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年譜與儒學之關係 - 吳洪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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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年譜與儒學之關係

吳洪澤

 

作者簡介:吳洪澤,男,1963年5月生,四川名山人。198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1988年於四川大學中文系獲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學位,繼獲博士學位。現就職於四川大學古籍所,任副研究員。參編《全宋文》、《中華大典》,主編有《宋人年譜叢刊》,合著有《蘇辛詞選》、《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宋代卷)、《古籍整理學》等。在《文學遺産》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最新成果——《儒藏·史部·儒林年譜》,已經與讀者見面了。有人或許會問,《儒藏》既然設立了《儒林史傳》,而年譜作爲傳記之一類,已是衆所周知的事實,爲什麽而特立獨行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想除了《儒藏》保存珍貴儒學文獻的宏偉使命(參舒大剛教授《儒藏總序》及《編例》)外,年譜與儒學的獨特關係及其對儒學研究之影響,也是重要的原因吧。

首先,基於《儒藏》自身的原因,將“年譜”自成一類,既順應了歷史發展的需要,也是對傳統習慣的革新。年譜在宋自成一家後,走過了附屬於譜牒、傳記的歷程,直到明末清初,纔在“譜錄類”或“傳記類”下取得了自立“年譜”名目的地位。到近現代,年譜專目如雨後春筍般浮出水面,並且獨立成書(參舒大剛教授《儒林年譜小序》),這並非專家學者們一時間的心血來潮,而是對歷史事實的尊重!據保守估計,古今人所編年譜的數量,至少有7000多種,而現存者也在5000種以上,而且還在不斷新編,專書出版。不僅如此,專門的年譜類叢書,如《中國歷代名人年譜集成》、《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宋人年譜叢刊》等,也不斷問世。可見,年譜在文獻之林,已然是泱泱大國,特出一門加以著錄,正是對現實的客觀反映。

其次,也就是本文討論的重點:年譜與儒學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攷述儒學大師們的行迹,年譜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我們知道,迄今沒有一部像樣的儒學編年史,而《儒林年譜》所收從孔子到王國維246位名儒年譜,上下2500年,涵蓋多個朝代,將儒學大師及其弟子、友朋的行實,按年臚述,聚茲一編,不正是“儒學編年通史”的藍本嗎?我想,這正是《儒藏》編者們設此一類的良苦用心吧!

下面,就年譜與儒學的關係,談談個人粗淺的看法,以就教於方家。

首先,關於年譜的起源甚或是最早的年譜問題,儒學家們有比較獨特的見解。

年譜在宋代自成一體,是學術界比較一致的看法,亦符合年譜傳存及産生影響的實際情況。現存最早的年譜,是北宋元豐七年(1084)呂大防所撰《韓吏部文公集年譜》、《杜詩年譜》。然而在儒學家眼中,年譜的發凡起例,應當歸功於孔子,最早的年譜也是孔子所爲。如託名元程複心所編的《孔子論語年譜》序云:

嘗考得《論語》中‘十五志學’一章,乃孔子自序一生年譜,都是實心實理,實事實話,節節可按年歲履歷而明。其言去夢奠不遠,蓋作《春秋》後語也。

明人耿定向《鄒文莊公年譜序》云:

粵往吾夫子嘗自述年譜矣,遡於“十五志學”。……此非一人一家之譜,蓋堯舜周孔以來相傳譜系,遡之千百載以上而俟之千百載以後者。

劉宗周說:

孔子從七十後視履考祥,故自序年譜如此,實萬世學者公案云。[i]

清人湯斌說:

孔子生平心得,弟子不能傳,而孔子傳之。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固夫子自述之年譜也。[ii]

他們所稱“自述年譜”,即《論語·爲政》所載:“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iii]孔子這段話,只是略舉生平學問進益的幾大階段,並非編年記述自己的生平事迹,與年譜的體例相去甚遠,不能算年譜。如果這也是年譜,那麽像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等之類的敍述也都是年譜了。其實,我們可以說這段話對後世年譜的發凡起例有所影響,或者也可稱之爲年譜萌芽,正如清人吳鏡沆所說:“《論語·爲政篇》所載聖人‘志學'一章,即後世自作年譜所起例。”[iv]可見,儒學家們並非不知道二者之間的差異,

爲什麽還要“指鹿爲馬”呢?顯然,這裏既牽涉到對年譜概念的理解問題,也反映了儒學家們急於拔高年譜地位的心態。他們賦予年譜“起自聖人”、“古已有之”的理念,正是傳統儒學家的思維模式使然。更有甚者,再度拔高,認爲在《尚書》中就已有了“年譜”,如

