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與儒學關係考論 - 張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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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與儒學關係考論

張錚

 

作者簡介:張錚,男,漢族,1980年7月出生于中國河南省鄭州市,曾于1999年9月—2003年6月就讀于吉林大學文學院考古學系,后于2003年9月-2005年隨許兆昌教授于吉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攻讀中國古代史碩士學位,2005年9月至今隨呂文郁教授于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攻讀中國古代史博士學位。期間于2005年9月,在山西省運城市參見第八屆中國先秦史學會年會會議,并成為中國先秦史學會會員。此后,先后于《求索》、《歷史教學》等刊物發表《湖南慈利出土楚簡辨析》、《先商文化及其相關問題研究》等文章。研究方向與旨趣為:出土文獻與先秦學術、思想史,先秦制度史、考古學與上古文化史等。

地址:中國吉林省長春市前進大街2699號,郵政編碼130012,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張錚(收),電郵地址: 這個 E-mail 地址已經被防止灌水惡意程式保護,您需要啟用 Java Script 才能觀看 联系电话:8643185166193,15304466688

论文摘要:荀子是戰國晚期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師,其與儒學的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貢獻。由于其學術思想中有一些與孟子等儒學其他大師的不同之處,且在他的著作中有批判甚至斥責其他孔門重要人物之語言,而其弟子李斯、韓非又是被后世儒生認為是千古罪人,所以荀子之與儒學的關系多被后人正論不休。本文在先梳理近代以來對荀子與儒學關系的各種意見之后,由荀子與《詩》、《書》、《春秋》、《易》、《禮》之學關系考辨,認為荀子既精通這些儒家重要的學問,又對這些儒家學術的傳承有著重要聯系。因此,荀子不但是儒學的重要人物,也是先秦諸子學術發展史的殿軍人物。

 

司馬遷說:“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史記·儒林列傳序》)孟子所傳承的主要是原始儒學之道統,而荀子所傳承的主要是先秦儒家之典籍。孟子和荀子在中國思想史、文化史和學術史上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i]。本文僅從荀子的學派屬性及其在經學方面的成績,來肯定荀子在儒學中的重要地位。

一. 荀子的學派屬性述評

明清之際學者傅山評價《荀子》一書:“《荀子》三十二篇不全儒家者言,而習稱為儒者,不細讀其書也。有儒之一端焉,是其辭之複而口單者也。但少精摯處則即與儒遠而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非墨子而又近于墨家者言。”[ii]

荀子認為:“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見《荀子·解蔽》),造成了當時士人的思想混亂、社會的動盪。因此,荀子在批判地繼承儒家思想的同時,還廣泛地吸收了先秦墨學、黃老學、刑名之學等其他諸家的學說和思想[iii],進而構建了以其以“禮法”為主幹的荀學思想體系。他所構建的思想體系是以孔子儒學思想為正統,按照其所確定的標準,對先秦諸子學說進行了有鑒別的“吸收和批判”,這樣,儒家的學術體系就轉化為包容百家思想 “集大成” 的學說。

正確的認識荀子的學派屬性及歷史地位,是我們研究先秦在學術史、思想史至關重要的課題。由於對其學派屬性認識的複雜性,及一些歷史上統治者的因素,使得其與其學說在歷史上受到了比較少的關注與壓制。關於荀卿學派屬性問題的爭論似乎從來就沒有中斷過。

從歷史上看,關於荀子的學派屬性,主要來源於孟子與荀子學說上的某些觀點和認識的相異以及《荀子·非十二子》中對子思、孟子一派、子夏等其他儒家人物的批判,還有後世對李斯、韓非等與荀子的關係的認識。縱觀古往今來關於荀子的學派屬性的劃分,我們大體可以分為,儒學說、道家黃老說、法家說、儒法過渡型、雜家說,其中荀子為儒學說,包含了三種的認識,一種為荀子為儒家的罪人,一種為荀子系儒學傳承的不可替代的功臣,而韓愈則折中的認為,荀子的學說“大醇而小疵”。

