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今古文經學的三次論爭 - 董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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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今古文經學的三次論爭

董麗燕

 

作者简介:董丽燕(1973——),山东茌平人。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550001。2005年9月以专业成绩第一考取了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师从陈奇教授。陈奇教授治学严谨,在他的精心指导下,初步懂得了历史研究的规范,对于历史研究的兴趣日益浓厚。目前已经发表论文《郭嵩焘的经世之学》(《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贵州文史丛刊》2007年第4期)、《张道藩与最后关头》(《凉都》2007年第2期)、《河洛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第六届河洛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学术概况:

2006年4月随陈奇教授参加了第五届河洛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提交论文。

2006年9月向在澳门举行的第三届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并收到邀请函。

2006年12月参加《熊自难文集》出版座谈会,并作为秘书记录。

2007年6月参加张道藩学术研讨会,提交两篇论文并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受到了与会领导学者的一致好评。

2007年5月申请校学生科研课题《抗战时期的张道藩》并得以立项。

联系方式:董丽燕: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2005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联系地址:贵州师范大学历政学院2005级研究生或贵州师范大学第15宿舍1单元117房间(研究生楼);邮编:550001。联系电话:13116302842。E-mail: 這個 E-mail 地址已經被防止灌水惡意程式保護,您需要啟用 Java Script 才能觀看

 

摘要:两汉时期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是统治阶级政治斗争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西汉后期古文经学兴起后,今文经学家与古文经学家们主要经过刘歆与今文经博士之间的论争、白虎观大会和贾逵与今文经学家李育的三次舌辩笔战,最终战胜了今文经学而占据统治地位。这一斗争,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

关键词: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白虎观大会

 

 

经学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是汉代经学的两大派别。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火烧秦宫,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儒家典籍所剩无几,损失殆尽。到西汉初年,统治者实行宽松的文化统治政策,汉惠帝下令废除“挟书之律”,让“焚书坑儒”后侥幸活下来的老儒开始在民间传授儒学,凭借自己的记忆口授儒家的典籍文字,弟子们就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人们就把隶体文书写的儒家典籍称为今文经,研究今文经的学说被称为今文经学。对应的,就把用先秦古文书写的儒家典籍称为古文经,研究古文经的学说就叫古文经学。

今文经盛行于西汉,即所谓“今文十四博士”之学。西汉二百年间,一直是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 。西汉中叶董仲舒奏请“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儒学独尊为经,大力发挥《春秋公羊传》的思想,如大一统、三纲五常、天人感应系统等,创立完整而庞大的儒学体系今文经学,把其推到兴旺地位,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

一、古文经学的兴起

古文经典的发现及古文经学的兴起。汉武帝末年,汉景帝子鲁恭王刘余为扩建王室而拆毁孔子旧宅,在墙壁中发现一批用先秦古文书写的书,孔安国(孔子后代)读懂,发现是《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儒家典籍。其后,类似书籍逐渐有所发现,并且在民间流传。这些书后来被称为孔壁书。

古文经的来源除了孔壁书外,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藏于汉廷中秘的古文经典。刘向、刘歆等人校书,“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始发出问世。中秘古文经的来源当有二途:一是承袭秦廷所藏,即萧何“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的那部分图书,其中必定有不少古文经典;二是从民间求得。汉武帝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中,深感“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到西汉末年成帝时,汉廷藏书已堆积如山;成帝又派遣谒者在全国广求图书,并命令刘向等人对内外廷所藏之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理。太常博士刘歆继承父亲刘向的事业,管理、整理皇家图书馆所收藏的典籍。发现用古文书写的《尚书》、《逸礼》、《左传》,还新发现了《毛诗》,这些书被称为中秘书。刘氏父子是我国目录学的伟大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们完成了我国图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家图书馆藏书校对工作,编撰了我国第一部比较详细系统的提要书目。刘歆编写的《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

古文经典在西汉王朝已经存在,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只不过在今文经学兴盛之时,古文经学并不为人们所注意而已。因此在刘歆以前也没有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对立,当时朝廷所立的经学,也不专名为今文经。刘歆治《左传》,开始“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古文经学才以独立的名称出现在汉代的学术舞台上,与官方的今文经学对峙,而今古文经学之争也就从此开启了衅端。

二、今古文两派的争论及古文经学的胜利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虽然都以儒学为宗,最初表现在书写文字的不同,随着经学的演变,其分歧扩大到经学观点的不同,研究方法的不同;如对孔子和六经的不同看法,在依据的材料、史实的解释、以及研究原则和方法上。今文家认为孔子是一位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是感天而生的圣人,虽不在帝王之位,却具有帝王之德,所以他们尊孔子为“素王”,是“为汉制法”的圣人。古文家认为,孔子是史学家,是三代文化的收藏者和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圣人。今文家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古文家认为孔子只是整理前代资料。这是学术思想方面的表现。

