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清代中期的理學 - 李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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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清代中期的理學

(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100875)

 

作者简介:李 帆,男,1961年9月生,中国辽宁抚顺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主要学术兼职有《史学史研究》编委会副主任等。1983 和 1986 年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获历史学学士与硕士学位。199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目前主要从事清代以来的儒学史和思想学术史的研究。

曾于 2002 年下半年出任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2004年5月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出席以“中国与世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1840-2000)”为主题的国际汉学大会,发表学术演讲“Between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Belonging: the Case of Liu Shipei’s Western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ace and Civilization”;2004年6月赴香港浸会大学出席关于“香港史家与史学”的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演讲“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学理念”;2006年6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出席“东亚历史的再解释”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学术演讲“Reinterpreting Late Qing History in Historical Movies and TV Dramas: the Case of the 1898 Reform”;2006年10月赴韩国汉城,出席安重根事业纪念会与高丽大学主办之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演讲“论安重根义举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及对中国的影响”。

1985 年至今,共出版以《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中国学术:古典与现代之间》、《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清代理学史》(中卷)等为代表的专著 6 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史学月刊》、《史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吉林大学学报》、《文献》、《大陆杂志》(台湾)、《中国文化月刊》(台湾)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80 余篇,多次获各类科研成果奖。

通信地址:100875,中国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19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电话:86-10-62205575(宅),86-10-58806085(办),13691404789(手机)

摘 要:清代中期,汉学大盛,理学滑坡,这是总体的学术格局。比之清初,理学显然已自中心走向边缘。不过,从理学名臣对程、朱义理的倡导、践行,以及从徽州、福建等地学者对程、朱的推崇来看,无论在庙堂还是在民间,程朱理学仍有其生命力。只是其学理上创新乏力,主要在实行实用层面运用,尤其是在纲常伦理、道德操守方面践行。比较而言,陆王心学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更不理想。心学虽未成绝学,但始终处在非常边缘的地带,学理创新缺乏,学术建树薄弱。不过从当时人的议论来看,一些学者主张尽力消弭程朱、陆王两派的门户,并对心学的历史价值予以肯定。尽管这样的声音还不很强大,但它已是一个象征,等于为陆王心学在此后的复兴埋下一个伏笔。晚清之时,心学终迎来它的复兴之期。

关键词:清代中期;程朱理学;陆王心学

 

清代中期(乾隆、嘉庆年间),汉学大盛,理学滑坡,这是总体的学术格局。比之清初,理学显然已自中心走向边缘。不过,学术地位的下降,并不等于毫无建树,也不等于无人尊奉。实际上,无论在庙堂还是在民间,程朱理学仍有其生命力,仍在规范着一代代读书人;陆王心学虽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更不理想,但也未成绝学,只是处在更为边缘的地带而已。

一、汉学氛围笼罩下的程朱理学

众所周知,清代中期是汉学当道的时代。理学处在汉学笼罩之下,不可避免地走向低潮。若与康熙年间的情形相比,理学的没落是十分明显的,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没有大理学家叱咤学坛。整个乾嘉时期,再未出现过可与熊赐履、李光地、陆陇其、陆世仪、张履祥等比肩的大理学家,对学坛影响最大的是理学阵营之外的惠栋、戴震等人;第二,相应地,极少影响深远的理学著作问世,出现的著作大都乏善可陈;第三,也无独树一帜的理学流派出现。当时虽有一些以理学为宗的流派,如桐城派等,但皆为文学或其它领域的流派,它们对理学本身的发展所起作用不大。可以说,研究这一时期的理学,此为基本前提。在认可这一前提的基础上,探讨理学的发展演进,就会发现,被边缘化了的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并非全然丧失力量和影响,在当时学术观念已趋多元化的大趋势下,仍保有一席之地和生存空间。这种情形,既体现在身居朝堂之理学家的倡导与践行中,也体现在地方理学家的著述与践履上。