1. 荀學為“儒學”說

認為荀子為儒學功臣的說法的學者認為,荀子是繼孔子、孟子之後的儒家大師,儒學自孔子立,以孟子和荀子完善、形成儒學的體系。持此觀點的學者多強調孟子、荀子在繼承孔子思想上的差異和孟、荀學說關於仁、禮、人性論等方面的對立性,而在此基礎上承認“重仁”與“重禮”的儒家基本主張(亦有學者認為孟子一系為“弘道”,而荀子一系為“傳經”[iv])。也有在縱向上,將荀學與諸子百家之學比較,以說明荀學是以儒學為根本前提下,對百家精華所進行的有選擇的吸納。較為突出的代表馬積高、餘明光、修建軍等。[v]

而持荀子是儒學的罪人的學者,認為荀子的某些學說,不適應古代統治者的需要及一些理學家的理念,而出現了“排荀尊孟”的行為,這些恰說明荀學依然歸屬於儒學。“荀孟之爭”只是儒家內部之爭,即儒學正統之爭。由於對其與孟子學說的差異(主要是指荀子的“性惡說”和提倡“隆禮重法”)是不符合儒家的思想的,且《荀子》一書中攻擊了儒家其他諸子,其弟子韓非又為法家、李斯則助長了秦的暴政。韓愈的“大醇而小疵”說,則既承認荀子在儒學的功績,又認為荀子“性惡說”是不符合孔子儒學的思想的。

2.荀學為“道家黃老之學”說

黃老之學,是戰國晚期乃至西漢初年的顯學,其在荀子之前,已出現了諸子學說由互相攻擊到互相吸收的趨勢。此學派在稷下學宮的時期發展並壯大,而荀子在稷下三為祭酒,無疑是深受其影響並深明這一學派思想學說的。代表者趙吉惠先生提出了“荀學是黃老之學”的觀點,他認為荀學在理論體系和基本學術特徵上是與黃老之學的綜合百家、吞吐道法相一致的。與認為荀學是儒學觀點一致的是,此學說是建立在孟、荀思想差異的基礎上,所不同的是,他將孟、荀的差異作為兩個學派間的思想差異對立起來[vi]

3.荀學為“法家之學”說

此說主要是自二十世紀50年代至文革時期,較為突出,由於政治需要,而在當時比較引人矚目。代表人物杜國庠、李定生等。[vii]

4.荀學為“儒法過渡型”說

東北師範大學韓東育教授從實用主義、冷徹主義、名實主義、應時主義、法制主義、富國主義等六個方面的法家命題出發,逐條逐句的考察了荀子和韓非的相關言論及其所表露的思想理論與情感,具體辨析了荀子、韓非之異同[viii]。他認為:“荀子的觀念體系中存在著大量的道德、情感色彩,所以,他的學說即便接近‘法制主義’,理論上的表述也只能是暖昧的和不徹底的。這既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作為儒法間橋樑和紐帶的荀子與純粹法家韓非之間所存在的差異,也表明韓非已經超越了荀子的道德性壁嶂而越入冷靜認識層次的理論事實。”[ix]

5.荀學為“雜家”說

持此說的學者,以郭沫若先生為代表。其在《十批判書》一書中認為“(荀子)實在可以稱為雜家的祖宗,他是把百家的學說差不多都融會貫通了。”[x]

我們認為,諸家的評論僅僅都是從其學說的特異性來認識荀子的學派屬性,然而從《荀子》一書來看,其學派屬性是其自認為屬於“儒家”是不容質疑的。首先,《荀子》一書的篇章結構,首篇為《勸學》,末篇為《堯問》,是取法《論語》。我們可以知道《荀子》一書的作者是決意效法孔子的。而《論語》每篇都有勸學之言,《荀子》亦然。限於體例,所以為了符合孔子《論語》之旨,而首篇選為《勸學》。

其次,《荀子》一書中除了“引《詩》、引《書》(傳)外”,最多所引的是“孔子曰、仲尼曰、曾子曰”,則是處處為了證明自己的學說屬於儒家的正統思想體系。而引“孟子曰”是由於其認為孟子的思想不符合孔子思想的本質,使儒家學說誤入了歧途,所以引“孟子曰”來批判,所引“墨子曰”,也是反駁之言。

