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理學經世思想 - 文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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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的理學經世思想

(文丹:貴州師範大學,歷史與政治學院,2007)

摘要:曾國藩的理學經世思想經歷了一個從產生、形成、豐富和發展,及至衰落的過程。由於孟之道薰陶、湖湘經世致用的學風的傳承、師友的影響,曾國藩最終形成了有一定特色的理學經世思想,他把程朱理學與經世致用思想有機地結合起來,推進了理學的發展。並在實踐中,實現了理學與漢學,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的融合,並吸納西學,豐富和發展了他的理學經世思想。

關鍵字:曾國藩 經世致用 經濟 義理 理學經世思想

 

道光朝以後,以往被世人斥為空疏無用而日益走向衰落的理學,卻因新的特點而有複起之勢,出現了一度的迴光返照。這種新的特點就是唐鑒、曾國藩、倭仁、吳廷棟等理學家把理學與經世致用相結合,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理學經世思潮。其中,以曾國藩的理學經世傾向最為突出,他明顯的把經濟納入理學的範疇,把程朱理學與經世致用思想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理學經世思想。曾國藩因此也成為了晚清理學經世思想的集大成者。曾國藩的理學經世思想經歷了一個從產生、形成、豐富和發展、及至衰落的過程,本文即從這一角度解讀曾國藩的理學經世思想。

一、曾國藩的理學經世思想的產生

曾國藩(1811——1872),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進士出身。曾國藩理學經世思想的產生之淵源大致有三:

(一)孔孟之道的薰陶。自小熟讀《五經》、《周禮》、《儀禮》、《史記》等儒家的經典著作,深受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的薰陶。他宣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即物求道而已……國藩不肖,亦謬欲從事於此。”[1](P21-22)由此可見,儒家對“君國天下”的責任感和進取有為的人生態度刺激了曾國藩,他決心要把遠古先王與周公、孔子作為他學習的榜樣,而且把周、孔的事業作為自己終身致力的目標,毅然以“行仁義於天下”為己任。

(二)湖湘經世致用的學風的傳承。曾國藩出生於湖南,湖湘學派自宋以來便已形成了經世致用的學風,並且這種風氣代代相傳,不斷發揚光大。宋代胡安國以《春秋》為經世大典,胡宏“以仁致用” ,皆以為“通經致用”。湖湘學派提倡並形成的這種學風,深刻影響了以後湖南近千年的學術發展。明中葉以後,在湖南廣為傳播的陽明心學,也重重地打上了湖湘學派這種經世致用的烙印,即注重實事求是、宣導躬行力學,偏離了正宗的王學,而具有了明顯的地域特色。明末清初,王夫之把經世之學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從哲學的高度深刻地批判了力學的唯心主義,提出“氣者,理之依也。”對氣與理的關係作了樸素的唯物主義的回答,對理學走向空疏和荒謬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到了清朝,宋明理學逐漸衰微,漢學盛行。而湖南一地經世之風仍是不減:“清儒考證之學,盛行于吳皖而流行於全國,獨湖湘間被其風最稀。[2](P638)”到了近代,湖湘學派之經世致用的學風繼續為湖湘人士傳承和發揚。陶澍、賀長齡、魏源等人都主張學術應面對現實。他們致力於改革鹽政、漕運、水利等關乎國計民生的要政。魏源還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可以說,曾國藩生於湖湘,湖湘經世致用的這種風氣的傳承為曾國藩理學經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三)師友的影響。道光14年,曾國藩進入嶽麓書院,師從門道森嚴的理學大師歐陽厚均。在此期間,孔孟之道與湖湘文化中的經世致用思想特別是其中的“入世經世”的價值觀和“仁禮並重”的修齊觀對曾的影響較大。他說:“昔仲尼好語求仁。而雅執禮,孟氏亦仁禮並稱,蓋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於仁,外之莫大於禮。[3](P227-228)”在這裏,曾國藩將修養身心的“內聖”之學和輔物濟時的“外王”之學成為其理學思想與經世思想結合的開始。曾國藩于道光21年入居翰林。在這期間,曾國藩廣交師友,唐鑒、倭仁、姚鼐等人的思想對曾國藩的理學經世思想產生了影響,並最終促成了曾國藩理學經世思想的形成。他首先取經於桐城派宗師姚鼐。他說:“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辯真得失,聞此間有為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諸論。其言誠有可取。[1](P5)”並說:“姚先生持論宏道,國藩之粗解文章後,由姚先生啟之也。[3](P250)”可以看出,曾得到姚鼐思想的啟迪後,在學術上大有長進。而對曾國藩的理學思想影響最大的要數唐鑒。他曾對友人說:“至唐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顯示言當以《朱子全集》為宗。[4] ](P92)

二,曾國藩理學經世思想的形成。

咸豐二年,曾國藩回鄉奔母喪。正是他回鄉的幾個月裏,全國形勢發生很大的改變,農民革命聲勢浩大,清政府的統治岌岌可危。他認為,清政府之所以到了這種搖搖欲墜的狀況,原因在於“上下縱於無等之欲、奸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3] (P304)”所以,清政府統治出現危機就不足為奇了。如何來挽救這種危機呢?內憂外患的時局成為了曾國藩理學經世思想形成的直接原因。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在孔孟之道、湖湘經世之風,姚鼐等理學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他的理學經世思想。

