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書院的复興之路 - 洪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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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書院的复興之路

洪秀平(修改稿)

儒家书院是儒家传统社会的一个极富特色的民间机构,儒家书院的复兴当是儒家复兴的应有之义。然在经过百年的风雨飘荡之后,书院在中国大陆几近绝迹,无踪可觅。而书院在中国古代作为儒家知识分子藏书,授道,研经的基本教育机构,承担的是培养文化传承人才,教化社会风气,维护伦理秩序等社会责任,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塑造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今天,书院的这些基本社会功用是否已失去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尤其在市场经济的物欲横流冲击下,人文精神已告衰竭,道德风尚沦沉于底的时代背景下,书院作为社会的良知又为人们重新呼唤,也为书院在现代的新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在承受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后,书院在神州大地再度回归,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当代大儒蒋庆先生的“阳明精舍”首先在1997年创生,经过近十年心血栽培,成为1949年以来中国(包括港台)的第一家、也是最大的一家传统儒家书院。受蒋庆先生影响和启发,笔者本人也在珠海建立了“平和书院”。

平和书院坐落在风景秀丽的珠海板樟山下,而珠海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里是容闳的出生地,也是海归的发源地。广东得西方风气之先,又受中原文化影响,有自己独特的岭南文化,珠海人重视传统教育,对书院的运作提供了很好的人文环境,而书院作为传承中国文化的最佳载体,成为名流学者的讲经论道之所,文人学士的向往之地。珠海作为文化立市的特区,和谐社会的先行者,也特别需要一个这样传承中国文化的载体。两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书院从产生之初就获得了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要件,从而吸引了珠海本地乃至全国各地的同道朋友来此学习深造或观光访问 ,影响深远,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我们国家曾经有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莘莘学子伴着朗朗书声与淡淡墨香,从那里走出,成为一批又一批儒学大家和国家栋梁。平和书院就是在认同民族教育理念的前提下,对恢复书院教育所作的一个尝试,以期培养出新时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英才。

平和书院创办至今已两年了,两年来,我们坚持每周六晚上,邀请一些儒学大师或 国学 教授,做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专题讲座,讲座之后学员们开始讨论。凡是听过这些精彩讲座的朋友们都受益匪浅,感受到平和的那种热烈的气氛,故周末常有很多珠海的国学爱好者前来参加我们的讲座。而平和书院也成了珠海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习与传播的中心,更提供了四方豪杰来往交流的平台。产生的社会效益是不可估量的,推动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而每天早上,作为书院内部的学习和交流,我们都准时在七点钟进行晨读。晨读内容包括:全体同仁首先在孔子行教像前上香行三拜高揖礼,礼毕则退读经典,将当天课目诵读,唱读完毕后,由相关老师或学生讲解或发挥,并结合社会实际加以讨论,笔者则因时就势引导,引导学员践行儒家理义,探究圣贤气象。几年以来,我们依次读过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孝经》《大学》《中庸》《论语》等传统儒学科目,每天坚持背读《朱子治家格言》等重要篇目,效果可观。我们为书院的全体成员每人都购置了一套汉服,以便参加晨读行礼和祭祀活动。来平和书院作客的当代儒学网站站长柳河东先生对此深加赞赏:“平和书院做的好,着汉服,行拜礼,读经典,从形式到内容都非常好,应该在全国推广。如果每天七点全国各地都在祭拜先师,都进行经典诵读,儒学复兴不远。”我们为来此学习的老师同学提供了最好的免费食宿条件和良好的深造研究环境,以期他们在这里能学有所获,进而可有大成,并专此购置了大量儒学书籍,充实图书室。在人才培养方面,平和书院向阳明精舍输送了心兰,马培路等信仰坚定的儒家学子,引进和推荐了国内著名儒学礼仪专家申自强老师,协助广州信孚教育集团和北京天则所举办“武夷山论道会”,协助广州信孚教育集团、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举办从化“首届儒教研讨会”。。创办了平和书院网站(网站影响日益增大),筹办儒学杂志,编写了以儒家为宗旨的《平和人生宝典》,大力宏扬儒家文化和思想。。而河南的课改名师,儒学教育专家闫合作老师也携其专著《论语说》来珠海讲授《论语》新义。颇受欢迎。并邀请了武汉云深书院投资人孙兴建先生及山长皮介行先生来书院参观座谈,以利交流办学经验,整合儒学资源,共同把儒家书院推向复兴。两年下来,成绩显著,聊以欣慰。然而书院的发展,任重道远,脚下的路还很长。