二. 荀子對儒學學術傳承的貢獻

由於荀子在儒家經典的傳承方面有重大貢獻,所以他在漢代的影響與經學的發展密切相關。劉向在《荀子序錄》中說:“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依盧文弨說改正)始來遊學,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為祭酒焉。”劉向為楚元王交之孫,而楚元王交是荀卿之再傳弟子,故其所述必有根據[xi]。 梁啟超認為“自漢以後,名雖為昌明孔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子一支派而已。”[xii]

1. 荀子對《詩》學的貢獻

根據《漢書·藝文志》的記載漢代的《詩》學傳授有今文、古文兩大系統。今文立於學官主要有齊、魯、韓三家《詩》;古文主要是毛公一系,西漢時未立於學官。

清人汪中在《荀卿子通論》中曾對荀子與《詩經》的傳授關係作出了考察:“《經典敘錄·毛詩》:徐整雲: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雲: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由此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于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雲: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劉向《敘錄》雲:浮邱伯受業為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由是言之,《魯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

雖然有學者對於汪說有異議,但是我們根據《漢書》的記載以及清代汪中、胡元儀,今人金德健等學者的研究應該大體相信荀子與漢初的今文《魯詩》、《韓詩》二家的傳授都有著密切的關係[xiii]。而據臺灣學者裴溥言的研究,“與《荀子》書中所引詩句異文最少者,厥為《齊詩》。”[xiv]

在《荀子》一書中徵引《書》、《詩》的次數是不同的。有學者作過相關的統計,其中引《書》為14條(其中見於今偽古文的2條,見於今二十九篇的12條)[xv];而全書中有27篇引《詩》次數多達83次(其中逸詩為7,而引詩的多見於《雅》、《頌》),是先秦儒家諸子最多的。而提到或者論述《詩》的更有11次[xvi]

由於《毛詩》與荀子的關係,在漢代人的書中確未有清楚的傳授系統的記載,且《經典敘錄》引徐整的說法,有關於《毛詩》的另一個系統的傳授。而直至三國時期,吳國的陸璣著《毛詩草木蟲魚鳥獸疏》一書中,才明確提出荀子與《毛詩》的傳授有關係,所以《毛詩》的傳授與荀子的關係則似乎可疑。趙伯雄先生根據對《荀子》引詩與《毛傳》的比較研究,認為“研究《荀子》引的《詩》可以很清楚看出《毛詩》與荀子《詩》學的淵源關係,……顯然《毛詩》于荀子確有師從關係,然而在個別地方,《毛詩》對《詩》的理解與《荀子》又有明顯的區別,……《毛傳》出自荀卿,個別解說卻與荀義不同,這種情況是正常的。從戰國至秦漢,學術在師弟相傳中不斷地發展與分化,儘管有所謂師法、家法,但在實際傳授過程中,學生對老師的學術,總不會是全盤的接受和複製,總免不了有偏離、有側重、有發揮、有修正,免不了受到其他家派的影響,免不了出現一些與師說不同的歧見。”[xvii]我們認為是可以信從的。

綜上,根據前人以及當代學者的研究,漢初的詩學除了今文《齊詩》與荀子的關係不能確定外,其餘三家大體上應該與荀子有著師承或者淵源關係。可見,荀子與《詩經》的傳承關係非常密切。

2. 荀子對《書》學的貢獻

《尚書》是我國先秦時期重要的典籍之一,它是我們研究先秦時期政治制度必須參考的史料之一。而作為先秦學術的集大成者——荀子,更是與此書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

