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复兴路上的中国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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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复兴路上的中国书院
——国际儒联“书院教育与儒学普及研讨会”侧记

光明日报 2011-08-22

 

开栏语

中国书院有千余年的历史,作为官办科举教育的补充。书院在普及儒学、传承中华文明,培育民族精神,推动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发展等方面,都有过历史的辉煌。1840年以后,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出现了废书院兴学校的社会浪潮。这种简单抛弃式的处理传统文化的方法,当年就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质疑。现在社会上又出现了大量的民间书院、私塾、义塾等教育形式。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证明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否定之否定,螺旋式发展的路径。

今年适逢清政府正式废止书院110周年。古代书院的办学理念对于当代有什么样的启迪?当代书院教育将向何处去?这都是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自今日起,本刊开辟“书院”专栏,即时反映当代中国书院走向复兴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欢迎广大读者关注。

2011年6月底,湖南岳麓山。

一场新旧书院的聚会和对话在这里进行——

它们中,有从时间深处走来的传统书院:现已成为湖南大学一部分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作为体制内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场所,仍在焕发活力;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嵩阳书院则作为历史胜迹加以妥善保护和修缮,现已成为旅游景点……

逾半个世纪前,在海外存续中华文化一脉薪火的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栉风沐雨绵延于今,让与会者陡生敬意。新亚书院砥砺奋进的办院精神和中西融通的办院思路,为当今新办书院树起鲜活的标杆。

近40家新办书院代表集中亮相,备受瞩目,成为会议一大亮点。新办书院以共同的传统内核和民间姿态,纷繁的组织形式和办院思路,为书院这一古老载体注入新的内涵。在新鲜经验和成绩被分享的同时,它们面临的内外之困,也被正视并引发共鸣。

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和湖南大学主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承办的国际儒联第四次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在此间举行,并首次将话题聚焦于“书院与现代教育”。

毛泽东:“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

今年9月14日,将迎来书院改制110周年。110年前,清廷一道诏书,将书院改为西式学校,书院制度在中国戛然而止。此举得耶?失耶?

会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认为,从历史发展角度讲,书院改学堂对中国教育以及学术文化思想,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它顺应了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趋势,同时满足了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及高质量人才的需求。

但他同时表示,书院作为一种十分成熟、完善的教育组织,是中国古代教育高度发展的结晶。这一改革过程忽略了书院自身传统,从而导致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割裂。

其实,对书院之废的反思并非自今日始。对书院这种中国独有的教育方式与文化形态,20世纪多位思想大家都曾给予肯定,并对其“退场”清晰地表达过痛惜之意。

这其中便有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把一千多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了。”1924年,胡适这样痛陈书院之废。

1949年亚洲文商书院开学典礼上,钱穆也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 

而毛泽东在1921年《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对书院和学校的精彩论断,更是成为很多与会者研讨的兴趣点。

在《宣言》中,毛泽东客观地分析了书院和学校的各自利弊,认为“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

毛泽东认为,所谓书院可毁,主要指其研究的内容“‘八股’干禄之具”“只是一种玩物”,算不上正当的学问。关于学校的坏处:一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二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大缺点”;三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

他接下来说,“回看书院,形式上的坏处虽然也有,但上面所举学校的坏处,则都没有。一来是师生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学有得。”所以,“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而创办自修大学就是要“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

随着近二十多年来,特别是近些年国学重新回归大众视野,书院,这一产生自唐代的古老教育文化载体又重续彗命,复现于各地,成为我国当代教育的一道风景。

虽然,当今书院在教学模式、教育内容、生徒结构、书院职能等方面均与传统书院有所差异,但传统书院以儒家经典为载体的独有的道德教化和人格养成功能,被当代书院保留下来,并以此作为对现行国民教育的一大补充或匡正。

山西北大灵童书院院长王建平认为,经典教育是将文化熏陶、性情教育、人格培养放在首位的教育;北京七宝阁书院院长马力华则表示,今天的国民教育缺少传统文化氛围,要通过书院这个载体,用中国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的儒学传统文化来化民成俗……

“当代体制内教育面临的问题,不在教育体制之内,而是一些根本性的社会问题,都不能在短时期内解决,因而也就为书院的发展预留了广阔的空间。”

国际儒联传播普及委员会主任张践对当代书院前景作出这样的判断。

生存之道:来自传统书院的启示

新办书院置身于当今多元时代背景之下,与传统书院相比,它们在组织形式、教育对象、教育理念、办学模式等各方面,探索出无数可能的路径,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样貌。    

而同时,新办书院也必然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

数量众多,形式纷繁,却影响甚微。——这便是新办书院当下的总体状态。毋庸讳言,大多数新办书院还游离于公众视线之外,它们或隐没在熙来攘往的市声里,或侧身于国民教育的高歌猛进中。

组织松散、管理和师资水平良莠不齐、教学理念缺乏验证……这些问题,侵蚀新办书院肌体,削弱新办书院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亟须冷静地加以正视和解决。一耽学堂总干事逄飞在会上疾呼,对于新办书院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在座各位都有必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反省。”

