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師培春秋學研究述評 - 董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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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師培春秋學研究述評

董丽燕

 

作者简介:董丽燕(1973——),山东茌平人。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550001。2005年9月以专业成绩第一考取了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师从陈奇教授。陈奇教授治学严谨,在他的精心指导下,初步懂得了历史研究的规范,对于历史研究的兴趣日益浓厚。目前已经发表论文《郭嵩焘的经世之学》(《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贵州文史丛刊》2007年第4期)、《张道藩与最后关头》(《凉都》2007年第2期)、《河洛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第六届河洛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学术概况:

2006年4月随陈奇教授参加了第五届河洛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提交论文。

2006年9月向在澳门举行的第三届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并收到邀请函。

2006年12月参加《熊自难文集》出版座谈会,并作为秘书记录。

2007年6月参加张道藩学术研讨会,提交两篇论文并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受到了与会领导学者的一致好评。

2007年5月申请校学生科研课题《抗战时期的张道藩》并得以立项。

联系方式:董丽燕: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2005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联系地址:贵州师范大学历政学院2005级研究生或贵州师范大学第15宿舍1单元117房间(研究生楼);邮编:550001。联系电话:13116302842。E-mail: 這個 E-mail 地址已經被防止灌水惡意程式保護,您需要啟用 Java Script 才能觀看

摘要:刘师培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政坛人物,被称为扬州学派的殿军。他的经学既受到自身渊源承继关系方面的影响,又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研究他的经学文章大多注重于对政治的影响,而真正深入经学研究领域的偏少。

关键词:刘师培;经学;述评

 

A summary Of The Study On The Classics Of liu ShiPei

Dong Li-yan

(GuiZhou-Normal University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Guizhou  Guiyang  550001 )

 

Abstract:As the fourth place of Yangzhou School ,Liu Shipei is one of the Classical Learning Masters and Political figures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 Classics of him  not only impacted by  their origins inherited relations ,but also impacted by his Political position. The Article of his Classical mostfocus on its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but really in-depth Classical studies is short.

Key word:Liu Shipei;Study of the Classics; Summary

 

刘师培(1884——1919),清末民初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政坛人物。他只活了30多岁,却给后人留下了300多万字的著述。在他的著述中,半数以上是学术著作,内容涉及经学、史学、诸子学、小学等方面,著述宏富,范围广泛。有人把他与章太炎并称为“二叔”,[1]有人把他与章太炎、黄侃并称为“清儒后劲”者[1]。对其经学史上的地位,有人把他称为清代扬州学派的殿军,[1]有人称他为近代少有的“经学名家”,认为他人品不足论,但有关经学、小学的论著、群书校勘的成就,“在近代学术上是不能忽视的”。[1]对于他在学术史、经学史上的地位、论著大都持肯定的态度。

80余年来,国内外研究刘师培的论文目录已达近400种,几乎涉及其思想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对其无政府主义思想、国粹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其中专论刘师培经学思想的有将近20篇,但大多注重于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来加以论述,有许多专著也有论及。陈奇《刘师培思想研究》、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 》就刘师培的经学做了简单的梳理,而朱冠华用几年时间撰成60万字的《刘师培春秋左氏传答问研究》,得出刘师培于《左氏》之学,“徒有述古之功,而未有创发之贡献也”,是从研究刘师培春秋学的代表性专著。

本文第一部分着重叙述他的前期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从今古文观、汉宋学观、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三方面论述;第二部分对偏重从学术性角度来研究的文章和世人对其经学研究的看法简单作一介绍。

一、 前期经学及与政治的关系

钱玄同先生将刘师培的学术生涯以其政治思想的变迁分为分为前后两期, 1903年到1908年为前期,1909年至1919年为后期。前期实事求是,趋于革新;后期竺信古义,趋于循旧,[1]这个意见大致得到学术界的认同。陈奇也认为刘师培前期(1907年以前),他的经学成为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工具,充满活力,富于进取,倾向于开放。后期(1907年底以后),随着政治上的倒退、堕落,他的经学成为替反动势力张目的工具,学风也趋向保守,走上了经籍注疏、校勘考证的道路。“经学世家”和“东亚卢骚”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经学既受到自身渊源承继关系方面的影响,又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政治立场影响了他的经学,经学又影响到他的政治立场。二者既相互促进,又互相制约,形成为复杂多变、矛盾重重的情形。[1]

