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樂記》及其與思孟學派的關係 - 孫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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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樂記》及其與思孟學派的關係

孫德華

 

【作者简介】:孙德华(1978~),男,辽宁省大连市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先秦史、中国思想史。

 

【提要】:有关今本《乐记》的作者问题历来存在争议,本文从传统文献与出土文献两个角度进行考察,认为《乐记》最有可能的作者是战国时的公孙尼子。通过《乐记》与《性自命出》、《荀子·乐论》的对比研究,进一步肯定了《乐记》作于公孙尼子之说。公孙尼子的思想与思孟学派接近,或说公孙尼子原本就属于思孟一系。因此,研究思孟学派可以把《乐记》纳入到考察的对象。

【关键词】:《乐记》;《性自命出》;《荀子·乐论》;思孟学派

一 、《乐记》的分篇、作者及成书年代列说

《乐记》是今本四十九篇《礼记》中的一篇,它是儒家论乐的经典性的理论文献。它主要论述了乐的产生、礼与乐的区别及不同的社会功用、古乐与郑卫之乐的区别,乐对人的情绪的影响及教化作用等等。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疏引东汉郑玄《目录》云:“名《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合为一篇,谓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今虽合此,略有分焉。”[i]《史记·乐书》唐张守节《正义》亦引此说。[ii]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乐记》的最早记载,它详细地列出了分篇的细目。清代学者在中国传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孙希旦的《礼记集解》是《礼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说:“乐以义理为本,以器数为用。……其器数,人人之所以习也,独其义理之精有未易知者,故此篇专言义理而不及器数。”[iii]他指出了《乐记》的内容重在阐释乐的义理,此说甚确。

《史记·乐书》的篇次与郑玄《目录》并不相同,对此,张守节《正义》指出:“以前刘向《别录》篇次与郑《目录》同,而《乐记》篇次又不依郑《目》。今此文篇次颠倒者,以褚先生升降,故今乱也。”[iv]而今本《乐记》的篇次与郑玄《目录》及《史记·乐书》都不相同。它的篇次依次为《乐本》、《乐论》、《乐礼》、《乐施》、《乐言》、《乐象》、《乐情》、《魏文侯》、《宾牟贾》、《乐化》、《师乙》。这种不同就是《乐记》在长时间的流传过程中造成的。

有关《乐记》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的问题,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以说它是《礼记》中争论最多的一篇。有关《乐记》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大体有以下几家说法:

1、战国初公孙尼子所作说。南朝梁沈约首倡此说,他在回应梁武帝《思弘古乐诏》的《奏答》中提出:“《乐记》取《公孙尼子》。”[v]唐张守节也认为“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所次撰也”。[vi]郭沫若亦赞同此说,并认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的公孙龙就是公孙尼,他说:“龙是字误,因有后来的公孙龙,故联想而致误。尼者泥之省,名尼字石,义正相应。”[vii]他同时又指出:

今存《礼记》也不一定全是公孙尼子的东西,由于汉儒的杂抄杂纂,已经把原文混乱了。但主要的文字仍来自《公孙尼子》……[viii]公孙尼子可能是孔子直传弟子,当比子思稍早。虽不必怎样后于子贡、子夏,但其先于孟子、荀子,是毫无问题的。《艺文志》列他的书目在魏文侯与李克之后,孟子、孙卿子(荀子)之前,看来也很有用意。[ix]

后来,周柱铨、吕骥、阴法鲁、伍雍谊等学者均持此说。以周柱铨为代表的

一批学者在文字的对比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得出的结论是《乐记》成书于荀子之前,作者是公孙尼子。[x]吕骥有论文及专著《〈乐记〉理论新探》问世,他在论文及专著中均赞同《乐记》为公孙尼子所作的观点,否定刘德等人是《乐记》的作者。[xi]阴法鲁作《读吕骥同志新作〈《乐记》理论探新〉札记》一文,进一步肯定了吕骥的观点。[xii]伍雍谊亦撰文说:“(吕著)认为《乐记》是公孙尼子所作,公孙尼子是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初这一时期的儒家人物,他写《乐记》大约是在公元前四世纪初。《探新》一书在这方面问题的论证有比较可靠的依据,推理是合理的,由此作出的判断也就具有一定的说服力。”[xiii]对吕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

