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教育 - 何仁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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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教育
——第一届“儒家伦理与东亚地区公民道德教育论坛”纪要

何仁富(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所长)

 

第一届“儒家伦理与东亚地区公民道德教育论坛”,于2005年11月18日至22日在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学院隆重召开。此次论坛是在宜宾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与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联合主办,由宜宾学院和宜宾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承办,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宜宾市教育局、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宜宾唐君毅学术思想研究会协办。与本次论坛同步还举办了第四届“中华美德教育行动师资培训班”。来自于台湾、香港以及大陆的专家7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来自黑龙江、北京、河南、湖北、四川、重庆等地的教育行政干部及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250余人参加了本期培训班。

“儒家伦理与东亚地区公民道德教育论坛”是国际儒学联合会组织的两大论坛之一,每年一届,侧重于普及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其宗旨是: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建设和谐社会;扩大与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往来,共同分享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有益成果和经验,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探索建设21世纪学校新德育,提高公民道德教育实效;推广宣传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经验。

基于以上宗旨,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围绕以下主题展开了充分讨论:(1)儒家伦理的历史命运及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的构建。(2)儒家伦理的基本德目在现代公民道德教育中的功能与价值。(3)历代儒者对儒家伦理的阐发及其道德智慧的开发与创新。

一、儒家伦理的历史命运及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的构建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宣传部长李汉秋教授强调:“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华伦理主体的重要部分、中华传统价值体系中的重要核心因素,是建设现代道德的极好资源和重要基础,同时这也是全世界华人精神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能发挥凝聚剂作用的重要因素,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国际儒学联合会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王殿卿教授就“仁义礼智信”与建构共同价值观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他指出,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作为常“道”,在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进程中,担当了中华民族核心道德的功能,它是我国传统道德之纲,牵动、影响和辐射着整个社会道德规范体系,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这五个核心道德,对于确定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路向,锤炼民族性格,培育中华精神,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这五大共同价值观,应该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座右铭,并成为干部队伍建设的核心标准。同时,各行各业都应该将这共同价值观加以具体化,并长期实施。要将这共同价值观,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人民广泛而长期的宣传;将其纳入国家规划,进行长远战略研究;并且要立法和普及。

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认为,儒学在当代价值观构建方面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对于国内,儒学强调防止贫富两极分化,是稳定社会的基础;同时改造忠孝,用于改善上下级关系和和谐家庭内部关系;讲正气,培养个体的思想境界,正确理解义利关系,处理好人际关系。在世界上,用和而不同的原则处理国际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局面。孔子儒学在教育、伦理、政治、文化诸方面对于当今世界都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对当今世界的政治问题有参考或指导的意义。国际儒学联合会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钱逊教授指出,儒家伦理既有它的特殊性,又有它的普遍性,这就是它的二重性质。继承儒家伦理,用于现社会公民道德教育,要认识和把握儒家伦理的二重性,要透过其二千多年的具体表现把握其中包含的普遍性内容;剔除其过时的内容,继承其普遍性的成分;又将其普遍性的精神与现社会结合,赋予它新的精神,使它具有新的形式,发展到新的阶段。只有经过这样的过程,继承、弘扬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才能完成。

全国伦理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学研究所陈瑛教授指出,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中,最具东方特色、也最重要的命题,莫过于“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建立在人类深刻认识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自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利用了这些原理来科学地调整这些关系,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制度,是个相当科学的道德理论。“克己复礼”对于公民道德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文化大革命张扬了造反精神,破坏了“礼”,改革开放中西方的意识形态大肆侵入了我国,那种张扬自我、张扬个性的个人主义,特别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猖獗,破坏了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形成的重视克己的美德。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更是要求道德,而道德无不是建立在“克己”的基础上,无不是“复礼”。 “克己复礼”是我们进行公民道德建设的关键环节,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步骤和措施。现在正是我们重新强调并且高度重视“克己复礼”的时候。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山东师范大学刘示范教授认为,中国先民在踞今两千多年前,就创造了一种“爱人”、“爱民”、“重民”和“民为贵”的高尚“仁爱”而具有普遍性价值的道德关怀。内容丰富、历史悠久的仁者“爱人”、“以人为本”、“民为贵”的“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也是全人类的一笔内容丰富、重要而珍贵的精神宝藏,当今时代更显示出它的顽强而巨大的生命力和超越时空的普世意义与珍贵价值。我们应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认真梳理和研究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让它们在新的时代、人类的新的文化建设实践中发扬光大,造福于全人类。

