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君子人格,重建中华道德——在当下社会环境中《论语》的意义与价值 - 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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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君子人格,重建中华道德——
在当下社会环境中《论语》的意义与价值

余樟法于南宁-《醒狮国学》-2011-12-24

 

儒者人之需,儒家是每一个人的家;仁者人之本。良知仁性,是每一个人的本性,即生命本质和本质生命。然而,人人习性不同犹如其面,千殊万异,每个人的本性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习性的遮蔽污染。只有经过一番克己复礼致良知的修养,才能逐渐驱除恶习培养善习,才有机会明心识性回归本然。

儒家经典是致良知最好的方法和教材,其中又以《论语》最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最适合非专业人士学习。用佛教的话说,叫“三根普被”--普遍适合上中下各种根器的人,适合各种人各个时代。

在当下社会环境中,《论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作为提升道德修养、培养正人君子的人格主义圣典,《论语》正是泛滥成灾的物质主义、利益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对症之药,可以为现中国社会道德、政治道德的重建添砖加瓦,为制度转型和政治文明提供内在驱动力。

《论语》是君子之学。君子一词在书中共出现107次,这些言论涉及君子人格的界定、培养、表现及与小人的差别等。《论语》中的君子,偶尔以位论,主要以德论。“君子怀德”,德是君子的主要特征。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坦荡荡”、“不重则不威”、“敬而无失”、“泰而不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正其衣冠,尊其瞻视。”这些都是君子的精神风貌;“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就有道而正焉”、“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内省不疚”、“君子求诸己”,“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这些是君子的修养方法。

于言行关系,君子言行一致,并特别重视践履功夫:“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耻其言而过其行”;于义利关系,君子先义后利,道义挂帅:“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于人际关系,君子讲究恕道追求和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人不知而不愠”,“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儒家在注重自立自达、尽己之性、自我成就的同时,强调立人达人、尽人之性和尽物之性。对君子来说,格致诚正修齐治平,都是明明德、致良知的方式和渠道。易言之,一切科学实践、道德实践和政治社会实践,都是对仁的践履,都是成仁的途径。

 因此,君子除了文化责任,还要主动肩起家庭、社会责任及政治责任等,亲亲仁民爱物,仁爱无止无涯,境界无限广大。“入则孝,出则弟”是亲亲;“谨而信,泛爱众”和《中庸》的“亲民”、《大学》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是仁民。“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信而后劳其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当然,这是指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君子。

《宪问篇》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君子先修己后安人,以安百姓为最高政治追求。安百姓,即横渠四句中的“为生民立命”,境界很高,故孔子说尧舜也不一定做到了。

以直置诸枉,能使枉者直;草上之风必偃。小人居上位,君子会“无道则隐”,小人会进一步恶化;若绝大多数官员都是贪官恶吏,体制无疑逆淘汰,领导无疑非君子。相反,君子居上位,下面小人也会君子化,政治和社会将逐步文明化。另外,君子在位,见到制度落后政治无明,必会积极主动想方设法地改良之。

社会恶化“非一朝一夕之故”,是渐变而成的。要改良社会,必须从根本上下手。这个根本,就是《论语》的核心宗旨:人格塑造和道德建设,尤其是政治道德的建设--这是道德政治的前提和制度文明的基础。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小人唯器,舍本逐末,所以成就也小;君子不器,追求根本,所以成就必大。因此,小人渐流而下,只求下达于器;君子渐进而上,直到上达于道。注意,君子不反对逐末,只反对舍本。

下学上达,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指事物、现象;是,指真理、本质;求,指寻求、探索、实践、认识、把握。实事求是,通过现象认识本质,通过实践寻求真理。一切科学政治实践都统于道德实践,都属于实事求是。极而言之,宇宙万物包括人的肉体意识都属现象,道体即良知本性、乾元本体则是本质,是最高真理。

君子并非儒家最高境界。君子有了上达的基础和追求,但还处于“上达”的初始阶段,相当于“而立”。前面的路还长着呢。

《为政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一章是孔子自叙一生的进学次第、心路历程、道德轨迹和修养境界。十五岁开始专心求学,到三十岁学有根柢。而立,立成熟人格,立志。志者,士心也。那可不是现代人所“立”的名利之心、富贵之心、称霸之心,也不仅仅是“年十五而志于学”的求学之心。那是立德向道之心,行仁取义之心。

