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廉洁从政的思想观及其渊源初探 - 刘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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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廉洁从政的思想观及其渊源初探

刘继增

 

中文摘要:苏轼《六事廉为本赋先圣之贵廉也如此》,从中窥测、勾勒的出苏轼的廉洁从政思想观,源于他所受的家庭教育、学堂教育、皇帝教育,其理论基础是儒家思想。苏轼在“三个教育”中形成并在为政实践中固化的的廉洁从政的思想观,铸就了他特有的“官德”、“官格”和人格,连同他的诗文受到人们的尊崇和爱戴,对北宋的廉政生态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关键词 廉政观   廉政生态   北宋   苏轼

作者简介 刘继增(1958—),男,河南省平顶山市人,中国苏轼学会理事、郏县苏轼学会执行会长,苏轼研究。

唐国颖(1962—),男,河南省平顶山市人,郏县苏轼学会名誉会长,郏县三苏书画院长

According to Sushi's poem "Liu Shi Lian Wei Ben Fu Xian Sheng Zhi Gui Lian Ye Ru Ci", we could explore and image that how probity he was. This was the result of the education that he obtained from family, school and that dynasty. Furthermore, the cornerstone of his education wass Confucianism. The holistic mode of think that Sushi learn from those three kinds of education and his political career is to be probity. As a result, he developed the excellent characteristics both as a human being and a politician. He is, therefore,  respected by the descendants as well as his poems.

Author: Jizeng Liu(1958-), male,  Live in Pingdingshan, Henan Province, member of Chinese Sushi Academy, director of Sushi Academy in Jiaxian.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可他却是以仕宦身份载入《宋史》的。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先圣之贵廉也如此》文中提出的“六廉”观,是他廉政思想的集中体现,其理论基础是儒家思想,源于他所受的家庭教育、学堂教育、皇帝教育。苏轼在“三个教育”中形成、在从政实践中固化的的廉洁从政的思想观,铸就了他特有的“官德”、“官格”和人格,连同他的诗文受到人们的尊崇和爱戴,对北宋的廉政生态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北宋神宗元丰七年去世,年幼的哲宗继立,高太后执政,史称“元祐”。苏轼从汝州团练副使(从八品)骤迁为正为正三品的翰林学士知制诰,成为太后近臣、哲宗老师。此时苏轼留传下来的《六事廉为本赋先圣之贵廉也如此》是写给年幼的皇帝看的。苏轼意识到了只靠官吏自身的素质和修养,做到廉洁自律是不够的的,加强廉政建设才是决定天下百官廉政、皇帝基业千秋永固的根本,他以文赋这种形式向皇帝进谏。

“六事”,见于《周礼》。《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一。《周礼·天官·少宰》:“以听官府之六计,以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辩。”所谓“六事”,即“六计”,是上级考察官吏的六条标准或者叫六个方面:善(有辞誉、声望)、能(有能力,政令畅通)、敬(敬其职位、恪守官次)、正(行正言之、公正无私)、法(依法而行没有过失发生)、辩(辨别能力强、遇事分明果断)。这里 “廉” 的原意是考察、查访。苏轼却独出新解,把“廉”理解为廉洁,并升华为“器尔众才,有吾先圣。”的高度,是先圣周公订立的器重、任用人才的标准,即“先圣之贵廉也如此”。苏轼祭出儒家经典《周礼》这一尙方宝剑,评判晋、唐廉政制度建设的缺失,表达了自己对当今廉洁从政在官吏选拔、任用上的真知灼见。全文如下:

