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修史及其思想對中國古代史家文化的影響 - 張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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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修史及其思想對中國古代史家文化的影響

張次第,瀋陽師範大學教師專業發展學院,遼寧瀋陽 110034)

 

作者簡介:張次第,1960年生,女,遼寧省建平縣人,文學碩士,瀋陽師範大學教師專業發展學院副研究員,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基地民族保健文化研究所所长;沈阳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學術傳播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方向:儒家文化于学术传播。

主要社會兼職:遼寧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專案同行評議專家,國際儒學大會秘書,遼寧省儒學學會理事。

主要科研成果及儒学著述:出版學術專著《先秦經典的文學形象研究》延邊大學出版社,合譯著:《列仙傳神仙傳注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主編《先秦兩漢文學傳播資料彙編與評點》《魏晉南北朝文學傳播資料彙編與評點》吉林文史出版社。發表的主要論文:《略論中國古籍版本學及其發展的階段性》《論明代後期通俗小說編輯出版的刊刻特點》《古典文獻學術傳播研究及其對傳統文獻學的拓深》《略論隋唐五代版本學觀念及其發展》《略論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的目的與方式》《三國演義》對《史記》筆法的繼承《河南師大學報》《儒家勸學的當代社會價值》《明清儒學的發展與其時小說思潮嬗變》《儒家人格培植思想理論體系與當代人格理想教育》

主持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版本學流派研究》,主持遼寧省教育廳高等學校人文社科專案《古典文獻的學術傳播研究》,參與國家教育部規劃專案的子課題《省級電大圖書管理現代化研究與實踐》。

聯繫電話:13889138997;02486579086,電子信箱:zcd1203@126.com

 

[摘要]孔子作為儒家的創始人和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行爲與思想對古代中國社會的諸多方面和領域都産生過深遠的影響,其修史行為及其思想對古代史家文化的影響尤大,這方面的情況、思潮和技法理論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孔子作《春秋》與司馬遷著《史記》關係,司馬遷創作《史記》是以“繼《春秋》”而自況的;二是孔子修史思想對後代史家的修史作風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這在後世史家的修史之筆法、修辭和立意上都有明確體現。主要包括實錄直書、不褒美不隱惡,微言大義與皮裏陽秋,王候將相成為史家審美的聚焦點,以及不語怪力亂神的修史原則。三是孔子修史思想與後世史家修史之心的同構,即史家服從史實,以及在理性分析基礎上,對史實的超越與駕馭。四是史家對孔子修史及其思想的繼承。即以歷史爲治者鑒戒,將倫理道德作爲歷史評價的主要基準,是中國史家修史宗旨與歷史價值判斷的特色。這與後世史家對孔子修史及其思想的尊重有密切關係。

[關鍵詞]孔子;修史;思想;影響

 

孔子(西元前551-前479年)是傑出的社會活動家和思想家,也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其主要政治思想亦即學術思想是他提出的“仁”學說,孔子同時又是傑出的教育家。他打破官府的教育壟斷,擴大了教育物件的範圍大社會層次,並採取了“因材施教”、“溫故而知新”等方法。作爲集多“家”於一身的孔子,其行動的傑出和思想的博大精深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是僅見的,其影響也是空前絕後的。孔子的行爲和思想在古代中國的諸多方面和領域都産生過極深遠的影響。本文主要從中國古代史家文化發展的角度對孔子修史及其思想對中國古代史家文化的影響進行一定的描述和說明,以便從中揭示出與文化發展、與史學思想發展有關的規律或理論質素。這裏所謂史家文化,主要指古代史家通過史書修撰所體現出的審美價值觀和修史作風,以及特定的修史方法與原則。

