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逃禪歸儒淺析 - 鄭建光

列印
PDF

朱熹逃禪歸儒淺析

鄭建光

 

作者简介:郑建光,男,生于1963年。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尤溪朱子文化研究会研究室主任。单位:福建省尤溪朱子文化研究会,福建  尤溪  365100,(南溪书院内),电话:0598-6303915   13860530035,电子信箱: 這個 E-mail 地址已經被防止灌水惡意程式保護,您需要啟用 Java Script 才能觀看

 

要:朱熹所处的时代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过程正在进行,朱熹的家庭氛围不仅充斥着儒学气,也充满着佛道气,他父亲继承家风,耽于佛老, 武夷三 先生也都喜欢佛学。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朱熹,到19岁时不仅已经有了理学的头脑,同时还有佛道的灵魂。朱熹数见李侗,经过指点与自己的探索,终于体会出李侗思想的意义,从而开始逃禅归儒的转变。尤其在同安任主簿期间,面对南宋社会现实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他的灵魂充满着儒家自我与佛老自我的痛苦搏斗,结果是他怀疑佛老的一面与日俱增。在李侗去世后,朱熹对主“静”和主“敬”这个问题进行了六年的苦苦探讨,终于由主“静”转变为主“敬”,走完了他从主“悟”到主“静”再到主“敬”的逃禅归儒的最后里程。

关键词:朱熹  李侗  逃禅归儒

 

Abstract: Zhu Xi lived in the age when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were interacting. Not only did the Zhu Xi’s family like Confucianism, but also like Buddhism and Taoism. His father inherited his family ethos, and addicted himself in Buddhism and Taoism. His “Three Mr. Wuyi” also liked it. Zhu Xi, who grew up in this condition, had a good knowledge of logos, Buddhism and Taoism when he was 19 years old. He visited Li Tong many times. Directed by Li and making efforts by himself, Zhu Xi realized what Li Tong meant, and he began to changed his point of view from Buddhist to Confucianism. Especially while being the vice governor of Tongan, he continuously carried through self-thought in face of realities of Nan song Dynasty. He was so painful in the struggle between Confucianism itself and Buddhist and Taoism themselves that he doubted the Buddhist day by day.  After Li Tong died, he had studied the argue whether to keep silent or respect for six years.  Finally he thought that respecting wa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keeping silent, and finished the journey of the return to Confucianism from Buddhism by the course from understanding to keeping silent and respecting.

Key words: Zhu Xi, Li Tong, return to Confucianism from Buddhism

 

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统治中国思想界近千年,甚至在儒者中出现了犹可非孔孟而不能非程朱的风气。从南宋到明清,朱熹学说实际上成为统治阶级的国家学说,康熙曾赞誉他“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启愚蒙而定亿万世一定之规”。在今天,朱熹的思想还在影响着中国人,并且成为了一种世界性文化现象。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新儒学宗师,理学泰斗,一生却经历了艰难的精神漂泊。在朱熹那里,有传统儒家的人伦精神,有道家的自然无为,有佛家的清心一片,更有自己时代的整合精神与价值选择。朱熹立足于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念与追求,出入佛道,兼容并蓄。对朱熹理学思想产生的原因,众说纷纭,经过梳理辨析,缘由不出其三,既朱熹随着阅历的不断丰富,不满足 于武夷三 先生的学说;师从李侗,经历了思想转折期;以及南宋社会的矛盾,促使朱熹“逃禅归儒”,最终建立了自己的理学体系。

一、艰难突破佛老的围困

朱熹的家庭氛围充斥的首先当然是儒学气,他父亲的目标就是要把朱熹培养成一个标准的道学儒士。然而,朱熹的家庭氛围也充满着佛道气,他父亲继承家风,耽于佛老,喜与方外高人往还,谈禅说法。这对于这个喜欢思考的少年朱熹,其影响也是可以想象的。