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官继条分,虽等差而立制;吏功硅别,皆清慎以居先。器尔众才,由吾先圣。人各有能,我官其任。人各有德,我目其行。是故分为六事,悉本廉而作程;用启庶官,俾厉节而为政。善者善立事,能者能制宜。或靖恭丽不懈,或正直而不随。法则不失,辨别不疑。第其课兮,事区别矣;举其要兮,廉一贯之。蔽吏治之否臧,必旌美效;为民极之介洁,斯作丕基。所谓事者,各一人之攸能;所谓贤者,通众贤之咸暨。拟之网署,先纲而后目;况之布帛,先经而后纬。于冢宰处八法之末,厥执既分;在西京同大孝之科,于斯为贵。乃知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苟务渎货,都忘属厌。若是则善与能者为汗而为滥,恭且正者为诐而为。法焉不能守节,辨焉不能明贤。故圣人恶彼败官,虽百能而莫赎;上兹洁行,在六计以相兼。此盖周公差次之,小宰分掌者。考课则以是黜涉,大比则以为用舍。彼六条四曰洁,晋法有所亏焉;四善二为清,唐制未之得也。曷曰独摽兹道,分贯其余?始于善而迄辨,皆以廉而为初。念厥德之至贵,故他功之莫如。譬夫五事冠于周家,闻之诗雅;九畴统之皇极,载自箕书。噫,绩效皆烦,清名至美。故先责其立操,然后褒其善理。是以古者之治,必简而明,其术由此。①

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中提出了他的“六廉”观:

  1. “六事廉为本”的观点。在《周礼·天官·少宰》提出的“六事”是官吏应具备的六项素质和应有的六项表现,也是考察官吏的六条标准和六个方面。在“六事”中,清正廉洁是根本。
  2. 六事“各以廉为首”的观点。在按照六条标准考察官吏时,每条标准都要把清正廉洁放在首位。
  3. 六事“举其要兮,廉一贯之”的观点。在为官从政的过程中,要把廉洁自律贯彻到整个从政过程,一以贯之。
  4. “考课则以是黜陟,大比则以为用舍”的观点。建立官吏的监督、约束的制度和机制:经常性的考察决定其升降,大的考核以此决用否。
  5. “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观点。官吏功成名就的,必须是保持清正廉洁的;官吏有政绩,一旦发现贪污,他的政绩就全部作废,政治生命全部完结;凡是清正廉洁因贪腐半途而废的,必定是晚节不保、前功尽弃者。
  6. 臧否官吏“先责其立操,然后褒其善理”,“吏功旌别,皆清慎以居先”的观点。评判官吏,先要求他们建立其清廉的节操,然后才表扬他们善于理政。表彰官吏,首要条件都必须是清正廉洁的。

苏轼的廉洁从政思想观的理论基础是儒家思想,源于他所受的家庭教育、学堂教育、皇帝教育和从政实践的固化。

家庭教育  苏轼的父亲苏洵,十八岁应进士试、二十九岁再应进士试、三十七岁应制科试均以失败而告终后,“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与学术”、对苏轼兄弟精心培养。孙如听《颍滨年表》“八年戊子,父洵以家艰闭户读书,,因以学行授二子”。苏辙《藏书室记》曰:“予幼师先君,听其言,观其行事,犹记起一二。先君平时不置产业,有田一廛,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辑而校之,亦遗子孙曰:读是书,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②“门前万竿竹,家有四库书。”’四库书”中多有经典书籍。元孙友人也说“初老泉先生之未第也,闭户十年,贯穿诸子之书,研穷百代之史。而二先生侍侧,得于心传面命之际,莫不自家法中来。”

父洵寓教于名。苏轼,字子瞻,“轼”作为名,本意是车厢前面工人凭倚的横木;“瞻”作为字,本意是“望”之意,希冀儿子能登高望远树立远大志向,可以想见每当儿子念及此寓意。怎能不是一种鞭策和鼓励,促使他自幼立下“奋历有当世志”

程夫人教子以名节道德相尙。据《宋史·苏轼传》载,苏轼十岁时,乃父苏洵游学四方,很少回家,教子的重任便落在了他的母亲程氏肩上。程氏对儿子注重道德教育,用心培养他的远大志向。她不仅“亲授以书”,教儿子知古今成败之事,而且教育他长大之后如何做人,并希望他以东汉的范滂为榜样。范滂少有清节,因敦厚质朴、勤奋节俭而举孝廉。为官后,公正廉明,抑制豪强,因与太学生一起反对宦官祸国,被诬为钩党而下狱。释放后不久,又与李膺等被捕。范滂与母亲告别,范母慨然安慰儿子说:“汝今与李、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范滂后蒙冤死于狱中。我们从《六事廉为本赋》中的“绩效皆烦,清名至美“的廉政佳句中仍可看到程夫人教子的清晰印记。《宋史》本传谓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傥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③可见程夫人名节教子的影响形成了苏轼的廉政的名节观。