一、孔子作《春秋》與司馬遷著《史記》

孔子的學術活動集中在晚年編訂古代文化典籍《詩》、《書》等幾部書,以及根據魯國的歷史材料編成《春秋》、讀《易》而略加評價等。在上述活動中,修史應該說是其最重要的活動,它不但對古代文化的保存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更重要的則是對中國古代史家文化影響至深至巨,而這一點集中體現在對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影響。司馬遷所創制的《史記》是我國第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它對後代史家和文家的實際影響及其在我國文化史上的開創意義是巨大的,深遠的。司馬遷編著《史記》的巨集偉目的,《自序》篇有詳明敍說,言:“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很清楚,他的創作《史記》是竊比孔子的著述的。在周衰世亂。政體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官失其守,文獻散失的歷史時期,孔子當仁不讓,是第一個自覺地起來以保存古代文獻自任的偉大學者(春秋以前,學術在官,凡典章故事,禮法度數,無不屬官司所守。如《詩》《沐》掌於太師,《五禮》掌于宗伯,《三易》掌於太人,《尚書》《春秋》掌于史官),他曾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同樣,在“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特別是秦始皇焚書以後,“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的時代條件下,司馬遷是繼孔子之後,在封建社會上升時期,也是當仁不讓,自覺地起來以保存歷史文獻自任的偉大學者,他在《自序》中曾說:

且餘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之言,罪莫大焉!

司馬遷雖與孔子的時代、境遇有所不同,而苦心孤詣,謀求保存文獻的崇高志願是一致的。這一點司馬遷在《自序》中引錄了他父親司馬談稱讚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的一段評述,特別強調《春秋》一書的作用時也有體現。他說: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這一論說,無疑是對孔子《春秋》創作思想的深刻闡發,也是一種深刻的發展。此外,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表達的 “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也正是對孔子《春秋》創作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自序》中還用記錄董仲舒所引述的“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這一段文字,進一步指明這是孔子寫史書的原則和目的,同時也表達了司馬遷的保存文獻的共同意旨和手段。司馬遷雖曾自稱“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表示不敢和《春秋》相比擬。但那是他的謙辭,就其本意而論,司馬遷是以“繼《春秋》”而自況的。

在《史記》中,司馬遷總結,繼承了前人著述的各類體制,創造性地發明瞭以人物爲中心的紀傳體這一史書體裁:“本紀”紀年,是掌握政權的皇帝大事記,它取裁於《春秋》經;“世家”傳代,是記載諸侯王國的興亡始末的,它取裁於《國語》;“列傳”傳人,是將相官僚以及各階層著名人物的傳記,它取裁于《左氏》的傳,無論本紀、世家、列傳都是通過對 歷史人物的紀述來反映歷史的。此外,還創制了“表”和“書”:“表”是帝王諸侯將相大事年表,“書”是有關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專門論著。都是用來反映古今政事,制度人物的發展,變化的。就“表”而言,自三代至漢武時期,時間和空間的跨度既大,其中,人物和事件又極其錯綜複雜,司馬遷發明史表,加以上下穿連,而又與本紀世家,列傳互爲詳略,相互印證。鄭樵以謂“《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其言是也。司馬遷運用融合先代的“編年”“記事”“記言”“分國”等體於一書,取各家之長,發凡起例,創立規模,而“自成一家之言”。從《史記》的這一龐大體制和所包羅的豐富內容來看,在西元前二世紀的世界各文明古國的史學著作中,還遠沒有這樣一部完整的史學巨著。這是司馬遷對我國學術的偉大貢獻和不朽功績。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稱頌它爲“史塚之絕唱”,這豈是後世的史家所能企及的。就這一意義說,班固的《漢書》,充其量也不過是《史記》的模作而已。它襲用了《史記》中自漢武以前的漢史,補續成一代西漢史,當然沒有《史記》那樣的“通古今之變”的製作規模。張輔所謂“遷固創制,固又因循,難易不同”。劉知幾《史通·大家》篇所謂“尋其創造,皆准尋長,但不爲世家,改書爲志而已”。司馬遷的這種史書創建和成就,是深受孔子《春秋》的創作動機和具體操作技術的影響。

二、孔子修史思想與史家修史作風

中國古代史家文化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以其獨特的審美觀和價值取向構造了該文化體系的核心,在這一審美觀念的形成和發生作用的過程中,可以見出儒家文化的深刻作用與影響。中國古代史家審美觀和修史作風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實錄直書:不褒美,不隱惡

