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论语》,感悟经典 - 朱和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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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论语》,感悟经典
论述孔子的人生导向

朱和艳-2007-6-23

 

[摘要]在中国古代三千年的灿烂文化里,被人们心悦臣服地尊为圣者的只有孔子。圣人所创的儒家文化及经典思想,经过几千年的风雨洗礼,至今看来,仍闪烁着耀眼的智慧之光。《论语》是研究孔子的重要资料,是孔子思想的重要载体。重读《论语》,感悟经典,探求圣人积极追求的理想人格,论述孔子的人生导向,以经世致用:一、生存之道,仁者无敌;二、入世之道,义之与比;三、处世之道,待人以礼;四、安世之道,中庸之德。

[关键词]孔子;《论语》;仁者无敌;义之与比;待人以礼;中庸之德

 

“德侔天地,道贯古今。”这是山东曲阜孔庙门柱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是明人所撰,上、下联仅有八个字,却概括了孔子道德与天齐、思想学说横贯古今的“至圣”境界。而在中国古代三千年的灿烂文化里,被人心悦臣服地尊为圣者的只有一个人——孔子。

孔子,春秋末年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开馆收徒,开创了我国私人办学的先例;他敏而好学,诲人不倦,孜孜以求,不耻下问;“其行也正,其言也质。”关于孔子的历史地位,钱穆先生讲过精辟的话,指出:“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1]

圣人所创的儒家文化及经典思想,经过几千年的风雨洗礼,至今看来,仍闪烁着耀眼的智慧之光。一般认为,《论语》是研究孔子的重要资料,因为《论语》是孔子思想的重要载体。孔子的思想与其生命实际上是浑然一体的。孔子的思想来源于对于自我人生经验的体悟:一方面,孔子的思想正是从自我的生命体验中体知而来的;另一方面。孔子的自我生命又恰恰践行了他自己所提倡的生命智慧。《论语》使人惊讶的不仅是孔子所追求仁善人格的崇高性,而且其中所阐述的各种观念具有超时空性。《论语》大部分由孔子的语录构成,汇聚了孔子关于政治、文化、历史、人生、哲学、宗教等问题的观点,是孔子名副其实的立言,而这立言又有一言九鼎的致世功用。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载:

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这就是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各朝各代怀安邦定国之志的仁人志士,藉此而实现鸿鹄之愿;追求独善其身人生境界之人,凭此以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今天,再读圣贤,重(zhong)读《论语》,以期望更深的感悟圣人的经典思想,并进一步探求圣人积极追求的理想人格(“内圣”),论述孔子的人生导向,便今人“经世致用[2]”。

一、生存之道,仁者无敌

生存,人生之首要大事。有太多的人,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里,生活的理念只剩下一个“难”字。“圣人”孔子则反对这种终日无所事事,消极混世的人生态度,所以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语·阳货》)。人生只有一次,所以生命才显得可贵。孔子一生始终追求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所以常自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既是他人生的准则,更成为今天人类伦理的黄金法则。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论语》一书中孔子论说得最多的一种德行。尽管该词并非孔子所独创,但是,正是在孔子那里,“仁”首次标志了人的主题意识的觉醒。正如李泽厚所云,“尽管‘仁’字早有,但把它作为思想系统的中心,孔子却为第一人”[2]。

为什么会说仁者会无敌于天下,并成为其生存之道呢?“仁”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是为人性情的根本,是各种道德的总和。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孔子还明确指出仁的基本精神是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子路》)。由此可看出“仁”的核心是强调人与人之间要有爱心,同情心,要和谐、友爱相处。孔子还强调,“仁者,爱人[3]”(《论语·颜渊》)。这种爱不同于墨家爱无差等、爱人之父如己之父的“兼爱”,而是等差之爱的“推爱”。它强调从“亲亲”,即亲爱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开始,推而扩充到对自己所有的同类均保持一种温情与同情。另外,在孔子看来,仁者心地坦荡无私,无患得患失之念,所以“仁者无忧”(《论语·子罕》)。具有“仁”的品德的人还无所畏惧,敢于坚持真理,“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仁”(《论语·宽问》)。

孔子的“仁者”,在《论语》中,其原坯应是日常俗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人可以成为仁,关键是在一个“欲”字。且不谈“欲”,“仁者”的范围何其广,不论血统、种族、宗教、政治、经济等,谁人都可以成为“仁者”。“仁”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超出血肉之躯的仙佛行为。孔子认为,只要有坚定的志向,始终不渝的追求,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求仁而得仁”(《论语·述而》)。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爱,所有的面孔都是模糊的轮廓,繁华的城市也只是一片荒芜的旷野。世界需要爱,把爱奉献给世人,也一定会受到世人的热爱。若人人所欲皆为仁,并把“仁”界定为“生命的自我肯定”(《周易与怀德海之间的一场有哲学序论》3),一会之中,“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就会到来。社会上全是所欲皆为仁者,立人、达人、爱人、敬人、信人及惠人等,仁者岂非无敌于世乎?