首先,《荀子》一書中引《書》頗多,據蔣善國先生相關的統計,其中引《書》為14條(其中見於今偽古文的2條,見於今二十九篇的12條)[xviii]。而董治安、鄭傑文先生的統計分析的結果是,“《荀子》引《書》16條,分別見於《修身》、《王制》、《富國》(2條)、《君道》(2條)、《臣道》、《致仕》、《議兵》、《天論》、《正論》(2條)、《君子》(2條)、《宥坐》、《堯問》;其中逸文4條(見於《君道》、《臣道》、《議兵》、《堯問》);而另外十二條中又有7條與今本《尚書》文子不同(《富國》2條、《王制》、《致仕》、《正論》、《君子》、《宥坐》各1條)》也證明《荀子》引書不是出於漢以後傳世的《書經》,而是取自《書》的古老版本。”[xix]儘管學者統計的數字是有分歧,但是我們可以知道《荀子》一書所引《書》較多,且有不同的提法[xx],說明荀子深明《尚書》,並且能夠大量運用於其論文之中。

其次,根據蔣善國先生認為“《尚書》的編次,和有些篇經過整編,依我看,大概在荀子的時候已經開始,到了秦禁《詩》、《書》的時候才完成,可能又經秦博士加以刪減。”其以羅根澤統計《墨子》引經的討論,認為“《詩》、《書》的編次均經過儒家的編次,是很明顯的。”又根據比較諸子所引《書》的統計結果,認為“韓非是荀卿的弟子,所以他引的《書》也都是今文二十九篇,從這一點可以透出一個消息,就是荀子一派的儒家與《尚書》的編纂,確有重要的關係” [xxi]

所以,我們認為雖然後世關於《尚書》學的流傳記載,並沒有過多的提及荀子與《書》的傳承、定本有諸多關係,我們從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荀子是精於《書》學的,而《書》的編纂也許確實和號稱“傳經之儒”的荀卿有著重要關係。

3. 荀子對《春秋》及三傳的貢獻

荀子是《春秋》學的大家,儘管對於《春秋》有諸多的“師”在做傳承,但是荀子無疑是《春秋》及三傳傳世的最大的功臣。

其一,荀子對於《春秋》有著深刻而超越前人的認識。

《荀子·勸學》:“《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可見荀子是對《春秋》之學,有著自己的認識的。有別於孟子側重強調的“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口誅筆伐的功能,荀子認為《春秋》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在於“微”。關於此特點按照趙伯雄先生的觀點,大約是指《春秋》在遣詞造句之中暗寓有對政治上是非善惡的肯定或者批判。看來這是儒家表達思想的一種重要方式。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所說的“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其中“微言”二字就是從荀子“《春秋》之微也”這一類意思中衍生出來的。[xxii]

關於《春秋》的性質,荀子既然認為他是屬於“微”,就是屬於政治哲學的範疇,因而後世學者往往能夠從該書中提煉出諸多的義例來。(古代之著作比較多,近代以來比如楊樹達先生《春秋大義述》)由於荀子更強調《春秋》的“微”的屬性,而忽視了《春秋》所記錄的史事。

其二,荀子對《春秋》的解釋,即體現了其作為儒學的“繼體之人”的正統地位。荀子之所以在其著作中,批判了其他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因為在孔子之後,儒家走入了歧途[xxiii]。於是,除了在其著作中確立了區分“儒”的標準之外,更在解釋、引用《春秋》等經典中,體現自己的觀念。正因如此,在荀子的《春秋》學,是兼采三傳的。

其三,荀子與《春秋》三傳有著密切的關係。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為荀子在三傳的傳流中,是不可忽視的一個中心環節。

關於《左傳》的傳流,按照唐代陸德明關於《左傳》至漢代的傳承的記載: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禹數為御史大夫蕭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征待詔。未及問,會病死。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漢書·儒林傳》雲:“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始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xxiv]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記載“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採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同勝紀。”也大體上可以印證了《左傳》學的流傳情況。

此外,《左傳》中的“君子曰”部分,其性質最能體現關於《左傳》成書過程中的傳承者的學派屬性。張固也先生通過對《左傳》中“君子曰”的一些重要概念及辭句與《荀子》的對比研究,認為“君子曰”是在《左傳》流傳過程中,由荀子或者與他有思想淵源的人增加進去的……“君子曰”為荀子本人所竄入,他以君子設辭,表明和前人的思想有一定繼承性,但其整體思想,是屬於荀子的。[xxv]而李學勤先生也認為,“群經只有《左傳》肯定傳自荀子”。[xxvi]根據章太炎的研究,《荀子》一書所述一些“禮制”與《左傳》相合。這些是,值得我們在今後的研究中去繼續探研荀子與《左傳》的關係。