作为平和书院创办人的笔者,对儒家文化和思想有者独特的体认,对书院的发展有着更深的思考。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珠海中国文化书院,培养一批与现代大学互补的人才。这也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设想”。我认为,大学里注重技能,书院注重伦理,大学里培养工匠,书院里培养的是君子,是真正的管理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培养的是做人的根本——诚信与正直。

现代企业也认识到员工的诚信、正直与忠诚度,比他的才能更重要。日本、韩国的一些企业就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找企业发展的良策,而我们为什么不能从自己的传统文化入手,找到现代企业的管理良方?

如同中国政府计划在全球建立 100 所孔子学院,珠海以文化立市,也应该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书院,一方面弘扬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对民众具有伦理道德教育的象征意义。这种中国文化书院的运作模式,采取政府支持、民间办学的方式。以这样一种“文化特区”的方式运作,可以调动民间的积极参与,架构政府与民间交流的桥梁,让全社会都行动起来构建和谐社会。而教育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佳途径

现在,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全社会的主旋律,而构建和谐社会,就应该纠正那种漠视自己文化的心态,虚心向传统学习。一个开放的社会,首先应该向自己的历史开放,才能谈得上对世界的开放。

和谐社会需要的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单纯的大搞经济建设,而忽略了道德的培养。我们的祖先在过去几千年中积累的经验,是相当宝贵的。古人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我们今天经济发展起来了,为什么人们仍不知礼节、不知荣辱?

孔子讲过,富了以后就应该教之,“教”就是使民风淳厚,从而建立和谐社会牢固基础的有效途径。

而社会风气的好转,首先是从政府官员言传身教的伦理教育入手实现的。近代的中国,因为在科学方面的一时落后,许多人就误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制度都落后了。当我们到英法考察其公务员制度时,发现他们正是借鉴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官科举制度。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四书五经却被当作四旧扫地出门,现在是该重新拾起来的时候了。

道德的培养是春风化雨的工作,教育的内容首先是伦理道德的教化。教育的对象首先是党政干部,因为党政干部是带动社会和谐的力量,上行下效,其次是公务员,公务员代表政府的形象,在一线与群众打交道,自身的道德素质相当重要。

作为香洲区政协委员,笔者做了一个在党政干部中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提案:针对党政干部、公务员分别进行伦理道德培训。开设为期半年伦理道德培训班,使伦理道德成为干部、公务员在职的必要资格。公务员的录用,必须通过伦理道德的考核。

笔者认为,建设和谐社会要从娃娃抓起。而少儿读经,就是重拾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的起步,如果能在中小学校、幼儿园推广伦理道德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许多做人的道理。目前,深圳、珠海及广东各地的民间儿童读经运动,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政府应该积极参与和支持。 平和书院在这块已有了很好的开端(每周六下午定期有少儿读经课,传授《三字经》和《弟子规》等传统启蒙教材。)。