2、西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及其手下毛生等所作说。南宋的黄震首倡此说。[xiv]此后任铭善、蔡仲德、修海林、赵玉卿等学者均持此说。

任铭善认为:

向校书时所得《乐记》与王禹《乐记》当时并在,而四十九篇之书,于刘向校书之前已有桥仁为章句,称“桥君学”,当时已有《乐记》,则向不能以其所得《乐记》入四十九篇中至明。故知今《乐记》乃是河间献王所辑之遗,非向所得而增入者也。至《别录》具存馀十二篇之名,而王禹又有二十四篇者,盖河间所辑多篇,而《礼记》所钞入者仅此十一篇,禹与向所传又各参差耳。[xv]

蔡仲德撰《〈乐记〉作者问题辩证》一文,力挺此说。他认为《乐记》的成书在西汉武帝时代,并不在先秦时期,其作者是刘德等人。并认为《乐记》大部分采自于《荀子·乐论》,只有少部分采自于《公孙尼子》。[xvi]此后,他再撰写《〈乐记〉再辨证》针对《乐记》作于《荀子》之前的说法逐一辩驳,进一步肯定了此前自己认为的《乐记》作于刘德等人的看法。修海林赞同此说,并认为这是“一种经过周详考证后得出的结论”。[xvii]赵玉卿亦撰文支持蔡仲德的观点,他认为:“《乐记》的作者只能是河间献王刘德及毛生等一批儒生;刘向校书所得二十三篇《乐记》与《王禹记》两个传本的不同是指篇数及文字的略微差别,而不是指内容与作者的不同;《乐记》取《公孙尼子》之说是不成立的。”[xviii]

3、西汉武帝时人公孙尼所做说。丘琼荪持此说。《汉书·艺文志·杂家》中列有《公孙尼》一篇,丘琼荪据此成说,认为此公孙尼非战国时的公孙尼子,而是西汉武帝时期的人,《乐记》的著作权应归他所有。[xix]此说学界和者极少,多不赞同。

以上诸家之说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郭店楚简等地下资料出土以前,很难判断何家之说更胜一筹,所以学术界对《乐记》的作者究竟是谁没有定论。郭店简公布之后,一些学者如邹华、梁慧敏等人利用郭店简的资料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成绩卓著。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乐记》是先秦古书,最有可能为战国时公孙尼子所作。以下我们拟先从传统文献入手,来证明《乐记》确实为战国时公孙尼子所作;然后用近年来出土之新材料,与《乐记》作对比研究,以期得出更合理的结论。所用之出土材料有郭店简之《性自命出》、《五行》及马王堆帛书《五行》,这些材料中都有论乐的部分,这为我们进行对比研究提供了可能。这些材料无一例外地都属于子思学派的著作,我们试图通过这种对比的研究,尽可能的多的窥得《乐记》与子思学派的关系,更深刻的理解子思学派的学术思想。

二、《乐记》为战国时公孙尼子所作说

——以传统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

认为《乐记》是西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及其手下毛生等所作的说法,影响很大。此说立论的主要依据是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的一段记载:

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寝以益微。[xx]

此后,南朝宋沈约《宋书·乐志》采用了班固的说法:

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著《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殊。[xxi]

于是,引用者得出结论:班固和沈约都认为《乐记》是西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所作。