学堂教育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都统治者都十分推崇儒家学说,北宋的学堂教育是以科举为旨归的。苏轼少年是“专为应举”而读书,自然熟知受儒家经典,并深受其影响,儒家经典则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载体。苏轼的廉政思想源于儒家经典,更源于他所受的学堂教育。

仁宗天圣七年诏,正式规定阁试“试论六首,以三千字以上为合格。”阁试一场,论六首,每篇限五百字以上,题目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子、扬子、管子、文中子正文及注、疏中出,内一篇名数(题)、一篇暗数(题)。名数(题)不易,暗数(题)极难都要求既知题目出处,又要能“引进”上下文,上下文“引进”不全,上下文有度数及事类,,谓之暗类,所引不尽谓之粗。实际上是要求应举人平日能够背诵群书。苏轼在嘉祐六年的制举考试中得三等(最高等),是北宋开国百年以来的此等的第二人。苏轼阁试“六论”的第六题《既醉备五福论》,“既醉”是《诗经》的篇目;“五福”出该诗“君子万年,介尔景福”句郑玄笺,语源则出《尚书·洪范》(“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这是由郑笺套出的一层事典。若不能背诵郑玄笺,便不知“五福”的来历;若仅知郑玄笺而不熟《尚书》,便不知“五福”的内容,可见苏轼对包括《尚书》在内的儒家经典烂熟于心。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理论基石—“民本”思想就源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④苏轼对《五子之歌》的民本思想有着专门解释,苏轼的廉政思想无疑是受《尚书》的影响。

《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一,中国古代廉政制度的基本框架出自《周礼·天官·小宰》。《周礼·天官·小宰》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意旨要用这六种方法来考核官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六种考核手段之前作者都加上了“廉”字。苏轼专门作《六事廉为本赋》,显然是将“廉”从狭义的范畴抽象出来,赋予了更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形成了苏轼的“六廉”观。

皇帝教育  北宋皇帝的廉洁诏敕,由此造成“明道善策、教而后刑”的社会现实和舆论氛围,对包括苏轼在内的臣工仕宦的教育和影响是深刻的,苏轼的“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观点、“吏功旌别,皆清慎以居先”的观点,盖源于此。

警示教育  北宋政权建立后,建隆二年(961)按《周显德刑统》,商河县令李瑶、坐赃罪被杖死,左赞善大夫申文纬因坐失觉察,除籍;次月,供奉官李继昭坐盗卖官船罪,弃市;八月,大名府永济主薄郭凯坐赃罪,弃市。仅太祖一朝官吏坐赃罪弃市者,达二十余人。建隆四年(963)太祖皇帝颁诏批准了窦仪等人在《周显德刑统》的基础上修订成的宋代第一部法典《宋详定刑统》,由宋代祖颁诏实施。《宋详定刑统》卷二十六《杂律》把以非法手段占取官私财物的行为定位“赃罪”。一是宋代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诏敕,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有时解除此禁,则规定曾犯有贪污罪者试用期比一般官员长,同时有试用官员犯贪污罪两次除名的规定。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有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凡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许让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定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 二是一个官员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官员贪污受到牵制。 三是宋代吏部设有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凡犯过贪污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凡犯过贪污罪的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宋哲宗时进而规定:文官官名分为三类,凡进士出身者官名前冠以“左”字,未能通过科举考试者官名前冠以“右”字,曾犯过贪污罪者既无“左”字也无“右”字。这样,曾犯过贪污罪者仅从官名上即能被人们一眼看出。这些诏敕使得官员一旦犯贪污罪,就“终身不齿善良”,永远被人看不起。