笔者 在珠海创业成功,一直想报答这方水土的养育之情。平和书院以至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办正是回报社会,以此才能将珠海这个经济特区建成一个文化特区、和谐社会特区。而我的所作所为,也是回报我的母亲对我的教导。我曾经不远万里,到美国留学 ,为的是追求物质的奢华,而远离贫困的家国。我自幼家贫,生逢动荡之时,心有叛逆,思无所寄,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则是我的心中家园。然而在我得偿所愿,飘洋过海,留学美国后,我的感受与认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到了美国,最初的新鲜感过后,我陷入了深深的孤独。在物质的富足中求得精神的满足,无异于缘木求鱼。而在异国他邦里,家国情怀成了我挥之不去的心结。正是在美国的五年生活中,通过研究中西文化,及哲学与宗教对比,我反观认识到了中国文化才是自己的生命所在。于是,我毅然放弃国外看似繁华的生活,携妻儿回到故土,于1998年在珠海创办了平和语言文化村。以独特的教学模式获得成功,2003年,平和语言文化村被国内几大门户网站评选为“全国十大知名外语培训机构”的荣誉。面对荣誉和名利,我感到的不是满足,而是困惑。难道衣食无愁就是人生的全部追求?儒家文化的经典教诲不断使我受到震撼:“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在我的心中,还有更大的事业——创办文化书院,复兴华夏文化。用我自己对中西文化的独特理解为既开放兼容又底蕴深厚的珠海提供了一个如何面对中外文化的精神范本。我的中国文化之魂,传自我善良而任劳任怨的母亲。母亲没有受过一天正规的学校教育,为何身上有如此多的智慧,明晰的做人原则,远远超过那些有高深学问的人。这个现象,是否值得我们从事教育的人去深思?我们的教育是重在教书,还是重在育人?是在传授价值和做人的原则,还是仅仅传授知识和谋生的技能?而过去一百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战乱和动乱。比动乱更可怕的,可能还是对我们自己文化的批判、扬弃。没有过去,如何有未来?我希望这个文化书院能培养一批学贯中西、品学兼优的君子、国家的栋梁,为中华腾飞、人类和平做出贡献。就如同我的母亲一样,能以她的真诚和善良,培养、影响和教育了她的孩子们。

面对中国文化 的沦失,重建中国文化成了笔者心中最虔诚的梦想。平和书院免费为学员讲解四书五经,让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来了解这个古老的民族几千年来薪火相传的伟大文明。这方面已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接下来的是,书院与现代社会的结合与运作是我一直深思的问题。众所周知,古代书院的基础设施及其运作模式,是儒家悟道、儒学传承、儒者育教、儒化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书院精神的器物载体与实现形式。《易传》有云:“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益·彖》),“承天而时行”(《坤·文言》),“应乎天而时行”(《大有·彖》),“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遁·彖》),“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艮·彖》),“过以利贞,与时行也”(《小过·彖》),“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干干因其时而惕”(《干·文言》),“含章可贞,以时发也”(《坤·六三·象》)。唐朝孔颖达说“圣人应变随时,得其久长之道,所以能光宅天下,使万物从化而成也。”(魏·王弼,唐·孔颖达,等.周易注疏[M].四库全书本)宋代张载在《正蒙·大易篇第十四》中说:“惟君子能与时消息,顺性命、躬天德而诚行之也。精义时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贞,孟子所谓始终条理,集大成于圣智者与!”[ 宋·张载.正蒙[A].张载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8]。蒋庆先生阐发了孔子《春秋》“实与文不与”的书法家法、“执中达权”的时中智慧,指出要“既坚守‘理’不动摇,又明查‘势’,而善用‘势’,最终‘以理转势’。也就是说,能够既守经,又行权,在‘理势’‘王霸’的关系中达到一种智慧的圆融中和” [蒋庆、盛洪《以善致善》,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1版,第95页]。世易时移,处于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既不能做“知今而不知古”的“盲瞽”,也不可做“知古而不知今”的“陆沉”;既要毫不动摇地坚守儒家书院基本精神与根本特征,同时还要努力探索儒家书院精神在当代社会中能够有效运作的新的器物载体与实现形式,切实发挥儒家书院在各个领域中的积极作用。因此,必须因应时世变化,寻求儒家书院精神在当下社会的有效落实路径。目前看来,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依托政府的培训机构(如党校、团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实现儒家书院教化官员、清明政治的功能;二是建立民办学院,实现儒家书院传承儒学、育导儒者的功能。