其次,儒家很重視年譜的功用,並以之作爲弘揚儒學、楷模先賢的階梯。

說到年譜的定義以及年譜與儒學的關係,明人淩翰在《楓山章先生年譜序》中有過精彩的論述,他認爲:

纂言記事,考核始終,以備一人之史也。一人之史也者,有傳以傳之,狀以形之,述以著之,表以標之,志以記之,贊以宣之。雖裁制之體則別,而質實之用不殊,皆足以辨爵里、考德業、錄功勳、備名實,斯已矣,又何事乎譜?譬諸形象,有塑有繪,塑得其全,形影俱具,繪得其半,影立形偏,技藝各有專也。……觀夫德以崇志,道以積躬,思以鈎深,言以闡教,文以華國,介以立操,清德雅望以廉頑立懦,宛乎塑像可瞻已。且弘大猷以贊帝業,燭隠憂以達民情,躬素履以崇正學,黜空談以勵世風,至於熙代之優耆宿,哲人之佩德行,亦因之而附見焉,信一塑之不可以或少也。雖然,塑與繪皆求公於形者也。求其精蘊生氣,則皆亡矣。不可傳者與公俱往,所可傳者不亦糠粃焉爾乎?達人君子得其一體良,得其全體者光,是故茲譜之不可以不刻,亦味道者之一臠也。[v]

淩氏不僅談到年譜作爲一人之史,須纂集其生平始終事迹的特點,而且強調它與行狀、墓誌、墓表、碑傳之類傳記的“體裁”之別,是“技藝各有專”。他將年譜與諸體的差別,比作塑像與畫像。塑像是立體的全面展現,因而“得其全”;畫像不可能顧及正反兩面,因此僅“得其半”。而且認爲塑與像都不能反映聖賢的“精蘊生氣”,而年譜詳細載錄了聖賢的業績與學問,可借以“味道”,起到學習先賢的階梯作用,雖說是“嘗鼎一臠”,也多少可得點前賢的精氣神了。

如果說淩氏對年譜載學傳道功用的認識,談得較爲抽象的話,那麽處於年譜初起期的宋人,已經將這個問題講是很具體了。如宋人胡舜陟《孔子編年序》稱:

今《編年》所書七十三年應世之行,有出處去就之大節,孟子所謂“集大成”,金聲玉振,聖知之事舉在是矣。善學聖人者必有取於斯焉。[vi]

明確指出年譜載錄聖人行迹,全體畢具,是爲了讓“學聖人者有取於斯”,是爲了便於後人學習。朱熹也說:

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迹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

也是借年譜揣摩先賢行迹,進而身體力行,有以自得,從而達到弘揚儒學的目的。

而王柏編《朱子繫年錄》,更看重年譜的學習功用。他說:

某生也晚,曾不獲侍滄洲之杖屨,高山景行,寤寐不忘。近年以來得先生遺書一二而潛心焉,每欲考先生著述之前後,以驗其進德之序,文字缺略,力所未能。暇日搜掇,姑以其可考者類爲此篇。先之以師友之淵源,次之以致君澤民之事業,而以易簀淵冰之戒終之,故於此三節特加詳焉。置之几格,時備參訂,後有可考,又將續之。是亦魯鈍者之拙工,不足爲他人觀也。[vii]

這是作爲後學,無緣親聆教誨,於是借著述以攷其言行,察其學業進益之階,以及學以致用的實績,編爲年譜,朝夕觀摩,景行仰止,體現了宋代理學家的譜學觀,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度正編周敦頤年譜,更強調巨細必書,不放過哲人的每一個細節。他說:

正頃在成都,夜讀《通鑒》,其後常患目昏,不能多作字,至編類濂溪家世、年表,皆口授,子弟執筆從傍書之。書至買平紋紗衫材,樗蒲綾褲段,曰:“不太苛細否?”曰:此固哲人細事,如食之精、膾之細、魚之餒、紺緅之飾、紅紫之服、當暑之絺綌,《鄉黨》皆備書之,今讀之如生於千載之前,同堂合席也,豈可忽乎?恐觀者之不達乎此,故並記之,以示同志云。[viii]

年譜記事,細到買布這樣的瑣事,在度正看來,可由小見大,讀來更覺親切、真實。

年譜除了可供學習借鑒之外,弘揚道統,尊王攘夷,教育世人,更是儒學家眼中的衛道工具。宋人史浩說:

