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主张“儒化”( 上) - 康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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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主张儒化( 上)

——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儒家中国

康晓光(2010-4-19)

 

作者简介:康晓光,男,西历一九六三年生,辽宁沈阳人。现任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所长。西历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就读于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数学系;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三年,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生态学硕士学位。曾经任职于沈阳农业大学农学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兼任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中国消除贫困奖评选委员会执行主席。著有:《中国归来——当代中国大陆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研究》(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2008年),《仁政——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2005年),《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香港明报出版社2005年),《NGOs扶贫行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法伦功事件透视》(香港明报出版社2000年),《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吹剑编撰于二〇〇九年)

整理者按:今年,康晓光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巴黎政治大学、贵阳阳明精舍、北京广播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多个场合,围绕中国政治发展问题发表了看法。11月24日,康晓光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主张‘儒化’”的演讲。根据康晓光教授的要求,我们以这次演讲为基础,综合历次演讲的内容,整理出这份“演讲稿”。该演讲稿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近年来康晓光教授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见解。现经康晓光教授本人同意,公开发表。韩恒等,2004年12月8日。

 

一、背景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为什么主张‘儒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呢?11月8号,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刊登了孙传炜对我的一个专访,标题是“学者康晓光:中国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报道中出现了“斩钉截铁”、“祸国殃民”、“唯一选择”之类的词语,非常刺激,但是报道本身又很短,缺乏必要的论证。新闻记者嘛,追求的效果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看来,记者的目的是达到了,这篇报道的确引来了轩然大波。在网上,特别是那些重要的思想文化网站上,像凯迪网络、世纪中国、关天茶社等等,各种评论排山倒海。我浏览了一下,叫好的很少,乱骂的居多。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这篇报道一下子捅了两个“马蜂窝”,一个是“民主完美迷信”,一个是“儒家万恶迷信”。一般情况下,我对各种“商榷”和“讨伐”的态度是不予理睬。但是,这一次我感觉有必要作出回应。今天,借这个机会,对有关的质疑做一个系统的回应,简明扼要地向大家交代一下,这些想法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在逻辑。

在那篇报道里,我指出,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也就是说,根据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国社会。《联合早报》没有歪曲我的观点。不错,这就是我的观点!只不过论证得不充分,表述得不系统。就这个问题而言,一个完整的论述必须回答四个问题:首先,要说明现状不能够也不应该延续下去。其次,要说明竞争性方案不可取。这种竞争性方案在当今时代就是自由民主主义。第三,要说明替代方案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仁政”。同时,还要说明替代性方案优于现状和竞争性方案。第四,要说明替代性方案具有可行性,或者说,仁政不仅仅是乌托邦。如果能把这四个问题很好地回答了,那么我的主张也就得到了论证。

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我过去发表的一系列观点的汇总。这些观点出现在如下论文中:“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再论‘行政吸纳政治’”、“中国:90年代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论合作主义国家”、“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中国特殊论:对中国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它们大多数发表在北京的《战略与管理》上,一篇发表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上,一篇发表在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也可以到我的个人主页去看。地址是http://kxg1963.nease.net。遗憾的是,今年下半年《战略与管理》被封掉了。中国的事,真是叫人无奈啊!

二、对现状的判断

理解“现状”的最佳途径是研究“历史”。但是,今天没必要扯得太远,我的回顾就到1978年为止。在这里,我只想对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的过程及其结果做一个简短的评价。

制度变迁

邓小平的许多改革构想形成于六七十年代。这些思考体现的是韦伯的理性化逻辑,而不是自由民主理念。不要忘了,邓小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当他真正掌握权力之后,就把自己当年的想法付诸实施。总的来看,邓小平还是一个共产党人,他追求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他并不想彻底背离共产党的传统。当然,他的改革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他当初的预期。