朱熹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佛道兴盛的时代,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过程正在进行;中原沦陷、山河破碎的惊天巨变,使士子们转向佛道的天国寻求精神的慰藉;奸相秦桧严禁程学,崇尚佛道的统治,也造成了士大夫们的思想危机和千奇百怪的文化心理。因此,从公开提倡佛、道的儒学叛逆,到声色俱厉辟佛排道的儒学卫道士,都在心理结构的深层形成浓厚的佛道文化因子。就连“自家体贴”出“天理”二字的程颢,也“出入老释几十年”。

朱熹幼从父学,他的父亲朱松(韦斋)乃二程三传。[1]其父临终时,嘱朱熹学于刘勉之(白水) [2]、刘子翚(屏山) [3]及胡宪(籍溪)[4]。朱熹受业 于籍溪 先生最久。[5]

王白田《年谱》云:当韦斋疾革时,手自为书,以家事属少傅刘公子羽,而诀于籍溪胡宪原仲、白水刘勉之致中、少傅之弟屏山刘子翚彦冲(后三人史称 武夷三 先生)。朱松对朱熹说:“此三人者,吾友也,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韦斋殁,刘子羽在其府第傍另建别院,朱熹遂奉母 祝 夫人迁居,并尊遗训,受学 于三 先生门下。[6]

韦斋卒于绍兴十三年癸亥(1143),时朱熹才十四岁。没几年二刘相继亡故,朱熹受业于二刘时间不长,且朱熹年幼,所以朱熹的学业主要得益 于胡宪 先生。

据《朱子年谱考异》(以下简称《考异》)云,涪陵谯天授尝从程子游,精于易学,白水、 籍溪二 先生皆师从谯天授,所以二先生之二程之学当由此始。[7]据束景南《朱子大传》云,文定本居崇安,至绍兴初移居岳麓,而胡刘二族世代同里相好,子弟间相互问学授业,因此,二刘及籍溪受业于文定大致在这段时期。

武夷三先生都喜欢佛学[8],朱熹自述其早年为学云: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9]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屏山少年能为举业,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数日。后乃见了老,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其后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朱子语类》卷一百四)

这段文字只说屏山、 籍溪二 先生喜佛,而不及于白水。全谢山以为三先生“似皆不能不杂于禅”,此言非虚。 束景南 先生认为,白水、屏山二人均与宗杲有莫大的牵连。绍兴初年,宗杲入闽,同二刘关系密切。宗杲曾作《刘子翚像赞》,称其“财色功名,一刀两断。立地成佛,须是这汉。”(《大慧语录》) 束景南 先生以为屏山为朱熹取字“元晦”与宗杲字“昙晦”有关。[10]

朱熹后来剖击佛老远较北宋诸贤为烈。而其早年 师从三 先生,当习染有渐,朱熹自己也说少时曾留心于佛老,因缘由此。《语类》卷一百四云:“某十五、六岁时,亦尝留心于禅”;“某旧时,亦要无所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

《宋元学案》记载:“二程既殁,门人弟子多潜移于禅学而不自知,虽晦庵 朱 先生初年亦几陷焉。”

据《崇安县志》(嘉庆版)卷十《仙释》之说,朱熹当时与崇安禅宗僧侣道谦、园悟来往极为密切,且向道谦请教过“狗子佛性话头未有悟入,愿授一言,警所不逮”的问题。又据宋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刘屏山某次打开朱熹藤箧,发现其中仅一本宗杲的语录。

朱熹自以其学无所得 于三 先生,暂时存疑,[11]而朱熹早年之喜佛与三先生自有关系,已经可以定论。

二、三见李侗导致朱熹思想的转变

朱熹就在这样一种儒佛道如影随形的氛围中长大,到19岁时,朱熹不仅已经有了一个二程理学的头脑,而且还有了一个充满佛道的灵魂。在朱熹年青的精神世界中,他的灵魂在“理”既现世与佛家“空”及道家“无”之间漂泊,居无定所。但是,朱熹是个聪明好学的人,他不断接受新信息,不断思索,开始了他出入佛老的心路历程。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2]因此,“宋代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处于一个划时代的坐标点。两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是座顶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占领先地位”。[13] 宋代文化是对唐代文化的一种新发展。随之出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两种最具典型性的文化形态: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14] 这两种文化类型有着各自的特色、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宋代文化具有着更深的意蕴,将汉唐以来的崇高精神以更为理性的方式进行把握,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刚柔相济、阴阳相生丰满的文化范式。宋文化更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和实质。