(一)、今古文观:

1、古文为宗

刘师培尊信古文经学的原因,吴雁南认为其“远绍扬州,近承家学,以古文为宗”,代表了大部分的观点。[1]

仪征刘氏是晚清有名的经学世家。刘师培的曾祖文淇,祖毓松,伯父寿曾,以三世相续,共注一部《春秋左氏传》,[1]而著称于学林。陈钟凡认为其原因在于祖上三代“均以治《左传春秋》,名于清道咸同光之世”,他“少承先业,服膺汉学,以春秋三传同主诠经左传为书说,尤赅备”。[1]章太炎以刘师培祖孙三代“世治《左氏》,[1]汪东“刘申叔先生三世传经,及身而集其大成”。[1]

王森然认为“先生承仪征刘氏三世,对经、史、文、哲,均大放光辉。……既传先业,守古文家法,功左氏。[1]陶菊隐说“其先人自曾祖刘孟瞻而降,世代治《春秋》《左传》之学,至师培而集其大成。[1]”冯自由“世传经学。……光汉绍述先业,毅然以复兴扬州学派自任”。[1][1908年,章太炎致孙诒让的信称刘氏“素治古文《春秋》,与麟同术,情好无间。”[1]章太炎十分敬重刘氏家学,曾两次致书刘师培说“人君家世,旧传贾服之学,亦有雅言微旨匡我不逮者乎。”又说“旧疏考证,家有是书,《正义》虽未完具,终望讽诵一述,未知他日可以借阅否”。[1]

刘师培自己也有时把自己打扮成家学的传人,如自述“束发受经”,即“思述先业”,[1] “束发受学,耽味古经,”[1] “束发受书,勉承先业。……意欲董理故籍,疏通证明,以步戴、段、阮、王之后”。[1]

扬州学风的感染,家学的熏陶,对于他古文经学观点和考证学风的形成,关系极大。

2、兼取今文,治通儒之学

张舜徽说过:“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1]刘师培承继扬州学风,“平日对待学术问题,能兼取各家之长,和那些墨守一家之说的经师们实有不同,”[1]“渊综广博,实龙有吴、皖两派之长。”[1]

南桂馨认为“申叔之主古文也,以《左氏春秋》为其家学也。若其兼宗今文而假借廖氏,亦非盖由晚节转移,盖扬州学派固如此已。”[1]吴雁南认为刘师培“宗汉学而无门户;推崇《左氏》却不排斥《公羊》;守汉学师法而不抹杀宋儒之所长。他标榜‘群经大义相通’认为非通群经不能通一经,要求人们做到旁通诸经、兼取其长的通儒,不做仅通一经、严守家法的小儒”。[1]郑师渠认为刘坚持扬州学派的传统,主今古文兼通。[1]

陈奇以为刘师培不拘门户,兼收并采的主张,不限于齐学和鲁学,它包括今文和古文,汉学和宋学,包括一切研究经学的著述,以为“古今说经之书,每书皆有可取处,要在以己意为折衷。”[1]

吴雁南等认为刘师培治经,以古文为宗,但他并非那种一味拘泥固守的学究。认为刘师培 “承继清初以来汉宋兼采、匡时经世的通儒学风,标尚不立门户,立足古文,兼取今文,荟萃汉宋,治通儒之学”;[1]要求打破汉学和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界限,“舍短取长”,得古学之真,发扬民族思想,并伸民权,为今所用。[1]

