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心學:良知荒廢的醫治 - 陳奇 余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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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心學:良知荒廢的醫治

陳奇  余志英

 

作者简介:余志英,1954年生,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人,贵州师范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教授。陈奇,男,1949年生,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人,贵州师范大学教授。

 

摘 要:王阳明建立了一个包括“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个部分在内的、完整而庞大的心学体系。“心即理”对人类认识过程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充分肯定了人在认识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认为心的道德伦理具体表现为仁、义、礼、智、信、忠、孝等“良知”;“良知”人人生而具有,尽善尽美,但可能被人的种种物欲私念遮盖住;只有去除物欲私念,才能恢复、显现心中固有的良知,亦即“致良知”;普通人只要“致良知”,并且将良善的道德准则贯彻到待人接物的过程中,“知行合一”,即可达到圣人的思想境界,“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心学中重视修身的思想及其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伦理规范,对于医治现代社会良知的荒废这样一种内在的破坏,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王阳明;心学;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良知荒废;医治

 

心学以心为基本的论题范畴,以为理即人之心,“心即理”,我心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宇宙万物不过是我心的幻化而已。它创始于南宋的陆九渊,至明代的王阳明而集大成,形成为包括“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个部分在内的、完整而庞大的心学体系。王阳明心学中重视修身的思想及其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伦理规范,对于医治现代社会良知的荒废这样一种内在的破坏,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龙场悟道”

王阳明,浙江余姚人,1472年,即明宪宗成化八年生,1529年,即明世宗嘉靖七年病逝。父亲王华,官至礼部侍郎。本名王守仁,字伯安,曾筑室静养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故学者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死后谥文成,故又称王文成公。27岁考中进士,先后任刑部、兵部主事,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然而,一个不算太大的事件却在瞬息之间改变了他的命运。那时候,朝廷政治腐败,宦官刘瑾专权。1506年,以戴铣为首的一些官员,劝谏皇帝疏远小人,得罪了刘瑾,被逮捕关押。王阳明挺身救助。他说,戴铣等人身为监察官员,有告诫劝谏的职责,说得对的,自然应当嘉奖采纳,说得不对的,也应当包容宽大。刘瑾权倾朝野,他不能容忍任何一丝冒犯他的权威的言行。在他的指使下,王阳明被打了40大棍,贬谪到僻远的贵州龙场驿为驿丞。龙场位于贵州西北。那里崇山峻岭,荆棘丛生,山路崎岖,交通险阻,虎豹出入,瘴气弥漫,荒凉贫瘠,人烟稀少。语言不通,水土不适。驿站历经沧桑,名存实亡,既无站房,也无差人。昔日高官莽服、登堂入室的大夫,骤然间身陷囹圄,贬谪流放;昔日养尊处优、从不问耕织为何物的富家子弟,猝然间沦落到困处山岩、耕稼求食的地步。政治上的打击无比沉重,生活环境的反差无与伦比,王阳明仿佛从天堂跌入了地狱。他愤怒,他徬徨,甚至万念俱灰。稍不留意,他就可能从此沉沦。他需要生活下去的勇气,需要走出困境的信心,需要一种渡过艰难险阻的精神力量。刘瑾专权的局面一时是无法改变的,恶劣的环境是难以更改的,要生存下去,唯有靠自己——靠自己的勇气、信心、智慧和力量,靠自己的包容、乐观精神。他需要极大地扩张自我,极大地发挥自我,以支配外界,主宰外界,将外来的迫害、外在的恶劣环境以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不让外来的政治挫折以及恶劣的环境毁灭自己、吞没自己。他潜心读书,冷静思索,体悟到所谓天道,或者说圣人之道,原本就在自己心中,不必向外探求。只要去掉私欲的遮蔽,恢复心中固有的天理,就足以待人接物。没有房屋,他寻找山洞安身;没有粮食,他握锄种地。潮湿阴暗的山洞,在他眼中成为了幽静的“阳明小洞天”;辛勤的种地活动,在他的笔下成为了田园诗人般的生活。“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1]一切艰难险阻、打击挫折,不过如太空浮云,迟早总会散去,不值挂记心中。处于龙场困境的王阳明,“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旨,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1]天道,亦即圣人之道,原来就在自己心中,不必外求。只要摒除人欲的障蔽,恢复固有之天理,就足以待人接物,应酬一切。5年以后,刘瑾倒台,王阳明被重新起用。他镇压江西南部的农民起义,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为稳定明朝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