清初,由于康熙帝的扶持与倡导,程朱理学大行其道,庙堂之上,不乏理学名臣,如熊赐履、李光地、汤斌、张伯行等人。到了乾嘉之时,理学在最高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已然下降。作为帝王,乾隆帝和嘉庆帝没有康熙帝那样的理论修养和兴趣,尤其不愿臣子发扬理学中的经世致用精神,对此深所忌讳,就像有学者所言,他们提倡程、朱,乃是“利用了元、明以来做八股应举的程、朱招牌,他们绝不愿学者认真效法程、朱,来与闻他们的政权。”[i]对作为教化工具的理学,他们仍着力于维护其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仍竭力鼓吹其所宣扬的纲常伦理,但就是不愿提倡学理性的探讨。在这种气氛下,身居庙堂的理学之臣往往是揣摩皇帝心思、围绕皇帝旨意做文章,义理方面大多是复述或展开程、朱学说,以为皇权服务为主,很少进行有价值有意义的学理探讨,更谈不上学术创新,思想被束缚在狭小的空间里。陈宏谋、朱珪以及孙嘉淦等人皆是如此。尹会一稍稍有些独立见解,希望政治上适当尊重一些臣子的权力,便颇为皇帝所不喜,最终祸及其子。至于以理学异端名世的谢济世,更是深受文字狱之害。当然,陈宏谋、朱珪、孙嘉淦、尹会一等理学名臣也讲求务实、力行、学以致用,但与明末清初学者所讲求的经世致用相较,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因他们所提倡的务实、力行,虽涉及民生日用,但更多的是教化层面上的运用,是纲常伦理方面的践行,无法与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关注国计民生、富有批判精神的经世致用相提并论。不过,他们所倡导的东西并非毫无作用,尤其是陈宏谋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更是发挥了较大效用,应予以肯定,不能一概抹杀。

乾隆帝对程、朱义理兴趣不大,但却非常热衷于搞文化工程,修《四库全书》便是一个重要举措。在四库馆里,集中了一批知识精英,如纪昀、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翁方纲、程晋芳、任大椿、朱筠、朱珪、姚鼐、庄存与、金榜、王念孙、刘墉等,俱为一时之选。在思想倾向和治学理念上,这些学者各有不同,但大体不离汉、宋两家。由于崇汉学者较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多有尊汉学之言,所以梁启超认为,“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ii]此言不无道理,但易以偏概全,实则四库馆中还是有理学家的空间的,且不论朱珪这样的理学名臣,即如兼长汉、宋的翁方纲,也还是持笃守程、朱立场阐发义理的,本质上仍系宗程、朱的理学家。至于纪昀、程晋芳这样的贯通经史百家之士,对宋儒义理之长亦是充分肯定的。当然,由于汉学优势地位已然确立,汉学之长基本为众人认可,所以即便是宗程、朱者,亦不排斥汉学,反而主张采汉学之长以实理学。

可以说,就当时理学名臣对程、朱义理的倡导、践行,以及部分四库馆臣对理学的态度来看,至少在京师,程朱理学仍未失其生命力,其某些方面的功能还在发生较大效应。

理学在京师有其空间,在各地也同样未完全沉寂。当然,与顺康之时程朱理学在大江南北皆较盛行的情形相比,乾嘉之时的状况已无法同日而语。关、洛之学在当地虽不能说全然断绝,但至少承继乏人,很少大学者出现;直隶、山东等地也再未有能与清初孙奇逢比肩的理学家。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分散在北方地区的宗理学者大都承袭起自南方的朱子学,而少有承传洛学者。相对而言,南方地区的理学发展状况虽亦不及清初,但究竟强过北方,空间较大,建树较多,这与清代学术集萃于东南的总体趋势是相一致的。在南方,有两个地区理学较为活跃,一为徽州,一为福建,皆系朱熹故里[iii],可见其所传承。此外,湖南亦是理学传统源远流长之地,岳麓书院一直重视传习理学,乾隆年间罗典主持该书院达27年之久,始终以讲授理学为职志,所以,理学在湖南也未沉寂,只是学理上没有什么建树而已。

