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老曾言国学不能失去士的精神 - 蔡德贵

列印
PDF

季老曾言国学不能失去士的精神

季羡林弟子蔡德贵- 2010-09-03- 北京晨報

 

季羡林

核心提示 “文革”结束后,同样从“牛棚”出来的朋友和季老开玩笑说:士可杀不可辱,可咱们是既可杀又可辱啊。季老报以苦笑,所以他晚年特别想写《士与侠》,国学不能失去士的精神。

“没想到我到晚年了,能得到季老的教训,其中收获比上大学多得多。”蔡德贵在给季羡林写口述史,这在圈内是公开的秘密,但他一直小心地回避着媒体的关注。

70多次专访,恍然如昨,对蔡德贵来说,那似乎是一个美丽的梦,醒来时,与大师已天人相隔。

永难记述曾经的那段时光,在天通苑北买了一套小房子,到医院的路上要走两个多小时,但风雨无阻,蔡德贵知道,每一次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为了留下大师最后的嘱托,他无怨无悔。

他们信马由缰地聊,有时季老会痛痛快快说上2个小时,完全不顾医生的警告。

去美国前,季老抓着蔡德贵的手说:“等你回来,咱们接着说。”他的精神那样矍铄,连蔡德贵都忽略了:这,竟是永别。

《大国学》终于完成了,65岁的蔡德贵一脸释然:还好,总算没有辜负先生的重托。

齐鲁文化让我和季老结缘

晨报:季老身边大学者很多,为何让您写口述史?

蔡德贵:我大学时是季老的学生,但接触很少,以后工作中有过联系,但也不多。后来,我为季老写了传记,那是第一本得到季老认可的传,所以,这次他也找我来代笔了。当初我给季老写传时,有人问“凭什么你来写”,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也许我和季老都是山东人吧,我们对齐鲁文化有共同的感受。

晨报:仅仅因为老乡关系吗?

蔡德贵:齐鲁文化源远流长,所谓百家争鸣,都发生在齐鲁,季老晚年主张“爱国、孝亲、尊师、重道”,这与他少年时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晚年他一直想写几篇文章,即《士与侠》、《恢复历史的真相》等,作为一生的总结,它们都与齐鲁文化相关。但季老年龄大了,无力完成,他希望找一个对齐鲁文化有体会的人来记录他的口述,这可能是他选择我的原因吧。

完全推翻传统行不通

晨报:本书谈了很多国学的话题,但这些复归传统的思路,能适应现代社会吗?

蔡德贵:季老对此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他说,五四那么伟大的一次运动,也存在遗憾,就是对传统过分否定。事实上,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中断自己的传统,没有传统,你的特色何在?又如何能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呢?今天孔子学院在全球这么火,说明传统思想并没有失去它的价值,现代社会造成三个方面关系的紧张,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深入研究孔子的“和谐”思想。

晨报:现代社会,人们更倾向于制度决定论,忽略制度问责,只谈人性,有意义吗?

蔡德贵:什么制度下都有好人有坏人,改造制度的根本还是在改变人心,关注人性的问题与关注制度并不矛盾。

儒家不扼杀理性精神

晨报:但传统礼教压抑人性,扭曲了我们的科学和理性精神,令我们错失了现代化的机遇,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蔡德贵:我不同意你的判断。科学精神与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与传统关系不大。季老把世界文化分成四种,即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后来我写论文,分成三种,即筷子、手指和刀叉。筷子文化以中国为代表,筷子用力不直接作用在食物上,这就形成了综合性思维,不强调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共存,所以人文精神比较强。手指文化以印度、伊斯兰为代表,他们吃饭不用手就感觉不够香,这种亲证自然,使他们时时刻刻体会到自然的威力,所以宗教精神特别强,形成了辩证思维。刀叉文化则相对理性,注重逻辑,形成了分析思维,16世纪西方普遍使用刀叉后,科学精神迅速提升。我把这篇论文给季老看,他说“有道理啊”,中国文明曾错过了现代化,这是思维方式的问题,宋代时我们将辩证思维融合进来,现在我们正努力融合分析思维,只要我们更重视分析思维,我们的科学也会得到较快发展。

新儒家缺乏实践勇气

晨报:传统中国社会是泛伦理社会,但一直未能解决虚伪的问题,毕竟善缺乏外在的标准,国学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蔡德贵:虚伪的问题与道德关系相对弱,它与宗教精神的关系更直接。季老曾和别的学者讨论过,宗教是否会消亡,他们的共识是: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宗教就不会消亡。

晨报:今天国学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但似乎喧嚣多于内容。

蔡德贵:是有这个问题。季老曾说,所谓新儒家,我看不出新在哪里,只是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这有什么意义呢?真正的儒家充满了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孔子就是一个不妥协的人,但今天儒家却成了学术,还有几个人真正去实践呢?所以季老最佩服梁漱溟,说他是“士”,他有实践道德理想的勇气。“文革”结束后,同样从“牛棚”出来的朋友和季老开玩笑说:士可杀不可辱,可咱们是既可杀又可辱啊。季老报以苦笑,所以他晚年特别想写《士与侠》,国学不能失去士的精神。

晨报:但就算有了士的勇气,就能实现文明复兴了吗?

蔡德贵:你不能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儒家身上。文明的复兴要靠多方面努力,制度的、文化的、人性的,道德完善肯定是重要的一环,但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寄托在这上面,没有一个合理的体制,光有儒家也没用。在今天,建设民主制度与弘扬儒家文明是同样重要的。

蔡德贵:大师已去风范永存

晨报:您采访季老70多次,生活中的季老是个怎样的人?

蔡德贵:很幽默也很随和,对周围的各种情况很清楚,所以很多话讲得很有策略。季老的影响不是他一个人造成的,是各种力量在背后推动,对此他很清醒。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无法自由行动的老人,他也很可怜。

晨报:您的这本口述史希望告诉读者什么呢?

蔡德贵:这不是学术著作,如果想了解季老的思想,可以看他的著作,坦率说,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对今天年轻人已经读不懂了,许多并不优秀甚至道德上有问题的人反而成了榜样,我写这本书,是希望大家更好地了解季老,他年轻时很顽皮,起步那么低,以后遭遇了许多苦难,但他还是成功了,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可以汲取一些精神力量。

晨报:听说季老去世时很安详?

蔡德贵:我当时不在场,也是听他身边人说的,头一天还给别人写了5幅书法作品,第二天护工对他说“大懒虫,起床了”,他说累了,再休息一会儿,再叫时,已去世了,非常安详,仿佛坐化了一样。

本版撰文 陈辉

http://book.ifeng.com/culture/3/detail_2010_09/03/2426064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