《公羊傳》雖然在傳承上沒有明確的與荀子有關的記載,但是從《荀子》一書中,我們是可以找到荀子精通“公羊學”的痕跡,相關的研究可以參看趙伯雄先生的《春秋學史》中的相關論述。我們認為趙先生的研究是灼然無疑的。

根據楊士勳《谷梁疏》記載,《谷梁傳》的傳承是谷梁子“受經于子夏,為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而根據惠吉興的說法:“《谷梁傳》為谷梁俶(一名赤)所作,傳荀卿,荀子傳浮丘伯,浮丘伯傳申公,申公傳瑕邱江公。”[xxvii]

綜上,我們可知,荀子是《春秋》學的大家,也是三傳形成文本的重要開創者之一,三傳的形成與其有著重要的關係。

4. 荀子對《易》學的貢獻

荀子《易學》源于楚人子弓,子弓是孔子的再傳,荀子所不及見,但荀子在稷下時,已以善為《易》而著稱[xxviii]

《荀子·非相》雲: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卑污庸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正是其徵引《周易》的明證。而《荀子大略》雲:《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鹹,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實際上是引用了《易傳》中的《彖傳》等篇。[xxix]

所以李學勤先生認為,《荀子》中的《易》說有三種表現方式:一種是徵引《周易》經文,與孔子相似,如《非相》篇。一種是引用《易傳》,如《大略》篇引《象傳》、《說卦》、《序卦》。還有一種是發揮《易傳》的思想,如《天論》篇本於《系辭》。[xxx]

由此,我們可知劉向《敘錄》所雲,荀子善為《易》,是符合歷史實際情況的。

5. 荀子對《禮》學的貢獻

荀子是宣導“隆禮重法”的,“禮”是其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直承孔子為儒學繼體之人的重要標誌之一。荀子在試圖確立社會秩序,而劃分人的標準時,把人分為“禽獸、俗人、俗儒、雅儒、大儒。”從其《儒效篇》中,我們便可知道。

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其言議談說已無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        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怍;張法而度之,則暗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這些的劃分就是體現了“禮”在荀子心中,是不能替代的。

《勸學》:“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又曰:“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

而《大略》:“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顛蹷陷溺。所失微而其為亂大者,禮也。

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于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

可見在荀子心目中,最高的大儒是需要“統禮義”的。而荀子關於禮的論述除了《荀子·禮論》之外,傳世的兩戴記根據前人的研究,認為和其都有重要關係。“謝侍郎序言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荀子語在二戴記者甚多,而本書反鮮讀者。”[xxxi]民國時期的學者亦認為“又二戴禮並傳自孟卿,《大戴·曾子立事》篇載《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台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xxxii]

綜上,我們可以認為,荀子雖然有諸多學者認為其儒學屬性的存在爭議,但是我們認為其雖然受到了其他諸子學派的影響,但是孔子的“禮義”思想是其思想的核心與主幹,他除了在儒學的典籍傳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外,還以自己的思想學說來發展這些典籍,為其經典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xxxiii]

我們通過對荀子學派屬性的各種看法的梳理和評析,以及荀卿及其與儒家學術中重要的《詩》、《書》、《春秋》、《易》、《禮》之學等反面的關係的考述,認為荀卿雖然受到了諸子百家的影響,在其思想著作中可以找到一些與傳統儒家(比如孟子等)不同的地方,但是其歸根到底是以孔子儒學為根本的核心,其在戰國末期,天下由分裂走向一統的趨勢影響下著書立說,司馬遷所說是較為可信的,“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四庫總目提要》曰:“況之著書,主于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為口寔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至其以性為惡,以善為偽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于先王之教。……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為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為定論”。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說法,是對荀卿及其思想學說、著作比較客觀的評價了。

 


[i] 呂文郁師:《荀子及其學說的歷史命運》,《第一屆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馬來西亞孔學研究會。

[ii] (明)傅  山:《傅山《荀子》《淮南子》評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2頁。