中国改革的最大压力来自经济领域。面对西方的示范压力,执政者需要在经济发展方面作出像样的成绩,才能给被统治者一个交代,才能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经过二三十年的冷战,一个“共识”被逐渐接受,这就是市场经济能够比计划经济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所以,邓小平的改革,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当然,他也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化改革,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而持续二十多年的惊人的高速增长,也确实为共产党提供了“政绩合法性”,为中国的政治稳定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决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在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制度也随之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这种政治制度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中国由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权威主义的国家,或者是后极权主义的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政府不再全面地控制社会的经济活动,社会中最重要的活动(经济活动)和最重要的资源(财富)逐渐脱离了政府的控制。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当经济活动与政府逐渐分离的时候,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就开始出现了。中国的社会形态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如今老百姓的家庭生活和个人活动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受到政府的全面控制。现在,只要你不主动挑战共产党的权威,它一般不会来管你。即使你主动挑衅,只要不是在公共领域,它一般也不会理睬。共产党已经由过去的积极进攻变成了现在的被动防守。所以呀,市场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也改变了它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甚至改变了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阶级分化及联盟策略的调整

伴随着制度的变化,中国的社会阶级的构成也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毛泽东时代,精英集团只有一个,那就是党政官僚,处于社会中层的是工人,等而下之的是农民,最底层的是知识分子,而资本家和地主则是公开消灭的对象。但是,随着市场的拓展,这一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被消灭的资本家和地主阶级重新崛起,成为新的精英集团,进入了上层社会,凭借手中的财富获得了非凡的影响力。原来被打入底层的知识分子,现在又蹦了上来,成为新的社会精英。而原来的“领导阶级”(工人)和它的“同盟军”(农民)则沦落为新的社会底层。毫无疑问,今天的社会底层就是工人和农民。这是不争的事实。谁都心知肚明。谁也无法掩盖。

对于政治稳定来说,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制度的变化,而是阶级结构的变化,特别是那种翻天覆地的剧变。在短短的十五六年的时间里,统治集团原来依赖的群体沦落到了社会的底层,而原来的敌对阶级成了社会的核心力量。这对于一个希望继续掌握政权的政府来说是一个最严峻的挑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其实这也是统治的首要问题。所以,面对全新的阶级结构,统治者必须重新回答如下问题: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镇压谁。也就是说,需要重新调整“阶级联盟策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样的调整结束了。政府明智地抛弃了工人和农民,与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我把它称之为“精英联盟”。“三个代表”就是这种联盟的政治宣言。正是这样一种新老精英的统治联盟,保持了中国的政治稳定,维持了中国的经济繁荣。

精英联盟的机制与功能

注意,这个“精英联盟”非常重要!它的形成和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也拥有很强的生命力。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成就与罪恶都和它紧密相连。无论是理解现实,还是设计未来,都要从这种联盟出发。所以,在这里,我要多讲几句。

共产党和经济精英的关系从改革之初到现在都是比较和谐的。这不是偶然的!共产党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维持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是其最根本的利益。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就要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要有资本家和管理者,而后者最需要的是财富。市场化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给政治精英带来稳定,给经济精英带来利润。所以在市场化和发展经济方面,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可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表达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共同诉求。所以,在中国,从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资本家和共产党从来没有闹过什么大别扭,相反,它们和睦相处,亲如兄弟。

但是,知识精英与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两者冲突不断,90年代以后冲突消失了。为什么知识分子不闹了?有人说是因为严厉的镇压,还有人说是因为收买。确实,镇压从未停止,而且也令人生畏。进入9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开始推行大规模的收买政策,例如教育和科研经费大幅度提高,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也在大规模的改善。但是“镇压”和“收买”不能完全解释知识分子的转变,否则他们就不是“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态度之所以会发生转变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首先,1992年以后,中国政府继续推行改革开放,这一点符合知识分子的基本诉求。其次,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社会和文化控制的放松、国际地位的提升为共产党赢得了“政绩合法性”。第三,知识分子看到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意识到改革并非只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改革也许还意味着国家分裂、经济衰退、黑社会泛滥、国际地位衰落,意味着民不聊生、战火纷飞。改革的这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促使知识分子趋于保守。第四,随着对民主的了解日益加深,特别是观察了拉美的民主、东南亚的民主、非洲的民主之后,人们认识到民主决不是万应灵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而且民主自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最后,一些自由主义者也认识到,民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一切是知识分子转向保守、接受现实的根本原因。