今文经学专明微言大义,对儒家经典可任意发挥,而古文经学在则注重“名物训诂”,视儒家经典为古代史料之书。而两派势不两立、形同水火的对立,主要在于二者的政治地位不同。今文经学出现较早,汉武帝时董仲舒以治今文《春秋公羊传》而得到朝廷的赏识,陆续被列为学官。汉武帝置五经十四博士。博士所授的皆为今文经学。自汉武帝设置博士学官后,博士弟子大量增加,宣帝时200人,元帝时达1000人,成帝时增至3000人。政府规定,博士弟子凡能通一经者可以“复其身”(即免除徭役),成绩优良者可以为官。许多儒生因治经学而居权臣之位。武帝时公孙弘因治《公羊》学做了丞相,封平津侯。元帝、成帝时期,韦贤及其子韦玄成治《鲁诗》,曾官居丞相之位。正由于此种原因,西汉今文经学非常昌盛。而古文经学晚出,为民间流传的私学,未得立于学官,未置博士,未设弟子员(学生),利禄之路为今文家所垄断。古文争立博士,实际上是争利禄之路,争政治地位,理所当然得要遭到今文经学家的反对。

古文经学兴起后,为争立博士、学官之位与今文经学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两汉时期,今古文两派的争论有三次:

1、第一次,古文经学家刘歆与今文经博士之间的论争。

这场论争拉开了汉代今古文之争的序幕。西汉末年,刘歆在整理古籍时发现一批古文经典,有古文《尚书》、《逸礼》、《左传》,还有《毛诗》。哀帝时,刘歆建议将这些古文经典列入官学。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遭到今文经学家的一致反对。鉴于王公大臣们的反对,于是刘歆上书,申述古文经、传的来历,指责今文经博士“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保残守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保残守缺主要指今文经典经战国战乱和秦焚书以后,已经残缺不全。由于刘歆的上书“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光禄大夫龚胜立表辞职,以示抗议。大司空师丹大怒,向哀帝控告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实际上是今文经学家担心古文经学的兴起会损害自己的独尊地位,所以斥责古文经是伪经,反对将古文经学从私学上升为官学,斥责刘歆颠倒五经,变乱师法。刘歆写了《移让太常博士书》,被迫辞去太常博士职务,出任河内太守。这是今古文经学的第一次争论,结果以古文经失败而告终,哀帝死时仍未立古文经学官。

西汉末年,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今文经学已经开不出解决社会危机的灵丹妙药,与此同时,古文经学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从新发现的古文经中似乎可以找到解决现实危机的典章制度和改制模式。因此汉平帝时,王莽大力提倡古文经学,刘歆受到重用。王莽企图托古改制,以《周礼》作为他政治改革的依据,大讲周公辅佐成王、践祚称王的历史,要学周公“制礼作乐兴太平”,为其摄政代汉大造舆论;同时从《周礼》中所规定的井田制来解决当时日益严重的农民土地问题。于是在太学里设立《左传》、《毛诗》、《仪礼》及古文《尚书》四家古文博士,每经博士增为五人,每一博士领弟子360人。古文经学借着王氏政权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取得暂时胜利。刘歆是东汉古文经学的创始人。

2、第二次,白虎观大会。

这次争论实际是由章帝发起的,是古文经学大师贾逵与今文经学家李育展开的一次激烈论争。

古文经学在王莽时立为学官,设置博士后,便在短短的十多年里迅速发展起来。到东汉建立时,古文经学已经形成了足以同今文经学争锋的态势了。东汉初年即光武帝时,废除古文经学博士,复立今文经五经十四博士,而此时的今文经学,大量渗入了阴阳五行、灾异谶纬等迷信因素,开始走向衰落。古文经学虽然未被东汉王朝立为学官,但是人们研习古文经学的热情却日益高涨,古文经学仍在不断发展,到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走向兴盛,出现贾逵、马融、许慎等一批古文经学大师。

明帝、章帝之时,朝廷允许《左传》、古文《尚书》、《毛诗》、《谷梁》等四经可以公开传授,但不立学官。章帝“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后汉书》卷26《贾逵传》)之缘故,曾多次征召古文经学名儒入宫主讲。建初元年(公元76年),贾逵分别在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讲解经书。贾逵是西汉初年治《左传》的贾谊的九世孙,贾逵之父贾徽是两汉之际的一位古文经学家,贾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五经》”,而“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 汉明帝时上疏献于朝廷,明帝重其书,写藏秘府,并拜贾逵为郎,应对左右。在讲述过程中,贾逵利用皇帝好谶纬的特点,把古文经学与谶纬牵合,声称“《左氏》与图谶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有意从《左传》中摘出关于“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三十事”,指出“《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后汉书》卷26《贾逵传》)贾逵牵强附会引证《左传》之文,以证明刘汉王朝在历史承传中的合法地位,博得最高统治者的欢心。章帝听后,非常高兴,赐逵“布五百匹、衣一袭”,让他“自选《公羊》严、彭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后汉书》卷26《贾逵传》)