关于清中叶徽州地区的学问情形,钱穆曾作过一番考查。他说:

新安有紫阳、还古两书院,皆自东林上探朱子。流风不沫,其后遂有婺源江永慎修,与元和惠氏同时并起,治汉学者奉为先河。慎修之学,一传为休宁戴氏,再传为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经学遂较惠氏尤为光大。然其渊源实本紫阳,则不可诬也。双池与慎修同时同乡,而生平未尝相见。其学涵泳六经,博通礼乐,亦恪守朱子家法,与慎修同中有异,乃显晦迥殊。其弟子有婺源余元遴药斋,又洪腾蛟鳞雨称私淑。[iv]

从这番话来看,很显然,乾嘉之时的徽州之学是“自东林上探朱子”,由江永开其端,传至戴震、段玉裁、王氏父子,所传虽为汉学,但“其渊源实本紫阳”,即源自朱熹;与江永同时同乡的是汪绂(号双池),“其学涵泳六经,博通礼乐,亦恪守朱子家法”,其学亦有传承,但不及江永之学显赫。由此可见,作为清代汉学崛起地之一的徽州,同样也是理学昌盛之地,这是因它们有共同的源头——朱熹。江永育人有方,弟子辈皆以汉学闻名,以至世人主要目其为汉学家。实际上,江永虽为汉学祭酒,但对朱子理学同样有很精详的研究,一心要继续朱子的事业。朱子晚年治礼,作《仪礼经传通解》,书未就,江永则广征博引,下大力气予以补充,终以《礼书纲目》一书完成朱子的志愿。他还有理学著作《近思录集注》,是对于后人研究朱子理学产生、发展及其流变颇有参考价值的著作。正因如此,所以钱穆概括道:“大抵江氏学风,远承朱子格物遗教则断可识也。”[v]至于汪绂,更是多方致力于维护朱子理学正统,建树卓著,是徽州理学最主要的代表。总体而言,徽州地区的理学特色,仍是如钱穆所说:“盖徽、歙乃朱子故里,流风未歇,学者固多守朱子圭臬也。”[vi]

福建是朱子学的故乡,其后学绵延不绝。清初,著名理学家张伯行曾任福建巡抚,对提倡程朱理学不遗余力,立鳌峰书院等作为阐扬程、朱的阵地,培养了大批尊朱学者。至于福建籍的理学名臣李光地以及蔡世远、兰鼎元、童能灵等人更是为光大朱子学做出了卓越贡献,使福建一时成了全国朱子学的中心之一。到了乾嘉之时,随着理学的整体衰落,福建朱子学也开始走下坡路,其情形正如时人所言:

(乾嘉以来,闽学)流风余韵,浸以销歇,间有诵法朱子者,或迂阔而无当,或浮慕而失真,甚或跖行孔语,身败而名裂。于是闾巷之间,以学相诟病。学者闻见既狭,溺声利者,务靓记为词章。矜奇嗜博之士,则或沿西河(按毛奇龄号西河)之余风,以攻击朱子为能事,而闽学微焉。[vii]

不过尽管如此,此时的福建仍是全国朱子学的中心之一,雷鋐、阴承方、陈庚焕、孟超然等学者以朱子学为主体,撰著一系列阐发朱子义理的论著。他们共同的主张是:程朱理学与孔孟之道无二,欲学孔、孟必学程、朱;程、朱说经比汉儒说经更得圣人精深之旨;汉学家攻击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有一定道理,但程、朱后学实为实学,实用于道德修养和经世致用;汉学家只注意名物训诂及种种干枯的考据,有支离破碎之弊,不若程、朱注重理义和经世,等等。所以有学者说:“在汉学几成一尊之局的乾嘉时代,福建朱子学者仍死守朱子学残局。”[viii]另外,从理学史的编修中也可看出这种情形。清初,当理学兴盛之际,理学史的编修也随之兴旺。到了乾嘉之时,理学的低潮也导致理学史编修的不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福建学者、李光地之孙李清馥所编《闽中理学渊源考》可谓异数。该书通过为宋、明时期福建地区理学家立传的方式,考察福建理学的渊源与流变。书中虽对汉学不抱偏见,但专主程、朱一派,其维护程、朱正统的立场十分鲜明。所以,这亦可视作福建学者“死守朱子学残局”的一个表现。