党校、团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等政府培训机构,承担着培训和轮训领导干部、中青年后备干部、理论宣传骨干,研讨党政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现实、战略和方针政策问题等职能。政府培训机构,能够成为落实儒家书院精神的依托载体,因为党和政府与儒家精神对官员的要求一致,都主张官员要忠诚爱国、要勤政任劳、要执政为民、要清正廉明,党和政府也不断以一些古代忠臣、能吏、清官的典型为楷模(如屈原、包拯、岳飞、林则徐等等),以儒家从政治国的一些典型论述为警句(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等等),来教育号召干部为官执政。进而言之,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为中国所接受,关键在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契合性。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具有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公而忘私、艰苦朴素的优秀品质跟儒家文化的血肉联系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最爱读的、经常读的书还是中国典籍,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也摘录了《孟子》里的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从思想文化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结合。

在官员教育方面,如前所述,他们更具有一致性。政府培训机构的一个关键职能,说白了就是教育训导官员如何做官从政。在这方面,儒家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历史上有很多儒者官员以身做则、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体现了做官从政者的高风亮节,符合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倡导的“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的从政要求。因此,可以编纂党校、团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等政府培训机构适用的为官从政读本,分为忠诚篇、勤政篇、廉政篇、警句篇作正面教育,叛逆篇、弄佞篇、贪欲篇作反面教材。让儒家精神进入政府培训机构,教育新一代的党政官员,实现儒家书院教化官员、清明政治的功能,使政府培训机构成为落实儒家书院精神的依托载体。

民办学院可以成为儒家书院精神在当下落实的一个有效路径,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民办学院是儒家书院的一种现代化运作模式。就其可行性而言,一方面建立民办学院,政府支持,便于操作;另一方面民办学院不仅弘扬儒家精神,还传授谋生发展技能,能够适应现代工商社会的需要、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就其紧迫性而言,一方面目前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有西方宗教背景的人建立的民办学院,也有佛家办的学院,另一方面体制高校的教育尤其是思想道德教育,游离于中国文化儒家思想之外的状况一时难以根本性改观,因此仅从国家民族文化安全与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急需建立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民办学院。建立儒家民办学院,一是可以承担儒家通俗性的、大众性的、普及性的讲学功能,将儒家典籍、礼仪作为在院学生必修的基础通识与思想道德教育课程,使学生了解儒家文化、掌握儒学常识、培养儒者情怀。二是可以承担高等院校的职业教育功能,传授电脑、管理、英语等谋生发展的技能,颁发文凭,解决出路,培养华魂西才、中外合璧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有道德情怀、有实用技能、有文凭证书,能够适应形势需要,得到家长与社会的认可、欢迎。三是可以设立儒学研修班(可称内院),采取古代书院的精英教育模式,对那些特别向往儒家文化的青年学子进行更高级的培训。四是可以设立儒教研究交流中心,实现并发展传统书院思考礼乐刑政、探讨社会文化、忧国忧民、评政议政、证悟生命存在与同道相互“印证”等更多高级功能。子曰:“天不丧斯文”。当前,儒家文化已呈复兴定势,书院建设大有作为空间,发展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落实。

2007年6月,当代政治儒学研讨会在平和书院隆重举行,会议期间,笔者专就儒家书院的复兴与发展这一课题请教了当代大儒蒋庆先生。蒋庆先生认为,儒家书院有四大特征:第一,儒家书院是民间性质的、非盈利的私学,不是政府办的官学。这体现在它的经费、财产、建筑、主持书院的人员,如山长,都是民间的。第二,书院的主要功能是传道,不是传授知识。第三,书院是自由灵活的建制,不是宗教机构。第四,书院可以评政、议政,但不能成为政党、政团。

蒋先生认为,严格说来,儒家书院不仅仅是学术教育机构,而是要体现一种生活。书院的主要功能是传道,不是传授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书院就不重视知识,因为儒家的道统在长期的历史中也变成了知识,经书从孔子整理后,无数人注解,就变成了知识,讲道的纪录通过后人整理编纂也变成了知识。……但书院主要的功能是传道、弘道、讲道。而书院所谓讲学,也是讲“道”意义上的学,即经学、道学、心学等,而不是讲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学,即纯粹知识性的学。