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6年),章帝召集今古文经学家在洛阳城北宫的白虎观召开了一次规模宏大的辩论会,即著名的白虎观会议。探讨“五经同异”,“连月乃罢”。双方代表分别为古文经学家贾逵和今文经学家李育,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李育为《春秋公羊》学者,“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义”。在他拜博士前,曾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在白虎观大会上“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后以皇帝名义洗尘定论,叫《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

《白虎通义》以简明精确的语言集中论述了43个专题,几乎包括了封建社会从思想到制度的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而特别着重于制度方面的阐释和规定,是一部钦定的关于封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经学法典。它所正经义的核心内容是“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全书共43篇,主要反映今文经学家的观点,内容涉及到神灵、历史、伦理、法律、天文、地理和各种典章制度等,它承袭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杂糅谶纬迷信,通过论定五经同异的形式,大肆宣扬“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学说。《白虎通义》把帝王独尊的社会地位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子也”。(《白虎通义》卷1上《爵》)帝王的权力来自上天的指令,他们“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白虎通义》卷1上《三正》),是故“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内,所共尊者,一人耳”。(《白虎通义》卷1上《号》)

这次辩论总的来说是今文经学的胜利,《白虎通德论》反映的是今文经学家的观点,是今文经学的总结和集成。但是今文经学内在烦琐、迷信的弱点却日渐显露,它预示着今文经学必然走向衰落。正如古文经大师刘歆所讽刺的,其“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使人们渐渐对它产生厌恶情绪,出现了“通人恶烦,羞学章句”的情况。白虎观会议结束,由于今文经学家只会“信口说而背传记”,不会概括大义,因此要编一部条理明白、意旨简要的《白虎通德论》,今文经学家竟无人可以胜任,只得求救于古文经学的班固。由此可见今文经学已走向衰败,古文经学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3、第三次论争,东汉末年古文经学大师郑玄与今文经学大师何休之争。

东汉后期的今文经学家何休,质朴口讷,而雅有心思,博学多通,是当时著名的《春秋公羊》学者。党锢之祸时,何休受连累而“废锢”在家‘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他精研今文诸经,“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仿古文经学的注解法。又“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公羊墨守》是说公羊学的体系如同墨翟守城一般,牢不可破;《左氏膏肓》是说左氏学的体系如同病危之人,已入膏肓;《谷梁废疾》是说谷梁学的疾病已不可治,如同废人;这可以说是《公羊》学对《左氏》《谷梁》二学发起的挑战。郑玄则针锋相对,撰写了《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予以批驳。《发墨守》是说攻破公羊学的汤池铁城;《针膏肓》是说要用针药救治左氏学体系的所谓病症;《起废疾》是说要救治谷梁学的痼疾而使之复起。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郑玄传》)郑玄在坚持古文经学的同时,吸收今文经学家的长处,阐释经义,遍注群经,为《诗》、《书》、《礼》、《易》作注。由于郑玄注经立足于古文,而兼采今文派的经说,所以今文经学实际上被推倒了,郑学居于独尊的地位,经学出现了一个小统一局面,使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时期长达二百余年的今古文之争宣告结束。其影响大大超过何休。

三、古文经論胜今文经的原因及启示

今古文经学虽为两个不同的派别,他们对经书的解说不同,治经的方法与学风不同,但它们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经学,在维护汉代封建统治,为封建政治服务方面,都是一致的,两者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古文经学之所以能战胜今文经学,一方面是由于古文经学势力日益强大,另一方面是由于今文经学自身的原因。

在东汉中叶,古文经学势力开始发展起来,出现贾逵、马融、许慎等古文经学大师,古文经学大师,多兼通今古学,号称“通人”。如扬雄则称“无所不见”,桓谭则称“博学多通”,贾逵则“问事不休”,马融则“才高博洽”。“自余班固、崔骃、张衡、蔡邕之伦,并以弘览博达,高文赡学”。康有为在其《新学伪经考》的《伪经传授表下》中还特殊特设“通学”一栏,列举汉代古文经学家而堪称“通学”者达五十余人之多。贾逵的弟子许慎,时人以“五经无双许叔重”褒称他,曾撰《五经异义》,又用22年编著《说文解字》一书。收字原则一是只收小篆及其它古文字9353个,不收隶书;二是只收古文经典用字,维护抬高古文经典地位;三是逐自注释其形体音义,集古今经学训诂之大成。这种博学多通,较之专守一经、罕能兼通的今文“章句”陋儒,是一种巨大的学术优势,这正是古文经学大师能促使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学术基础。经过他们的努力和继续与今文经学进行斗争,古文经学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压倒了今文经学。

