上公、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等,其图式的读法是由下向上,意在说明炼丹过程是“逆则成丹”:即玄牝之门到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到五气朝元,进而是取坎填离,最后是炼还虚,复归元极,因而称为无极图。

    周敦颐的图式(朱震所进本的图式(图2),较符合周氏的理念)从整体看,和陈抟的无极图相似,但其意蕴却是一次根本性的改造,千万要注意这一层的变动。其读法是由上向下,意在阐释: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复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宜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万物化生,万物化生而变化无穷焉。
显然,这是从重在关心个人长生之术的炼丹图式,改造为天人宇宙的结构图式。清人黄宗羲、黄宗炎以及胡渭等强调周敦颐的思想与道学的关系。是不理会周氏思想的根本点。
 
  
  朱熹是一个伟大的理学家,为了构建理学体系,他特别强调周氏与二程学说的渊源关系,把周敦颐当作宋代理学始祖了,上接于孔孟。后人不理会这一层,非难朱晦庵,实则不达学术大体。朱熹在整理周氏著作时,提出的太极图式(图3)则把理气观
融合到《太极图》里去了。这样的《太极图》凝含了理学思想的根本观念。《太极图》在朱熹那里成了理学体系的反映,是本体论又是宇宙观、社会观以及伦理意识等的全面说明。他的立意在于:强调《太极图》为周敦颐的发明,从而切割了与道家的联系,所谓“不由师傅,默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领要”。朱熹又“依据程氏‘体用一源’说,将周敦颐的宇宙发生论纳入其本体论的体系,从而消除道家和道教学说的影响。此种理论体系的转变,又是通过对阴阳和太极的解释而实现”(朱伯昆《易学哲学史》第29,华夏出版社,1995,438页)。所谓“周子之作《太极图说》,朱子特为之注解,极其推崇。至谓‘得千圣不传之秘’,‘孔子后,一人而已”’(参《宋元学案》卷12《濂溪学案》“黄百家按”)。对于朱熹的太极观,务必从朱子学术整体上去理解,否则不能真正理解太极学说的要义。
 
 
 
    陈抟的先天太极图(图4)把太极的阴阳包含、圆融变通联系观念表达出来。后世的阴阳鱼太极图(图5)与此有直接的关系。以后雷思齐、张理、来知德、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以及胡渭等,都有自己的太极观。    王夫之在“占学一理”、“彖爻一致”、“乾坤并建”的思想指导下,在《周易内传》等著作中提出“阴阳者,太极所有之实也”、太极实是“氤氲相得,和同而化”等观点,把传统太极学说提高到新的境界。王夫之对《太极图》的理解,别开生面。他说:“绘太极图无已而绘一圆圈尔,非有匡郭也。如绘珠之与绘环无以异,实则珠环悬殊矣。珠无中边之别,太极虽虚,而理气充凝,亦无内外虚实之异。”(《思问录外篇》)以阴阳无限联系的观念理解太极图式,使太极学说得到升华。

    太极学说也是对佛释的改造与吸收(参潘雨廷《易与佛教•易与老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按照朱熹创立的形而上学体系,万物以“理”(先天的模式)为本,以“气”(“以太”或物质)为源。如房屋的范式为“理”,砖木则由“气”发展而来。一物各有一“理”,“众理”之全则为“太极”,理之与太极,是“月印万川”的分享关系。正如费正清所说:“这种思想显然是受了佛学的影响,同样,宋代理学家借用佛教思想的概念,发展出一套用太极、阴阳、五行之间的关系来表示的万物演化循环的理论。但理学思想的核心一如早期儒学,强调将其思想应用于伦理、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实践之中,后世之人往往不加思索地信奉理学,对他们而言,理学中的伦理和社会思想确实也是非常重要的。”(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70页)

    太极学说的形成是易学发展的新阶段.这既是易学象数派的发展,也是义理派的发展。也就是说,太极思维的形成是易学的总体发展。太极学说在形成过程中,与孟喜卦气说、京房的八宫卦说、纳甲说、五行说等均有联系,和易纬的思想也有相通之处。

    《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曾经将易学分成两派六宗。说:
    ……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房)、焦(延寿),入于机祥,再变而为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一•易类一》)

    象数与义理两派在宋代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象数派有陈(抟)、邵(雍),义理派有胡(瑗)、程(颐)。但在宋代易学史上欧阳修是应当提及的,其重要性不在胡瑗之下。以史证易,也不当始于李光、杨万里。实际上,以史解易在欧阳修、司马光那里,就已经看得很清楚。即使是象数派如邵雍、朱震等也何尝不言史?