在他看来,儒学书院的理想既和专制的教育体制相冲突,也和自由的、民主的所谓中立的、科研化的大学体制相冲突。当然我们了解复兴书院所面临的各种外部困难。1901年清廷发出书院改制令,1912年国民政府颁令废除“小学读经科”, 1949年以来的中国大陆,儒教、儒学与书院更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政治强力对书院实行了“斩草除根”。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复兴儒家文化与重建儒家书院的宏愿开始在中国民间重新萌发,但在西式学院体制的夹缝中不仅面临着边缘化的处境,而且还面临着政治气候的影响、法律政策的限制以及各种有意无意的挤压。官方不承认书院的学术地位与教育资格,书院学生无法取得相应的资格认可。民间书院资金匮乏,财力严重不足,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硬件与软件建设更谈不上;加之,西化巨潮强势冲击,现代学院体制已经建立了巩固的学术思想权威乃至现代知识霸权。

笔者基本上赞同蒋先生观点,但也认为,事实上,书院不只是崩溃,也包括了被改造。蒋先生当然清楚,历史上最重要的书院院址已被改作旅游点、博物馆或某种官方学术机构,服务于官方。但这里最重要的问题,还是他所认为的书院同当代自由的、中立的大学体制的冲突问题。究竟是什么冲突呢?一个私立的儒家大学当然具有研究和探索儒家价值义理的自由,你想侧重于“道”意义上的学,有什么不可以呢?蒋先生所讲的“理性”和“私欲”指的是什么呢?也许,当代的求职压力及对学校造成的影响,才是一个实际问题。传统有言“只闻来学,未闻往教”。然而现代的学生和学校有现实社会和市场需要的压力。当年香港“新亚书院”就被此压力拖垮。唐君毅先生曾无可奈何地说:本校之称书院,其原意在承继宋明理学讲学之精神。但我们今天的学校距宋明书院之理想尚远;盖宋明书院之教育,是不注重学生的出路的。跟随朱子或王阳明的学生,最主要的是先要立定志愿,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是超职业的。宋明儒自由讲学的精神就是明证。更深一层言之,书院传承者为圣学,大学教授者为俗学;前者谋道,追求生命信仰与价值理想,后者谋食,追求物质利益与文凭就业。圣学与俗学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学问,圣学高于俗学,是士大夫中之姣姣者所愿学且能学的学问。虽然,愿学且能学圣学者只是中国社会中极少数认同儒家价值且自愿牺牲物质利益的精英,但我们今日之面对之一大问题是我们所须顾及的,一方面是传统的,一方面是现代的;一方面是理想的,一方面是现实的;一方面是超职业的,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理会到职业的。这些问题在此时此地看来,实在是相当严重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摈弃我们原来之教育理想呢?我们是否应完全以适应当前社会需要,及同学个人之职业要求为前提,以定我们的教育方针呢?

真正能把儒家书院同现代教育机构区分开来的,也许是书院的习礼功能。蒋先生认为,书院从孔子开始不仅仅有讲学的功能,也有礼乐的功能。礼乐功能是很重要的,孔子在《论语》中给我们表现出来的,既有问答式的讲学活动,也有习礼活动。习礼,不是一个学理性问题,不好记载。但《论语》中确实有孔子习礼的记载。而且,孔子教礼的时候,不仅仅阐发礼的学理内容,也进行礼仪形式的训练。习礼是理与仪合一的,二者不能分开。应该回到孔子开创的包括了习礼活动的私学传统,讲学和礼乐并重,知识性和礼乐性并重。儒家经典的许多知识不通过礼乐是搞不懂的。比如说,《诗经》如果不通过礼乐活动,你也体会不到。仪礼与诗有联系,有些仪礼里面要唱诗,《诗经》里的一些诗是要在仪礼中歌唱的,要用《诗经》中的一些诗去配合仪礼动作。所以,开书院先河的孔子杏坛设教的讲学活动,被称为“洙泗弦歌”,这就说明了书院应该恢复习礼活动这一古老传统。