陈奇却以为其所以提出兼采主张,一在于学术渊源的影响(深受扬州学派的影响和家学渊源的影响),二在于现实斗争的需要(除以古文经学的某些思想资料为还需吸收今文家以微言大义说经的方法,必须要从今文学中吸取养分如经义的阐发引申等)。兼取主张的提出,从根本上说来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产物。[1]

(二)、汉、宋学观

1、考古不能知今,则为无用之学。陈奇认为刘师培“思述先业”,宗于古文,但他不是那种甘于寂寞的学究。他批判清代汉学的避世墨守,推崇戴震,服膺汪中,主张在考证基础上“慎思明辨”,断以己见,“统其大义,以“适用为归”;主张说经“贵有新义”,“深思独造”,“为前人所未发”。他公开宣言,他研究经学是为了以“先王旧典”“证中国典制之起源,观人群进化之次第”,预测中国未来社会应当循行之“来辄”,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事业造舆论。[1]

2、批判存理灭欲观,肯定良知说

陈奇认为其原因,从学术方面看,在于刘师培是一位古文经学家,从政治方面分析,则在于他的反清革命立场。既然理学是维系满清贵族统治的“正学”,他的批判矛头当然不能不首先指向理学。刘师培在严厉批判理学的同时,又在肯定和吸收理学某些思想资料以作资产阶级民主宣传之用。[1]吴雁南教授认为,刘师培把阳明学抬到“亚圣”的地位,企图利用陆王心学来激励革命党人的自信心和奋斗精神。这表明,清末“理学的异端的确处于萌动之中。”[1]

3、荟萃汉宋与扬汉抑宋

陈奇认为刘师培的汉宋学观“既受到他基本经学立场的影响,又受到自身政治立场的影响,当他置身革命阵营的时候,他批判汉学的避世墨守,主张弘扬经世致用的学风;他猛烈抨击理学,抨击清朝专制制度,同时吸收其中某些思想资料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主张“荟萃汉宋”,反对门户之见;基于古文经学家的立场,又明显地倾向于汉学,扬汉抑宋。[1]

(三)、经学与民族民主革命

1、力攻今文

关于刘师培1905至1907年间“力攻今文”的性质。范明礼认为,刘师培的《汉代古文学辩诬》和《论孔子无改制之事》两篇文章“对康有为的批判,只是一种学术的批判,学术上自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他丝毫没有涉及康有为在辛亥革命时期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问题,可以说是没有击中要害,对康有为的打击是有限的。”[1]何若均则认为刘师培与今文的论争表面上是学术之争,实际上是政治之争,它反映改革与守旧的冲突,“无疑,刘师培是站在保存古制方面的。”[1]罗福惠对上述两种观点均持否定态度,认为刘师培等国粹派人士否定今文经学,“破‘伪经说’和‘改制说’,完全是为了批驳改良主义,鼓吹用激烈的革命手段进行反清斗争。……因而这场论争的实质,可以说主要不是学术之争,而是分别使用古、今文经学为武器,所展开的一场是革命排满、还是立宪保皇的政治斗争。”[1]

陈奇认为刘师培的“力攻今文”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它完全是配合革命派对立宪派的论战,批判立宪派的理论的基础,挖立宪派墙角之举,而非“保存古制”之举。……他“通过论证‘古文优于今文’的命题,来为革命优于改革、共和优于立宪的命题奠定基础,来打击立宪派,为革命共和扫清路障。”[1]

郑师渠认为刘师培等与康有为的斗争与同时正在进行的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紧密配合,是国粹派以经学助益革命的一大贡献。[1] 国粹派的经学研究着重在指驳“孔子改制”说和倡言“攘夷”为“春秋大义”。国粹派的经学研究及其与康有为诸人的今古对立,是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在经学领域的延续。[1]吴雁南也认为刘是在学术之争的掩护下,力倡古文经以攻今文经,以此服务于当时的革命需要。[1]汪东肯定他“以文字为义师先声,其功实与章君胡汪相伯仲。”[1]

2、民主宣传

陈奇认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革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独立;对内推翻清朝统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而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又兼有反对满洲贵族民族压迫,实现国内民族平等的性质。因此,民族民主成为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刘师培利用经学,就是围绕宣传这两大任务进行的”。[1]