上面我解释了“精英联盟”的构成及其形成机制。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精英联盟”并不是说三个精英集团坐下来,经过谈判,达成了一个联合统治的协议,而是说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接受或默认了现存的秩序。这种接受或默认,可以是心甘情愿的接受,也可以是无可奈何的默认。联盟存在的标志是精英集团之间没有公开的激烈的对抗。我说的“精英联盟”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联盟是非常有用的,一方面可以维持政治的基本稳定,一方面可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其实,只要社会中的强势集团携起手来,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老百姓手头的资源是非常少的,他们没有思想,没有钱,也没有枪,即使数量众多,例如有九亿十亿,但却无法对抗几千万精英。所以,只要一个社会中的强势集团能够团结起来,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一个政府能不能稳定,不在于有多少人支持它,关键是那些强有力的人是否支持它。所以,政府需要笼络的不是“多数”而是“强者”。这就是统治的奥秘!

道德判断

这样的一种联盟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如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金融风险、黑恶势力泛滥、道德沦丧等等。这些都是精英联盟带来的巨大代价。其实,“精英联盟”也就是“掠夺联盟”、“分赃联盟”。说白了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

现在,精英对大众的掠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血汗工厂”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贪婪。连农民工的血汗工资,他们都要拖欠、赖账。这已经不是血汗工厂的问题了,而是一种明火执仗地欺诈和抢劫。我骗你来给我干活,然后呢,我靠暴力把你撵走。这种暴力有资本家收买的民间暴力——黑社会,还要加上政府的暴力——警察、武警。而且搞这种欺诈和抢劫的,不仅仅是资本家,还有各级政府,更多的是官商勾结。所以,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为富不仁”,还有“为政不仁”。我经常说,对于当代中国,不要奢谈什么公正,我们所能够期待的只能是“可持续地掠夺,有节制地压榨”。这就是我敢于梦想的最高理想了!在过去,有理性的奴隶主会让他的奴隶活下去,让奴隶们明天继续给他干活。再有一点眼光的奴隶主,还会让奴隶繁殖后代,让他的儿子继续有奴隶可以剥削。而现在,中国精英连这点自私的理性都没有了。他现在让农村人来打工,让人家陪着本给他干活,让人家欠一屁股债回家。这样一种压榨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而且,更可怕的是,我们正在建立一种强盗舆论和强盗道德。这种强盗舆论和强盗道德正在不遗余力地论证和美化这个强盗社会。在我们的主流媒体上,强者被捧上了天,而弱者得不到任何同情。不幸者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社会对你没有任何责任。一切都是你的命,你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的媒体,天天宣扬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为什么每两分钟就有一个同胞自杀?为什么每十五秒钟就有一个同胞自杀未遂?难道答案还不清楚吗?!这个世界没有温情、没有道德、没有正义,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强者剃白骨,弱者为鱼肉”来形容今日的中国一点都不冤枉它。中国人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这样的社会有什么权利存在?它怎么能够让人留恋,让人向往、让人热爱?

所以,我对现实秩序的评价是“不公正”,而且是“非常不公正”。就凭这种不公正,我就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它。

合法性问题

除了不公正,这个秩序还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缺乏合法性或正当性。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有自己的合法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为它提供合法性论证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谁认识了呢?马克思!马克思认识到了这种规律。马克思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指出社会发展要经历五个阶段,一步步地、必然地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必然要埋葬资产阶级。但是单靠无产阶级自己还不行,还要有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来领导才行。这样一来,这种学说就把共产党的领导权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确定下来。由于历史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所以最后的阶段也就是最好的境界。这也意味着,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最高的正义。历史唯物主义就这样论证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共产党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当它放弃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时候,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服力必然会受到侵蚀甚至逐渐丧失。目前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合法性已经非常微弱了。共产党自己的官员信不信都很成问题。让老百姓相信就更不要说了。自由民主主义提供的那套合法性论说政府又拒绝。而且当今中国也没有神权政治。原来马列主义在中国是一种宗教,现在它的神圣性受到非常严重的侵蚀和挑战。中共也拒绝接受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譬如儒家。实际上,中共以“五四”传人自居,以“掘祖坟”为荣。共产党搞的一套就是全盘西化。马列主义难道是中国的东西吗?它完全是西方的东西。中共现在口口声声反对全盘西化,实际上它是用自己的全盘西化去反对别人的全盘西化。它自己西化之后就不许别人再西化了。像中国这样由政府领导,全民动员,全心全意地、有系统地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你能在世界上找到第二个吗?找不到。古今中外,独此一家!