金榜提名,是儒家读书人向往的理想之路。进京赶考,对朱熹来讲,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朱熹赴临安应试,却怀揣一本佛家的《大慧语录》,舟过桐庐名刹时,他吟诗一首,其中有两句说:“江湖此去随沤鸟,粥饭何时共木鱼?”一名世俗举子,竟然想当和尚,念念不忘做着“粥饭何时共木鱼”的世外禅梦,如果不是这年朱熹仕途春风得意,他也许真要在木鱼僧房中了却一生吧。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朱熹这年仕途春风得意,竟与他学习《大慧语录》有关,因为他在答卷中援用了禅说,标奇立异,大受考官赏识,成为他登进士第的主要原因。

仕途的成功,临安都下的禅风,使朱熹对佛学的兴致大增,他开始远游访禅,狂热读书,然后进入了他精神漂泊的牧斋时期。

大约在23岁时,朱熹的出入佛老达到了顶峰,整整一年他都沉浸在佛经道书中,忽而端坐书斋“望山怀释侣,盥手阅仙经”;忽而又往武夷妙观堂“斋心启真秘,焚香散十方”;忽而登岭外与仰上人飘飘作世外游;忽而又踏云际阁“聊欲托僧宇,岁晏结蓬茅”。春天他咏叹的是禅悟:“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养素安冲漠,心空境无作”。夏天他咏叹的是禅悟:“抱疴守穷庐,释志趣幽禅。”秋天他咏叹的也是禅悟:“归当息华念,超摇悟无生。”冬天他咏叹的还是禅悟:“境空乘化往,理妙触目存。”

朱熹后来写了一篇《牧斋记》,对三年的谦谦自牧进行总结。然而,高潮也可能意味着低潮,当朱熹从牧斋走向社会时,面对南宋社会现实,他开始怀疑佛老。有一系列似乎是偶然同时发生的因素促成了他这种转变:他的主悟老师道谦的去世;他与主静老师李侗的再见;秦桧统治的结束;程学之禁的解除;他对于南宋社会的进一步了解等等。然而,促成朱熹觉悟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头脑中始终存在的佛老天国与儒教乐地对他精神的剧烈争夺,也就是“空、无”与“实、有”这一对矛盾斗争,导致了儒家自我与佛老自我两个灵魂的搏斗。

朱熹初见李侗在绍兴二十三年癸酉(1153)夏,当时朱熹二十四岁。李侗受学于罗从彦之门,尽得其所传之奥,同门皆不及,据《年谱》云:“沙县邓迪天启尝曰:‘愿中(即李侗)如冰壶秋月,莹澈无瑕。’韦斋深以为知言。先生少耳熟焉,至是将赴同安,特往见之。”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李侗的了解,朱熹在赴同安任上,专门去拜访了李侗。朱熹初见李侗,便大讲自己有关佛学的心得体会,把自己多年与道谦、嗣公禅师讨论的老佛玄说和盘倾倒出来,以炫耀自己近十年来出入老佛的全部成绩和感受。但李侗对他“悬空理会”的“无限道理”并不称许。他劝朱熹好好看儒学的圣贤书,说是“道亦无幽妙,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李侗强调“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但初次相见,李侗强调儒佛区别的观点,没有被朱熹接受。当时,朱熹“心疑而不服”,但思想上已经开始有了转变。