二、入世之道,义之与比

人的生活总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个人的幸福主要是通过与社会的种种联系而取得的,所以,向外依赖于社会,投身于社会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这便是所谓的入世。入世追求是一项艰苦的试炼,尤其是走向未知的领域,心里没有个底,方向计划都需要自己亲身来参与,前方布满荆棘也要硬着头皮去闯!

对此,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用现代人的话来讲,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要怎样干,也没有规定不要怎样干,只要干得合理恰当,便怎样去干。由此可见,“义之与比”则总体上表明了孔子的入世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这说明了孔子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可见弘道亦被看作是知识分子阶级的“士”的使命和规定。士,从最初国家设置的官位到后来不仅指有文化的人,而且指承担天下与社会责任的人,变化可见一斑。为此,士大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宽问》),“可杀身以成仁,舍生取义”(《论语·卫灵公》)。“知其不可”是其认识,“而为之”则是偏偏不计成败,后果去做,这正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中积极人生态度的体现和崇高之处。但这种“义之与比”的积极入世态度,又不是以完全忘掉自我为前提的。它要求人们通过道德修养而拥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具有自我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孔子所创的儒家学说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哲学,其对人生的积极进取必然面临仕与隐的选择,儒家要弘道于天下,其对参政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成为深受儒学影响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信仰和追求,使知识分子个人的人生价值与济世救民紧密相联。

《论语·子路》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正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君子加强自身修养,首先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进一步则要使一些人生活安乐,这是连尧舜都不易做到的艰巨事业,但也应作为君子的最高奋斗目标。孔子把“君子”的最重要标准定为“修己”,但并不局限于此,孔子所提倡的人生不是孜孜为利,而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到达一种人人在其中各得其所,安和乐利的逍遥生活。从“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一不体现了孔子展现俗世人的入世之道——“义之与比”。

三、处世之道,待人以礼

俗话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少一个朋友路难行;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人生在世,可以没有金银珠宝,可以没有高官厚禄,但不能没有朋友,因为没有朋友的人生绝对的孤独无依的。在今天,处世之道更是微妙之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人际关系越复杂,做人也就越难;而做人越难,人的压抑感就越大越强。人们为了获得一点基本生存权和安全感,不得不如履薄冰,疑心重重,顾虑多端,把大多数精力放置于待人处世中。

“礼”作为广泛的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的规范,对人际关系的运行起着整合作用。中国历来是“礼仪之邦”。“礼”最早萌芽于商朝,主要重在形式。到后期,礼成为人伦等级关系的最高准则,是国家强固的根本,是施行威严的途径,是功业名声的总汇。帝王三公遵循礼制,才能统一天下,使诸侯臣服。如果不组礼制,就是毁弃国家社稷。到了孔子所在的周朝时期“礼崩乐坏”,这一时期作为“王官之学”的礼乐典章制度亦大有失传之势。由于不习礼文,在“秉礼”的鲁国,有的贵族竟然到了“不能相礼”的地步,不仅违背周礼的事情层出不穷,甚至“犯上而好作乱者” (《论语·学而》)也大有人在。所以在当时的贵族知识分子看来,这是一个“无道”之世。而要使天下归于“有道”,就必须加强礼乐修养,以礼治国。孔子出自于下层之“士”,欲借修“礼”进身当政,故而博问广学,以“礼”为主,成一家之学,并成为后人处世的榜样。

司马光《资治通鉴》论“礼”云: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礼”虽然作为制度与仪式,事实上司马光关于“礼”的理解与孔子的“礼”有相同效果,都表达了他们欲建树一种道德理想——仁善。仁善的目的是“礼”利于人,是为了人,是人道和正义。他们都试图以“礼”作为政治目标以尊王,加强王权,阻遏当时正在分崩离析的政治次序,使当时已呈现五分四裂的国家归于统一,并统一于“礼”。

