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文庆的儒教认同探析新马儒教运动(1894-1911)的性质 - 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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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文庆的儒教认同探析
新马儒教运动(1894-1911)[1]的性质

张静

 

作者简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是中国思想史,旁涉古典文学。主攻魏晋思想。近年来,对新马等地的历史文化发展也颇有兴趣。曾先后在上海和新加坡等地从事华文教育工作,现任职于新加坡南洋孔教会。已发表论文有:〈从《左传》和《易传》的解《易》模式看《易》象的生成——兼论经传关系〉,《周易研究》2010年.101卷第3期,页46-53。<物色:一个彰显中国抒情传统发展的理论概念> ,《台大文史哲学报》 2007年第67卷,页39-62。<怨邪?非邪:从”不怨”之论管窥孔子的人生价值体系>,收入劳悦强主编:《鹿鸣呦呦: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论儒家文化》(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1-19。<晋宋之际色字的语义衍变与佛教的关系> ,“青年佛教论坛”(2009年8月,台湾慈济大学)<论三种自然观念透视下的汉魏思想变迁>,“社会、经济、观念史视野中的古代中国”学术研讨会(2010年1月, 北京清华大学)

本文摘要:本文将以新马儒教运动(1894-1911)为背景,考察林文庆的思想形成过程以及在这场运动中的思想论战活动,进而探讨林文庆认同儒教的思想根源及其推行儒教的动机。希望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这场儒教运动的性质及其在新马文化思想史上的意义。

 

引言

林文庆(1869-1957),字梦琴。出生于新加坡一个典型的海峡华人家庭。属第二代土生华人。[2]是上世纪新马最杰出的华人知识分子之一。他是一个自幼在英文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优等生,二十岁左右才开始自修中文。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新马儒教运动中,林文庆是公认的领军人物。这不免让人心生好奇:一个深受西方现代科学及基督文化影响的英籍子民,何以对儒学情有独钟,并身体力行地在新马乃至中国大力宣扬?他的儒教认同究竟源于何种动力?

一、 学界关于林文庆和新马儒教运动关系的讨论

十九世纪末,新马地区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儒教运动。关于这场运动的源起,一般认为它主要是受到康有为在中国发起的“尊孔崇儒”活动的影响,如颜清湟先生所言,“新马儒教运动乃整个儒教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3]此外,学界公认林文庆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他不仅积极撰稿、演讲来宣扬儒教,同时创办了“华人好学会”(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日新报》、《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等机构和报刊,这些组织最终成为宣传儒家思想的重镇。同时,他还是新马筹建孔庙的主要募款人和负责人。

除上述事迹,林文庆最受学者关注的是他的特殊身份——一个来自海峡华人家庭、生长于峇峇文化环境、且自幼受良好英文教育成长起来的英籍子民,同时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基督徒。[4] 因此,他对儒教的服膺常常被解读为一种类似宗教皈依的民族文化认同,一种东西方文化较量的结果。当他被放置在新马儒教运动的历史背景中,这种思想转变更被视作儒家文化战胜西方文化的力量体现。[5]而他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也被视为民族认同的自然延伸。一个普遍的看法是,林文庆的转向是受到民族自尊心的鞭策,“在寻求自己的民族身份时,才抓住了祖先的语言和文化,对他来说,是民族的认同导向了文化的认同。”[6]王润华先生曾形容他是两种文化夹击下的“边缘人”。[7]颜清湟先生也指出,海外留学经历造成了林文庆的身份危机,使他“在两种身份中摇摆”[8],而促使林文庆的思想发生转变的主要内因就是“他对一种身份的坚定追求”[9]

总而言之,学界倾向于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解释林文庆的儒家思想认同。将这种思想认同视为一种民族身份认同的必然结果。而且,由于林文庆身为新马儒教运动的代表人物,这种认同被用来印证学界对于这场运动性质的认识——即当地华侨民族主义者希望借助这场运动“在当地华人社会中复兴传统的中国道德价值观以及重申中国化的主张”。[10]

对这一观点,笔者以为尚可商榷。无可否认,林文庆的确具有强烈的汉民族认同感,但这并不能构成他认同儒教思想的先决条件。毕竟,民族认同不能等同于文化认同。认同中国人的身份未必就认同儒家思想,反之亦然。就林文庆的生命历程及思想轨迹来看,他具有“身份”与“文化”上的多元认同。

二、林文庆的多重身份及多元认同

纵观林文庆一生所扮演的角色,学者多称其“矛盾”。正如李元瑾在她的论著中所概括的:

他(林文庆)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那充满矛盾的种族、文化和政治性格,以峇峇自居,却热切地向汉民族认同;浸淫于维多利亚文化,却急迫地回归中华文化;珍惜英籍子民身份,却不断追求对中国政治的兴趣。[11]

从这段论述来看,论者指出林文庆身上存在着三组“矛盾”——

(1)   种族:峇峇——汉族

(2)   文化:维多利亚文化——中华文化

(3)   政治:英籍子民——中国人

从林文庆的成长经历来考察,他的多元认同是合乎情理的。

首先,对于林文庆的身份认同,我们须注意的一点是,强调自己是伟大的汉民族后裔和认同自己是大英帝国的光荣子民实际上并不矛盾。他对“种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具有严格的区分,以下几段话分别摘自林文庆1897—1940年所发表的文章。

华族乃世界上最有文学修养的民族之一,身为其后裔绝不能坐视祖先这美妙的语言在他们当中消失。每一位不谙华语的海峡华人应觉羞惭。[12]