综观乾嘉之时京师与地方理学家的著述和作为,其在理学思想方面的特色是颇为鲜明的,总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固守程、朱,学理上极少创新。无论是身处朝堂,还是身居民间,这一时期的理学家普遍缺乏学术更新意识,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常论及理、气、道、器、性、命、欲等理学核心范畴,但大体上是围绕程、朱等宋、明理学家的已有论断展开论说,所做的只是修修补补的工作,未能在义理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所以也就谈不上发展程朱理学。

第二,注重践行,视理学为实学。也许是因学理上创造乏力,以及鉴于士人群趋无实无用之途的现状,这一时期的理学家大都提倡在实行实用层面运用程、朱义理,将理学看作实学(实用之学),主张士人在明理的基础上践行,尤其是在纲常伦理、道德操守方面践行,为百姓做出榜样。当然,比之明末清初学者的经世致用理念,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汲取汉学之长,以考据服务于义理。处在汉学极盛之际,汉学氛围笼罩下的程朱理学不可能不接受汉学的影响,虽然固步自封的理学家仍还存在,但有见识的理学之士都能注意吸纳汉学之长,在阐发义理的同时不放弃考据,并将考据的成果用来为义理服务。甚至有的理学家开始摒弃门户之见,综诸家之长,不论汉、宋。从徽州和福建理学家的所为来看,这些都是十分明显的。

总体而言,清代中期,处于低潮的程朱理学虽闪光点不多,创见不大,但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与特色,值得加以深入细致的探讨。

二、夹缝中生存的陆王心学

清代中期,较之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更不理想。心学虽未成绝学,但始终处在非常边缘的地带,学理创新缺乏,学术建树薄弱。

明末清初之际,陆王心学尤其是王学曾活跃一时。被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的孙奇逢、李颙、黄宗羲等人,在思想界极为活跃。他们虽然学宗陆、王,但对自身学派之弊有切肤之痛,尤其对自身学派的空疏深恶痛绝。所以,他们讲求事功,倡导力行,强调王学实践之功,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不过随着清王朝逐步取得对全国的统治权,学术界出现一股“由王返朱”的声浪。不少学者痛定思痛,认为“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罪魁祸首就是明末王学,王学末流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实属空谈误国,打坐参禅、修身养性也于治国安邦一无益处,此风流传,必至亡国。这种情形下,王学成为众矢之的,抨击王学,推尊其对立面程、朱,成为一种风气。尽管孙奇逢、李颙、黄宗羲等人在以自身的学术建树和行动挽救王学之弊,纠正人们对王学的某些不良认识,但并未起到扭转风气的作用,王学在他们之后趋于消沉,不断被边缘化。相反,程朱理学出现复兴,这一潮流由张履祥、陆世仪诸人开其端,中经陆陇其、熊赐履到张伯行、李光地而大张其帜,加之康熙时皇帝的极力崇奖,使其占据学坛主导地位。