台湾成功大学唐亦男教授特别从儒家道德理性对人生的启迪作用阐释了儒家的“无穷愿力”及其在今天的现实意义。国际儒联编辑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刘国强教授认为,在儒者看来,教育是由内圣而后推己及人立己立人之外王事业;教育事业是人自我修养彰明其光辉本性,然后推己及人,望他人也能有革新其生命以彰显其光辉之本性。在二十一世纪,中国能否繁荣昌盛,屹立于世,端赖中国国民的质素,因此,中国人能否走出一条正确的新民之路以培养优良国民,使中国走上长治久安之途,是关键的和尚待努力的。

四川省社科联唐永进教授认为,当代中国的公民道德教育建设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植根于以儒家伦理为主干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沃土,因此,在当代中国公民道德教育中,应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四川师范大学唐代兴教授认为,当代公民道德建设需要种各种思想资源,儒家伦理作为其重要思想资源,它要成为当代公民道德的构成内容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根据当代公民道德的伦理理想、价值原理、生存原则而予以过滤、筛选和转换。四川省社科院陈德述教授认为,儒家一贯主张的以对人性的认识为基础来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培养是很有见地的。而道德教育与道德培养是一项系统的、持久的社会工程,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大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是不能忽视的。湖南科技学院朱雪芳博士认为,儒学以成德之教为起点、以生命的充实发挥为进程,最后以达致生命与天地的和谐为目标。从儒学的本质看并不是已往时代古老的说教道德的陈腔滥调,恰恰相反,她不但不过时,而是始终站在时代的前端,与提高个人素质的“终身学习”、关怀人类生存空间的“环境保护”有共通处。所以,儒家并不是工具。儒家的根本精神自有其本身的价值,它是建立安定繁荣进步的社会的必要条件。

二、儒家伦理的基本德目在现代公民道德教育中的功能与价值

湖南科技学院张京华教授特别讨论了儒家实践的基本精神,他认为,“事求可,功求成”说明儒家的基本精神是实践的。儒家讲“人道”,讲“生生”,由宏观方面来看,人道是要求以人类生存为最低底线,儒家人道精神因此亦可视为一种生存文化。儒家既有内省的为学目标,同时并不遗忘社会实践与环境改造。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于建福教授认为,“中庸”是孔子学说中最基本的范畴,是贯穿孔子思想体系的“一贯之道”,也是孔子思想精华之所在。孔子集前人尚中贵和思想之大成,力倡中庸哲学,并视其为“至德”。孔子所谓“中庸”,即是在向着至善至美迈进的道路上,为避免偏倚而运用理智随时权变,使不离于“仁”、“礼”、“义”规范的一种适度的追求和谐的准则。其基本观点有:“执两用中”、“过犹不及”、“和而不同”、适度权变而时中,进而将“中庸”发展为认识和对待世界、探究和处理思想情感行为以及各种事物的合乎实际或一定标准的原则和方法的哲学范畴。南京大学杨明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和之道的哲学智慧和中和精神,对我们当今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价值观上,所谓中和精神就是强调多样性的统一;在伦理精神上,所谓中和精神就是强调“注重效率、维护公平”;在道德规范上,所谓中和精神就是强调诚信友爱。我们不仅需要在基本方法论的层面上遵循中和精神,而且需要在社会精神生活的各领域体现中和精神,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伦理道德支撑。