陈奇认为刘师培利用小学、训诂的知识和经学中某些民主性的成分,对传统经学中的三纲说及天命观进行了猛烈的批判。[1] 刘师培的国粹研究服务于反帝救亡、反清共和的革命大业。西学,特别是近代西方的进化论,是其研究活动的灵魂。他通过对传统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伦理学、地理学的研究,多侧面地阐明社会进化论原理,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然性、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1]

罗福惠认为国粹派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与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紧密联系的,[1] “六经皆史”是国粹派共同的经学观,是他们改造经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攘夷”和“保民”,则是国粹派从经籍中发掘出的两种思想材料,对经义刮垢磨光,予以新的诠释,为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服务。[1][30](P507)李洪岩也认为刘贬低孔子,认为六经皆史。[1][37]

吴雁南“从总的来说,国粹学派置身于中国多灾多难的20世纪初10年间,从封建社会内部冲杀出来,以资产阶级偏师的身份,加入如火如荼的‘反满、’‘建立共和’的革命斗争中。”“他们的开创精神与革命热情是值得赞许的。国粹主义在推动清末民主革命的高涨中起过积极作用,其历史功绩是不容否定的。”[1]

3、民族主义宣传:“攘夷”排满

陈奇认为儒经,特别是《春秋》“攘夷”大义,是刘师培为鼓吹排满、反帝用得最多的思想资料。1903—1907年间,他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著述,引伸光大“攘狄之义”,首先是为了宣传排满。其次是为了反帝救国。[1]

郑师渠认为章太炎、刘师培等人虽然强调《春秋》为史,孔子为古史家,但作为集革命党与国学大师二任于一身的国粹派,终难坚拒“缘经术饰政论”的龚、魏遗风。所以,他们虽力辟“孔子托古改制”说,但为了宣传排满革命的现实需要,也热衷于牵强附会,进行所谓“春秋大义”的探微。国粹派认为,“春秋大义”主要蕴含三大旨趣:“明人群之进化”、“隆民抑君”、“内诸夏外夷狄”。刘师培与马叙伦一样,强调《春秋》的根本旨趣就在于确立“君为民立“的政治准则。“内诸夏外夷狄”是国粹派对“春秋大义”的概括。[1]郑师渠认为刘师培借经史倡排满,用力最勤,影响实巨。[1]

罗福惠认为国粹派首先从经籍中撷采了关于民族斗争的材料,古为今用,以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反对国内外的民族压迫。他们鼓吹“严内夏外夷之大防”,“攘夷狄,捍种姓”,谴责满族统治。[1] 罗检秋认为古文家偏重《春秋》学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刘师培等人阐述“春秋大义”时,无不重视“内诸夏外夷狄”的主题。他的学术重心不是固守经学壁垒,而是适应反满革命需要,彰显汉学的攘夷大义。[1]

吴雁南认为刘师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反清反帝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他的革命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二: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辛亥革命前几年间,在资产阶级革命阵营里出现的国粹主义思潮,“基本上是围绕着‘三民主义’的民族、民主思想发挥它的作用的。应当是肯定的”。积极作用在于宣扬民族民主思想,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大声呐喊。[1]

刘师培自己也申述“光汉幼治《春秋》,严夷夏之辨;……《春秋》大义,九世复仇。……垂攘狄之经,寓保种之义,排满之志!”[1]

陈奇认为刘师培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对传统经学加以改造,以服务于新兴的阶级运动。他接过前人“六经皆史”的口号,把经学典籍视为科学研究的史料,大力阐发社会进化论,力图阐明“社会进化之秩序”,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伟大事业鸣锣开道。[1]

4、综论经学与政治的关系

Martin Bernal认为虽然刘师培与同侪在许多方面具有相同的背景,不过,“他和政界、知识界间的密切关系,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1]