孔子思想言行表現在著述上的有多處,其中最重要的著述爲《春秋》,所以他在結束《春秋》著述後說:“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千古以來,對這兩句話的理解不同解釋不一,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認爲其根本的意思是說《春秋》這本書寫得直截了當,沒有很多的隱藏和掩蓋。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就說:“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孟子·滕文公下》也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顯然,孔子作《春秋》是將忠臣義士的俠肝義膽、亂臣賊子的醜顔暴行一一加以記述,使該流芳百世的流芳百世,該遺臭萬年的遺臭萬年。這裏已經蘊涵了不褒美,不隱惡的思想和動機。這一思想意識與中國古代史家傳統相結合,遂給後世以深刻影響。

中國史家産生甚早,且在商周之際就形成了“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格局與傳統,並在長期的修史實踐中,逐漸形成了秉筆直書,實錄其事,不褒美、不隱惡的修史作風和以真爲美的審美觀。此種作風和審美觀在春秋時代既已放射出奪目的光彩。《左傳》所記晉國史官董狐直書“趙盾弑其君”,應是此方面的突出表現。到漢代,司馬遷發揚光大了這一審美觀和作風。對此,班固曾在其《漢書•司馬遷傳贊》中說:

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這道出了司馬遷在《史記》中所體現的修史風格,也揭示了司馬遷以真爲美的審美價值觀。在這一審美價值觀指導下,司馬遷爲自己確定的修史原則是“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虛美,不隱惡”。《項羽本記》是此一修史原則的生動體現。司馬遷不因項羽失敗而泯滅其英雄氣概,寫了他渡江而西和從此展開的轟轟烈烈事業;寫了他坦率、磊落、寬宏的貴族性格,以讚美的筆調塑造了這個秦末大英雄;另方面,史遷也未因項羽是英雄而諱隱他的缺點,甚至寫出了他致命的弱點:目光短淺、專橫固執、愛慕虛榮等。《高祖本紀》、《今上本紀》寫高祖、武帝也如此:前者沒有掩蓋劉邦作爲平民英雄的偉大,也未諱掩其不足,而是通過實錄把他的隱忍堅韌、目光遠大、胸懷開闊、任人唯賢等英雄品格與其狡猾、卑瑣、無賴諸劣質給予了客觀的描繪,寫出了一個真實的平民皇帝。後者對當朝皇帝秉筆直書,于記載武帝豐功偉績的同時也對其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未加隱諱。史遷修史作風和審美觀爲班固等後來史家所繼承,遂形成中國古代史家實錄直書的修史風格傳統與不虛美、不隱惡以真爲美的審美價值觀。此外,這一修史作風還有另外的文化價值:在封建帝制下,政治的總代表是帝王。帝王的品格、思想、舉措直接影響全局。直筆修史首先便是爲帝王服務:讓今之帝王從古之帝王那裏汲取經驗教訓,也把現在帝王的經驗教訓留給未來帝王。這是技術層面的事,還有精神層面:史書“言行舉動,莫不備載”,帝王如不慎,可能萬世無法洗脫。這使許多帝王不敢爲所欲爲。

2.微言大義與皮裏陽秋

傳統史家在其修史過程中,還體現出特定的表現手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源于孔子寫史技法的微言大義與皮裏陽秋。孔子周遊列國之後,他在確信其人生理想已無法從政治活動中實現的同時,又悲哀地預見到“道之將衰”的必然結局,便改變了奮鬥的方向,決心用整理古籍以繼續自己的志向,於是他作了重纂魯國國史《春秋》等工作。顯然,孔子編纂這部國史,主要目的並不在於提供一部真實史書,而是用來發揮他那恢復傳統秩序的政治理想,表現他對禮崩樂壞社會現狀的排拒。在具體操作上孔子主要是通過個別文字的苦心孤詣使用,來使其《春秋》超越史書功用而爲“褒善貶惡”的評論經典。所以,據孔子的門徒們說,經過他重纂的《春秋》,每一字都有神聖而深不可測的含義。孔子這種寫述和評判歷史的做法就是微言大義與皮裏陽秋。易言之,孔子通過修訂《春秋》,將自己的遵循周制、維護周禮、明王道、重人事、褒善貶惡、反對"邪說暴行"、志在撥亂反正等思想傾向或鮮明政治意圖表達出來,便是後儒所稱道的“微言大義”。