实际上,引用者在对史料的理解上产生了偏差。对“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的“采”应作何解释?我们以为,此“采”即“采用”、“编纂”之意。此话并不是说河间献王和毛生他们自己创作了《乐记》,而是他们采用了已有的材料即《周官》里的资料、诸子的有关乐的言论,然后把这些采摘的资料汇集成书,编纂而成《乐记》的。唐魏徵在《隋书·音乐志》中录有沈约的《奏章》,沈约在《奏章》中说:

窃以秦代灭学,《乐记》残亡。至于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授常山王禹。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向《别录》有《乐歌诗》四篇、《赵氏雅琴》七篇、《师氏雅琴》八篇、《龙氏雅琴》百六篇。为此而已。《晋中经薄》,无复《乐书》,《别录》所载,已复亡逸。案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渠之间,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又非方幅典诰之书也。[xxii]

沈约说的很明白,他认为河间献王及毛生等是“编次以为礼”,他们是《乐记》的整理者,而非作者。所谓“诸子言乐事者”主要是指公孙尼子,而其所整理、编纂的对象主要是指《周官》和《公孙尼子》。

另一种认为《乐记》不是公孙尼子所作的依据是,他们认为《乐记》抄袭了《荀子·乐论》。其理由之一是“刘向在编订《荀子》一书后所写的《孙卿子书书录》中,非但没有任何微词,而且盛赞‘其书比于传记,可以为法’。刘向校书之时,《公孙尼子》一书尚存,如有抄袭现象,他不会不知,也不会不言”。[xxiii]这个理由稍显牵强,因为古人著书很少有版权观念,相互引用而不注明出处是常有的事儿。荀子是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中的许多篇已经确定的诸如《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整个第二十章),都是经他及其弟子收集和整理。并不排除《荀子》中的其它篇不是他吸收前人的成果,《乐论》就是其中一类。唐杨倞在给《荀子》作注的时候,只注了其中的三十篇,有两篇无注,一篇是《君道》,[xxiv]另一篇就是《乐论》。[xxv]杨倞为何不给《乐论》作注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乐论》大量引用了《乐记》的缘故吧。其实,早在1943年,郭沫若就曾指出:

《乐记》文固有与《荀子》、《吕览》、《易系》诸书同者,然亦无缘遽可断定《乐记》出于“剽袭”。《吕览》本成于杂纂,《易系》亦系秦、汉之际的儒者所为。荀子虽是富有创建的大儒,但其《乐论篇》在全书中旧独无注,且其“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一节,同在《礼记·乡饮酒义》。而彼冠有“孔子曰”,此却无,则《乐论篇》亦出于荀门之杂纂。情形如此,故与其谓《乐记》出于‘剽袭’,毋宁认《乐论》、《吕览》、《易系》诸书之出于剽袭之为谊。”[xxvi]

这里的“旧独无注”,这个“旧注”即是指杨倞注,但并不“独”,另有《君道篇》亦无注,已见前述。但他的证据稍显不足,所以当郭沫若提出自己的看法后,学术界对此问题仍争论不断。

有关《乐记》的版本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汉书·艺文志》曰:“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同时著录:“《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xxvii]又,“《公孙尼子》二十八篇。”[xxviii]《隋书·音乐志》亦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隋书·经籍志》著录:“《礼记》十卷,汉北中郎将卢植注。《礼记》二十卷,汉九江太守戴圣撰,郑玄注。《礼记》三十卷,王肃注。梁与欧《礼记》十二卷,业遵注,亡。”[xxix]又,“《公孙尼子》一卷”。[xxx]可见,到了唐代,《公孙尼子》亡逸得很严重。《隋书·经籍志》已不像《汉书·艺文志》那样,把《乐记》和《王禹记》分别著录,似乎说明此时的《乐记》已融入了《礼记》,变成了《礼记》中的一篇。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在刘向校书时,的确有两个版本的《乐记》,一个是《乐记》,一个是《王禹记》。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说的明白:“向校书时所得《乐记》与王禹《乐记》当时并在,而四十九篇之书,于刘向校书之前已有桥仁为章句,称“桥君学”,当时已有《乐记》……至《别录》具存馀十二篇之名,而王禹又有二十四篇者,盖河间所辑多篇,而《礼记》所钞入者仅此十一篇,禹与向所传又各参差耳。”已见前引。而我们今天见到的《公孙尼子》的十八条佚文中,[xxxi]仅两条见于今本《乐记》,有学者就以此否认《乐记》作于公孙尼子。[xxxii]其实不然,这恰恰说明,在当时的确至少有两个不同的《乐记》版本,不见今本《乐记》的佚文很可能在其他版本的《乐记》中能找得到,如《王禹记》。可惜,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乐记》,只有河间献王及毛生等辑录的一个本子。另,《公孙尼子》不全言乐,而佚文两条见于今本《乐记》,说明今本《乐记》确实取材于《公孙尼子》。而《公孙尼子》无传于世,已难窥得其全貌,故不能否定其余十六条佚文亦多采自《公孙尼子》的可能。