釋家者流能以佛之終始作爲《成道記》,吾中國聖人堂堂言行著在六籍百家,學者不能萃爲一書,以貽後世,視之寧無愧!今此書殆是補亡,深合鄙志,爲之擊節。……余於此取其顛末貫穿,該括無遺,其愛慕聖人,與子貢築室獨居之心無以異也。[ix]

這是慨歎釋迦有《成道記》以宣傳佛法,而國儒卻不作孔子編年以弘揚儒學,

除魔衛道,本是儒家的使命,因不甘落人後而振臂高呼。其實在唐宋之際的三教交爭中,儒學在許多方面落了下風,但就借年譜以宣揚孔孟之道而言,卻是遠遠優勝於佛道二家的。這一方面得益於傳統的文化底蘊,一方面也緣於儒學家對年譜這一功用的先期覺悟。

宋人李方子編《朱文公年譜》,魏了翁爲撰序云:

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先生之年行,令高安洪史君友成爲之鋟木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予識其卷首。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x]

年譜不僅載錄譜主個人的學術活動,而且記載相關的儒學傳承,而且由程朱而上溯孔孟,這是宋代儒學復興後宋人的普遍認識。因此,身爲大儒的魏了翁,在爲朱熹高弟李方子撰作此序時,自然聯繫到孔孟之道的復興與傳承。而同時人吳泳讀到此序,也肯定魏氏的見解,並稱從中“見豐道扶教之有功”[xi]。南宋度宗咸淳年間,黃去疾知將樂縣。將樂爲攜洛學以南傳閩中的楊時故里,故黃去疾爲楊時年譜撰序,開章明義,所謂:“先生之嘉言善行,開卷可得其大概矣。然則此書之有功於世教,豈但以紀歲月、志出處、備本末而已哉!”[xii]可見,南宋時儒家已將年譜作爲維護道統、教育世人的工具了。

再者,借年譜以知人論世,儒家當居首功。

宋人呂大防所撰《杜工部韓文公年譜後記》,標舉撰譜目的爲“次第其出處之歲月,而略見其爲文之時,則其歌時傷世、幽憂竊歎之意,粲然可觀。又得以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健,老而嚴,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xiii]。也即是說,通過爲文集編年譜,不僅可以考察詩文寫作背景,理解詩文的真正含義,而且可以瞭解作者詩文風格的變化過程,瞭解其所處時代。這一觀點後來直接演繹成“詩史”論,而年譜不僅成爲“詩史”的載體,更是“知其人而論其世”的有力工具。因此,自宋代以來,爲文集編年作注、編撰年譜,甚至認爲無譜即爲缺憾,産生了大量的年譜著作,這些都是以“知人論世”爲大旗的。而“知人論世”之說,則與儒家有莫大的關係。

據《孟子·萬章》記載: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xiv]

孟子這一“知人論世”的觀點,在後世被奉爲編撰年譜的指導思想。清人唐鑒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此後世之所以有年譜矣。[xv]錢大昕云:“讀古人之書,必知其人而論其世,則年譜要矣。[xvi]章學誠云:“年譜之體,倣于宋人,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譜其生平時事與其人之出處進退,而知其所以爲言,是亦知人論世之學也。”[xvii]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儒學家們大量編撰年譜,促成了年譜的自成一體,且自宋代至今日,年譜編撰日漸興盛,影響也越來越大。

最後,再談談儒學一門的年譜編撰情況。

儒學家對年譜的認知,體現了他們對年譜的高度重視,因而在具體的年譜編撰實踐中,自也不落人後,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年譜是編年的個人傳記,是編年法運用到個人傳記的産物。而編年法成功運用的範例,當推孔子刪定的《春秋》。這部儒家經典,不僅編年載錄史事,而且隱含褒貶,頗具微言大義。後世儒學家所撰年譜,往往秉承《春秋》筆法,於同門、異學、爲尊者諱諸端,一一點綴,不乏其例。而《論語》“十五志學”章被推舉爲“年譜”,既是後世儒學家們的傑作,也反映了其師法孔子的苦心。因此,年譜的萌芽,自可遠溯先秦,儒家的貢獻,自然無人可敵了。

現存編撰年代最早的儒者年譜,便是《儒藏·儒林年譜》開篇所收的《孔子編年》。該譜成於南宋初期的紹興八年(1138),出自胡仔之手。略早於此,還有孔子後裔孔傳所撰《孔子編年》[xviii],約成於紹興四年(1134),然無傳本,疑點頗多,胡舜陟《孔子編年序》也未提及此譜。稍後,洪興祖撰《先聖年表》一卷[xix],成於紹興五年(1135),然久已失傳。然後就是胡仔所編此譜。此前所編孔子年譜或其他儒者年譜,皆闕略無攷,因此最早的儒林年譜,譜主爲孔子,或不是歷史的巧合吧!