“可与立,未可与权。”三十而立,能够“守经”了,尚不能“达权”。四十而不惑,成为智者,才可以行权。五十而知天命。《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天命,天之所命,指本心本性。孔子五十学《易》,乃知天命。知天命,是觉知“天命之谓性”之理,离“率性之谓道”的境界仍有距离。《楞严经》说得好:“理则顿悟,乘悟并销;事非顿除,因次第尽。”人生习气改变和消除起来不容易,须逐渐完成。

六十而耳顺,证道了,一切逆耳之言无不乐闻,谤誉皆可乐。或者说,再没有什么言语会逆耳,会让自己不高兴。一说,闻他人之言,即通达他人的心意,是谓耳顺,亦通。郑康成注:“耳顺,闻其言,而知微旨也。”皇《疏》:“但闻其言,即解微旨,是所闻不逆于耳,故曰耳顺也。”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率性而为无不合乎法度,起心动念都在“道”上。这是孔子自我完善的最高境界,身与道俱,圣境也。可以说,这是儒家的即身成道。

世人的心性被物欲污染,遭恶念所遮,被妄念所蔽,所谓从心所欲,从的是习心,所谓率性而为,率的是习性。所以一般世俗之人没有资格讲从心所欲率性而行,便是英雄豪士,心性不纯,如果随心率性,难免逾矩悖道。

对于本心与习心,打通了佛儒两家的熊十力认识最为透彻。他认为,本心人人具有,但一般人很容易受到了外界无量无边的的习气污染而成为"习心"。成为圣人的唯一途径就是返回"本心"的本然状态,即解除染习的蔽障,即"断染成净"使"欲皆从理"(详熊氏《新唯识论》)。

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经过志学、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等阶段和状态之后,直到七十岁才达到的境界。到了这样的境界,人的心理已从必然王国臻于自由王国,人的生命已与整个宇宙秩序合而为一,即自我生命价值和自然宇宙价值的融合统一。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话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法律和制度的重要性。孔子尚且要到七十才能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一般人终其身难以抵达,如果缺乏良法良制的约束,有机会从心所欲,必然逾越道德法律各种规范。

明儒顾宪成《讲义》说:“这章书,是夫子一生年谱,亦是千古作圣妙诀。”顾氏以为,孔子自十五志于学,至四十而不惑,是修境(修养的过程和境界),五十知天命,是悟境(觉悟的境界),六十耳顺至七十从心,是证境(证悟的境界)。此说大有道理。

《论语》是君子之学,也是圣贤之学,统名为仁学。仁,是《论语》的核心义理和儒家的最高原则。儒家称仁义礼智信为五常道,五大道德元素相辅相成,最后归结于仁,即义礼智信四德都必须服从于仁。仁者人也。仁,是人的本质、本性、本来面目,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仁者,最低标准是人格建立的君子,最高境界是人格圆满的圣人。

仁,即体即用,全体大用,体用不二,于天为“天行健”,于人为“性本善”,于个体为内圣修养,于外王为社会政治实践。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不仅将社会与个体、政治与道德打成一片,而且将人与天、器与道、现象与本质、有限与无限、形下与形上、此岸与彼岸通而为一。真可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极广大而尽精微。

仁学内圣外王,圣学为道德学、心性学,王学为政治学、社会学。外王立足于内圣,内圣开发为外王,内外不二,圣王合一。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东海加上二句: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仁。仁,于天为本体,于人为本性,为人格,是天下国家及人身的根本。

有人问过我一个非常利益主义的问题:做小人有利可图,做君子有什么好处?我的回答是:易经早就指出,义者利之和。道德是根本性、综合性的利益。君子,就是义人、道德的人。君子坦荡荡,无愧无忧,身心和谐,这是“小好”;成贤成圣,则是大好,如孔子,君子之大者,一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望重寿高德泽绵长,岂不美哉,人生的成功、幸福和辉煌,莫大于此。

小人都是利益主义者。利益一旦主义化,必然违背道义,也会伤害利益。一切围绕利益转,唯利是图取之无道,似乎聪明其实愚昧。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只知表层利益不知根本利益,害人,最后会害了自己,或因小失大,或为利丢命。古今多少小人为财富为特权(特殊利益)弄得身败名裂或家破人亡,何利之有,何乐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