西南交通大学肖平教授专门讨论了“孝德”的社会基础。她认为,“孝”作为社会美德不仅是社会倡导的道德价值,它作为人类美好情感的表现也为历史所不弃。今天“孝”德存在的社会基础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1、由血缘宗法国家而地缘政治国家的变化。国家不再具有宗法性质,社会联结的纽带不再是血缘,各种社会群体联结成为主要联结方式。2、新中国的政体表明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等级的社会不平等已成为历史。3、“社会人”是今天人们生存状态最显著的特征。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黄秀清教授系统研究了诚信社会和诚信教育问题,而且特别就中小学生诚信教育的内涵、方法提出了构想,强调要“诚”、“实”、“信”、“德”循序渐进,逐层递进,克服教育内容的任意性与成人化。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余迺永教授认为,在五伦中,一般认为伦常的根本是父子,这其实是进入父系的氏族社会之后,想当然矣的推论。夫妇伦常关系的确立,才是动物界与人伦社会的分别,亦即由上古女系社会过渡至氏族社会的标识,显示由民智未开演变而为文明的生活。中国政法大学林存光教授认为,儒学作为人类的一种自我反思的特殊思想形式,一种理解自身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特殊的努力与尝试,其主要的贡献就是教导并使我们深深地认同于一种特定的关于“人”的理念。在儒家的观念中,人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性的存在,儒家正是围绕着这一关于“人”的根本理念而对“人”展开全面反省的,由此而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关于人的文明教养观,儒学自身亦因此而作为一种教养的传统,在塑造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文明形态及其特质上扮演了一种主导的、决定性的文化角色。香港志莲净苑夜书院院长梁瑞明教授从中西道德哲学的比较中讨论了中国儒家伦理教育的智慧,儒家的伦理学讲德行或道德教育,重点放在开发人之性情,以激发人之情性为起点,儒家讲伦理教育,讲人的道德的培养,通常由启发人的性情开始,强调培养人的性情、开发人之性情才是最根本的。香港浸会大学刘楚华教授对儒家孝道与情感教育进行了精到的阐释。

三、历代儒者对儒家伦理的阐发及儒家道德智慧的开发与创新

香港城市大学黄坚强博士特别讨论了孔子的为学之道的道德意义。他认为,《论语》中所谓“学”,实乃学做人。“为学”作为一种“学做人”的实践活动,自是因人而异,因时、因地、因事而学有所异,不拘一格。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所长、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何仁富教授认为,儒家君子人格之于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意义,着重体现在其伦理精华与当今市场经济价值导向之间存在可以同构的方面,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它的一些合理性思想,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道德人格体系中的合理资源。台湾嘉义大学苏子敬博士对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进行了新的诠释,认为阳明“拔本塞源论”之作,本诸“学作圣人”、“知行合一”、“致良知”之宗旨,致力于掘发文明之疏离良知生命而支离发展以致虚文矫饰化,尤其彻底批判这种种文明症候所以产生的本源──假于外求而功利化──以冀望回复本真纯朴、分工合作而共勉于无私无我之德的理想社会,亦即圣人之教流行的世界,值得处在现代文明之中的我们,痛切思痛,好好反省。台湾仁德医专蔡家和博士认为,黄宗羲重气思想下的工夫论,是以一种中道的工夫论,用来抨击各家过与不及的工夫论思想,乃是代表着一种实践进路的工夫论。相较于西方的思辨进路的伦理学看法,黄宗羲更有着要求人在气上实践的精神,而反对太多的理论建构以致不及活泼泼的生命自体,亦即肯定当下实践精神,但有着主宰工夫的修养,使不致流于放任自然,而为下堕之学。

香港城市大学陈学然博士就唐君毅对孔子“仁学”的诠释进行了再诠释,认为唐先生的仁学新诠释,参照孔子所标举的理想人格典范,使我们对人性的尊严与可贵有了更深广的研究视域,为我们彰示了它在深度、广度与高度的不同面向,尽显其无限的创生、融通意义。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吴有能博士则就人文精神与死亡的超越的主题讨论了唐君毅先生的死亡哲学,他认为,唐先生试图让我们看到死生大事那积极的、正面的教化功能,更要我们的个人生命接上历史文化精神的大流,唐先生的死亡观将他的儒家人文精神表露无遗,它既不沉溺于趋吉避凶的祸福迷信,又能护持人们对天地、祖宗、圣贤的情意与敬意,于是取得理性与信仰的和谐。面对死亡时,唐先生没有把人的心思导引到鬼神的崇拜,也不导人于神秘的幽冥世界,而是从人的情志的光辉与愿力照彻并沟通幽明两界,他运用伦理与情感的协调,德性与感性的相维,完成阴阳幽明的通彻,兼顾存殁两方的感情,触发个人精神生命的升进,人类整体生命的发展,以及宇宙精神的满全。实可谓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