蒋先生强调,礼乐这块很重要,应该说是中国书院的最大特色。其实,仪式比理性更容易深入人心打动人,更容易熏陶变化人,特别是对一般人。所以,必须首先在书院恢复传统的礼乐活动,然后才能在社会上恢复儒家文化的礼乐精神。

儒家书院所体现的乃是“尊德性而道问学”的理念和制度。它讲内圣外王之道,既是安身立命、修身养性的道场,也是思考礼乐刑政、探讨社会文化、以及忧国忧民、评政议政的地方。这就是说,书院既有宗教性一面、也有理性探索的一面。书院的学术成果,是师生共同创造出来的,《传习录》不是阳明写的,而是学生问学问道在一起辩难后,按照自己的理解记录下来的。《论语》也是这样。它也不像现在体制内的大学和研究所,非要讲课发表论文。中国书院的讲学活动,是最符合人性,最自由,最充满灵性的。师生之间的一句话,一个动作,都是学都是道。一个老师在上面讲,一群学生在下面听,是西式的教育,中国古代不是这样,会讲最多拟出一个题目,老师引出问题,大部分问答辩难。学生们来了,大家坐在一起,有什么问题问,老师答,这样会很有效果。所以书院不能办成体制化教学的方式,老师讲,学生在下面记笔记,这些都没有必要。要恢复书院的自由讲学气氛,大家想到水间林下里,或者想在自己的寝室里讨论问题,都可以。

书院不只是儒家说理论学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儒家学子证悟生命存在(悟道)与同道相互“印证”的场所。因而,书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印证。人学道,自己读书思考,自己研究,但自己到底弄懂了没有,自己没有把握,搞不清楚,需要师友之间、道友之间相互印证,这样才可以发现生命悟道中的问题并坚定信心。一个人孤陋寡闻,信心很难坚持。所有的精神活动,都需要同道之间相互印证。传统的儒家书院,就有这个功能。

儒家之道在于内圣外王。书院是侧重内圣还是外王呢?蒋先生认为,从孔子杏坛设教这个原型来看,它根本就不分是内圣的,还是外王的;是修身的,还是从政的。它都有。修身和从政是结合在一起的。政治腐败的时候,它当然要以道抗议,但它抗议政治并不说它就是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同时它也要作修身的的工夫。所以《论语》里面传达的信息既有颜子、曾子重体悟修身的,也有子贡、子路从政齐家治国的,也有子夏、子张既从政又传承文化经典的,等等,规模相当大。所以,今后的书院,就应该是全方位继承孔子这种博大的内圣外王的私学精神。也就是说,内圣外王之学都要讲,一个书院既是一个安身立命,修身养性的儒家道场,同时也是一个思考社会政治制度建构,指出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民间机构。这才是书院的完整制度。蒋庆先生指出,儒家书院虽非宗教机构,但确有某种宗教功能,如体认天道性理解决安身立命问题、从事祭圣贤等

蒋先生认为,对儒教队伍而言,书院要培养儒士、儒官、儒商:儒士最重要,一个人必须先做儒士,然后才因其社会角色和分工不同而为儒商、儒官,儒士解决一个人的价值信仰与道统担当,而儒商、儒官只是儒士的社会职业分途。所以我们应该说先做儒士再做儒商、儒官,离开儒士的价值信仰与道统担当就不可能有儒商、儒官。

