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复兴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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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复兴儒学

新华网2008年04月09日(作者为著名易学研究专家、儒学学者)

 

儒学由“独尊儒术”走上历史舞台,由“打倒孔家店”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历史演进之路使儒学复兴决定于其反思批判之思想能力,决定于儒学能否对走上舞台到退出舞台之历史与逻辑进行理论推定,论证重新走上历史舞台之必然性。儒学在批判与自我批判中获得复兴之合法性,是儒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理论推定所承诺,是孔子儒学思想体系之自在自为。所以,诉求于道德学说之儒学复兴,乃本末倒置,是回避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的本质。只有在哲学根源上推定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的本质,才能标本兼治,在解决本质问题的根本性上使儒学复兴。

中国现代社会问题源于“全盘西化”。西方哲学史及其思想原理表明,哲学是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的思想理论学说,哲学力图使人类走出自以为是。但是,因为西方哲学陷入“自以为是怪圈”——总是力图走出前人的自以为是而总是形成新的自以为是,因而出现了众多的哲学理论与浩如烟海的文献。苏格拉底哲学首先承诺了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他认为,人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无知,以避免自以为是。苏格拉底哲学之深刻性在于对人性的自以为是之洞察,并以“苏格拉底之死”宣告了古希腊理性与雅典民主的自以为是。西方哲学史表明,从后苏格拉底哲学开始,西方哲学陷在柏拉图设定的“理念论”的“自以为是怪圈”中不能自拔,最终以哲学根本问题的自在性表明西方哲学不能解决自以为是问题,使自以为是成为哲学根本问题而导至“哲学的终结”,从而出现后现代主义之自以为是。由于西方文化无法解决自以为是问题,必然各行其是,使经济主义、多元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宗教主义泛滥成灾,形成了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的西方现代社会问题,并以强势影响中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的现代社会问题。所以,哲学不能解决自以为是根本问题使所有理论推定只能自以为是,从而形成了自以为是的人类文化。所有社会问题乃因于自以为是的哲学,自以为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星球文明的基本问题。本质决定了问题之必然性,使问题贯通对本质进行解读的哲学理路并在历史中生成哲学问题及其逻辑。现实问题由历史生成并自在于历史之中,使问题的现实与历史性、解决问题的理路与生成问题的本质呈现为逻辑统一性。自以为是哲学根本问题虽然呈现于现代,然而,其生成并积淀于历史之中。西方哲学史表明,为走出自以为是而进行是其所是的推定是哲学要实现的理论目的。所以,自以为是的自为与自在的统一使其成为哲学根本问题,由此生成西方哲学并使其终结。由此表明哲学学科的特质乃基于自以为是之根本问题,对自以为是的自觉成为哲学的起点,弗能解决或者解决了自以为是问题,是哲学的终点。

自以为是问题的根本性使解决所有问题的理路归于哲学,只能于哲学批判中发现并解决问题。因此,解决中国现代社会问题,只能着力于自以为是之哲学根本问题,任何回避哲学的方案——诸如有关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的改革、有关司法体系建设、有关和谐社会之道德诉求与宗教诉求等,都会因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而走向以非为是、自欺欺人。

由自以为是哲学问题之根本性质所决定,不能解决自以为是问题的西方后现代思潮愈发自以为是、以非为是,而中国的现代理论思潮也不能不深陷自以为是、以非为是,而深陷其中的所谓传统文化及儒学诉求,亦只能以形形色色的理论思潮与自以为是的价值取向遮蔽问题之本质。由于中国现代哲学支撑的社会遮蔽了自以为是根本问题,随着问题的积累,引发了全民族的道德文化素质问题,中国的生态破坏、资源浪费及严峻的腐败形势表明,现代生存能力乃基于对后代生存权利之剥夺,这个时代已经在自欺欺人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所以,反思与批判自身的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应当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自觉。

二、步出自以为是之历史误区

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自以为是根本问题的存在决定了儒学走上历史舞台与退出历史舞台的逻辑统一性,由此进行的反思表明,虽然中国现代社会的自以为是源于西方哲学根本问题,然而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上,则生成于后儒“知丘罪丘”的历史进路,自以为是之“知丘”,最终以“罪丘”否定之,从而开始了西化的自以为是。可见,诉求儒学,首先需要对后儒进行反思批判,正本清源,进而对西化的自以为是的本质性进行一以贯之的哲学推定,才能以儒学的“和中为是”彻底解决自以为是哲学根本问题,进而解决中国现代社会及人类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对西方的哲学进路与孔子儒学进行“一以贯之”的理论推定表明,如果说苏格拉底哲学开创了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那么,孔子儒学则以对自以为是进行的批判并以《易》之“和中为是”解决了自以为是问题,从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儒学史表明,后儒“以《易》疑丘”,歧解了孔子思想,遮蔽了“和中为是”的思想原理,异化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儒学思想体系。所以,如果以自以为是之汉宋后儒所建构的儒学应对中国现代社会问题,不但遮蔽了自以为是哲学根本问题,而且必然走上以非为是,所产生的结果亦只能自欺欺人。