這一治史方法被後來許多史家繼承和發揚。《左傳》、《公羊傳》和《谷梁傳》的作者是突出的繼承和發揚者。《左傳》作者以超過原作幾十倍的文字注釋《春秋》,將孔子的“微言大義”“皮裏陽秋”給予明朗化;《公羊傳》和《谷梁傳》作者的作法大略同此。甚至連司馬遷、班固這樣的偉大史家也還是對微言大義、皮裏陽秋的手法情有獨鍾,只不過在《史記》、《漢書》裏他們把它改造成了“互見法”。

史家對“微言大義”、“皮裏陽秋”手法的繼承與發揚,對古代通俗小說家影響甚大。它集中地體現在小說家們對那些已有文獻根據的故事進行“敷衍”這一方法的提倡與實行中,因而與演史傾向的形成有特定聯繫。

3.王候將相 :史家審美的聚焦點

中國封建社會的正史,實質是王候將相的歷史,普通民衆只能作爲史的佐料,也就是說中國古代史家審視歷史的眼光是聚焦于王候將相的,這一修史做法雖非源於孔子,卻是直接取則於孔子。

此種審美取向大概肇始于“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因爲其時言事的發出者都是君王,《尚書》中專記商王之言的篇章可爲例證,到周代,朝廷有了更爲專門的史官。《史記》所言“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太史公自序》)即指這一情況。但這方面的直接經驗和做法仍然來自孔子。孔子的《春秋》以魯國國君的遞嬗爲史綱,沿隱、桓、莊、湣、僖……這樣的順序排列,將其時國之大事和天下大事系於魯君之下,記錄開篇均以 “王正月”爲則。史家將審美目光集中于王候將相的情況更爲普遍:《左傳》、《國語》、《戰國策》諸書,雖記錄範圍有所擴展,但其敍事記人的歸結點和關係點仍在王候將相。這一傳統更被《史記》發揚,從而走向固定。《史記》上自紀元前二十七世紀黃帝姬軒轅,下到西元前一世紀的漢武帝時代,用了二百餘人的傳記,表達了兩千六百年間的人事變化和社會變動;再用若干表格和專題報導作爲補充。在作爲各傳記主體的二百余人中,絕大部分是王候將相。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司馬遷的此種敍述目標和敍述範圍,亦即其對歷史審美的著眼點是具有經典意義的,《史記》之敘史體例從此被後來的史家奉爲圭臬,以至兩千年來司馬遷以後的“正史”都未能超越這一規範。

4.不語怪、力、亂、神的修史原則

除上述的史家審美觀和修史風格及修史方法對小說家審美思維,尤其是選取題材的審美觀有所影響外,史家文化傳統中的“子不語怪、力、亂、神”的修史原則,對小說家的題材選取也有很大影響。

此原則源於《論語》。該書《學而》章稱“子不語怪、力、亂、神”。意即孔子不談論怪異、勇力、叛亂和鬼神,這句原本是敘孔子平素言談作風的話語,因爲孔子的崇高地位而被後人奉爲言談寫作的榜樣,更被史家遵爲修史原則。因此,中國古代幾乎所有史家都在撰修正史中自覺地拋棄怪、力、亂、神成分。

從史書成果看也大致如此。中國古代史書除《左傳》、《國語》、《戰國策》稍夾雜些怪、力、亂、神成分外,到司馬遷即開始申明自己編史是“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從而表示對怪、力、亂、神內容的拒絕。再後來的《漢書》、《後漢書》、《南史》、《北史》、《新唐書》、《舊唐書》更注意遵循這一原則,而極少涉筆此方面內容。

三、孔子修史思想與後世史家修史之心

中國古代史家在修史中體現出史家主體性,亦即修史之心始於《春秋》。所謂修史之心,就是範文瀾先生所認為的“素心”,“猶言公心耳”;( 《文心雕龍注》,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周振甫先生則把它釋為“猶公心,言心無偏私”( 周振甫  《文心雕龍注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所以修史之心簡單地說,就是一種公正之心。它要求史家在著史時,具備一種無偏私的心態,不受個人情感和時風勢利等主、客條件的影響。以達到“析理居正”的目的。這裏所說的“析理”,指的就是“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鑒興廢”;所謂“居正”,則指“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史家要具備修史之心,就是既要有道德倫理的精粹修養,做到嚴格依“理”修史,同時又以“文直事核”作為判斷其是否具備良史之材的標準。修史之心表現為史家服從史實,以及在理性分析基礎上,對史實的超越與駕馭。