首先,曾國藩將唐鑒、姚鼐等人的三門之學發展成為四門之學。姚鼐認為:義理、考據、辭章不可偏廢,必以義理為質。曾國藩在此基礎上,加入了“經濟”的內容,強調經邦濟世、學以致用。他說:“為學術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3] ](P442)在這裏,曾國藩完全逾越了理學與經世之學之間的鴻溝,除了重義理外,將“經濟”突顯出來,使之與“義理”平行;研“義理”與“經濟”,把理學與經世之學進一步結合起來,是曾國藩理學經世思想的最好的概括。這種思想適合了時代的需要,避免了以往儒學忽視經世致用的弊端,同時大大擴展了理學的適應範圍,從而標誌曾國藩的理學經世思想的正式形成,曾國藩從而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將傳統儒學發展到了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

此外,曾國藩非常重視官員的道德修養。曾國藩認為要用理學家的道德來改善世道人心。他說道德修養的關鍵是一個“誠”字:“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 [3](P304)。在曾國藩看來,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為之也。故曰: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誠”就是“不欺”,“不欺”就是“至虛”。為了維護封建道德規範不惜放棄個人的一切,就是“慎獨”。不作偽、不欺人,幽獨其中,表裏如一。這其中也包含了言行一致,躬行實踐,反對虛偽空談的思想。

三、曾國藩理學經世思想的豐富和發展

曾國藩離京後,回鄉辦團練,建湘軍,鎮壓太平天國,以“師夷長技以自強”發動洋務運動。在這些實踐中,曾國藩認識到:自道光末年後,清政府是政局動盪,危機四伏;為了挽救清政府的統治,鞏固封建統治秩序,就必須拋棄學術上的門戶之見,博取百家,從中吸取新鮮血液。因此,曾國藩的理學經世思想也得到了大大的豐富和發展。

一方面,他從“一宗宋儒”到“漢宋相容”。早年的曾國藩對漢學曾國藩採取排斥的態度,但在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的衝擊下,為了鞏固封建統治秩序,曾國藩認識到需要結束漢、宋之間門戶之爭的迫切性,因而改變了排斥漢學的態度,他說:“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党仇訴事而不知所止。[3](P256-257)”當然,曾國藩調和漢宋兩派的矛盾,其目的是為了協調地主階級內部的政治思想派別,共同對付農民革命,但從客觀上來說,曾國藩的這種學術研究于現實結合起來,拋棄門戶之爭的做法,在學術上卻樹立了一種開放與務實的新風氣。

另一方面,他從排斥陸王心學到取彼之長。曾國藩為了更好地實現理學經世的政治抱負,改變了以往排斥陸王心學的態度,積極消除朱陸之間的門戶之見,他說:“朱子五十歲與陸子論無極不合,遂成冰炭,詆陸子為頓語、陸子亦詆朱子為支離。其實無極矛盾,在字句毫釐之間可以句辯。兩先生全書俱在,朱子主道問學,何嘗不洞達本原?陸子主尊德性,何嘗不實征踐履?[1](P365)”這表明曾國藩開始了由排斥陸王心學到取彼之長的思想轉變,從而為理學經世思想增添了新的活力。

此外,對“西學”採取了吸納和包容的態度。在保證清政府的封建體制不受侵害以及中國傳統的儒學思想的統治地位的基礎上,曾國藩等封建統治中的開明派對西學採取了吸納和包容的態度,甚至開始學習西方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在“自強”與“求富”口號下,曾國藩等人倡辦洋務,將“經世”與“洋務”合為一體,力圖通過學習西方的先進的科學技術來鞏固清政府的統治。這是曾國藩對理學經世思想的躬身實踐,雖然基於維護清政府的立場,但還是推動了封建落後的中國邁入了近代化的門檻。在我們今天看來,曾國藩的理學經世思想打破封建思想的牢籠,具有了近代化的特徵。

四,曾國藩理學經世思想的衰落

曾國藩理學經世思想歸根到底還是封建制度的產物,它和封建制度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在封建社會末期,作為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工具,在曾國藩等人的推動下,理學和經世思想融為一體,使得理學一度迴光返照,得到了發展。曾國藩的理學經世思想成為了理學最後發展過程中是湧現出來的傑出代表。但封建落後的經濟和體制註定這種思想終歸毀滅,它先天帶有的階級的、歷史的、文化的局限,使得它不能夠達到自強求富的目的,對清政府的滅亡也無回天之力。隨著清政府的衰亡,曾國藩理學經世思想也走到了盡頭,最終衰落。

參考文獻:

[1]曾國藩.曾國藩全集[M],第21卷.長沙:嶽麓書社,1987.

[2]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3]曾國藩.曾國藩全集[M],第14卷.長沙:嶽麓書社,1987.

[4]曾國藩.曾國藩全集[M],第16卷.長沙:嶽麓書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