北宋徽宗崇道抑儒,終爲金人所滅,徽、欽二宗身爲囚虜,這樣慘痛的歷史教訓,足以使當時人深刻反省。宋高宗繼位伊始,便有“親儒臣以稽先聖之格言”之詔[xx] (建炎元年十二月一日)。又追贈程頤直龍圖閣,稱其“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xxi](紹興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此後,下詔除綦崇禮爲翰林學士,明言“無愧前代用人之心,極於一時崇儒之意”[xxii](绍兴二年九月十九日)。可見,推尊孔孟,復興儒學,上行上效,蔚然成風。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儒家典籍的整理,以及孔子年譜的編撰,自然是應運而生了。

朱熹所撰《伊川先生年譜》,則是現存儒林年譜中撰作年代第二早的。該譜記錄程頤事蹟,成於乾道四年 (1168)四月,因編輯《程氏遺事》,而排纂事實,編爲《年譜》,按年繫事,並註明出處,態度審慎。然全譜連貫而下,不以年月爲綱而另行重起,頗似行狀。此譜因朱熹所編,譜主又是程頤的緣故,每爲後人師法,各書紛紛轉載,以致版本衆多,對後世儒家年譜的編撰,有較大影響。朱熹於此譜之前,還於紹興二十三年(1153)撰有《南豐先生年譜》,附於《元豐類稿》後刊行[xxiii],可惜失傳已久,其《序》及《後序》,賴劉壎《隱居通議》卷一四所載而得以保存。正是朱熹對年譜的重視與親自實踐,直接促進了儒學家年譜的編撰,也極大地提高了年譜在儒學研究中的地位。此譜之影響,可從以下兩方面體現出來。

其一,仿朱子爲程子撰譜例,後世門生故舊次序師說的例子不勝枚舉。章學誠云:“宋人崇尚家學,程朱弟子次序師説,每用生平年月以爲經緯。而前代文人若韓、柳、李、杜諸家,一時皆爲之譜。於是即人爲譜,而儒雜二家之言往往見之譜牒矣。”[xxiv]門人弟子“次序師説”的情况較多,宋代如朱熹的門人李方子,尹焞的門人黄士毅,度正的門人陽枋,陸九淵的門人袁燮、傅子雲、李子願等;元代如吳澄的弟子危素;明代如段堅的門人彭澤,王守仁的弟子鄒守益、錢德洪等;清代如孫奇逢的門人戴明說、魏一鼇等,湯斌的門人王廷燦,顔元的弟子李塨等等,都爲各自的業師編有年譜。“譜其師説,所以驗其進德始終,學問變化”。

其二,礙於朱熹的巨大影響,所撰此譜儘管體例不純,後人效仿而作,不免産生負作用。如明宋濂編《潘舍人年譜》,就仿朱熹例而爲之,其序説:

濂幸生公鄉,自幼頗聞公之事,因會萃諸家,取其理通者,仿朱子作《程洛公年譜》例,爲文一通,凡三千餘言,藏之仙華山中,以俟博雅君子之審定之,庶幾求公之事者無惑焉耳。[xxv]

這種傚仿名人、不顧譜例的作法,也爲後人所詬病,如清王廷曾整理《宗忠簡公遺事》,並跋其後云:

《遺事》詞氣,中多蔓復,無史家叙述之法。然不敢效宋學士編《潘舍人年譜》,取其理通者爲之,特稍訂其甚者。[xxvi]

王氏不便指責朱熹,便拿宋濂開刀,而宋濂不過是朱熹的信徒而已。

而受影響最爲直接的,莫過於後人所撰二程子年譜了。如明唐伯元等撰《二程年譜》,《四庫全書總目》稱:“此書取《明道行狀》改爲《年譜》,又取《伊川年譜》小變其體例,均無所考正,僅因襲舊文而已。”[xxvii]至清池生春、諸星杓編《二程子年譜》,其凡例稱:

朱子嘗謂:“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因取《實録》、文集等書次爲《年譜》”,且云:“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夫以朱子所不自足者,豈後人敢有補於朱子之萬一?但朱子約舉大要,首尾自成一篇,名爲《年譜》,實猶行狀也。今欲取二程子行事,逐年分纂詳備,實難。然及此遺編僅存,不網羅考訂,安知更千百年不散佚殆盡,並此而莫可考乎?故本朱子意,輯爲《年譜》,使後之讀程子者,得所守以尋未墜之緒,得所據以擴未盡之傳。雖知僭妄,亦不敢已。

這是明明知道朱子體例的不純,因此重編,仍不得不稱“本朱子意”而爲之。時屆清末,程朱理學的影響已遠遠不比宋元及明清之際強盛了,仍不免如此曲爲回護。因此,朱熹撰爲此譜,其對年譜編撰及將譜學觀念引入儒學研究領域,這兩方面的影響可以說是巨大的。至於年譜編法,其審慎的態度是很可取的,而體體的散漫不拘,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雖說不能怪罪於朱熹,但後世儒者墨守陳規的陋習卻難辭其咎,影響了年譜體例的早趨完善。

自朱熹而後,爲儒者編譜之風漸盛,大有與文學家年譜分庭抗禮之勢。宋代是程朱理學形成的時代,年譜作爲瞭解大儒修身進學之階的工具,自然盛行於儒林。宋人所撰名儒年譜,多達34部,涉及譜主21人,均作於南宋。其中寧宗嘉定以前所作僅7部,嘉定以後有27部,這與嘉定以後理學思想漸居統治地位有很大關係。

儒家年譜的譜主,影響越大,後人爲編譜者越多。孔子在宋真宗時改謚至聖文宣王,追崇至極,宋人所撰孔子年譜多達8部[xxviii]。後世儒學得歸正統,孔子地位日漸其高,爲孔子編譜者,累計多達160餘譜。儒者年譜的編撰,與儒學時運密切相關,於此可見一端。

又如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遠繼孔、孟之學,成爲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影響最大的思想家。其門生後學爲作年譜者,歷宋、元、明、清至今而不衰,累計將近60種,其中宋人所撰僅4種,而後人所撰佔了絕大多數,也與朱熹在後世影響越來越大密切相關。

名儒年譜多爲友生所撰,門人所撰已如前所舉,朋友所撰如宋黄榦同門學友潘植撰《勉齋年譜》,劉爚同門學友沈僩撰《雲莊劉文簡公年譜》等等。也有名儒所在鄉邦長官爲修學建祠,編撰年譜者,如宋魏峙《直講李先生年譜》,黄去疾《龜山先生年譜》等。而後學或私淑弟子所撰年譜,則爲數最多,宋代如朱熹《伊川先生年譜》,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元明清人所撰孔子、孟子、朱子年譜等等。家屬所撰,數量也頗可觀,宋代如吕祖謙侄喬年撰《東萊吕太史年譜》,陽枋子少箕撰《字溪先生陽公紀年録》;明代如陳敦履、敦豫爲其父琛撰《陳紫峰先生年譜》,鄭履淳爲其父曉撰《鄭端簡公年譜》;清代如陸宸徵、陸禮徵爲其父隴其撰《長泖陸子年譜》,黃炳垕爲其七世祖宗羲編《黃梨洲先生年譜》等等。

自宋代文天祥自撰《文山紀年錄》以來,後世學者自撰年譜者不少,而儒學家自撰年譜,述其生平爲學經歷,其價值尤勝於門人弟子及有屬、後學所爲,因此頗爲世人看重。梁啓超稱:“自撰譜譜中主人若果屬偉大人物,則其價值誠不可量。”並稱許清李塨自撰《恕谷年譜》“記述自己學問用力處,可謂‘驚心動魂,一字千金’。彼又交游甚廣,一時學風藉以旁見者不少”[xxix]。自撰年譜以其身體力行,感受真切,自非旁人所撰可比。今《儒林年譜》所錄,有明顧憲成自述之《顧端文公年譜》、鄭敷教自記的《鄭桐庵先生年譜》,魏象樞口授的《寒松老人年譜》,清尤侗自撰的《悔庵年譜》,汪輝祖口授的《夢榻夢痕錄》,耿介自撰的《紀恕堂紀年述略》,朱用純自撰的《毋欺錄》,翁叔元自撰《翁鐵庵年譜》,彭定求《南畇老人自訂年譜》,竇克勤自撰《尋樂堂日錄》,張廷玉自撰《澄懷室主人自訂年譜》,沈起元自撰《敬亭公年譜》,曹庭棟自撰《永宇溪莊識閲歷》,錢大昕自撰《錢辛楣先生年譜》,李富孫自撰《校經叟自訂年譜》,梁章鉅自撰《退菴自訂年譜》,朱駿聲自撰《石隱山人自訂年譜》,郭嵩燾自撰《玉池老人自叙》,俞樾自撰《曲園自述詩》,耿文光自撰《蘇溪漁隱讀書譜》,王先謙《自定年譜》,康有爲《康南海自編年譜》,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譜》,而《李恕谷先生年譜》據李塨日譜編成,並經譜主校訂,亦屬自撰,總計有25種,多爲名儒自譜,識見不凡,往往可從中攷見一代學風之變遷,實屬可貴。