孔子當年憤於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亂臣賊子作而不息,禮崩樂壞而周禮不復的社會現狀,立意以《春秋》之修訂表達他對社會現實的不滿與批判,對周初封建秩序井然的緬懷。對於這一修史之心,明人蔣大器有一段恰切的描述:

《春秋》,魯史也,孔子修之,至一字予者褒之,否者貶之。然一字之中,以見當時君臣父子之道,垂鑒後世,俾識某之善,某之惡。欲其勸懲警懼,不致有前車之覆。此孔子立萬世至公至正之大法,合天理正彜倫,而亂臣賊子懼。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三國志通俗演義序》)

孔子後,史書疊出而史家之修史之心亦愈益昭明。其中的代表便是司馬遷,其修史動機明確地體現在發憤著書上。對此,司馬遷曾有非常精闢的概括:

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違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報任安書》)

唐朝的韓愈稱之爲“不平而鳴”。

四、史家對孔子修史及其思想的繼承

歷史爲治者鑒戒,將倫理道德作爲歷史評價的主要基準,是中國史家修史宗旨與歷史價值判斷的特色。這與後世史家對孔子修史及其思想的尊重有密切關係。

孔子說自己“信而好古”(《論語·述而》),表明了他的尚古的歷史觀。他還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他認爲周禮是以夏、商二代爲借鑒的,所以豐富多彩,應予遵從。要使歷史著作成爲當代或後世治者的鏡鑒,無疑需要對歷史人物與事件進行評斷。據說經孔子整理的魯國官修史書《春秋》,就是通過所謂的“書法”即謹慎的用字來表達作者的褒貶,於記事中寓臧否,以達到“懲惡揚善”的目的,所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而褒貶予奪的標準,主要是依據周禮的“經紀人倫”即道德標準。《春秋》多從禮與非禮評斷史事,決定書與不書及如何書,甚至爲尊、親、賢者諱。明明是晉文公召見周天子,卻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春秋》企圖通過道德訓誡,規範統治者的行爲。就歷史評斷的手段來看,《春秋》寓褒貶于文辭,《左傳》則改以史評方式,於敍事之後,或引用權威人物(最多的是孔子)的言論,或直接議論“禮也”、“非禮也”。這一點對中國古代史家影響甚大。

班固《漢書》的不列世家,原是由於漢景,漢武以來接受了吳楚七國叛亂的教訓,將王國日益削小,王子侯國都割屬漢郡。列侯封邑既已不在王國,也就沒有了“分民分疆”的封侯建國,自然就無所謂世家。把這一體合併列傳,也就有政治,史學體制發展的必然趨勢。但事實上,《漢書》把劉向、劉歆附列在《元王傳》後,《肖望之傳》附列子育、子鹹、子由,《杜周傳》附列子延年,孫緩,緩子欽,《馮奉世傳》附列子野王、子逡、子立、子參,雖不立世家之名,仍承用世家之實。至於改書爲志,不過爲避免和書名《漢書》相犯,本無意義。《漢書》創立《藝文志》,敍述古代學術流變,記錄了漢代皇家圖書的目錄,是班固的一大貢獻,但它的底本是劉歆的《七略》,由於劉向、劉歆父子的原著久佚不存。刪節《七略》而成的《藝文志》,就爲後世目錄學家據爲典要了。更何況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早就對先秦時期的道術和重要的思想家,創造性地區分他們爲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並作出了全面而公正的評價。