清代中叶,汉学崛起并取代程朱理学成为学界新宠,考据学风弥漫学坛。程朱理学虽丢掉了学界主导位置,但未丧失意识形态功能,仍规定着普通读书人的价值取向,也仍为国家“抡才大典”的录取准则,其道德教化方面的功用亦未降低。这样的思想、学术氛围下,心学的生存与发展颇为不易。一方面,治学取向上,汉学的训诂、考据与心学的直达、顿悟截然不同,程朱理学的“道问学”也与心学的“尊德性”差异甚大,而训诂、考据与“道问学”路径为学者广泛认同,如此一来,心学自然没有太大生存空间;另一方面,程朱理学的教化功能为统治者所认可,而王学信徒的某些极端做法却为统治者深恶痛绝,所以在政治层面上,心学也难以取得有力者的支持。以是之故,这一时期的心学是在汉学与程朱理学的夹缝中生存与发展,受到双方的制约,想要有所活力难乎其难,与孙奇逢、李颙、黄宗羲等人的际遇相比,也无法望其项背。

尽管心学在清中叶几成绝学,但毕竟没有消亡,还是有学者愿意“为往圣继绝学”的,李绂、彭绍升等人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或致力建立陆、王学统,以与程、朱相抗衡;或在陆、王学说基础上,进一步阐发陆、王未尽之义。综观其学术建树,两个方面的特色较为鲜明:一是着重于陆、王躬行实践之学。如李绂之服膺陆王心学,便非全盘承受,而是有选择、有扬弃,选择者主要为躬行实践之学,扬弃者主要为心性之学。这既是对明末清初王学大儒孙奇逢、李颙、黄宗羲、彭士望等人倡导实践精神的继承,也是清中叶学风的一个反映。当时宗程、朱的学者亦同样强调躬行实践,这在陈宏谋等人的论著中可清楚看出,一时蔚为风气,李绂等人不过是从不同学派的视角阐发而已,实则双方殊途同归。二是出入于儒、佛之间,以禅学强化心学。这方面身为居士的彭绍升最为突出。在彭绍升周围,集合着罗有高、汪缙、薛起凤等志同道合之士,他们“谓赵宋以来,儒与佛争,儒与儒争,轇葛纷纭,莫能是正。乃统其同异,通其隔阂。”[ix]于是,以儒证佛,以佛证儒,特别是以禅学解析心学,使心学更趋禅学化。当然,这也非他们的发明创造,而是自陆王心学产生起就有的一个现象,但陆、王在日,不愿承认从佛家汲取智慧,“尚自讳其学曰‘吾之言,儒言也,非禅言也;吾之行,儒行也,非禅行也’。”[x]彭绍升等人则公开承认此点,直截了当进行沟通儒、佛的工作,使心学的本来面目凸显出来。此外还需一提的是,清中叶盛行的考据之风对主心学者也有一定影响。虽然他们的运思方式是直达、顿悟,但也在尽力读书思考,力图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诟病中走出来,并与学术的时代潮流相合。所以,李绂重考证,言必有据,又广泛涉猎经、史、地理等学,颇似考据学者之所为;彭绍升擅长史实考证,所作《儒行述》等篇,以考订精确而为人称道;罗有高也曾从事过训诂之学,有《释纛》篇问世,等等。不过遗憾的是,尽管他们为发扬心学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一定成就,但总体而言,这些成就以维护陆、王地位,替陆、王争正统为主;学理方面则是沿袭前人为多,对陆、王之说作些补充而已,极少发明创造,整体水准不高。这一状态,与前已述及的主程、朱者的情形甚为相似。

需要指出的是,心学在清中叶虽处低潮期,但未始没有一毫复兴之象。与清初相比,此时汉学的兴起,使得理学内部程朱、陆王之争已不那么尖锐,因学者更多地是从汉、宋两学的关系入手来思考问题、从事研究,理学内部的门户反不及以往清晰了,上述主心学者就并非一概排斥程、朱。从当时人的议论来看,也有一些不宗陆、王的学者主张尽力消弭程朱、陆王两派的门户,并对王学的历史价值予以肯定,如程晋芳就指出:

阳明之学,本于象山。其为流弊,至使人自事其心,束书不读,非其近禅之过乎?然遂指陆、王之学为禅,则愚不敢也。

学亦有正脉焉,偏脉焉。以陆、王为洪水猛兽,攻之不遗余力,是儒家恶习,不可蹈也,从而学之,则过也。[xi]