近年来地下出土了大量资料,这些资料进一步证明了郭老的观点的正确性。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了大批楚简,其中即有一篇名为《缁衣》的儒家简。[xxxiii]在后来发现的上博简中,也有《缁衣》一篇儒简。[xxxiv]而《缁衣》篇正好是今本《礼记》中的一篇。这证明了沈约所说的“《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是可信的。同时也说明了“《乐记》取《公孙尼子》”的说法比较可信。若公孙尼子真有其人,则他极有可能是《乐记》的作者。从现有史料来看,公孙尼子确有其人。《汉书·艺文志》记载:“《公孙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xxxv] 东汉王充曰:“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书》一篇。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性情,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xxxvi]宓子贱、漆雕开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都有明确记载,他们都是孔子的弟子。公孙尼子则与宓子贱、漆雕开同时或稍后,则极有可能也是孔子的弟子。按照郭沫若的说法,《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的公孙龙的“龙”字,是“尼”字之误(已见前引),则此公孙尼子必是孔子弟子无疑。又,《隋书·经籍志》载:“《公孙尼子》一卷。尼,似孔子弟子。”[xxxvii]不管公孙尼子是否为孔子弟子,则公孙尼子确有其人这一事实不能抹杀。据学者考证,他“是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初这一时期的儒家人物,他写作《乐记》大约是在公元前四世纪初”。[xxxviii]有关郭店简的断代问题,李学勤认为:“说郭店一号墓是公元前四世纪末的墓葬,是合适的。至于墓中竹简典籍的书写时间,可能还更早一些。”[xxxix]此说可从。而郭店简中《性自命出》、《五行》两篇佚籍论乐的部分,多与《乐记》相契合,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承袭关系。则可断定,《乐记》的成书时间最晚不能晚于郭店简的书写时间,即公元前四世纪末以前。[xl]而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本《五行》,经学者研究是郭店简《五行》的不同版本,且是子思的作品。[xli]而子思的生卒年代,据钱穆考证,在公元前483~前402之间。[xlii]则可确定,《乐记》原篇的成书年代,最晚不晚于公元前402年。这样,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乐记》最有可能的作者是战国时的公孙尼子,沈约之说是有所本的。以下我们将《乐记》与《性自命出》及《荀子·乐论》中论乐的部分进行逐句的对比研究,以证明《乐记》的确作于战国时的公孙尼子。

三、《乐记》与《性自命出》、《荀子·乐论》的对比研究

郭店简《性自命出》中有多处谈论乐的地方,多与《乐记》有契合处。现在把《乐记》与《性自命出》作一对比研究,同时列出《荀子·乐论》相关部分的论述。这样,谁抄谁的问题就一目了然了。今为方便起见,列表如下:

 

1. 《性自命出》a.“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拔人之心也厚。”

《礼记·乐记》a.“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b.“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为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荀子·乐论》a.“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

b.“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

 

2. 《性自命出》a.“凡人虽有性,心亡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

《礼记·乐记》a.“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b.“应感而物动,然后心术形焉。”