在蒋先生看来,当下,有志建立民间书院与复兴儒教和儒学的仁人志士应该有三个担当:仁智勇“三达德”的担当,即仁心担当、义理担当、气魄担当。现在仁心担当容易建立了,因为中国人天然对自己的文化怀有感情,不忍自己的文化消亡。气魄担当这一块也问题不大,因为发心向学向道的多是有志青年。我们可以说,没有豪杰的气概,做不了儒家。儒家的气魄是很大的,儒者必须顶天立地,把握乾坤。我们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是王官学上的争论,是道统上的争论,不是在技术层面的争论。实际上我们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争论都是在最高的层次,在道的意义上的争论,所以我们要有“道在是”的气概,要有孟子“舍我其谁”的气概,要有阳明学所说的“狂者胸次”。儒者最大的气概是横渠先生的“四句教”,值得我们效法。第三个,就是义理担当,这在现在中国最欠缺的。因为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解构以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义理系统都搞不清楚了,你们要建立一个网站也好、杂志也好、书院也好,你们究竟要复兴什么样的儒学?现在都不很清楚。在义理上则各说各的,不能深入,多是感性层面的认识,这需要再上一个台阶,深入进行儒学义理的体认与研究,力图正确而全面地把握儒学的义理价值。。所以书院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要解决儒学的义理问题,所以“义理担当”是当今书院建设的首要任务。因为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以西方解释中国”,儒学的义理系统遭到了毁灭性颠覆与破坏,儒学已经不能按照自己的义理解释系统解释自己,中国人自己把儒学变成了“西方的儒学”。要把儒学还原为“中国的儒学”,就必须“以中国解释中国”,重建中国儒学自身的义理解释系统。而“以中国解释中国”,就是当今书院的“义理担当”,故当今书院必须把“义理担当”放在书院建设的首位。

如蒋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儒家书院教育是精英教育。蒋先生认为,承担儒家的道统,用道统来转化改变政统,希望不寄托在大众身上,大众不能承担这个责任,这是士大夫的责任。书院的主要功能是按照儒家的价值理想来培养士大夫,或者说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君子,而不是普通老百姓。这种培养士大夫的教育传统在春秋时代就由孔子开出来了,孔子的教育可以说就是精英教育。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 是指把不同的人(包括老百姓)都培养成士大夫或君子,

蒋先生还指出,书院的性格也是精英的,是给少数人讲的,不是给大众讲的;你给大众讲,他们也听不懂。给大众讲,《论语》中讲道德修养的部分与日常生活联系多一些,大众还能够接受,但《论语》中的微言大义大众就听不懂了,更不用说《诗》《书》《礼》《易》《春秋》中的高深哲理与微言大义了。历史文化中蕴含大道理大智慧肯定不能给所有人讲,因此,儒家的基本性格是精英性的,其真正精深博大的思想只是给极少数士大夫君子讲的,因为只有他们愿意听且听得懂,那么为什么儒家书院会有这种精英性格呢?这是因为儒学的义理博大精深,不是一般大众可以搞懂的。

笔者认为,第一,。不用说儒家的先王,就是儒学的孔、孟、荀等经典大师,也不是“荒江野老屋中”培养出来的。儒家不是道、佛,更不是追求来世救赎儒家人物的圣贤气象不是离开世间、离开历史、离开文化、离开社会的一个绝对的圣贤气象。他必须生活在社会中,他可以保持和现实社会的某些距离,但他不能彻底地超越掉。儒家之所以为儒家,永远摆脱不了历史文化的纠缠。 如此说来,如果我们保持乐观的话,明天的大儒固然有可能从一个偏远的书院走出来,但是不是也有可能从回归王道、实行仁政的政界、甚至从经世致用的商界走出来呢?更值得一问的是,那一批又一批在学界中梓梓攻读、不断探索的学者,为什么不能出伟大的儒家学者呢?他们固然受到现代学界的格局、政策、规则、以至分门别类的内容及权威的影响,常常不能“一心只读圣贤书” ;但分门别类的研究也不是一无是处:深入的学理分析、论辩,可以把问题搞得清楚透彻,做得好的话并不影响一个人的综合判断;相反,可以使大的、综合的判断建立在踏实的基础之上,并使自己的儒家信念具备经过分析比较之后的牢固性和坚韧性。更重要的是,现代学界为人们了解现代学说——例如自由主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蒋先生需要进一步阐明儒家书院的精英教育特征与孔子的有教无类理想之间的关系。儒家书院教育的目的是造就君子,是“拔尖”教育,从这一点上说确是精英教育,不是普及教育。在执教方式上也决定了它一般不向大众做通俗讲座,而是采取讲学问难的方法。这些都没有问题。但书院是否可以出于聪明程度或知识水平的考虑而把某些有志于学、有志于道的人拒之门外呢?孔子当年杏坛设教,基本上来者不拒:只要交上十条干肉,人人皆可就学。他老人家既没有因为宰予的偷懒昼寝及悖礼言论而把他赶出学校,也没有因为樊迟的小人志向而把他逐出家门。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是孔子的高风亮节。孔子的“有教无类”不是普及教育,而是精英教育的一种方式。孔子的学生多有出生贫贱者,孔子不拒而教之,是教其为志道依仁游艺的君子士大夫,即教其成为社会精英,而非如现代普及之平民教育仅提高所谓人民大众之文化知识水平而仍为平民也。故孔子“有教无类”的教学原则与精英教育并不冲突,恰恰是精英教育的一种方式。今日儒家书院重建,当继承孔子此一精神。