朱熹从同安回归闽北之后,把书斋“牧斋”改名为“困学”。他徒步百余里到延平拜见李侗,就“理一分殊”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思考,坚定了对“理一分殊”思想的信念,这时,他在逃禅归儒历程上的一再彷徨动摇得到了初步克服。朱熹的《与范直阁》四书及《答吴耕老》(范直阁、吴耕老皆籍溪弟子)论李侗之一贯忠恕当在二见李侗之后。从二十八年正月至二十九年这一年多时间里,朱熹与籍溪及其门人辨忠恕一贯之说,最终确立了朱熹对其与籍溪学说之差异的意识,这段时间的辩论成为次年朱熹师事李侗的契机。[15]朱熹此时还称李侗为李愿中丈,说明还未师事李侗,此后才与李侗学说相契。到了绍兴三十年冬,朱熹又一次见李侗,始正式受学于李侗,而其时籍溪尚存。[16]朱熹数见李侗,经过指点与自己的探索,终于体会出李侗思想的意义,从而完成逃禅归儒的转变。

三、南宋社会矛盾坚定了朱熹逃禅归儒的决心

根据束景南的观点,籍溪精《论语》,曾作《论语会义》[17],而朱熹事三先生时所作《论语集解》一书即是模仿此书。此书虽杂糅佛老,然而却成为朱熹“由出入佛老到弃佛崇儒并进而走向湖湘学派的思想通道”。[18]

朱熹的牧斋时期虽然是主悟,但他又有一个儒家心态,这就迫使他的精神要在“空、无、有”之间寻找归宿,他的理学自我和心学自我始终处在矛盾躁动中:他想寻求三道的同一,但儒的“实”理和佛老的“空”理始终无法统一;他想皈依我佛,潜研释家三昧,却又无法绝圣弃智,断绝七情六欲;他想追求超凡脱尘的“世外法”,却又必须脚踏儒教乐地的“世间法”;他有佛老的出世思想,却又有违儒家的用世精神,这种无法摆脱的矛盾便潜伏了他从怀疑佛说走向弃佛崇儒的精神危机。于是,当他到同安当上主簿,并且把精力花在整顿县学教育上时,他的从“主悟”到“主静”再到“主敬”的逃禅归儒转变历程终于开始了。

然而,朱熹的反思觉醒是漫长的,他对于佛老天国表现出特别的迷恋难舍,他的内心必得经历一番佛教和儒教的长久思想交战,才能使他的儒家灵魂超越佛老灵魂,而从佛老天国回到儒教人间。

在同安任上,朱熹进一步理解儒学中“理一分殊”的道理。朱熹在同安做了很多实事,最终体会到为官应该“务实”,而非佛老主张的“清净无为”。他在同安的任期本来是三年,后来由于到期了却无人接替,朱熹把家人送到闽北后又回同安待了一年。而在同安的四年里,以自己的政绩验证了“理学”对巩固封建制度的功用,因此“三年之绩,有百年之思”。

当时,许多富豪将土地假充庙产逃避税收成为普遍现象。他到同安后发起了正经界的运动,即丈量土地,不让地主将土地掩藏起来逃税。朱熹在同安的那个时期,正值高宗赵构统治后期,秦桧窃国的最后阶段。当他发现漳、汀、泉三州经界不行,赋税苛重不均,贫弱之民不堪忍受时,则极力推行经界。当时,“富者日益兼并,贫者日以困弱”,正是朱熹作为同安主簿的最大难题。他力图把正经界作为自己在同安推行仁政的实际行动。

朱熹到同安不久,便碰到户部催逼州县地方督办积年亏欠的经总制。遭受督责之苦的朱熹愤而写信给户部侍郎钟世民,敏锐地指出经总制是“民所不当输,官所不当得,制之无益,而取之无名”。初登仕途的小小主簿,第一个冲破“禁区”,由此可见朱熹早熟的理性思辨才华和敢于犯上抗言的正直性格。但户部对其上书不置可否,朱熹减免赋税的努力落空了。