《荀子·乐论》

 

3. 《性自命出》a.“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乐,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远。”

b.“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

c.“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

《礼记·乐记》a.“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

b.“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荀子·乐论》a.“穷本极变,乐之情也;着诚去伪,礼之经也。”

b.“故齐衰之服,哭泣之声,使人之心悲。”

 

4. 《性自命出》a.“郑卫之乐,则非其听而从之也。凡古乐龙心,益乐龙指,皆教其人者也。”

《礼记·乐记》a.“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

b.“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

c.“今夫古乐,进旅退旅, 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 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猱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 不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

d.“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荀子·乐论》a.“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

b.“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乡方矣。”

 

5. 《性自命出》a.“听琴瑟之声,则悸如也斯难。观《赉》《武》,则齐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俭。”

b.“《赉》《武》乐取,《韶》《夏》乐情。”

《礼记·乐记》a. “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

b. “夫《武》之备戒之已久。”

c.“《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

《荀子·乐论》

 

6. 《性自命出》a.“足以感动人之善心。”

b.“乐者,圣王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

《礼记·乐记》a.“善不善,义也。所善所不善,势也。凡性为主,物取之也。”

b.“其居此也久,其反善复始也慎,其出入也,司其德也。”

c.“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

《荀子·乐论》a.“乐也者,圣人之所乐 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b.“以感动人之善心而矣。”

第1栏说的是音乐的缘起问题。《性自命出》认为音乐(“声”)由“情”而生,然后又对人的内心产生影响(“其入拔人之心也厚”)。《乐记》音乐由“心”而生,这其实跟《性自命出》说的是一个意思。《乐记》还对音和乐作了定义,谓:“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为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而在《吕氏春秋·大乐》里,则将音乐并用,并不加以区别,曰:“音乐之所以由来者远矣。”[xliii]从汉语史的角度讲,“汉语构词法的发展是循着单音词到复音词的道路前进的”。[xliv]在《乐记》里只是音和乐的单音词使用,而在《吕氏春秋·大乐》中已经使用了音乐这一复音词。从这个角度看,《乐记》作于《吕氏春秋·大乐》前。《荀子·乐论》对音乐的定义就是“乐”(le)。我们注意到,其中的一句“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与《性自命出》“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拔人之心也厚”,无论在语义的表达还是在字词的使用方面,都十分相似。如前所述,郭店简的书写年代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以前,荀子的生卒年在公元前340年~前245年,[xlv]而《荀子》成书当在荀子晚年。所以说《性自命出》的成书早于《荀子·乐论》,这句话是《乐论》抄袭了《性自命出》无疑。

第2栏说的是物对人的影响。《性自命出》的“待物而后作”与《乐记》的“物使之然也”,以及“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与“应感而物动”都非常相似。都认为“物”对人的影响起决定作用,然后才能“见于外”,能“心术形焉”。从这一点看来,《性自命出》与《乐记》的作者都持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客观世界(“物”)决定人的行动、意识和看法(“见于外”、“心术”)。在现在看来,这是是非常高明的见解。

第3栏论述了情和伪的区别和表现。《性自命出》和《乐记》都十分看中真情,《性自命出》甚至认为“苟以其情,虽过不恶……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乐记》则认为“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都对真情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在战国纷争、尔虞我诈的时代里,强调真情的可贵与重要,这是当时的思想家们努力和向往的事情,是合乎那个时代的主题的。与真情相对的是伪诈,《乐记》指出:“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又曰:“唯乐不可以为伪。”认为乐的根本精神就是表达人们的真实情感,礼的根本就是去除那些人的情感中假的、矫揉造作的东西。而《荀子·乐论》中亦有“着诚去伪,礼之经也”的句子,可见这个句子完全是从《乐记》的“著诚去伪,礼之经也”而来。《性自命出》也崇尚真情,他说“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乐,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远。”认为悲和哀都是人的真情的流露。《荀子·乐论》亦承袭此说,认为:“故齐衰之服,哭泣之声,使人之心悲。”