郑师渠认为国粹派的《春秋》研究,着力指驳了康有为诸人的“孔子改制”说,和倡言合群进化、民权平等、外排夷狄的“春秋大义”,这在多大程度上合乎《春秋》原意,并不重要;重要在于,它完全适应了革命党人排满宣传的需要。[1]国粹派的经学思想,“体现了时代性与革命性的统一”。[1]

喻大华认为刘发挥李卓吾、章学诚的“经史互为表里”,“六经皆史”的观点,进一步拉平了经与史的地位,实际上降低了经学的地位。贬低儒学经典,是为民主革命服务的,贬低今文经是为了压制康有为的改良派,现实用意十分明显。[1]

周予同也说 “(清末)……当时的青年界,在学术上是经古文学与经今文学之争,在政治上是革命党与保皇党之争”。 [1]

吴雁南认为刘师培今古并存,就把古文经学派的“华夷之防”同今文经学派的“用夏变夷”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带有浓厚的封建气息的民族主义理论。……他的反满思想是紧密地同他的反帝爱国思想联系在一起的。[1]

陈奇则认为,刘师培的经学“既受自身渊源承继关系方面的影响,又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为了进行革命宣传,他需要从包括今文经学在内的各种学派中吸取思想资料,需要袭用今文经学家引申发挥乃至牵强附会的说经手法。而政治上与康、梁立宪派的对立,又促使他对今文经学采取了严峻的态度。一方面,他把政治上的民主思想应用于经学研究,主张会通今、古,“荟萃汉宋”,“不立门户”,“兼采并收”,利用经学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宣传服务;另一方面,又依恋古文,扬古抑今;依恋汉学,扬汉抑宋;乃至发出“笃守师传”的主张。及至脱离革命阵营以后,他的经学研究便集中于经籍校勘、注疏,趋于保守;政治上与立宪派对立的消失,却又促使他对今文经学“多宽假之辞”。[1]

对于刘师培的后期经学,陈奇认为1909年,刘师培公开投靠清政府,此后,他的经学研究趋于倒退和保守。总的看来,他后期的经学著作言及时政的不多,同前期相比较,是大大减少了。其主要精力,在于古文经学家所擅长的经籍注疏、版本校勘。其原因,在于叛变以后政治上始终不得意。[1] 张舜徽以为刘氏后来推崇汉儒经说,是如何坚定不移。[1]

二、刘师培经学的学术价值

以上文章专著主要是从刘师培的经学与政治的角度来论述,也有一些文章专著是从学术方面来研究刘师培的经学。陈克明从刘氏的家学渊源深厚和与友朋章太炎、黄侃商讨的角度,利用刘师培的《国学发微》、《经学教科书》的材料来评价刘师培的经学思想,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想法。[1]方光华的《试论刘师培对〈左传〉的整理与研究》,把刘师培放在晚清今古文之争的背景下,利用刘师培《读左札记》和1910年发表的《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1912年写成《春秋左传答问》、《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1913年写成的《春秋左氏传例解略》和1916年写成的《春秋左氏传例略》等材料对刘师培经学思想进行了辨析,认为他详细地整理了两汉至东晋的左传学成果,实事求是地还原了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以前的左传学情况。继而由研究左传而涉及《周礼》和历法的研究。[1]

王元祺认为辛亥前刘师培的《左传》研究驳斥今文经学家关于《左传》为刘歆伪造的观点,认为《左传》的基本精神与《春秋》大义相符,同时对《左传》在后世不显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气息。[1]

路新生认为刘师培的是革命营垒中的健将,以深厚的《左传》学功力痛驳刘逢禄、廖平尤其是康有为,从而一方面在政治上批判了保皇、改良之陈说;另一方面,刘氏之否定康氏的“刘歆伪造说”,其史学建设的意义更为重大。它为现代史学流派中反疑古一支的崛起开启了先河,尤其对于钱穆的《向歆父子年谱》,均产生了重要影响。[1]