中华民族是“生生不息”、“厚德载物”之民族,但是,由于后儒误解孔子,产生了“知丘罪丘”、“以《易》疑丘”等问题,最终使儒学退出历史舞台,步入了西化的历史进路,从而受限于西方文化与哲学。现代中华民族要“生生不息”、“厚德载物”,只能在“以《易》知丘”的理路中把握“和中为是”的哲学思想,批判现代文明的自以为是,步出西化的误区。儒学复兴的历史进路将表明,“和中为是”的文化架构将使中国步入《易》所推定的化成天下之路,引领人类文明。

在历史上,有太多的罪恶假儒学之名而行之,自欺欺人地用儒学掩饰中国的现代社会问题,产生了对儒学的庸俗化、宗教化歧解与运用。我们要通过批判,明确复兴儒学所能实现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

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乃文化之目的,此谓“文明以止”。因不能一以贯之地解决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问题,西方文化因此产生了哲学、科学、宗教三种文化形式而弗能“文明以止”,从而使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人类文明,诉求于唯科学主义而走向以非为是,诉求于宗教而走向自欺欺人。西方文化表明,其文明之成就,仅仅“刚好足以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以“无知”所建构的西方文明则不能不是“自以为是”,而融入这种“自以为是”文明的现代中国则不能不是“以非为是”,明知“以非为是”却“自以为是”,则只能“自欺欺人”。所以,解决中国现代社会问题,如果仍囤于西方哲学、唯科学主义与宗教诉求,其不能不是自欺欺人。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自以为是主要表现为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本质性上则是个人主义,而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只有在极权主义的权威中才能彻底实现,因此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的以非为是必然走上极权主义,直至不择手段。中国虽然经过改革已融入国际社会,但是,因为没有对自以为是、以非为是进行反思批判,使社会价值取向摇摆于极权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由于在文化上失缺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改革的盲目性产生了文化沙漠。所以,中国现代社会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哲学智慧,只有儒学智慧能够使中华民族及人类走出自以为是。

儒学表明,经由孔子推定之《易》经,其以“和中为是”思想原理,使理性步出了自以为是,从而形成了和中内化的哲学智慧。然而,由于孔子儒学被后儒异化,需要把对其正本清源,作为复兴儒学的逻辑起点。由此决定了在文化本质上理解儒学,显得十分重要。于本质上理解儒学文化,首先需要把握儒学的文化定义,这是解决中国现代文化问题的必要前题。《易》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饰也。按照《易》理,能够化成天下的文明,称为文化。“文明以止”即文明“化成天下”所生之文饰,以文明之而止于至善。文明是文化之显现,文而饰之,文明也。由《易》可知,中国的现代社会问题一方面产生于弗能化成天下之文饰即西方文明,另一方面则出于对孔子纂《易》之误解,使“以《易》疑丘”成为儒学的基本问题。按照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以《易》疑丘”使“和中为是”的《易》学思想原理为后儒所遮蔽,从而使“以《易》知丘”成为儒学的核心问题。《易》理表明,在哲学本体论、主体论与价值论的统一性上,通过“以《易》知丘”完成“和中为是”哲学原理之外化,其承诺的哲学体系为“形而中论”。推定表明,“形而中论”是“和中内化”的哲学,所进行的外化,是其承诺与推定的形式化之完成。

三、“和中为是”与损益之道

西方哲学的自以为是表现为本体论困境,这个困境表明,主体所建构的所有文化形式,都没有可靠的本体论支持,所有寻求唯一的、绝对的、独立的本体之哲学努力都是徒劳的,所有“是”其所是的哲学推定,都是自以为是。《易》之“形而中论”表明,不存在唯一的、绝对的、独立的本体,而人类赖以建构所有文化之本体,乃自然界之“生生”,“生生”是“存在”的本质。人之所“是”之是,乃“生生”之是,“是”即“生生”,“生生”乃本体之“命”而为主体所“命”之。所以,本体之命与主体之命为“生生”所“命”而“命”之为“生生”,故“生生之谓易”。