正面教育  据《潞公文集》卷三十 《奏赐儒行中庸并七条事》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一月真宗颁《戒飾文武臣七条》。“文臣七条:一曰清心。谓平心待物,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则廉事自正。二曰奉公。谓公直洁己,则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谓以德化人,不心专尚威猛。 四曰贵实。谓专求实效,勿竟虚誉。五曰名察。谓勤察民情,勿使赋役不均,刑罚不中。六曰劝课。谓劝谕下民勤于孝悌之行、农桑之务。七曰革弊。谓求民疾苦,而厘革之。以赐节度使以下至刺史、任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军府监、通判、知县者;武臣七条:一曰修身。谓修饰其身使士卒有所法则。二曰守职。谓不越其职,侵扰县民政。三曰公平。谓均抚士卒,无有偏党。四曰训习。谓教训士卒,勤习武艺。五曰简阅。谓阅视士卒,识其勤隋勇怯。六曰存恤。谓安抚士卒,甘苦皆同,常使齐心。七曰威严。谓制驭士卒,无使犯禁。以赐节度使以下至刺史,及诸司以下任部署、钤辖、知州军、监押、驻泊、巡抚者。”⑤史称文武臣廉政七条。文武臣七条要害是戒飭文武臣等,一要严格自我约束(文臣:清心、奉公、修德;武臣:修身、守职公平),二要恪勤职守(文臣:责实、勤察、劝科;武臣:训习、简阅、存恤),惩治弊端(文臣:改弊,武臣:威严)。

厚禄养廉  宋太宗云:“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宋史·职官志十一》)因此,北宋皇帝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在仁宗诏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条陈十事》)熙宁变法期间,不仅增了官俸,而且发了“吏禄”。熙宁三年八月,神宗发现仓吏侵克欺盗军粮严重,因而下令创立“仓法”,或称“重禄法”,本着“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的指导思想,首先给仓吏以厚禄,岁额一万八千九百贯,此后“仓法”逐步推及内外吏,至熙宁六年正月,吏禄总额已达十七万一千五百余贯。王安石曾向神宗表白:“吏胥禄廪薄,势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则法有时而屈。今取于民鲜,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

从政实践的固化  苏轼第一次任职是陕西凤翔签判。据《颍滨语录》载,“亡兄子瞻及第调官,见先伯父,问所以为政之方。伯父曰:‘如汝作《刑赏忠厚论》。’子瞻曰:‘文章固某所能,然初未尝学为政也,奈何?’伯父曰:‘汝在场屋,得一论题时,即有处置,方敢下笔,此文遂佳。为政亦然。有事入来,见得未破,不要下手;俟了了而后行,无有错也。’至今以此言为家法。”⑥苏辙《龙川略志》记载:予兄子瞻,尝从事扶风。开元寺多古画,而子瞻少好画,往往匹马入寺,循壁终日。有一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访否?”子瞻欣然从之。僧曰:“贫道平生好药术,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为精金。老当传人,而患无可传者;知公可传,故欲一见。”子瞻曰:“吾不好此术,虽得之,将不能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为,公若不为,正当传矣。”是时,陈希亮少卿守扶风,而平生溺于黄白,尝于此僧求方,而僧不与。子瞻曰:“陈卿求而不与,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贫道非不悦陈卿,畏其得方不能不为耳。贫道昔尝以方授人矣,有为之即死者,有遭丧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轻以授人。”即出一卷书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则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轻作,且勿轻以授人,如陈卿,谨勿传也。”子瞻许诺。归视其方:每淡金一两,视其分数,不足一分,辄以丹砂一钱益之,杂诸药入甘锅内煅之,熔即倾出,金砂俱不耗,且其色斑斑相杂,当再烹之,色匀乃止。后偶见陈卿,语及此僧,遽应之曰:“近得其方矣。”陈卿惊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轻传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陈固请不已,不得已与之,陈试之良验。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负此僧耳,公谨为之。”陈姑应曰:“诺。”未几,坐受邻郡公使酒,以赃败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后谪居黄州,陈公子慥在黄,子瞻问曰:“少卿昔时尝为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阳,无以买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痈而殁。”乃知僧言诚不妄也。⑦

