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主张“儒化”( 下) - 康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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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主张儒化( 下)

——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儒家中国

康晓光(2010-4-19)

 

五、儒化:政治与文化

我对未来的构想并没有脱离现实。我所勾画的未来蓝图中保留了很多现存的东西,如权威主义政治、市场经济体制,甚至对精英联盟也不是完全摒弃。但是,这一蓝图更重要的特征还是超越现实。在这个蓝图中有很多新东西,如仁政、儒教、法团主义、福利国家,还有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有些新东西是中国本土的,如仁政、儒教,有些新东西来自西方,如法团主义、福利国家,新闻自由、结社自由也可以算作是西方的东西。所以,建设未来,既要古为今用,又要洋为中用,但必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为新蓝图的灵魂还是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而不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自由民主主义。所以,我把这种关于未来的通盘构想称之为“儒教国”。而建立儒教国的过程就是“儒化”。下面我将围绕“政治”和“文化”谈谈儒化问题。

大趋势:再中国化与再西方化

尽管不乏效率,但由于不公正,加之缺乏合法性,现存秩序是不可持续的。想就这么混下去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将何去何从呢?上述分析表明,未来中国无非两种结局,要么“再西方化”,要么“再中国化”。请注意,我用了两个“再”字。我们原本是中国,但这一百多年间已经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西方化,确切地说是按照马列主义的模板进行了一次全盘西化。最近二十年,自由主义者一直主张,按照资本主义的模板再来一次全盘西化。近年来,有一小撮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站出来大声疾呼,要求复兴儒家文化。这种诉求可以准确地称之为“再中国化”。“再西方化”、“再中国化”,这也许就是中国的两种命运。

我认为,在未来二十到五十年内,两种命运的争夺将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同时进行。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竞争的结局与文化竞争的结局息息相关。如果西方文化胜利了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民主。反过来,如果儒家文化能够复兴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仁政。所以,今后二十到五十年内,儒家必将与西化派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内进行决战。这是一场殊死的决战。因为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而且,我坚信,民主化将葬送中国的未来,儒化最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这是我的一个基本主张。

为什么政治与文化的联系如此紧密?一方面,政治可以影响文化。中共的历史就是一个证明。另一方面,文化也可以影响政治。从长期来看,合法性决定政治的生命。而文化规定了合法性的内涵。葛兰西告诉我们,合法性理论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而有效的意识形态一定掌握文化霸权。哈贝马斯指出,对合法性的认识,是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中,通过广泛深入地讨论形成的。这样的合法性观念实际上已经成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了。这一切告诉我们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合法性理论离不开文化,第二,只有扎根于文化之中的合法性理论才有持久的生命力。所以,要确立仁政的合法性,就必须建立儒家文化的霸权。同样,要确立民主的合法性,就必须建立西方文化的霸权。注意,我在这里说的“霸权”是葛兰西的“霸权”。

紧迫感与危机感

整个近代史和现代史就是中国文化的没落史。到了五四时期,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彻底崩溃了,举国上下一片全盘西化的呼声。文革时期达到了疯狂阶段,从内容到形式全面摧毁。即使是今天,孔庙在政府的眼中也就是一个旅游景点而已。今天的大学生,你说他数典忘祖,他毫无愧色,但是你要说他英文发音不准,他会觉得没脸见人。现在中国大陆也有一些搞儒学的人,但他们基本是吃儒学的,他们把儒学当作谋生的饭碗,既不信仰它,也不同情它。更有甚者,许多人对儒家一无所知,但你一跟他说儒家,他想都不想就说那破玩意不行。现在反对儒家的人,你把他拎过来,问问他什么是儒学,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说不出个皮毛。但是,他就敢说儒家不行。使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的东西是什么?不是黄皮肤、黑头发,也不是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是中华文化。国亡,只要文化在,中国人还是中国人。文化亡,即使国还在,中国人也不存在了。所以,比亡国更可怕的是亡文化。今日中国就处于文化灭亡的边缘。我们要有紧迫感!

如今儒学被彻底妖魔化了,以至于不懂儒学就敢骂儒学。相反,民主被彻底的神圣化了,不懂民主就敢喊民主好。骂的时候、喊的时候全都理直气壮。总的来看,在思想领域,自由民主主义占据主流,儒家处于边缘。尽管最近几年自由民主主义走下坡路,文化民族主义日渐兴起,但这种格局并没有改变。此外,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自由民主主义。所以,儒家要有危机感!要认识到,要打败西方,我们必须付出持久地、艰苦卓绝地努力。

儒化的原则与策略

如何走向仁政?或者说,儒化的原则和策略是什么?儒化的原则是“和平演变”。儒化的策略是“双管齐下”,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

首先是儒化中共。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党校还要保留,但教学内容要改变,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课,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公务员考试要加试儒学。要有意识地在儒家学统与政统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而且是垄断性的联系。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

在这方面,国民党做得比共产党好。孙中山在设计中国的现代蓝图时,就有意识地把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有机的结合起来。他的五权宪法、对资本的态度、对民权的理解都体现了儒家的智慧。国民党的理论家也力争把本党统治的合法性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联系起来。蒋介石在三十年代大搞新生活运动,也就是要复兴儒家文化。