此外,朱熹作为主簿,在“城不能守,吾属死无处所”之际,采用“治民以法”代替“爱民以仁”。事实上,自幼接受父师 和武夷三 先生儒家仁教理想教育,朱熹对“爱民”有着非同一般的执著。而催讨赋税、课督劳役等都有违关心民瘼,“忠君”走向“爱民”的反面。这种矛盾在他心底时隐时现。

掌管簿书赋税,使朱熹从同安一县及泉州一郡透视了整个南宋社会的腐败糜烂和财政弊端。这些,对于朱熹从文化思想上回归儒家立场,及其理学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朱熹在同安担任主簿期间,本希望用佛教教化百姓,相信佛老之学可以治理社会,但在现实中却发现行不通,因此,最终选择用儒学作为教化百姓的工具。

从朱熹在同安的一些政绩,以及寻山问水过程中留下的遗迹字刻,可以看到朱熹逃佛归儒思想转变的印记。朱熹在同安兴办县学,通过大力倡议儒学教育,教导百姓要务实;在同安任职期间,朱熹还曾到泉州开元寺写下“正气”二字,在安海草庵寺题下“勇猛精进”,这都体现了他的儒家爱国思想。

当然,在这样的思想转变当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反复的情况。朱熹在香山寺为一名隐士所题的“郭岩隐安乐窝”,在金榜公园陈黯读书处所题的“谈玄石迎仙”,都反映了他安贫乐道的佛道思想。当时的泉州为“泉南佛国”,受此启示,朱熹题诗:“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这说明了朱熹对佛教仍保持着兴趣。

朱熹登上通玄峰峰顶,把德韶国师的著名偈颂“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前后两句颠倒过来,在通玄庵壁上题了一偈:

心外无法,满目青山。

通玄峰顶,不是人间。[19]

更加突出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宗旨,真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然而,朱熹在泉南佛国沉迷佛老的同时,又面对南宋社会现实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这段时间的反思充满着他在朦胧觉醒之前儒家自我与佛老自我两个灵魂的最后搏斗,结果是他怀疑佛老的一面与日俱增。最初的觉醒大致发生在他27岁时,他因公事出差到德化,住在剧头铺寺院,寒夜听着杜鹃的啼叫苦读《论语》,通宵不眠地思索,忽然从程颢的一个解说中顿悟了儒家的“真谛”:“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宇宙万事万物虽有小大精粗巨细,千差万别,但是它们都贯穿着共同的一理。[20]

朱熹顿悟的“真谛”其实就是“理一分殊”,“事有小大”指分殊,“理无小大”指理一。朱熹开始相信了他的老师李侗就分殊上体认理一、即事穷理、循序渐进的思想,而对禅家有理一无分殊的一超直悟产生了怀疑。他自己把这次深山夜读有悟看成是平生耽佛觉醒的开始,杜鹃的啼声对他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仿佛是儒家自我猛醒的警钟永远留在他的心中。他在一首诗中记下了他这一觉醒之夜:“如何独宿荒山夜,更拥寒衾听子规。”以后每当听到杜鹃啼声,他都会马上想到自己在泉南佛国的最初觉醒。

朱熹的觉醒毕竟是朦朦的,他带着醒后的迷惘、一时无路的彷徨和无名惆怅,题诗吟唱道:“不学塔中仙,名涂定何事?”

朱熹在逃禅归儒道路上留恋故我、一步三回头的难割难舍,还表现在他重返同安后,为其寓舍起的名字——“畏垒庵”。“畏垒”二字来自《庄子》,是一座山的名字,畏垒山是方外得道真人庚桑子居住的地方。朱熹把他的寓舍起名为“畏垒庵”,反映了他对于世外生活的深深眷恋。

不过,在低矮阴暗的畏垒庵里,朱熹向他的儒学老师李侗寄去了第一封问学书,李侗回信,为他在泉南佛国胧朦觉醒后的彷徨迷惘指点迷津。

他后来回忆说,他的儒学老师李侗只教他看圣贤言语,于是他将禅书暂时放在一边,“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在畏垒庵七个月的读经著述生活中,朱熹走出了他逃禅归儒历程中最成功几步路。