也许,儒家书院的精英教育在当今社会究竟应该如何施行,蒋先生仍然处于思考之中。传道需要方法,讲学需要学生,习礼需要时间和财力。定期和不定期的儒学会讲,当然很有帮助。不办普及性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培训班,也持之有故。但在政治上允许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办一些高级进修班呢?这样的班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时间和课题,较之私人拜访、独自问学、个人答疑的方式,显然可以起到更有效率的传道作用。不错,儒家君子不是单靠办班就能培养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办班就不能起有益的作用。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招收合适的学员、以合适的方式施教,可以造成其它方式无法替代的、非常有效的结果。由于联系方便、交通发达、易于聚集,能够承办高级进修班应该是当代书院优于传统书院的一个条件。如果不加利用,恐有胶柱鼓瑟之嫌。

还有,书院的学生最好是什么样的人呢?最重要的应是求学、求道的诚心和有教无类的原则。然而,做出适当的建议和提示以供人们主动参考,既不违背有教无类的原则,也有助于书院的事业和成效。说书院是儒家的一种生活方式,只是说师生在书院中要按儒家的要求去做——读书、体道、习礼,而不是说书院是儒家生活的最终场所。儒家生活的最终场所是在家庭里、社会中、世界上,是要实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想。

最后,在书院的创办模式与现代教育体制之间的协调关系来看,理想的方式是在书院与大学(特别是儒家大学——如果以后办起来的话)之间建立起合作和互补的关系:有志于儒道的学生要到书院去“实习”一段时间,在山长的指导下读经、习礼、体道、印证。这可以是在他们大学毕业前或毕业后进行。大学教育为他们提供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理论学说,书院“实习”为他们增强儒道的感悟和信念。对于当代儒家人才,二者可能缺一不可。说到底,儒家的理想是让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修己安人,庶之富之,天伦之乐,使壮有所用,女有所归,老者安之,少者怀之…… 而不是“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念头不在百姓世道上”。缺乏现代科学知识、不了解现代理论学说,是很难在当代社会推行儒家理想的。显而易见,如果儒家不能像基督教一样在当今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格局中造就出一大批能干的见证者的话,儒家是很难有广泛吸引力的.

因此,儒家书院的复兴及发展,就要本着以上思路,将儒学人才的培养和儒家文化的推广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理论学说,教育体制紧密结合,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紧迫需要,又具备可行性,从而提升和改造人们的精神境界,为”和谐社会”的建立与”科学发展观”的树立提供理论基础,在服务当代社会又改造当代社会中获得凤凰涅槃的新生,才是儒家书院和儒家思想复兴的康庄大道.实际上, 目前的形势已一步一步地朝有利于儒学复兴的方向发展,做为儒家文化载体的书院也承担起了儒学复兴的庄严历史使命,书院兴则儒学兴,儒学兴则民族兴,也许,历史已从这里起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亦从这里起步,对此,笔者深感责任重大,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困难重重,我将不懈努力,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与同道诸仁一起,竭尽绵力,共同推动儒家文化书院与时俱进 地发展,而造福国家,造福民族以至造福世界的儒学复兴将使全人类深受其惠,这个阶段,已经距离我们不远了,一个新的光明的未来正在向我们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