还有就是儒化社会。短期来看,最关键的是把儒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设立国学课。国学课不是我们现在的语文课。国学课传授的是一种价值、一种信念、一种文化的灵魂,而不是学几首古诗,背几篇古文,不是为了写好作文,不是为了附庸风雅。长期来看,最关键的是把儒教确立为国教。在社会中儒家总要有一个载体。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个载体只能是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有自己的组织系统。但是儒家没有。这是为什么?历史上儒家是一个最成功的宗教。皇帝就是它的教皇,整个政府就是它的教会,所有的官员都是它的信徒。官府之外,统治社会的士绅也是儒家的信徒。老百姓也要接受儒家教化。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教合一、教教(宗教和教化)合一的体制。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旦传统政治形态崩溃了,儒家也就失去了载体,处于魂不附体的状态。今天儒家要重建自己的载体,这种载体的最佳形态就是国教。一说到国教,有人就问,是不是要强制大家信仰儒教啊?不是的。确立国教与信教自由并不矛盾。这一点康有为早就说清楚了。国家坚持宗教自由政策,但给予儒教一些优惠条件。只有当儒教复活了的时候,我们才能说社会的儒化成功了。

我认为,在儒化的问题上,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它继续这样混也比较困难。与儒化相比,民主化的下场会更惨一些。所以,与接受民主化相比,共产党接受儒化的难度会更小一点。所以,我还是比较乐观地希望能实现这样一种和平演变。如果这种设想能够实现,那既是共产党的幸运,也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儒家正迎来一个复兴时代

要想对儒化有信心,就要看清历史大势。要想看清未来趋势,就必须要有大眼光。所谓“大眼光”,一指历史眼光,一指世界眼光。看来看去,我觉得亨廷顿是一个有大眼光的人。除他之外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个。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亨廷顿的观点。他的观点暗示,儒家没有过时,相反,儒家正迎来一个伟大的复兴时代。

亨廷顿把文化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叫“工具文化”。亨廷顿所说的工具文化,不仅仅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另一部分叫“终极文化”。它与一个文明的基本价值联系在一起。这些基本价值凝结在那些伟大宗教之中。亨廷顿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分解为两个过程,一是工具文化的现代化,一是终极文化的西方化。他发现存在着四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拒绝主义”。这类国家原地踏步,既不要工具层面的现代化,也不要价值层面的西方化。他们在绿色圆圈内转圈。美洲的印第安人就选择了这种模式。第二种模式是“痛苦的过程”。这类民族,在工具文化的现代化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是它的终极文化却彻底西方化了。亨廷顿认为这是最不幸的。第三种模式是“基马尔主义”。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却实现了真正的全盘西化。它的工具文化现代化了,而且终极文化也西方化了。西方人最喜欢的就是土耳其了,把它树立为全盘西化的典范,号召第三世界学习,而且还用它的始作俑者——基马尔——命名这种模式。但是,亨廷顿认为最有代表性的不是“基马尔主义”,而是“改良主义”,即第四种模式。这类国家,在工具文化的现代化方面是非常成功的,而且这种成功贯穿始终,但是在终极文化的西方化方面却经历了一个倒U型曲线。初期,伴随着工具文化的现代化,终极文化也迅速西方化,但是到了一定阶段,西方化进程出现逆转,本土的民族文化开始回归,同时出现拒斥西方价值的倾向。也就是说,伴随着经济、政治、军事上的成功,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必将逐渐回归,文化民族主义也必然随之兴起。亨廷顿认为,中国已经走上改良主义道路。他还认为中国一定会成功,而且还会因为这种成功而与美国大打出手。

我们的切身体验就可以认证这一点。想当年,开放之初,中国人出国背着一旅行袋方便面,千方百计省吃俭用,背回一台电视机或是冰箱,全家欣喜若狂,左邻右舍啧啧称羡。在那个时候,中国人怎么能有文化自信呢?那是不可能的。人穷志短,这是大数定律。今天你再看看。中国人去国外,手里有钱了,可悲的是没什么可买了,国内要什么有什么,买些小礼物带回来送人吧,还担心买到“中国制造”。这个时候,他自然而然就有文化自信了。你不让他自信也不行啊。财大气粗啊,这也是大数定律。所以,就一个民族而言,文化自信的基础还是经济成功。

思考未来的基本态度

文化不像一件衣服,想穿就穿,想脱就脱。文化永远支配着你,即使你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它也在支配着你。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鱼也许永远不知道水的存在,也不理解水的性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鱼离不开水。毛泽东致力于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谓登峰造极。但实际上连他本人都没能逃脱中国文化的影响。林彪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非常准确的。在《571工程纪要》里,林彪说毛泽东是“披马列之皮,行孔孟之实,执秦王之法”。就是说,毛泽东嘴上说的是马列主义,实际上追求的是孔孟之道,而使用的手段则是秦始皇的那套东西。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伟大的魔咒。尽管毛泽东一门心思要砸烂孔家店,但最终孙猴子还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中国最显著的特点,不是幅员辽阔,不是人口众多,而是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这个文化在几千年中不断发展,尽管屡经挫折,但是从来没有灭绝,最终总能够重新崛起。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它有非常深厚的根基和坚韧的力量。我们未来的发展绝对不能脱离这个根基。强调从现实出发,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保守主义思考未来的基本态度。中国当下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态度!

说到底,政治脱离不了文化。只有立足于深厚的文化土壤,政治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就是仁政。重建仁政不仅可以保民,可以王天下,也可以重新发扬光大那些使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的东西。而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