第4栏说的是郑卫之乐和古乐的区别以及不同的教化作用。《性自命出》认为:“凡古乐龙心,益乐(郑卫之乐)龙指。”它们都可以“教其人”,但对于“郑卫之乐”是“非其听而从之也”。因为什么,《性自命出》没有进一步解释。但在《乐记》里,则作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为什么对于“郑卫之乐”是“非其听而从之也”。《乐记》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今夫新乐(郑卫之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猱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 不以道古。”又说:“郑音好滥淫志……卫音趋数烦志……皆淫于色而害于德。”这些都是从道德教化的层面说明郑卫之乐的坏处,认为它不利于人民的教化。强调情感道德层面的教化作用,这是思孟学派的显著特点。李学勤大体认为郭店简的儒家简出自《子思子》,[xlvi]《性自命出》出自《子思子》的可能性非常大,基本肯定是属于思孟学派的著作。既然《乐记》与属于思孟学派的《性自命出》都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那么把它也纳入到子思学派的考察对象则是合适的。梁启超早就指出公孙尼子与子思同属一个学派,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荀子·乐论》的“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与《乐记》的“郑音好滥淫志……卫音趋数烦志”以及“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所表达的意思何其相似。又谓“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与《乐记》的“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亦语义相若。

有关礼乐的道德教化作用,郭店简中的《尊德义》及《语丛》也有相关论述。《尊德义》曰:“有知礼而不知乐者,无知乐而不知礼者。”又曰:“德者,且莫大乎礼乐。”《语丛一》说:“德生礼,礼生乐。”《语丛三》说:“乐,服德者之所乐也。”都可以与《乐记》相印证。

简帛《五行》已经被学术界认定为思孟学派的作品。在《五行》中有多处论乐的地方,多处用“金声玉振”来作道德的譬喻。如:

“金声而玉振之,有德者也。金声,善也;玉振,圣也。善,人道也;圣,天道也。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

“(君子集大成)者,犹造之也,犹具之也。大成也者,金声玉振之也。惟金声而玉振之,然后己仁而以人仁,己义而以人义。大成至矣,神耳矣!”

“君子集大成。能进之,为君子,不能进,各止于其里。”

“能进端,能终端,则为君子耳矣。弗能进,各各止于其里。不藏欲害人,仁之理也;不受吁嗟者,义之理也。弗能进也,则各止于其里耳矣。终其不藏欲害人之心,而仁覆四海,终其不受吁嗟之心,而义襄天下。仁覆四海,义襄天下,而诚由其中心行之,亦君子已!”

《孟子》中亦多有论乐的成分:

《尽心下》:“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

《万章下》:“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五行》及《孟子》中的这些论乐现象表明,思孟学派特别注重礼乐的教化作用,这与《乐记》在思想的表达方面是相似的。这样就为我们来做对比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

在第5栏中,《乐记》与《性自命出》都对《武》、《韶》、《夏》等乐作了讨论。而《荀子·乐论》对此没有提及,可见《乐记》与《性自命出》更具相似性。

第6栏说的是人性善的问题。众所周知,思孟学派提倡性善论。而《乐记》明言“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又说“反善复始”,明显持性善说,与思孟学派相同。《性自命出》说的“善心”、“善民心”的前提是认为人性中皆有善的因子,否则无法使之性善。然而,《荀子·乐记》中两处谈到“善心”与“善民心”,这明显与荀子的性恶论主张不符,反而与《性自命出》及《乐记》相合。由此可以确定,《荀子·乐论》非荀子所作,乃后来杂入之篇,唐代的杨倞不为之作注是有道理的。