“有理想,没管理;有想法,没办法。”北京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这样概括目前很多新办书院的状态。他以局内人的身份,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新办书院最大的问题是教师水平参差不齐,这个问题亟待重视,因为师资水平决定了书院的品质;此外,书院需要构建一套完备的课程体系,不能止步于童蒙读物,而是要系统地传习经学,并将乐教、礼教和诗教融合到日常教学中去;还有就是,目前很多书院的管理比较欠缺,如果没有高质量的管理团队、管理思路和管理架构,很难经营好书院;而最重要的是,书院主持者要有对儒家文化的信念,如果没有真正的儒者担当精神,就会逐渐丧失书院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甚至走向堕落。”

与体制内教育相比,多数新办书院作为民办的私学教育,可谓先天不足。时至今日,它们依然处在苦寻出路的摸索和突围阶段,同时还要面临身份认同、场地、师资、经费、生源等诸多现实挑战。

厦门筼筜书院理事长王维生说,书院一方面受制于主导书院发展的组织、机构、领导人的思路;另一方面受制于书院的受众,学生又从哪来?是自由听课,不计学历还是为吸引社会人士,且需以高额学费来维持书院运作?再者,当代书院如何进行儒学教育普及,如何将书院传统跟现代教育体制结合起来,或如何以书院精神改造现代教育之病?凡此种种,皆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

书院日常运作经费从何处来?山东尼山圣源书院副秘书长陈洪夫说,书院既然是民办,政府就没有财政保障的义务。书院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学店”,也没有自己的“学田”,它“手空空,无一物”,需要到处“化缘”。这实际上是保障书院永续健康发展的机制问题,是最基础的问题。

“当代书院不能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有谁愿意来学习?书院的教师队伍谁来培训,他们如何进入角色,如何兑现福利待遇?如何不断拓展书院的发展空间?”陈洪夫接连发问。

会上,广州中和经典学堂的代表冯映云道出她的苦衷:“能办执照的场地是商业区,民宅不能申请执照。但是在商业区不安静,不适合办学堂。如果在幽静的地方租别墅又会影响邻居,不投诉还好,如果投诉的话就会被断水断电。2008年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装修费等损失了十几万,孩子走了一大半。而且新来的孩子和家长很担心我们会搬迁,影响了家长把孩子交给我们的信心。”

至今,这些棘手问题还没有公认有效的解决之道;而历观往迹,历史上的书院或可为当代书院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些许启示。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说,两宋时期,当时几乎所有有名望的学者都创办或主持书院。他们各自集合大批学者,努力经营自己的学派,特别是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的讲学,使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学术中心。应该说,儒学创新使书院的儒学普及有了源头活水;此外,书院与儒学的结合,使二者互为表里,互为倚势,隐显同时,盛衰共命,形成一体化结构的态势;重要的是,书院并不排斥科举之学与科举之教,使儒学得以更广泛地传承与普及。

“邻居近金碧,一一梵王家。”宋人赵抃在《书院》一诗中发出感慨。历史上,佛老之居缘何能“遍满天下”?邓洪波认为,广大“善众”自觉自愿的供奉是佛老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在生存与发展方面,书院应该如何取法佛寺道观,值得思考。

据《历代书院名录》统计,唐、五代有书院40多所,宋代有书院近600所,元代有书院近1000所,明代有书院近1500所,到清代已发展到3000多所。书院发展势头迅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肖永明说:“这不能不令人慨叹并思考其驱动力何在的问题。”“毫无疑问的是,书院所具有的社会教化功能,是促使书院不断发展的因素之一。历代许多书院的创建、修复,都与创建、修复者施行教化、化民成俗的追求密切相关。”

面向民间、私学性质也是书院一大传统。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赵法生认为,“新办书院也必须坚持民间讲学的办学趋向,它的未来将取决于其民间化程度和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乡土中国一向是滋养儒家文化最深厚的沃土。重建乡土文明是当代书院最大的挑战。据说现在已经有了几家乡村书院,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

当代书院文化之复兴任重而道远

闭幕会上,赵法生代表讨论小组发言时说,国际儒联和湖南大学主办这样大规模的正规书院研讨会,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是第一次,大家一致认为很有意义。以前,各地书院各自为战,在一起互相交流经验的机会很少。这次会议,为当代书院建设构筑了一个互相启发、互相鼓励的平台,大家感到收获很大。

通过各种形式使各地书院的交流常态化、制度化,实现彼此间资源和经验共享,成为与会者普遍的呼声。作为讨论小组代表,北京杏林通彗书院院长刘宏毅在发言中说,大家呼吁成立一个书院的联谊会,目的是为了大家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不犯重复的错误。将来如有可能,各书院的师资和学生也可以进行交流,避免闭门造车。

张践说:“虽然书院近年表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但是到底应当如何走,总体而言还处于探索的过程中。任重而道远,有赖我辈的尝试、实践。”(本报记者 贾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