王阳明在贵州龙场的体悟,后人称之为“龙场悟道”。“龙场悟道”成为王阳明心学的起点。王阳明在身处困境、甚至九死一生的绝境的时候,没有如同一般人、普通人那样消沉,那样沉沦,而是咬紧牙关,渡过了困境,并成就了流传千古的伟大事业,其关键就在于他极大地扩张了自我,发挥了自我,以自我支配外物,主宰外物。这种自我精神,就是一种人的主体精神,就是人的主体精神的昂扬。其后,他将自己在龙场的经验普遍化,建立了包括“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个部分在内的、完整而庞大的心学体系。

二、“心即理”

王阳明贬谪龙场,经历一番大劫大难之后,豁然醒悟,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后,他把这番心得加以提炼概括,提出了自己的心学基本命题“心即理”:“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心即理也。”[2]在他看来,宇宙的本原是一个精神性的理,或者说天理。这个理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心即理”。不是先有宇宙万物,才有精神意识,而是先有精神意识,才有天地万物。天地万物也不是真实的存在,都不过是心的发用流行而已,“心无外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3]

在王阳明那里,心既是一个宇宙本体,也是一个认识主体。他在论述心的本体地位时,更多地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展开的。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心即理”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命题;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心即理”的命题却有着不少合理的成份。它对人类认识过程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充分肯定了人在认识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第一,它充分肯定了思维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世界上一切精神的、意识的、理性的东西,也就是关于客观事物规律的认识,都是由人们的“心”通过思维活动提炼、概括出来并形诸文字的。离开了人的思维活动,一切理性的东西便无从认识。世界及其运动规律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总是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及思维活动才能被认识。事物的理虽然存在于事物之中,但不能凭人的直观感觉所认识,必须依靠“心”的理性思维才能把握。人类认识过程中的这种现象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由心产生出来的,甚至认为心是理的源头,心涵万理,心本具万理,离开了心就没有理,“心外无理”。实质上,一切理性的东西都是客观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反映,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只有在接触客观事物的实践活动中才能获得理性的认识。理表面是人的思维活动的产物,实质上是通过实践活动对外部世界规律性的认识。理是从事物中抽象出来并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它不能脱离事物而产生、存在,更不能先于事物而存在于人心。王阳明看到了思维在理性认识中的作用,但他把这种作用无限夸大,斩去了思维对于实践、对于客观事物的依赖性,从而得出了心即理、心外无理的结论。

第二,它充分肯定了认识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肯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人具有自觉的能动性。人不但能够认识客观世界,而且能够凭借着这种认识进而自觉地改造、支配和利用客观世界为自己服务。“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4] (p228)人们在实践活动之先,总是首先对自己行为的目的、结果作出预测,拟定实施计划,然后付诸实行。也就是说,人们总是首先在自己的头脑中改变客观现实,创造出新颖事物,然后才使之变为现实。人们的行为已不是盲目的、被动的行为,而是在一定思想意识指导、支配下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想象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人的一切自觉活动都是以对于活动的结果所进行的想象为必要前提的。如果没有想象,人们就不可能有创造发明,就不可能有任何预见。行为中包含的想象成份越多,想象所起的积极作用也就越大。他的过失在于无限夸大了认识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片面地夸大到绝对的程度,从而否认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的存在,把客观世界视为主观意识的产物,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用主观吞噬了客观。事实上,人类在进行创造性活动时所具有的认识,归根到底来自于客观外界;人类思维中“形象”的第一来源,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无论这种意识、“形象”是自己亲自得来的,还是从书本上、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归根到底都是来自客观外界。