宜宾学院音乐系陈开颖副教授就唐君毅先生的礼乐思想及礼乐文明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唐君毅直接继承孔子、孟子、荀子和《乐记》的礼乐思想,关注生命之生生不息的奋斗,关注音乐的道德价值,唐君毅礼乐文明的基本理论是关于人文礼乐美学、民俗美、德乐境界、和谐人际、三界通达的理论。西华师范大学、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学元教授讨论了唐君毅先生教育哲学思想及其启示,认为唐君毅先生把教育的目的规定为“成就他人的人格之进步以延续文化”,把教育活动看成自始至终都是传承文化的活动,确定了教育的使命在于担当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造。由此出发,他极强调尊重人和人格以及人类文化的教育。西化师范大学蔡文君等从唐君毅先生的宗教精神讨论了宗教、道德与教育的关系,认为唐君毅先生所提出的宗教精神是我们文化精神的内核,它又与道德精神发生着内在的联系,这种宗教精神是异于人类过去之宗教精神,同时对一切过去的宗教圣人又都不排斥,且当肯定其特殊价值。这种价值正是我们当前德育所需要的。

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区委书记郑涛先生,以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阐释了将儒家伦理与城市文化建设有机结合的思路,创造了儒家伦理对现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全新形式。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黎汉基博士专题讨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世变下的道德实践;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蔡东洲教授则对“西蜀小圣人”周洪谟论著进行了考述;还有其它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教育进行了多方位的思考和讨论。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50多篇。

四、弘扬儒家伦理,培育现代公民

本次论坛在经过三天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就“儒家伦理与现代公民道德教育”达成了一些重要共识:(1)儒学以及现代新儒学有值得弘扬和传承的价值。当然,与会专家学者也充分认识到,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反对弘扬儒学的声音同样存在,毕竟中国大陆经过了上百年对传统文化批判和破坏的历史,几代人已经对传统文化很陌生。这样的对传统文化无知和偏见的背景,必然使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传统道德的普及工作面对一些阻力。尽管这很不应该,但它是事实,我们必须冷静面对。(2)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不是照搬照抄,而是需要做出新的阐述、新的理解,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3)儒学是一个实践的学问,儒学强调的是理论与实践一致、言行一致、知行一致。怎样将理论成果落实到大众的社会生活中以体现儒学的实践价值,是大家十分关注而又有待实践的事情。在论坛闭幕式上,国际儒学联合会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钱逊教授强调,以上三点是我们从事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共同思想基础,也是我们以后努力的方向。

本次论坛,不仅是学者之间相互切磋的平台,而且是一种学术立体辐射源。有16位学者每人为“中华美德教育行动师资培训班”讲了一堂深入浅出的专题报告,使来自教育第一线的250余位学员,听到了“从未听到过”的中华优秀文化与儒家伦理的系统讲座,对他们理解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在联系,推动中小学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有着很大帮助。利用晚上,来自海内外的12位著名学者,分别在宜宾学院作了开放式的人文学术讲座,一二百人的讲堂几乎场场爆满,每场讲座都留出答疑时间,相互交流,十分热烈。这在广大师生当中是一次中华优秀文化的宣传与普及,也为此所大学开出了比较浓厚的学术气氛。论坛期间,专家学者们还参加了宜宾学院“君毅书院”的成立庆典,目睹了宜宾学院研究、弘扬现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的生命与学问的盛景。诚如本次大会主席、国际儒联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王殿卿教授评价的:本次论坛及美德教育培训班“是一次高密度、高水平、高效率的学术活动,它突破了以往封闭式学术研讨会的局限,学术成果丰富、实在,受众群体大,对大中小学传统美德教育必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