在程晋芳眼里,陆王心学之弊系“近禅之过”,但不能说其即为禅;学有“正脉”、“偏脉”之分,陆王心学可谓“偏脉”,但非洪水猛兽,对其“攻之不遗余力,是儒家恶习”。可见,程晋芳是从破除门户、完善儒学的角度阐述自身看法的,具有一定的学术平等与开放意识。再如阮葵生为陆、王辩护的某些议论,也与程晋芳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

尝谓古今仁圣贤人,不朽于天地间者,惟德行、功业、气节、文章四者而已。若象山之志在复仇,谈兵阅武,其守荆门,立社仓,筑城池,理财折狱,民望若神明,皆实在经济。至阳明定叛藩,折逆奄,用兵如神,爱民如子,视功名升沉险夷,如浮云之过太虚,而文章亦堪不朽。乃皆以道学少之。吾不知四者之外,更有何道学也!耳食之徒,指之为禅,极力诋谤,如有私仇。试平心而论,天下果有如是之禅乎哉?[xii]

即按照“德行、功业、气节、文章”四方面来论,陆九渊、王阳明之所为已是“不朽于天地间”,所谓“道学”,不过如此,说其学术为“禅”,实属“诋谤”。除此而外,阮葵生也有学术平等意识,认为在求“道”之途上,程、朱与陆、王应相提并论。他说:

圣人之教在文行忠信、诗书执礼,亲炙者犹未能躐等。曾子则曰忠恕,颜子则曰博约,孟子则曰仁义而已,孝弟而已。以及濂溪(指周敦颐)之主静,明道(指程颢)之定性,伊川(指程颐)之敬,横渠(指张载)之礼,象山之发明本心,紫阳(指朱熹)之穷理致知,阳明之致良知,皆艰难辛苦,已试之效。过来人道个中语,亲切而有味。孔子复生,必不分彼此厚薄。……坚持门户之见,党同伐异,牢不可破,岂非世道人心之患哉?[xiii]

这样的论断,实际是不满正统派对圣人之道的垄断,相信各派都有平等求“道”的权利,而程朱、陆王本各自立场达于“道”,就算“孔子复生,必不分彼此厚薄”。视程朱、陆王不分高下,显然对处于劣势的陆王有利。另外,焦循对此亦有所议论,他说:

天下读朱子之书,渐磨莹涤,为名臣巨儒,其功可见。阳明以良知之学,成一世功,效亦显然。然则,为紫阳、阳明之学者,无容互訾矣。[xiv]

这样的说法,强调了朱、王两家各有所长,无非也是为了调和程朱、陆王,消弭门户之见。

以上这些代表不同学术倾向的学者的趋同言论,至少表明在清代中期,思想学术界的一些人已不再把程朱、陆王看作不可调和的两派。尽管这样的声音还不很强大,在当时并未真正起到抬升陆、王学术的作用,但此声音已是一个象征,它为陆王心学在此后的复兴埋下一个伏笔。晚清之时,心学终迎来它的复兴之期。

 


[i]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第8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ii]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iii] 按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侨寓福建建阳。

[iv] 钱穆:《〈清儒学案〉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八,第37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v]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3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vi]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340页。

[vii] 陈庚焕:《惕园初稿·闽学源流说》,转引自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第45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

[viii] 参见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第453~454页。

[ix] 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附记》,《国朝汉学师承记》,第1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x] 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附记》,《国朝汉学师承记》,第190页。

[xi] 程晋芳:《正学论三》,《勉行堂文集》卷一,嘉庆庚辰刻本。

[xii] 阮葵生:《论朱王之学》,《茶余客话》上册,第2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xiii] 阮葵生:《君子之道》,《茶余客话》上册,第258页。

[xiv] 焦循:《良知论》,《雕菰楼集》卷八,仪征阮亨道光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