古文经学能論胜今文经学,还与今文经学自身的腐败有关。今文经学的腐败主要在于它的烦琐化。这种烦琐化,一是表现在师法、家法的增多。今文经学立博士的就有十四家,而未立博士的今文学派,更是多不胜数,我们只要略翻《汉书》之《儒林传》便可看出这一点,故而班固有“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之讥。二是章句解说的增多,如《小夏侯尚书》学者,“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这种烦琐化的趋势,到东汉更甚,尽管统治者曾多次下令删减经说,终不能遏止这种趋势,其结果使今文经学终成无用之学。皮锡瑞说“凡学有用则盛,无用则衰。存大体,玩经文,则有用;碎义逃难,便辞巧说,则无用。有用则为人崇尚而学盛,无用则为人所诟病而学衰”。(《经学历史》)经学本是为政治服务的。对统治者来说,能为政治服务即有用,不能为政治服务,丧失其思想统治的功能,则无用。如果一种学术,烦琐到皓首也难穷经,支离到令人莫知所从,这种学术也就走到尽头了。东汉的今文经学之所以衰弱而为古文经学所战胜,其基本原因即在于此。

今古文经学的改造、融合,最终是由东汉末年的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完成的。郑玄在《戒子书》中述其平生之志曰“但念述显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所谓百家,是指今古文及其间所包含的林立的派系。将此林立之派系,纷纭之经说,加以改造而整齐之,一统于他所理解的“先圣之元意”,此即平生之志。郑玄之所以终身不仕,就是为了实现这一志向。因此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郑玄传》,遍注群经,对各经皆以经过他改造而融合今古文经说之长并参以己意之说,重新解说之。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非郑玄这样博学宏通之大儒不能胜任。经过他的一番改造,今古文的界限不见了,家法师法的藩篱不见了,而使经学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学者称之为“郑学”。长者出而短者黜,新学出而旧学衰。当汉末经学派系林立、官方经学烦琐可憎、学者无所适从之际,博采众家之长而又简明扼要的郑学的出现,自然使人们感到新鲜可喜,“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皆争趋而学之。“郑学”出,今古文经学融为一体。皮锡瑞说“郑君党徒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非虚美之辞也。”

东汉末年郑玄在古文经的基础上,兼容今、古文两经,创立了通学(郑学),使长达二百余年的今古文之争告以结束。所谓通学,就是以古文经为主的今古文的合流。经过古文经学的一代宗师及集大成者郑玄的努力和继续与今文经学进行斗争,古文经学达于极盛,压倒今文经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学派别。今文经学在东汉末为古文经学压倒,到魏晋时期进而消亡;古文经学统治学术界至唐代,到宋明理学兴起而暂告衰歇。

两汉之际的今古文之争,是统治者政治斗争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今古文经学是封建统治阶级根据不同形势交替使用的两件“法宝”。另一方面,经学作为长期指导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今古文经学之间的斗争,左右着学术思想的发展趋向。它们之间的论争是繁荣学术思想的重要条件。没有争辩与斗争,就要窒息理论与学术思想的发展。事物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斗争才能有发展。经学如果没有争斗,岂不像一潭死水,久而久之就要发臭,它哪里还能对社会起指导作用呢!今古文经学是在斗争中发展,同时又在发展中不断斗争。只有不断提高和更新自身,善于从对立面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完善自己的经说,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不然死抱住已过时的陈旧观点,势必要衰落,要被历史淘汰。

两汉今古文经学此消彼长的历史就是明鉴。经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本身就规定了浓厚的保守性。再加上家法的束缚,必然妨碍它的发展,也减弱其对社会的影响作用。今文经学本来讲“微言大义”,可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比较灵活地解释儒家经典,以适应变化的需要。可是,今文经学长期处于独尊地位,不肯吸收新鲜东西。今文经学家大多不能摆脱家法的羁绊,谁要是更改师说,不按家法传授,就被视为不耻于士林。因此,它不可避免地陷于长期裹足不前,甚至把自己弄到灭绝的边缘。这是今文经学发展史上的教训。古文经学家把孔子的《五经》作为历史解释,在与今文经学家争斗中处于不利地位。但是,他们受家法束缚较轻,又因为他们长期处于受压抑的地位,逼迫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的经说,吸收今文经学有用的东西,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在今古文经学斗争中,古文经学虽屡次遭到挫折,但终于战胜了今文经学。

总之,今古文经学在历史上影响是很大的,今天时过境迁,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其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重新回顾这一争論,仍可从中吸取点滴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