    应该说,太极学说形成体系,又对于宋代理学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周)敦颐作《太极图》究万物之终始,作《通书》明孔孟之本源,有功于学者甚大”(《四库全书别集类二•周元公集提要》。周氏前后,对太极学说发展有一批人,也有不同观点者,本文只能着重以周敦颐的学说为代表,展开讨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通书》相附为用,有道与儒的结合,有《易经》与《中庸》的结合,“诚即所谓太极”命题的提出是很典型的。

太极学说的和谐思维

    太极学说体现出了整体、辩证、联系等思维方式,但其中最突出的是和谐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的思维在很多学说中都有体现,如《老子》、《庄子》、《论语》、《孟子》、《中庸》以及《吕氏春秋》等,都有关于和谐思想的论述。

    《周易》充满了和谐的观念,在易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太极学说,发展了这一观念,其和谐的思维方式,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和合”的整体思维。易之体系本身体现出对宇宙世界、社会和人事的思考方式。《周易》的最基本元素是爻,就蕴着“变”,“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系辞上》)。由爻而卦,由八卦而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整个《周易》体系便是联系与变动的体系。《周易》谈卦变、爻变,一卦有下卦、上卦,上下卦各爻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发生变化。比如《乾》卦中各爻,从初九爻的“潜龙勿用”、九二爻的“见龙在田”,再到九五爻的“飞龙在天”,这里的“潜”、“见”到“飞”。以“象”示事物的“萌芽”、“产生”到“壮大”的运动变化。六十四卦都有自己运动的系统,整个易,就是一个运动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社会与宇宙在并置与分离的冲突的秩序中关联起来”([英]葛瑞汉《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A.C.Graham:Yin—Yang and the Nature of Corrlative Thingkingl,中译文本收进《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索》,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太极学说作为易学的一环,显然也体现出了整体、联系、辩证的思维方式。

    《周易》认为,宇宙是个秩序井然、和谐庄严的有机整体。《周易•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传》的作者把“易”、“太极”作为万事万物、天地人的统一体,由易、太极而有两仪、八卦,而生宇宙万事万物,我们曾称之为“太极宇宙论”、“太极整体现”。“太极”是《周易》的最高范畴,是宇宙的本原,宇宙万物由它而生,依它而长,据它而存,最后以它为归。宇宙万物在“太极”之中“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共同构成一个秩序严谨、高度和谐、“保合太和”的有机整体。而这一整体并不是由同一种物质构成的那种混同一体的所谓整体,而是由具有阴阳两种相互对峙之性能的东西(两仪)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而构成的生生不息的和谐整体。阴阳两种物质还可进一步具体分为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四种物质(又称为“象”,如四时之春夏秋冬、方位之东西南北)和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类物质(八卦)。《易传•说卦》详细说明了这八类物质的具体内容。这是一个建立在象数思维基础上的宇宙分类系统,它把宇宙中的万事万物看作是一个紧密相关的有机整体,一个完整的对应系统。《易传•序卦》在说明《易经》六十四卦排列顺序内在原因的同时,也表明了它的世界观,即认为宇宙万物对社会、人生是一个秩序严谨的动态和谐整体(郑万耕、赵建功《周易与现代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144页)。   

    二是太极学说的和谐观念是动态性的和谐思维。太极文化的和谐思维,是阴阳抱负动态的平衡思维。从史学观念来说,是盛衰变动,又是盛衰相互包含的历史思维。太极学说的出现,明白无误地表示出了天地阴阳、社会盛衰的联结,所谓“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四库全书•集部三•别集类二》,《周元公集》卷1)。《太极图》的阴阳相互包括,在阴阳消息变化中进行运动,表达的是整体的平衡,但不是静止,其中有阴阳互动,有五行的相互作用,在四时运动中,有二气交感、化生万物的流动。总之,历史追求和谐,但这种和谐又是处于运动中的,是在动态的消息盈虚中达到的平衡与和谐。

    三是太极学说展示出了天地人联结中的和谐,是以“人”为中介的和谐思维。从八卦卦爻形阴阳、乾坤、天地的内涵,到大衍之数占蓍之法,都反映出《周易》是把天地人联系起来思考的。《系辞》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返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天人之际的思维是和合的整体思维。周敦颐解释说,在天道、地道与人道中,人道的意义是:“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四库全书•别集类二•周元公集》)