在绍兴三十一年前,朱熹曾经被荐举入都,后来朝廷又下令催促他入都,他都不肯去。而从绍兴三十一年起,朱熹却把注意力集中到现实中来,绍兴三十二年,他上书言事,建议朝廷明帝王之学、定修攘之计、立纲纪本原。隆兴元年诏对垂拱殿,论大学格物致知之道、复仇之义、言路壅塞之弊,提出以战复仇、以守制胜、任贤使能、关心民之利病、富国强兵和闭关绝约的政治主张。这样,朱熹终于从佛老天国回到了现实人间,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学思想。

正当朱熹从佛老天国返回到现实人间之际,一股更加强大的禅风席卷丛林朝野,以佛兼儒和以儒兼佛成了士大夫们最热衷的话题。朱熹基于已经确立的新立场,把这股禅风视为洪水猛兽,展开了一场口诛笔伐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朱熹受到许多人的反对,他在这股强大的禅风面前终于败北。但是,这次佛学论战,以儒家实理、佛家空理的论断划判了儒、佛两家,使朱熹更加坚定了逃禅归儒的信心。

虽然朱熹在佛学论战中立场坚定,但是,他建立自己理学体系的过程仍然步履艰难,他说自己“终日而莫知所适。”这种茫然无所适从,是对 于他的 老师李侗主“静”思想的欲信还疑。

在人的内心,常常产生物欲、杂念、邪气,如果用屏去思虑的办法来加以克服,就成了佛家的“坐禅入定”,这是主“悟”。如果用屏去闻见的办法来加以克服,就成了道家的“绝圣弃智”,这是主“静”。

什么叫“敬”,“敬”不仅是指通常对人的恭敬,而且是指对于修养的“中和”境界的恭敬、把握和追求。

程颐说:“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

程颐所说的“既不之东,又不之西”,“既不之此,又不之彼”的境界是什么呢?这种境界就是一种“中和”境界。什么叫“中和”?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称为“中”,表现出来以后符合常理,称为“和”。

主“敬”就是要“致中和”,“致中和”要求人们立定“中”道,即把立场确立在东、西,彼、此各个极端的中间,做到不偏不倚,既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应用到处理社会关系上,就要求人们身居上位不傲慢,身居下位不背叛,恰如其分地处理好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样一来,主“敬”就与儒家入世的精神完全一致了。

由于主“敬”注重的是把握差异各方的同一性,即把握思虑和闻见的同一性,这就使它成为与主“悟”、主“静”方法鼎足而立的儒家独特的修养方法。这三种鼎足而立的修养方法可以简单表述为:主“悟”是屏去思虑;主“静”是屏去闻见;主“敬”是把握思虑和闻见的同一性。

这样一来,儒家的修养方法就与佛家和道家的修养方法完全区别开来。

在李侗去世后,朱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六年的苦苦探讨,终于由主“静”转变为主“敬”,走完了他从主“悟”到主“静”再到主“敬”的逃禅归儒的最后里程,并形成了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

[1] 王白田懋宏《朱子年谱》:“初韦斋师事罗豫章,与李延平为同门友,闻杨龟山所传伊洛之学,独是古先圣贤不传之遗意,于是益自刻厉,痛刮浮华,以趋本实。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自谓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韦之义,名其斋曰韦斋,以自警焉。”《文集》卷八十九之《皇考吏部府君行状》云:“又得浦城萧公顗子庄,剑浦罗公从彦仲素,而与之游,则闻龟山杨氏所传河洛之学。”卷三十七《与范直阁书》云:“先子与之游,数十年道谊之契甚深。”《延平行状》亦云:“先考吏部府君,亦从罗公同学,与先生为同门友。”