李孝迁以“问题”为中心,从三个层次梳理刘师培前期研究《左传》的学术成果:一是先秦诸子述《左传》;二是《左氏》学行于西汉;三是《春秋》三传的先后关系。并概述刘师培治《左氏》的学术方法以及评价他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1]

林旦旦认为刘师培是晚清很有影响的经学大师,他对汉代经学的出现及其内部的分野有独到的认识。刘认为今古文之争实为利益之争,并不存冰炭不相融,从汉初今文家不废今文、今古文同出一源、今古文学兴衰的内在思路三个层面分析汉代经学的演变。[1]

上述著作大都从肯定的角度来研究刘师培的左传研究成就,对其《左传》的总的评价,却有分歧。陶菊隐“其先人自曾祖刘孟瞻而降,世代治《春秋》《左传》之学,至师培而集其大成。”[1]

王森然一方面以刘师培“左氏旧注,传家绝业,铋诸枕中,弗思表阐,时论惜之。[1] “所怀发扬家学,整理儒书之孤诣大业,百无一就”,[1]另一方面却说“先生国内鸿硕,江表通儒,经学精深,文理并妙”。[1]牛秋实以为“《申叔遗书》中云《读左札记》为先叔父未完之作,其自相矛盾显见也,疑为刘师培之袭取家学之显征,俟考”。[1]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于1959年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后记》中,整理者援引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负责人的话说:“刘稿相传为文淇、毓崧、寿曾三代所著,管见以为除第一卷外,实寿曾一人之笔。”[1]

陈奇认为刘师培著有关《春秋》及《左传》的作品9种中,刘师培着力探讨了《春秋》的义例问题,广泛探讨了《春秋》用词、行文通例。刘师培的《左传》研究,颇多创新补救之功。不过,总的说来,他的研究较为零散,与其传世之学颇不相称。 [1]

朱冠华经几年时间,遍考贾、服旧注,杜注孔疏、以及唐宋以来诸家之论,排比诠次,考察异同,以见杜预、孔颖达对先儒旧儒扬扢之迹,暨后儒对孔注、杜疏之取舍从达。认为刘氏于《春秋左氏传》之研究,特点有三:1、强调圣人笔削行权,以为《春秋》有微显阐幽、拨乱反正、赏罚进退当时诸侯、为君亲者讳诸义。2、信守旧礼,申明当中所隐涵之人伦彝考等种种精神。3、刘氏于义例,致力尤勤,可补其先祖刘文淇《春秋左传旧注疏证》“专释训诂名物典章,而不言例”,“囿于章句训诂,忽视义理”之不足。经研究所知,刘师培之“春秋左氏学”,其可商者,有下列数端:1、所言义例,多可商榷。日月之例,嫌于穿凿。所言孔子笔削之说,实为臆度。2、未能重视史实。3、征引论证、语焉不详。4、信奉贾、服,杂取《公》、《谷》以释《左氏》,每多凿枘不入。5、崇汉抑杜,有欠持平。刘师培素以《左传》研究见称,朱冠华于其《春秋左氏传》答问,逐条析纤甄微,寻端究委,而知其执论,多为重申汉儒旧说,发明甚少,而空疏可议者甚多,得出刘师培于《左氏》之学,徒有述古之功,而未有创发之贡献也。[1][55]

李洪岩的《刘师培的前半生》一文中提到著名《左传》学专家杨伯峻对刘的左传学的评价:“申叔的治《左传》,超过他父辈、祖辈甚至刘文淇,他的文章不可能是剿袭而来的。”[1]

刘建臻也认为刘师培绍承和光大扬州学派,对于曾祖刘文淇时就已开始撰写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一书,刘师培一直牵挂在心,总想著续成此书。其最终结果虽然令人扼腕,但刘师培的确也围绕此事并为该书而作了十分有益的具体工作。[1]

1919年他病逝于北京,临终时忏悔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晚矣。”[1]蔡元培说过,假如刘师培“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学术,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1] 综观刘师培的经学研究文章,偏重于从政治方面研究的文章专著偏多,真正深入经学研究领域研究的文章还在少数,还有深入研究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