“心即理”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但它包含着对人在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的的充分肯定,包含着对人在行为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充分肯定。

三、“致良知”与“知行合一”

王阳明在一般地提出并论述了心为宇宙的本体之后,进一步对心的道德伦理内涵进行探讨,认为心的道德伦理具体表现为“良知”。也就是人生下来就具有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良善的道德观念。“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5]良知是与生俱来,不假外求的。“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求,不须假借。”[6]良知是尽善尽美的。无论是圣人贤人,还是山野村夫,愚妇愚夫,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呀呀学语的幼童,其与生俱来的良知都是相同的,普通人不比孔圣人少一分,孔圣人也不比普通人多一分;都是纯洁无瑕的,尽善尽美的,孔圣人如此,愚妇村夫也是如此。“良知之在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6]

既然良知人人生而具有,尽善尽美,为何现实生活中人却有圣愚之分?王阳明以为,良知虽然是人生而具有的,但它是处于一种静止不动的状态,只有在与外物接触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这种良善的道德观念还可能被人的种种物欲私念遮盖住。只有去除物欲私念,才能恢复、显现心中固有的良知。人所以有圣愚之分,在于良知是否受到了私欲的障蔽。“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一般人所以为一般人,在于其良知本体多为物欲牵蔽。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的基本命题,以为普通人只要切切实实去除私欲,复明良知,达到圣人的思想境界,则“人皆可以为尧舜”。[2]

王阳明指出,“致良知”,就是要对于“好色好货好名”一类邪念,时时警惕,不可稍有松懈,“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2] 要“洪炉点雪”,[7]象大火融化雪花那样,痛下功夫,豪不留情,干净彻底,扫除廓清。私念越少,人就越高尚;豪无一丝杂念,就成为了圣人;满脑子邪念,就是小人。他强调一个诚字,认为去私存正、从善去恶,必须真实不二,纯良无杂,诚挚不欺,直而不曲。讲诚,就是要在一念隐微之处,即细微之处下功夫,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讲诚,就是要在独处,即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地方下功夫,既不欺人,也不自欺。“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作伪,……古人许多诚身的工夫、精神命脉,全体只在此处”。[2]

仅仅做到复原个人的良知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将仁、义、礼、智、信、忠、孝等良善的道德准则贯彻到待人接物的过程中,按照这些准则去为人处事,这就是“知行合一”。凡谓之行,“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8] “是就学者在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 [6]一个人不能只说不做,只知不行;知而不行,其实是不知。必须切实地做,切实地行。不是一般地行,而是要诚心诚意、一心一意,全力以赴,毫不含混。他明确宣示,所以提出“知行合一”命题,就是为了“补偏救弊”,[9](P320)克服世人知而不行、知行脱节的弊病。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还包含着克服私念、重现良知的内容。按照今天的观点,行指实践、实行,思维活动、意识意念不算行。在王阳明那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意念的萌发也是行。他强调,他所以如此立言,就是要人们懂得,“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就是要克服今人将知与行分开,“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的弊端。[10]

四、王阳明心学的普遍意义

明代中叶,宦官专政,权臣倾轧,朝政混乱,信仰动摇,边患频仍,社会动乱。王阳明心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他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存天理去人欲”,就在于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希望籍此整顿、收拾人心;他提出“心即理”、良知本具,在于强调人在道德修养、社会行为中的主体地位、主导地位,强调个人的自尊、自主、自觉、自悟、自爱、自律。其终极目的,则在于挽救社会危机,维护明王朝的长治久安。