圣人待人是“恭而安,威而不猛”。(《论语·述而》)《论语·颜渊》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言下之意,“克己复礼”,就是 要在待人以诚的同时节制自己个人的情感、欲望、思想和行为以合乎于礼仪,并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反复体验。四个“非礼勿”则点明了对“礼”的基本要求。
圣人重礼。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民之所由生,礼为大”(《礼记·哀公问》)。另外《论语·八佾》中记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礼于孔子而言是“大哉问”,两个生动的比喻进一步说明孔子对“礼”看得极透彻:礼,与其办得铺张浪费,不如办得朴素节俭;丧礼,与其办得事事周全,不如真心悲痛。这说明待人以礼,就是要待人以诚,将心比心;与人相处,要推心置腹,推己及人。种桃者得实,种荆棘者得刺。《论语·曾子》早已有这样的忠告:“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你播种的是善,收获的就是幸福;你待人以礼,别人也还之以礼于尔。

四、安世之道,中庸之德

任何人在社会里生活,都会有顺利与横逆,顺时喜,横时沮。喜怒哀乐乃人之本性,如何调控它,使人安于世道,乐于世道,至关重要。“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亦乎!民鲜矣!’”《论语·雍也》第二十七章中记述孔子的中庸思想,追求一种安定的理想状态。这里的“安定”从广义上意指人人恪守关系中的位置(君臣),享受应有的权利(如忠孝),履行应有的义务(如慈悌),“不在其位,不某其政。”(《 论语·孟子》)即从整体关系的稳定出发,通过克己的行为,使个体归属其位,达到整个社会的安宁。

从个人到整个社会生活,要怎样才能达到安宁这一目标?那就是中庸。《中庸》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 ‘中’。”《大学》说:“大学的总纲领是发扬先天固有的德性,改革新的思想与习气,以求达到最完美的境界。”所谓要达到最完美的境界,也就是要达到“止于中”的境界,所以中是天下的根本所在。所谓“庸”,就是实用,就是实行。《庄子》中说:“庸就是能用,用就能通,通就能得。”孔子所说的中庸,简而言之即以仁者君子的中庸之行达到社会生活中的关系中庸化。因此,中庸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仁者君子的行为准则,其二是关系的中庸化,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论语》中孔子思想的精粹,无论是仁还是礼,最终的走向都是中庸,可以说中庸是孔子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及儒家文化的终极关怀目标:君子行为,不偏激,不沉沦,中庸居之。在对待关系两端的冲突中,中庸待之,教导双方达到平衡。亚里士多德说:“事物有过度、不及和中间。德的本质就是恰得中间。”(《尼各马可伦理学》)孔子的中庸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德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这就是说,中庸之道,虽然是天下的正道与定理,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是与日谐行,与时俱进的。能够不断随时而进,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与条件来不断采取合时、合理、合适的中庸之道,这才能真正行中庸之德。

但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中庸之德”就是折中主义,就是不讲原则。对于孔子本身,把“中庸之德”理解为折中主义显然是不相宜的。孔子认为一切是非取舍都以合理、合宜为标准,其落脚点是“义之于比”(合理恰当的事情才去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明确地指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孔子自己的言行不仅有着明确的操守,而且赞成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态度也很鲜明。要求举止适中、适度,既不“过”也不“不及”,成为孔子人生哲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特点。由此从个人、处世为人、待人接物以至于为邦为国等方面提出合乎“中道”的要求。以中庸之德居之,用一颗仁爱之心,以礼待人,义之与比,达到安于世间便不是臆想。

 

注释:

[1]钱穆《孔子传·序言》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百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论。

[2]“经世致用”,这是宋代后期兴起的与“坐而论道”,崇尚空谈相对立的一种思潮,主要提倡一种务实、实用、救世济时的思想方法,空谈不实的学风,强调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经世致用”是着眼于国计民生,是一种治理国家,匡扶社稷,管理民政,匡世济时的手段,其基本内涵为:对待获取功利或物质利益的行为,应以某种文化理念伦理精神和价值观作为其行为是否正当的衡量标准。“经世致用”最终指归是为了富民强国、国泰民安。这里谈的“经世致用”是狭隘地指用圣人孔子的思想来引导今天的世人,使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求一条适合自己生存、入世、处世、安世的最佳道路。

[3]这一思想后为孟子继承发扬,孟子径直提出“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

参考文献:

1、钱穆:《孔子传·序言》,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2、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9页。

3、唐力权:《周易与怀德海之间的一场有哲学·序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84页。

4、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5、阎韬:《孔子与儒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6、何新:《孔子论人生》,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

7、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8、李旭:《孔子直解》,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

9、杨清荣主编:《儒家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