門人弟子及後學所爲,亦不可一概斥爲“自下一等”。一些編者不僅熟諗譜主行事,而且學識、史識過人,所撰年譜,價值亦高。如宋洪興祖所編《韓子年譜》,清王懋閎所撰《朱子年譜》,以及近現代人所編前代儒者年譜,往往旁參遠引,攷訂綦詳,兼具客觀的史學精神,其價值甚至超越自譜者,當然不可一概而論了。

綜上所述,年譜自其萌芽,便與儒學密切相關。及至興起,更爲儒者所重,大師親撰,門生效仿,視年譜爲儒學入門之階,乃至登堂入室之徑。而年譜作爲扶道育人,知人論世之學,其重要性固爲儒學家們所熟知矣。

 


[i] [明]]劉宗周《論語學案》卷一,《四庫全書》本。

[ii] [清]湯斌《湯子遺書》卷三,《四庫全書》本。

[iii] 《論語注疏》卷二,《十三經注疏》第2461頁,中華書局,1980。

[iv] 《安道公年譜序》,[清]陳溥《安道公年譜》卷首,《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71冊第274頁。

[v] [清]黃宗羲《明文海》卷二二一,《四庫全書》本。

[vi] [宋]胡仔《孔子編年》卷首,《四庫全書》本。

[vii] 《朱子繫年錄跋》,[宋]王柏《魯齋集》卷一三,《四庫全書》本。

[viii] 《周元公年表後記》,[宋]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首,《宋集珍本叢刊》第8冊第349頁。

[ix] 《跋胡元高之父撰宣聖編年》,[宋]史浩《鄮峰真隱漫錄》卷三六,《四庫全書》本。

[x] 《朱文公年譜序》,[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四部叢刊初編》本。

[xi] 《與魏鶴山書》,[宋]吳泳《鶴林集》卷二八,《四庫全書》本。

[xii] [宋]黃去疾《龜山先生文靖楊公年譜》卷首,《宋人年譜叢刊》第5冊第3393頁。

[xiii] [宋]魏仲舉輯《韓文類譜》卷一,《續修四庫全書》第552冊第35頁。

[xiv] 《孟子注疏》卷十下,《十三經注疏》第2746頁,中華書局,1980。

[xv] 《重刊朱子年譜序》,[清]唐鑒《唐確慎公集》卷一,清光緒元年刻本。

[xvi] 《鄭康成年譜序》,[清]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六,《嘉定錢大昕全集》第4冊第426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xvii] 《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清]章學誠《章氏遺書》卷八,1921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

[xviii] 據《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一著錄。

[xix] 見《郡斋读书志》卷二下。

[xx]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五九(第3册第2526页)。

[xxi] 李心傳《道命录》卷三,《叢書集成初編》本。

[xxii] 《北海集》附录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xxiii] 見《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著録:“《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四十卷、《年譜》一卷。……《年譜》,朱

熹所輯也。”第50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xxiv] 《劉忠介公年譜序》,[清]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二一,1921年吴興劉氏嘉業堂刊本。

[xxv] [明]宋濂《文憲集》卷一四,《四庫全書》本。

[xxvi] [宋]宗澤《宗忠簡公集》附《遺事》,清康熙間王廷曾輯刊本。

[xxvii]卷六〇,第542頁,中華書局,1965年。

[xxviii] 來新夏先生《中國的年譜與家譜》稱有9種,係據《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録》統計,將孔宗翰《孔子世家譜》計入,而孔宗翰所撰實非年譜,故僅8部。

[xxix]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第34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