历时近百年的全盘西化和掘祖坟运动,在毛泽东时代走向了顶峰。物极必反,邓小平时代开始转向,但另一种全盘西化也乘虚而入。江泽民时代开始了真正的回归。我们从共产党的口号里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毛泽东时代讲的是世界革命、共产主义。邓小平时代比较中性,讲现代化。到了江泽民时代就不一样了,明确提出要建设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完全是一个中国本土的政治哲学概念了。准确地说,这是我们儒家的东西。胡锦涛似乎在把民本主义引进中共的政治哲学。所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和胡锦涛,中共是一代接一代地向传统文化回归。江泽民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请记住,邓小平时代讲的可是“振兴中华”。“振兴”有另起炉灶的意思,暗示过去我们不行,今天才开始争取辉煌。而“复兴”就完全不一样了。“复兴”本身是对历史的一种肯定。它意味着肯定过去的伟大,也承认曾经的衰落,更意味着重新崛起,再次赢得新的伟大。从“振兴”到“复兴”是非常重要的变化,决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实际上,这种文字的变化体现了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的革命性转变。

没有合法性的政权,只能靠有效性来支持,说白了是靠经济增长来支持政治稳定。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控制,经济总会出现波动,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在一个以“全球化”著称的时代,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也将越来越弱。这一切意味着政府有可能逐渐丧失控制自身命运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把自己的稳定,一个民族把自己的未来命运,都寄托在外部的、偶然的因素上,那既是极端危险的,也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当代的中国政治哲学家才肩负极为重大的历史使命,因为他们思考的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

小结

现实是有效率的,但又是不公正的,而且缺乏合法性。说它“有效率”是指它能够支持经济增长,维护政治稳定,保证国家统一。后面我会讲到统一问题。说它“不公正”是指大众的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精英的掠夺肆无忌惮,政治腐败,钱权勾结,为政不仁,为富不仁。说它“缺乏合法性”是指统治者没有为现存秩序提出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东西。所以,现状不可能也不应该延续下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状完全不可取,必须被彻底抛弃。我们的任务是把好的东西保留下来,把不好的东西克服掉。还是那句老话,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这是我们考虑未来发展的出发点。

三、自由民主主义批判

既然现状不可能也不应该延续下去,那就选择自由民主主义吧!自由民主主义不是已经成了世界潮流了吗?不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吗?的确,现在民主已经成了一种“迷信”,成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中国人完全不必长大脑了,只要顺着大流说,跟着大家起哄就可以了。如今,只要一谈政治改革,那就是民主化,从最高层到最底层都是如此。今天,我就要来反这个潮流。也许你会问,你想找死吗?不,我不想找死。我之所以“要”挽狂澜于既倒,那是因为我相信我“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我相信胜利最终一定会属于我。