[iii] 關於先秦時期的學術流派,筆者不認同司馬遷、班固、劉向等人的劃分,先秦時期似乎無“六家”、“九家、十流”之名與實。參見拙著《先秦學術流派芻議》,待刊稿。

[iv] 這兩種說法見薑廣輝:《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學(上)》,http://www.jianbo.org/Wssf/Jiangguanghui1.htm簡帛研究網站2000年3月3日。又見其編著《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學》,臺灣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v] 參見馬積高:《荀學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頁。餘明光:《荀子的思想與黃老之學—簡論早期儒學的更新與發展》,《河北學刊》1996年第1期。修建軍:《《呂氏春秋》與《荀子》思想之主題比較——兼議學派歸屬性的一般問題》,《管子學刊》1999年第3期。

[vi] 參見趙吉惠:《荀況是戰國末期黃老之學的代表》,《哲學研究》,1999年第5期。

[vii] 參見杜國庠:《先秦諸子的若干研究》中的相關章節,三聯書店1955年版。

[viii] 參見王  旭:《荀子學派屬性述評》,東北師範大學研究生院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

[ix] 參見韓東育:《日本近世法家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309-315頁。

[x] 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xi] 呂文郁師:《荀子及其學說的歷史命運》,《第一屆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馬來西亞孔學研究會。

[xii] 參見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的大勢》,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46頁。

[xiii] 參見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篇,引清代汪中、胡元儀說,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1-50頁。金德健:《先秦諸子雜考》,中州書畫社1982年版,第150-152頁。

[xiv] 參見裴溥言:《荀子與詩經》,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十七期,1968年6月,第180頁。

[xv] 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頁。

[xvi] 有一些學者均做過統計,但有訛誤。郝朝明對各家的數字做過分析,認為趙伯雄先生的數字甚確。見郝朝明:《〈荀子〉引〈詩〉說》,《聊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4期。董治安、鄭傑文:《荀子匯校匯注》代序《荀卿書若干問題的探討》中,有對此問題做過統計,“《荀子》引《詩》論學或證事計82條,除《性惡》、《成相》、《賦》、《堯問》外,分別見於《勸學》以下二十八篇。其中逸詩7條;而另外75條,從總體看,文本不同于齊、魯、韓、毛四家詩之任何一家。足證《荀子》引詩不是出於漢以後《詩經》,而是出自戰國以前‘詩三百’的古老傳本。”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18頁。

[xvii] 趙伯雄:《〈荀子〉引〈詩〉考論》,《南開大學學報》,2000年2期。

[xviii] 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頁。

[xix] 董治安、鄭傑文:《荀子匯校匯注》代序《荀卿書若干問題的探討》,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18頁。

[xx] 比較多的提法“書曰,傳曰,康誥曰”等,“傳曰”例子見《君子》篇中“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董治安、鄭傑文《荀子匯校匯注》引楊倞注和張之純注,認為是引自《尚書·甫(呂)刑》,“傳”為“書”之誤,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829頁。

[xxi] 參見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7頁。

[xxii] 參見趙伯雄:《春秋學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4-85頁。

[xxiii] 參見錢 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104-105頁。

[xxiv] 參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前言》引陸德明著《經典釋文》,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1-52頁。

[xxv] 參見張固也:《論《左傳》“君子曰”與荀子學派思想的關係》,《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3輯,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42-43頁。

[xxvi] 參見李學勤:《廖名春《荀子新探》序》,《清路集》,團結出版社2004年版,第3頁。

[xxvii] 惠吉星:《荀子與中國文化》,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頁。

[xxviii] 李學勤:《周易溯源》,巴蜀書社2006年版,第133-134頁。

[xxix] 李學勤:《周易溯源》,巴蜀書社2006年版,第133-134頁。

[xxx] 李學勤:《孔子與〈周易〉》,《綴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頁。

[xxxi]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子部·儒家類》,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15頁。

[xxxii] 王德箴:《先秦學術思想史》,美吉印刷社1935年版,第109頁。

[xxxiii] 按蔣善國認為“經”字最先出現在先秦的典籍中,即在《荀子·勸學》中,見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