    这一点很重要。天人关系的探究,是古代思想家讨论的重要课题。包含天地人之道的太极学说,体现出“人”是作为这个系统的中介。而两汉时期探讨的天人理论.“天”是作为有意志的力量,支配世界变化、社会变动、人事的吉凶。君王的作为有作用,但重心在“天”,通过“天”,君王作用才能显示出来。虽然当时有的思想家提出批驳,但作为主流意识的仍是“天”支配“人”。所谓“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由影之象形,响之应声”,“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毂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传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传《春秋》,著于篇”。可以看出,从公羊家的阴阳说,到言祸福灾异以及刘歆庞杂的天人相应的理论,形成了一种有体系的天人相关的灾异论思潮。虽然“天人”是整体,但“人”却是从属于“天”的整体。

    宋代的太极学说虽然仍把“天地人”作为整体把握,却是以“人”为中介的,而且是普遍意义上的“人”。和谐还是不和谐,与“人”的作为有关,“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对于这一点,研《易》、说“太极”者,要予以充分注意。可以说,这是太极学说和谐思维的支撑点。张栻曾强调了《太极图》在周敦颐理论探索中的重要性,认为:“惟先生生乎千有馀载之后,超然独得夫大易之传,所谓《太极图》,乃其纲领也。推明动静之一源,以见生化之不穷;天命流行之体,无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该贯,非阐微极幽,莫能识其指归也。”(张拭《通书后跋》)

    四是从史学思想角度说,太极学说丰富发展了古代史家究天人之际的观念。太极学说是以“诚”为本的和谐思维。周敦颐在《通书》开篇说:诚者,圣人之本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周氏把“诚”作为太极的规定性,通过对“诚”的阐发,把易学推向新的高度,也表明《通书》是与他的《太极图》相表里的,诚,即所谓太极也。这是太极和谐思维的根本所在,把太极学说纳入到儒学中去,从而提升了儒学的理性价值。朱熹推崇周子的思想,重要根源也在这里。后来有些学人纠缠周敦颐与道家的关系,并长期争论不休,实在是没有看到这一层思想史的意义。包括清初的黄宗羲、黄宗炎过多从周敦颐与道家关系上,批评周氏,同样也是没有充分肯定有宋一代思想家的贡献和学理精神。

    由此,太极文化表明了道德伦常在太极和谐中的重要意义,这是其与道家太极学说的重要区别。“立人之道,日仁与义”,仁义的道德范畴成为了太极和谐整体的内容,“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所谓“人”有圣人、君子、中人、小人之分,五常是君子、小人之分的根据。《通书》中说:

    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师》第七章)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顺化》第十一章》)

    礼,理也;乐,和也。礼,阴也;乐,阳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礼乐》第十三章)

    太极思维对中国史家的影响,可以司马光为例。他评论历史盛衰,深受太极思维的影响。《资治通鉴》开篇把纲常名分的维系,作为关乎盛衰的大事提了出来,这与他的太极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温公易说》指出:易有太极者,极者中也,至也,凡物之未分,混而为一者,皆为太极;太极者何?阴阳混一,化之本原也。司马光又说:“光闻一阴一阳之谓道,然变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岂可以须臾离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61《答李大卿孝基书》)

    司马光的易学与其史学贯通,同时也是其政治思想的主轴,三者互相发明,密切联系国家之兴衰、生民之休戚,而归本于皇极之道。有体有用,富有特色(上引见余敦康《司马光的(温公易说)》,《国际易学研究》第1辑,华夏出版社,1995,269、272、275页)。

    从思维方式的层次上作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两种文化对人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思维方式研究可以回答一些我们以前难以回答的问题”,“从实践上讲。研究思维方式对东西文化的交流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和西方人在看待同样问题的时候存在着很多的不同”(侯玉波《从思维方式看东西方方式的差异》,《光明日报》2003年10月14日B4版)。研究西方史学史的学者,也明确指出这一点,这启发了我们对民族史学的反思(于沛《论历史思维》,见《当代西方史学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61—181页)。

     中国民族传统思维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同时又要认识到古代民族历史思维存在的多重性问题。历史思维体现出包容性的一面(魏光奇《天人之际——中西文化观念比较》[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4页]的提法是“混沌思维的精致化”。有的文章谈到古代文论思维方式的整体性时,称之为“浓缩性”,见《光明日报》2005年2月4日“文化周刊”),混沌性一面(关于思维混沌性,与当代西方学人的论说不完全一致。而混沌性合理的一面,对我们也有启发。可参[比]普里戈金、[法]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Ilya Prigogine&IsabUe Stengers:ORDER OUT OF CHAOS]中译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也有模糊性一面。同时,还要注意到,在当前的易学研究中,要把《易经》、《易传》与易学作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学术问题对待,才能对中国传统思维做出客观、具体的分析。那些以非科学的态度解“易”。只能把易学研究引到岐路上去。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