[2] 《刘胡诸儒学案》:刘勉之,字致中,崇安人,人称白水先生。妻朱子以女。

[3] 《刘胡诸儒学案》:刘子翚,字彦冲,崇安人,学者称屏山先生。待朱子最亲厚。侄刘共父珙,尝帅湖南,与朱子、南轩为友。有《屏山全集》20卷。

[4] 《宋元学案·刘胡诸儒学案》:胡宪,字原仲,福建崇安人,文定从父兄子。从文定学,即会悟程氏之学。籍溪,先生之所居,而以自号者也。又据《五夫子里志》,卒年七十七。着有《论语合义》、《南华真经》及《子谕》。

[5] 据《年谱》,屏山卒于绍兴十七年丁卯(1147),白水卒于十九年乙巳(1149),籍溪卒于三十二年壬午(1162)。

[6] 据《文集》中朱子为屏山、白水二先生所作墓表。

[7] 《籍溪胡先生行状》中说:“稍长,从文定公学,始闻河南程氏之说。寻以乡贡入太学,会元佑学有禁,乃独与乡人白水刘君致中阴诵而窃讲焉。既又学《易》于涪陵处士谯公天授。”(《文集》卷九十七)《语类》卷一百四则曰:“籍溪学于文定”。籍溪初由文定而闻伊洛之学,继而学《易》于谯天授。

[8] 曾亦·朱熹佛教态度前后变化[J]·戒幢佛学,2002年,第一卷。

[9] 五峰批评籍溪尊信释氏,见《胡宏集》之《与原仲兄书二首》。

[10] 《屏山字词》载:“冠而钦名,粤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腾异,友朋尚焉,请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义:木晦于根,春荣一作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

[11] 《考异》云:“按韦斋遗命禀学三君子,而朱子师事屏山为举业,于白水籍溪,盖以父执事之。白水妻以女,不详何时,未几而卒。事籍溪最久,皆称胡丈,不称先生。至为三君子墓表行状,则皆自称门人,盖以韦斋之命也。”朱熹师屏山为学业,而以父执事白水、籍溪,当时朱熹学于三先生之门时,未曾以师礼事之也。

[12] 陈寅恪· 邓广铭〈宋史职官之考正〉序[J]. 金明馆丛稿二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3] 杨渭生· 两宋文化史研究[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

[14] 冯天瑜等· 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5] 朱熹《与范直阁书》中云:“李丈独深得其阃奥,经学纯明,涵养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请以为郡学正。虽不复应举,而温谦悫厚,人与之处,久而不见其涯,郁然君子人也。先子与之游数十年,道谊之契甚深。”这封信写于二十八年戊寅,可见此时朱子对李侗的崇敬。

[16] 《考异》认为朱熹正式师从李侗的时间乃在绍兴三十年(而束景南先生以为朱子师延平当在绍兴二十八年)。此前虽数见李侗,但对李侗之学不能无疑,《语类》卷一百四云:“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宋元学案》记载:“昔文公初登延平之门,务为笼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小。延平皆不之许,既而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着书立言,莫不由此。”《南平县志》(嘉庆版)卷十八《人物》云朱子三见李侗:“戊寅春,熹见侗于延平。庚辰冬,又见侗于延平,寓舍旁西林院者阅月。壬午春,迎谒侗于建安,遂与俱归延平,复寓西林数月。”没有癸酉见李侗的记载。

[17] 朱熹《答魏元履第一》(《文集》卷三十九)云:“有胡丈《会义》初本否?二先生说《论语》处皆在其中矣。大抵只看二先生及其门人数家之说,足矣。《会义》中如王元泽、二苏、宋咸,杂说甚多,未须看,徒乱人耳。”(《文集》卷三十九)

[18] 湖湘派重《论语》,五峰十五岁即自为《论语说》,这种做法系家学渊源。籍溪学术与五峰极不相同,《五夫子里志》云:“既学易于谯定,久未有得。定曰:‘必为物溃,故不能有见,惟学乃可顺耳。’乃叹曰:‘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学,不求人知。”籍溪以下学之克己为工夫,五峰以上达为工夫,此二者绝不相同。所以朱子后来之学术反倒接近籍溪。

[19][20]束景南·朱子大传[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