下面我就讲一讲,为什么我拒绝自由民主主义。

有效性批判

首先,我要问:西方式民主能解决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就有理由拒绝它。

有一种流行的“逆向思维逻辑”或是“乌托邦逻辑”。例如,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很多罪恶,而且他发现这些罪恶与私有制和市场体制有关系,于是他提出了消除罪恶的方案——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消灭市场经济建立计划经济。马克思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这些罪恶彻底铲除。但是,苏联、东欧和中国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却表明,现实的逻辑与理论的逻辑并不一致,那些罪恶依然存在,只不过它们通过不同的机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现在这种“逆向思维逻辑”仍然在国内流行。许多人看到现在中国存在很多罪恶,他们也发现这些罪恶和专制体制有关系,于是他们就想,如果换成了民主体制,那么这些罪恶就会消失了。他们坚信,只要用民主替代专制,我们就可以告别苦难,迎来幸福,就可以扫除黑暗,迎来一个艳阳天。这种极为简单化的逆向思维逻辑几乎统治了所有人的大脑,从卖大白菜的小贩到国家领导人概莫能外。今天我要说的是,不存在如此简单的逻辑,即使是中国实行了民主制度,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如政治腐败、经济风险、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等等,不见得会消除或是缓解,而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如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等,还有可能丧失。我的分析表明,那种认为只要实行民主化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是荒谬的。这种逆向思维逻辑,在学理上说不通,在经验上也得不到任何支持。

反对者会说,你说的仅仅是一种坏的可能,没有经过试验你怎么知道民主化不会带来好的结局?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不能拿民族的命运作试验。谁也没有这个权利!那么如何走出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局呢?唯一的办法是看看别人的试验。怎么看呢?通过国际比较。我们把世界各国的数据拿过来,比较一下,看一看世界各国的情况,先看看它们的民主化的程度有多高,然后再看看它们的经济发展业绩如何,看看它们的政治腐败的情况怎样,看看它们的经济不平等的情况怎样,最后再分析一下提高民主程度或是民主化是不是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下面我将通过基于经验数据的国际比较来回答上述问题。

我选择的是世界银行的数据。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世界治理报告》。这份报告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民主化水平和政治腐败水平。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还给出了各国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基尼系数、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我还利用了透明国际关于世界各国腐败的估计值。为什么用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指标?因为这两个组织立场偏右而且声誉不错。所以,用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数据,既有学术上的权威性,同时自由主义者也无话可说。

在比较的时候,我把国家分成了两组,一个是中低收入组,一个是全体国家组。首先看一下中低收入组国家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些中低收入国家来说,民主化的程度与十年平均的GDP的增长率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民主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再看腐败问题。统计分析的结果也是如此,即民主化的程度和腐败指数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这意味着“民主化可以遏制腐败”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依据的。基尼系数和民主化的关系也是不相关的。基尼系数直接指示了经济不平等的程度。还有贫困发生率,即世界银行按照每天一美元的标准所测定的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它与民主化程度也没有统计相关性。再把全体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结论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不同的国家的贫困程度、腐败程度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异。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是什么?统计分析表明,不是民主化程度,而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与腐败指数是高度相关的,r平方值达到0.79。这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正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这样一个变量,控制着政治腐败的程度。同样,正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控制着贫困发生率。

民主、经济发展、政治腐败、社会不公正的经验关系

国家或地区 民主水平指数1(发言权和负责精神) 经济发展指数2(GNI PPP) GDP年增长率3 腐败指数4 腐败指数5 贫困指数6(%) 基尼系数7(%)

中国 -1.38 4260 10.0 3.4 -0.41 18.8 40.3

印度 0.38 2450 5.9 2.8 -0.25 44.2 37.8

巴基斯坦 -1.10 1920 3.7 2.5 -0.73 31.0 31.2

孟加拉国 -0.57 1680 4.9 1.3 -1.12 29.1 33.6

印度尼西亚 -0.49 2940 3.8 1.9 -1.16 12.9 31.7

马来西亚 -0.27 8340 6.5 5.2 0.38 49.2

菲律宾 0.17 4360 3.3 2.5 -0.52 46.2

俄罗斯 -0.52 8660 -3.7 2.7 -0.90 7.1 48.7

南斯拉夫 -0.20 0.7 2.3 -0.80

埃及 -0.87 3790 4.6 3.3 -0.29 3.1 28.9

阿根廷 0.12 11690 3.7 2.5 -0.77

巴西 0.28 7450 2.8 3.9 -0.05 11.6 60.7

墨西哥 0.33 8770 3.1 3.6 -0.19 15.9 53.1

秘鲁 0.22 4680 4.3 3.7 -0.20 15.5 46.2

香港 0.15 26050 3.9 8.0 1.52 52.2

台湾 0.89 5.7 0.81

新加坡 0.51 24910 7.8 9.4 2.30

日本 0.99 27430 1.3 7.0 1.20 24.9

注释:

1、1996~2002全球治理评估报告(指标)世界银行:83~86,2002年数据。

2、2003世界发展报告:240~241,2001年数据。

3、2003世界发展报告:244~245,1990~2000年数据。

4、透明国际组织: 284~286,2003数据。

5、世界银行:103~106,2002年数据。3、4为两个独立的计算结果,4的指数含有3的所有数据来源。

6、2003世界发展报告:数据为国际贫困线,每天生活在不足1美元的人口百分比,242~243,其中当数值小于某个百分比的时候,取最大值。

7、2003世界发展报告: 242~243。

我把相对中国来说具有可比性的国家的数据列在这里。大家可以自己进行比较。我选择的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人口规模比较大、国土也比较大的一些国家,拿它们来和中国比一比。亚洲的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欧洲选的是俄罗斯、南斯拉夫,非洲选了埃及,南美选了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秘鲁,同时把与中国文化比较接近的几个地区和国家也加上,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日本。这里民主化的水平,是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的数据,经济发展指数是世界银行的,按购买力评价核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DP增长率是1992年到2002年十年增长平均值,第一个腐败指数是透明国际的,来自2003年的年度报告,第二个腐败指数来自世界银行的治理报告,贫困指数和基尼系数都是世界银行2003年报告里的。我们通过这样一些比较权威的数据,而且是比较倾向于自由主义立场的数据,可以看到,在这些可比的国家里,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是最低的,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最好的,腐败是居中的,贫困的指数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基尼系数也是居中的。

今天,在这里,我要再重复一遍我对《联合早报》记者讲过的话。中国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帝国体制,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我们没有经历过与资本主义发展相伴随的民主化过程。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民主化往往伴随着民族分裂。先看近的例子。南斯拉夫、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了。再远一点。印度挣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过程中,先有印巴分治,巴基斯坦分裂出来,而后孟加拉又分裂出来。时至今日,印巴还是纷争不断,南斯拉夫也没有平静,车臣与俄罗斯的冲突愈演愈烈,乌克兰又面临内战的威胁。谁也不能否认这些都是民主化的后果。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化,十有八九也是难逃厄运。台湾就不用说了,西藏、新疆、香港都会跟着起哄。在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上,谁也不能拿民族命运为自己的偏好或设想去赌博。有些人对我的这种看法破口大骂,我想原因无非有三种,一是无知,不了解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二是弱智或愚蠢,即使知道了这些常识,但还是理解不了,三是别有用心,他完全了解真相,但是为了一己私利,故意信口雌黄。

与已经实行民主制度和刚刚经历民主化的国家相比,在最重要的三大指标上——经济增长、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公正,中国的表现根本不比它们差,而且中国存在的问题它们同样存在,甚至比中国还要严重,而中国已经取得的成绩则是它们望尘莫及的。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改弦易辙呢?为什么要向那些手下败将学习呢?

合法性批判

要让一般的老百姓抛弃民主迷信,只要能让他们相信民主解决不了问题就足够了。但是,要驳倒走火入魔的自由主义者,仅仅论证民主无用还不够。他会一本正经地对你说,他之所以喜欢民主,仅仅是因为民主是他所珍爱的价值。民主有用更好,没用也无所谓,他都一样喜欢。什么经济衰退、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国家分裂,他都不在乎,他只要民主,哪怕洪水滔天。而且在没有什么危险的条件下,他还会悲壮地说“不民主,毋宁死”。所以,要彻底打破民主迷信,不但要批判民主的有效性,还要批判民主的合法性。

我将从三个层次上批驳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

首先,我认为自由民主主义所倡导的一些基本价值是坏的。例如,自由民主主义倡导个人主义。我不认同个人主义,我还是认同天下本位、社会本位。如果非要从西方舶来品中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社群主义。再如,自由民主主义主张道德是个人的事情,属于私域范畴,任何个人、任何组织包括政府本身都无权宣称哪一种道德高于其他的道德。它宣称社会和政府在价值判断方面必须保持中立。这一点我也是反对的。我认为,任何一个稳定的、有效率的社会都要有一种主流的价值,而且社会有责任把这种主流的价值推行开来,通过教化或社会化使之深入人心。