通过以上五个栏目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乐记》与《性自命出》更相似,可以断定他们的成书年代相当。《荀子·乐论》抄袭《乐记》或《性自命出》,而不是相反,《乐记》的成书年代早于《荀子·乐论》。《乐记》最有可能的作者是公孙尼子。

以上,我们对《乐记》的分篇、成书年代及作者问题,分别作了必要的探讨。并从传统文献与出土文献两个角度,论证了《乐记》的成书年代及作者问题。对《乐记》与《性自命出》及《荀子·乐论》进行了对比研究,试图从中找出他们文本上的异同,得出合理的结论。我们的结论是:《乐记》是战国时公孙尼子所作,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可以纳入思孟学派研究的考察对象。

 


[i]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P1527。

[ii] 西汉·司马迁:《史记·乐书》,中华书局,2005年,P1037。

[iii]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P975~976。

[iv] 西汉·司马迁:《史记·乐书》,中华书局,2005年,P1078。

[v] 唐·魏徵:《隋书·音乐志》,中华书局,1973年。

[vi] 西汉·司马迁:《史记·乐书》,中华书局,2005年,P1078。

[vii] 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青铜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P140。

[viii] 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青铜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P139。

[ix] 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青铜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P140。

[x] 周柱铨:《〈乐记〉成书年代、作者及评价问题》,《人民音乐》,1980年第7期。

[xi] 吕骥:《关于公孙尼子和〈乐记〉作者考》,《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3期;吕骥:《〈乐记〉理论探新》,新华出版社,1993年。

[xii] 阴法鲁:《读吕骥同志新作〈《乐记》理论探新〉札记》,《音乐研究》,1995第1期。

[xiii] 伍雍谊:《〈《乐记》理论探新〉读后》,《人民音乐》,1994年第7期。

[xiv] 参见《〈乐记〉论辩》,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P191。

[xv] 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P49。

[xvi] 蔡仲德:《〈乐记〉作者问题辨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xvii] 修海林:《〈乐记〉音乐美学思想探析》,《音乐研究》,1986年第2期。

[xviii] 赵玉卿:《“三本〈乐记〉说”辨——与阴法鲁先生商榷》,《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xix] 见丘琼荪:《〈乐记〉考》,《〈乐记〉论辩》,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

[xx]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2005年,P1357~1358。

[xxi] 南朝梁·沈约:《宋书·乐志》,中华书局,1974年。

[xxii] 唐·魏徵:《隋书·音乐志》,中华书局,1973年。

[xxiii] 刘心明:《〈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之说辨误》,《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xxiv] 见唐·杨倞注:《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P122~130。

[xxv] 见唐·杨倞注:《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P214~217。

[xxvi] 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青铜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P150。

[xxvii]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2005年,P1357。

[xxviii]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2005年,P1366。

[xxix] 唐·魏徵:《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P922。

[xxx] 唐·魏徵:《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P997。

[xxxi] 见清·洪颐煊:《经典集林》,《玉函山房辑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xxxii] 刘心明:《〈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子之说辨误》,《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xxxiii] 见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P17~20(图版),P129~137(释文)。

[xxxiv] 见上海博物馆藏马承源主编:《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P5~6(图版),P45~68(图版及释文),P171~200(释文考释)。

[xxxv]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2005年,P1366。

[xxxvi] 东汉·王充:《论衡·本性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P43。

[xxxvii] 唐·魏徵:《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P997。

[xxxviii] 伍雍谊:《〈《乐记》理论探新〉读后》,《人民音乐》,1994年第7期。

[xxxix] 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     育出版社,1999年,P13~14。

[xl] 这里所说的《乐记》,指的是《公孙尼子》中的《乐记》,即今本《乐记》的祖本。

[xli] 见陈来:《竹帛〈五行〉篇为子思、孟子所作论》,《孔子研究》2007年第1期。

[xlii] 见钱穆:《子思生卒考》,《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P199~202。

[xliii] 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P75。

[xliv]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P396。

[xlv]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P697。

[xlvi] 见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