王阳明“良知”生而具有、“致良知”即是复明人固有之良知、“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观点,固然是与他的“心即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基本命题相通的,但他的意图,在于强调个体修身的重要性,而道德修养、道德自律则是在任何时代都具普遍意义的课题,旧时代如此,今天也如此。18世纪中叶起始,近代工业文明飞速发展,人类的物质文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工业文明的长足进步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见利忘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人情淡漠,乃至人性物化,人性异化,都在浸蚀着人们的灵魂,败坏着社会的风气。在中国大陆,随着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及经济建设的巨大进步,道德建设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艰巨的任务。诚如有识之士所言,造成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危机的,不仅仅是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枯竭这样一种“外在的自然”的破坏,更重要的是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良知的荒废这样一种“内在的自然”的破坏。王阳明心学中重视修身的思想及其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伦理规范,对于医治这种“内在的自然”的破坏,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必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王阳明的心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研究王学的派别遍布海内。浙江有钱德洪、王畿代表的浙江王学;江西有邹守益、聂豹代表的江右王学;江苏有黄省曾、周冲、薛应旗代表的南中王学,王艮代表的泰州学派;湖南、湖北有蒋信代表的楚中王学;中原有穆孔晖、张后觉代表的北方王学;广东、福建有薛侃、周坦代表的闽浙王学;贵州有孙应鳌代表的黔中王学。王阳明的心学还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以及世界其它地方。19世纪中叶,日本的维新志士吸收了王阳明的学说,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走上了发展近代工业的道路。现在,日本、韩国有全国性的王阳明学术研究机构,美国举行过大规模的王阳明学术讨论会。阳明学成为世界性的研究课题,成为了人类共同的思想文化遗产。

贵州是王阳明心学的发源地,王学的影响源远流长。王阳明贬谪贵州期间,开办书院,讲授心学,外省王学学者王杏、蒋信、徐樾、胡尧时、邹元标等或者仕宦贵州,或者贬谪贵州,著书讲学,扩大了王学的影响,培养造就了汤嗥、陈文学、马廷锡、李渭、孙应鳌、陈尚象、吴铤等王学学者。其中,孙应鳌名声遍天下,成为黔中王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在贵州的许多遗迹,如修文县的阳明洞、玩易窝、何陋轩,贵阳的阳明祠,黔西的象祠等,依然保存完好,成为人们凭吊先贤的胜地。1996年,由贵州师范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发起、贵州省政协牵头,在贵阳举办了“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其后,贵阳市相继举办了三届阳明文化节国际学术研讨会,计划于2008年举办规模更大的第四届阳明文化节国际学术研讨会。贵州学者潜心王学研究,出版了《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心学与中国社会》、《王阳明与贵州文化》、《王阳明与近世中国》、《王学之思》、《王学之路》、《王学之魂》、《中国经学史》等一批高水平的著作,着力打造贵州的王学研究品牌,使贵州成为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王学研究基地。贵州将为进一步推动、深化王学研究发挥龙头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阳明.年谱[A],正德3年.王阳明先生全集[Z],第32卷.

[2] 王阳明.传习录[A],上.王阳明先生全集[Z],第1卷.

[3] 王阳明.与王纯甫二[A].王阳明先生全集[Z],第4卷.

[4]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A],哲学笔记[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5] 王阳明.大学问[A].王阳明先生全集[Z],第26卷.

[6] 王阳明.传习录[A],中.王阳明先生全集[Z],第2卷.

[7] 王阳明.与黄宗贤五[A].王阳明先生全集[Z],第4卷.

[8] 王阳明.答友人问[A].王阳明先生全集[Z],第6卷.

[9] 王阳明答周冲书五通[A].中国哲学[Z],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83.

[10] 王阳明.传习录[A],下.王阳明先生全集[Z],第3卷.

附:余志英,贵州师范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教授。通讯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贵阳市宝山北路116号,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邮编550001。电话:0851-6702724,电邮: 這個 E-mail 地址已經被防止灌水惡意程式保護,您需要啟用 Java Script 才能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