其次,自由民主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前提缺乏事实基础。例如,它假设人类个体是自足的存在,但实际上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任何个体离开群体、离开社会都无法生存。再如,它主张性恶论。实际上,人既有作恶的本能,也有为善的潜能。善、恶共存与人性之中。再如,基于自然状态、人性假设、个人本位、人人平等理念编造出来的社会契约论,也没有任何历史事实上的根据,完全是人为的理论建构。而且自由民主主义的一些重要论断也是错误的。例如,它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所谓“必要的恶”是说,政府天生就是一个坏东西,但是离开这种坏东西人类又玩不转。政府之所以有资格存在,那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如果市场是完善的,根本就不需要政府。简言之,政府是对市场的补充。其实,政府可能作恶,也可能为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政府,肯定不会有稳定的社会,因此政府是一种必要的善。这一点黑格尔早就说清楚了。

第三,即使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是好的,即使它的那些逻辑前提是真实地,即使它的推论是正确地,在实践中它也表现为一套谎言,从来没有真正兑现自己的承诺。自由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都是乌托邦。

按照卢梭的想象,如果我们所服从的对象是我们自己选举出来的,那么“服从”这种令人尴尬的事情就变成了一种很美妙的事情。虽然我还是要“服从”,但是这种服从是基于我的“同意”。对于任何人来说,这当然是一种非常愉快的事情了。所以基于同意的统治是非常好的。当大家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自由民主主义的解决办法是“少数服从多数”,即多数统治。这一切通过一人一票的政治选举来实现。民选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就这样建立了起来。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所有关于政府的合法性理论中,自由民主主义所提供的合法性是最有竞争力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套从来就行不通,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人人平等,这是有效的民主的前提。但是,在市场社会中,经济上的不平等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经济不平等必然导致全面的不平等,即政治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文化的不平等。有人说不对,政治上是平等的,你看,人家选举投票时,街头小混混的一票、比尔·盖茨的一票、布什的一票可都是一票。不错,这是事实,但是要记住,自由民主制度给予人的平等也就这么多了,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平等。

在资产阶级向国王和贵族夺取权力的时候,它是平等和民主的最热情的鼓吹者。一旦掌握了权力,它就成了平等和民主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只要看看穷人、妇女、有色人种争取投票权的历史,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上述过程中无不伴随着流血牺牲,无不伴随着残酷的镇压。实际上,资产阶级从本性上来说是最反对民主的,因为民主意味着贫穷的多数可以运用民主权利合法地剥夺富裕的少数。所以,资产阶级面临着一种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它要通过宣扬民主来论证其统治的正当性,一方面它又要剥夺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为了克服这一矛盾,资产阶级的学术代理人发明了“宪政”。所谓“宪政”其功能就是,既可以使资产阶级利用民主粉饰寡头政治,又可以剥夺大众的民主权利使资产阶级安居财富金字塔的顶端。“普选”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实。选举是被金钱控制的。议会是被金钱控制的。媒体、教育机构、研究机构也是被金钱控制的。资产阶级的霸权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通过控制媒体和教育研究系统,它也在市民社会中建立了自己的文化霸权。资产阶级的统治无处不在,而且非常有效。政治从来就是精英的事业。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从来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这回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美国不是,中国也不是。谁在支配美国的政治?并不是什么多数,也不是什么民意,还是那些有权势的集团。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是那些强势集团支配着一切。

小结

说了这么多,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对于中国来说,西方式民主,作为工具是没用的,作为价值是不好的。说它“没用”是指它不一定能解决政治腐败问题,不一定能打破官商勾结,不一定能保护大众的利益,也不一定能限制精英的掠夺,相反,还有可能带来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国家分裂。说它“不好”不是说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理论无法自圆其说,而是说它无法在实践中兑现自己的承诺,到头来还是一套谎言。所以,我们应该抛弃它,至少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