《史記》中有關先秦學術方面人物的龐大體系的記錄,遠在劉向、歆父子之前。已經給當時和後世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方面提供了最原始、最翔實最具權威性的完備資料了,還應該指出的是。先秦時期,百家蜂起,爲了使自己所屬學派的學說,能見信於時君,往往托古創制,“皆道上古之傳”,造作出許多本無其書的僞作,戰國初期,孟子已經表示過懷疑,指出:“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矣”(《孟子·盡心》下篇)。萬章舉問古事:“有諸?”“信乎?”孟子答以“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好事者爲之也”(《萬章》下篇)。《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的神農、黃帝時代的著作,伊尹、太公的著作,數量相當可觀,司馬遷任職太史,必然接觸到這些形形色色的假古董,他所提出的“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說”,顯然是“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司馬遷別裁真僞的重要宣言。他指出:“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從而認爲“不離古文者近是”(《史記·五帝本紀》)。“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皆難以稱述,於是“考信於六藝 ”(《伯夷·列傳》)。“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疑者闕焉”(《仲尼弟子列傳》)。這就是司馬遷整齊百家雜說的辨僞學,即凡屬孔氏之書,“古文”和當世傳誦的六藝,他認爲都是可以信從的。這證明司馬遷已經認識到了流傳的古籍中存在著一部分僞書,對一些典籍還有一個有待甄別真僞的問題,並提出了他自己據以辨識和考證的某些準則。辨僞學,作爲一門獨立的學科領域,無疑是由司馬遷所開拓、建立起來的,這是應該特筆大書的。班固正是繼承了司馬遷的辨僞精神,在《藝文志》所著錄的一些典籍下,通過附加的自注,對它們的真僞作出了考訂,如《力牧》十二篇下,班固注:“六國時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黃帝相。”《孔甲盤盂》二十六篇下,班固注:“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黃帝說》四十篇下,班固注:“迂誕依託”等等,總計四五十種。這說明班固作爲史家對司馬遷辨章學術,別裁真僞的精神與其重大意義是有認識的。

《史記》是司馬談、司馬遷父子論載“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 (《太史公自序》),“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報任安書》),用以“原始察終,見盛觀衰” (《太史公自序》)以“通古今之變”而述作的,是他們的“一家之言”,所謂“一家之言”,即是根據他們掌握的歷史上各種政治鬥爭的史實,敍說其發生、發展、演變的歷史特點與其內在矛盾,在通古今之變中,不顧因襲的理道,當時的法綱,敢於正視現實,評論現實,表達他們的愛憎,抒發他們的憤懣。當然,其目的是爲統治者提供借鑒。這與孔子的本魯史而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雖遊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知我罪我”,是不在計慮之中的思想作風一致的。

司馬談、遷父子對待社會史實的這一實事求是,不爲帝王的個人意向和主觀好惡所左右,尊重客觀史實,追求真理的科學態度,達到了清醒的現實主義的高度水準。太史公一官,是職掌古今天下文獻的。《自序》中所謂“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這給“世掌天官,不治民”的司馬氏父子提供了編著這部巨大歷史著作的客觀條件。《漢書·司馬遷傳》統計說:“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開列的一些書目,當然是就其主要者而言的。但這只是一個方面。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司馬遷除了“網羅天下放失舊聞”重視史料的搜輯和研討而外,自其青年時期開始,通過遊學和奉使的機會,曾進行過長時期的,一系列的實地調查工作,訪察各地的風土人情,遺聞鐵事,爲後來的寫作《史記》進一步創造了條件,《史記》作爲一部紀念碑式的古代紀史文獻的百科全書,它的産生絕不是偶然的,在這裏,對孔子修史及其思想的尊重應該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司馬談那裏承傳的家學(《自序》:司馬談曾“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於黃子”)而外,又從孔安國治《尚書》,《漢書·儒林傳》:“司馬遷亦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聞《春秋》董仲舒(《太史公自序》),爲他後來寫作《史記》奠定了堅實深厚的思想和哲學的基礎。《史記》中最遠古的《五帝本紀》和記載漢事爲主的《貨殖列傳》爲例:《五帝本紀》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這便是他檢討史料所得出的正確結論。

總之,孔子修撰《春秋》的莊嚴目的,所持的嚴肅心態,所使用的微言大義技法,以及敍事“簡而有法”又謹嚴有方,語言凝練含蓄而又準確有力的修史風格,都被其後來的中國古代史家奉爲典範,並因此對中國古代歷史,乃至整個中國文化造成深刻而久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