苏轼第一次作太守是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太守时年仅39岁,熙宁七年(1074)12月13日到任,熙宁九年(1076)12月离任,是年41岁。据乾隆《诸城县志》载,苏轼知密州时,当地连续七年大旱。熙宁七年,“自秋至冬不雨”,熙宁八年“春夏旱”蝗虫泛滥。苏轼深感“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一是灭蝗。在上书朝廷减免百姓赋税的同时,率领民众采取田禾焚烧和掘土掩埋的方灭蝗,实行以工代赈,即“募民灭蝗,每掘得其子,以斗升计而给米多寡有数焉”,使蝗灾得到初步控制。二是抗旱。按照当地“遇旱祈雨”的风俗,率吏民到常山祈雨、改造雩泉、筑堤引水。三是收养弃婴。连遭旱蝗灾害,百姓生活困苦,苏轼“洒涕循城拾弃孩”分别安排各家抚养,按月支给“盘量余谷”,二年内养活十人之多。自己却“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并作《后杞菊赋》以自嘲,“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夕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⑧其廉洁之至,跃然纸上。十年之后的元丰八年(1085),苏轼赴登州任途经密州,密之父老,遮道相迎,“扶挈老幼为追攀”,可见一个好官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

苏轼第一个贬谪官是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六日,苏轼因乌台诗案由湖州知州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享半俸。据宋罗大京《鹤林玉露》载,“东坡谪齐安,日用不过百五十。每月朔,取钱四千五百,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又以竹筒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生活困匮,元丰四年(1081)二月,挚友马正卿为他请故营地数十亩,苏轼躬耕其中,自号“东坡居士”。次年,四川道士杨世昌前来探望。七月十六日,“壬戎之秋,七月既望”,苏轼与道士杨世昌泛舟赤壁,并作《赤壁赋》。苏轼在泛游赤壁中,在《赤壁赋》中他以回答客人的形式提出一个廉洁从政的重要观点:“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不是自己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要去拿取。此观点乃缘于李白的《襄阳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进而深化之。

苏轼生前最后一个官职,是城都玉局观提举。在城都玉局观提举任上做的最后一首诗,也是他一生的绝笔,记载了他做梦想的还是清廉,这首诗的题目叫作《梦中作寄朱行中》:

舜不作六器,谁知贵玙璠。

哀哉楚狂士,抱璞号空山。

相如起睨柱,头璧相与还。

何如郑子产,有礼国自闲。

虽微韩宣子,鄙夫亦辞环。

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⑨

清人王文诰如此评价苏轼和他的这首诗:“先生临终而梦中作此诗,盖若言其平生所存之大节,可以意悟。”⑩

 

①苏轼《六事廉为本赋先圣之贵廉也如此》。《苏轼文集》第一卷,第28页。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1版。

②苏辙《藏书室记》。苏辙《栾城第三集》卷之十,第15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

③《宋史》卷三百三十八,第10801—10818。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1版。

④《五子之歌》。《尚书》附录《伪古文尚书》第82页。蓝天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⑤转引自邓小南《导向的确立----兼谈宋初“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第11—12页。文中注50:《潞公文集》卷三十《奏赐儒行中庸篇并七条事》,据《经幄管见》卷四校。今山西新绛县古州衙大堂的墙壁有此碑刻,为宋徽宗时期的朝散大夫、知绛州立石。

⑥转引自颜中奇《苏东坡轶事汇编》第15页。岳鹿书社1984年4月第1版

⑦苏辙《烧金方术不可授人》。苏辙《龙川略志》第一卷,第1页。中华书局1982年4月第1版。

⑧苏轼《后杞菊赋》。《苏轼文集》第一卷,第4页。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1版。

⑨苏轼《梦中作寄朱行中》。《苏轼诗集》卷四十五,第2458页。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1版。

⑩转引自《苏轼诗集》卷四十五《梦中作寄朱行中》诗末注。第2458页。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1版。

 

参考文献

⑴ 孔凡礼点校 苏轼诗集[M]   北京 中华书局1982.2

⑵ 孔凡礼    苏轼年谱[M]   北京 中华书局1998.2

⑶ 饶学刚  苏东坡在黄州[M]  北京  京华出版社 1999.5

⑷ 李增坡  苏轼在密州[M]    山东  齐鲁出版社 1995.9

⑸ 吕静飞  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M]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8

⑹ 张长发  资政类纂 [M]     北京  燕山出版社 1992.5

⑺ 余华青  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1

⑻ 戴建国  宋代刑法史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1

⑼ 祝尚书   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6.3

⑽ 邓小南   导向的确立----兼谈宋初“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J]  开封  史学月刊  2005.7

⑾孔凡礼点校  苏轼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3

⑿颜中奇   苏东坡轶事汇编[M]  湖南  岳麓书社19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