本体与主体之“命”“中和”为“生生”,所“命”本体之“生生”,乃“本体和中”;所“命”主体之“生生”,乃“主体中和”,此以“生生”“穷理尽性”者也。主体以“生生”中和于“命”,为“生命”之“生生”,乃价值取向于生命之终极关怀,此谓“以至于命”。所以,“生生”乃“和中为是”,“和中为是”使人类“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故,《易》所推定之主体,乃“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其主体性乃“形而中主体之谓神”。主体通过“形神中和”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主体实现之“生生”,乃本体论、主体论与价值论之中和,而人类所建构的所有文化,只能“中和”于“生生”而“命”之“生生”,才能“恒以一德”而所是其是。是故“恒以一德”之“恒”者,“生生”之所成也;“以”者,恒以“生生”也;“一者”,“生生”之恒也;“德”者,得而行之“生生”之恒道也。是故,“恒以一德”乃孔子“予一以贯之”之所成也。

《易》之“和中为是”通过推定“中和八卦”的“生生”之“象”而实现。《易》曰:“易有大恒,是生两仪,两仪生四马,四马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六业。”此为《易》之“大恒六业”。“大恒六业”是对《说卦传》之“和中为是”所作之理论概括。“四马”即“四象”,乃天地定位之“先天之象”,即《说卦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之“先天四象”,“先天四象”乃天地“生生”大化之源,为万物“生生”之本体。因“先天而天弗违”,故主体不能把握“先天四象”,只能把握由“先天四象”生出的“中天四象”即“中天八卦”,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中和”性,以“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的“生生”性,推定了主体和中之道,“是故《易》逆数也”承诺了天地损益之《易》理,由“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六业”推定了《易》之损益之道。“生生”而有“损”“益”,“损益”乃天地人之恒道,主体“以至于命”之“生生”,需要避“损”行“益”。为此,《易》以天地之“生生”推定四时之损益,为人道之“生生”推定人生之“损益”,由“逆数三索”给出《咸》、《未济》、《益》之“益道三卦”,人生之益由少年始,中年不懈而老年益。

《易》表明,孔子通过对《易》“同途而殊归”之转化,“求其德”使《易》成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经典。“和中为是”之“生生”而生“损益”,使孔子殊为重视损益之道: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尧履天子之位,犹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之,故百载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藏而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而亏败,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与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子夏曰:善,请终身颂之。

中国现代社会的自以为是与以非为是可谓“自损者益,自益者缺”,“自损者益”使中华民族的素质越来越损,已损至底线。“自益者缺”则需要能够使中国走出自以为是与以非为是的“和中为是”之哲学智慧。《易》之“和中为是”,乃以“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之“天地损益”为本体,推定了“人道损益”之理。“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得”而“以虚受之”者,德也。“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咸》卦表明,《咸》为“益道”之始,“益”之“得”即“以崇德也”,其以“以虚受人”的主在性而“利用安身”、“穷神知化”,“以虚受人”的客在性使“道弥益而身弥损,夫学者损其自多”,天下之善言入其耳“故能成其满”,“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之”乃“和中为是”之为政之道,与“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具有承诺与推定之统一。显然,“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自藏而满意,穷高而不衰”、“自满而无极,亢意而不节”,乃自以为是、以非为是,“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而“持满”之谓者,无过于当代之“盛世”说,“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是故“圣人不敢当盛”。“调其盈虚,不令自满,所以能久矣”,所谓“盛世”之自以为是,可以休矣!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社会深陷自以为是,极其需要《易》之“和中为是”与“损益之道”,以引领中华民族走出自以为是。问题表明,中国现代社会之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已使中华民族处于何去何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历史正在考验中华民族之智慧。虽然孔子儒学为中华民族提供了走出自以为是之睿智,但是,由于后儒“知丘罪丘”之误解与现代之全盘否定,直至对孔子扒坟毁墓,使儒学之复兴,只能置于批判与自我批判,以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能力,解决哲学及文化问题。现代性之儒学复兴,需要以哲学为基础,在批判与自我批判中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能力。然而,必须清醒的是,虽然儒学复兴乃历史之必然,但是,由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所决定,复兴儒学的进程将充满阻力。儒学复兴中所产生的“表象化”、“宗教化”与“庸俗宗教化”表明,“一旦历史被挟入风雨飘摇不堪重负的贼船,航道湍急满布险滩,此时,要纠正历史的方向,却极为艰难。显然,唯一的办法是弃船游泳,重新上岸。然而,那些丧失了游泳天性的既得利益者、养尊处优者和麻木不仁者,他们宁愿把历史拖向灾难的深渊,也不肯弃船。”

是故,儒学复兴,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