我们海峡华人是自由人,因为我们是英女皇的子民。她根据立宪的原则治理大英帝国,在英旗帜下,所有不同的种族友好和融洽地团结在一起。……我们,英籍子民,一定要争取使用所有英国子民应有的权利。但为了使我们的要求被当权者尊重,我们必须从生活、行为和工作各方面去证明我们有资格获取英帝国公民的权利。[13]

作为英籍子民和作为一古老教化民族的后裔,我们应该认清自己的地位,并即刻才去必要步骤使每个海峡华人接受良好的教育。[14]

我们是伟大中国的后裔。华族维持着一个优秀文化之国至少有三千年的光景。我们是华族,许多华族原有的价值观已逐渐薄弱。但是,只要我们还没丧失祖先曾经拥有而亲人仍然珍惜的高贵观念,这还不算太糟。[15]

作为大英帝国的子民,如今我们与她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她的利益是我们的,她的敌人也是我们的。[16]

海峡殖民地华侨,忠于其祖国,但既为英殖民地之公民,所以亦准备尽可能贡献服务于帝国及英皇。[17]

显然,林文庆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既为“华族后裔”又是“英籍子民”。一为种族,一为国家。二者并行不悖。如果我们考虑到林文庆的成长经历及教育背景,不难理解他会有如此强烈的公民意识。

作为一个海峡华人,林文庆一出生便是英籍公民。由于英国殖民政策对于海峡华人给予一定的优待,使他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受惠于这一身份。尽管他出身低微,但得遇良师,在校长胡烈特先生(R.W. Hullett)的鼓励和帮助下,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为海峡侨生特别提供的女皇奖学金,赴英留学。在留英期间,所遇师长亦对他关爱有加。可以说,是在英人的扶持下,林文庆有机会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开始了事业的起点。对英属殖民地的政策,他曾如是评价:

香港、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的巨大成就固然归功于英国管理的本领以及人口不断增加之华人的事业进取心……但真正成功的秘诀乃在司法的公正执行以及提供华人足够发展能力的机会。[18]

林文庆对英政府的感激和效忠绝非口头文章。1900年8月17日,他和友人成立了海峡英籍华人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1901年,他率先入伍,履行英国公民的义务。一战期间,他在议会及各种公开演讲中号召英籍华人在战争期间为英皇效力。二战开始,他也通过报章和电台,不断宣扬英国作战之正当性和英国必胜的信念。[19]

从以上这些活动的时间来看,林文庆对海峡英籍华人的身份认同与对英属殖民地政府的效忠从未因其认同儒家思想和关心中国政治而有所动摇。由于林文庆为殖民地政府所做出的杰出贡献,1957年1月1日,当他离世之时,殖民地总督和政府首席部长均亲致唁电。《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在首版以”Singapore’s Grand Old Man Dies”为题大幅报道,极尽哀悼之意。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林文庆真正接触中华文化是在留学英国之后。而在此之前,他整个知识体系主要是由英国文学、西方现代科学和基督文化所搭建起来的。当他留学英国期间,正值大英帝国历史发展的黄金时代——维多利亚时期。他曾亲眼目睹了这个西方帝国所取得辉煌成就并予崇高礼赞:

维多利亚时代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在文学、科学和哲学等领域,那些作家和思想家们,以他们的作品,树立了伟大的丰碑。而各种科学理论的运用……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切使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成为十九世纪最值得纪念的政权。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达尔文(Darwin)和华利斯(Wallace)的思想破除了迷信,为英帝国乃至整个文明世界带来了科学、哲学、文学以及宗教的革新。[20]

这篇为了庆祝维多利亚政权六十周年的文章发表于1897年。而在1894年,林文庆已开始宣扬儒家思想了。显然,他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并未因为接受中华文化而发生冲突,事实上,在他真正开始阅读儒家经典时,他的头脑已完全接受了西方文学、哲学和科学的洗礼。而这个知识体系正是他理解儒家经典的基石和参照。从他的文章来看,他对儒教思想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于他对达尔文理论以及西方宗教的理解上。(详见下节论述)

三、林文庆在儒教运动中的思想论战及其思想背景

从林文庆本人以及他的亲友们的回忆记录来看,他开始学习中文的契机,源于留学期间发生的两件事。其一是由于他不懂华语,而不被中国同学接纳;其二是一位讲师请他代译一份中文手卷,他无力完成。[21]仅就这两件事,便将林的学习动机解读为一种“民族自尊心”的驱使,[22] 似显论据不足。

目前尚无资料显示这一阶段林文庆已产生了思想上的巨变。他对儒家思想的兴趣究竟起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但根据他回国的时间(1893)和开始宣扬儒教的时间(1894),大概可以推测,他在留学期间可能或多或少已经接触了一些有关儒家思想的内容。不过,按他本人所述,此时他尚需借助英文教材来学习中文[23],可以想见,他对中国思想及文化的接触,恐怕主要是借助英文材料的介绍。

但是,正如上节所言,在林文庆真正开始阅读儒家经典时,他的头脑已经接受过西方文学、哲学和科学的洗礼了。并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正是这个体系帮助他阅读和了解儒家经典。尤其是基督教和达尔文主义,成为他认同儒教的主要思想背景。

颜清湟、李元瑾等学者都指出林文庆的第一次婚姻是他思想转变的又一个重要契机。1896年,林文庆迎娶了中国学者黄乃裳的女儿黄瑞琼女士。[24]学者往往只强调这父女二人对林文庆了解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却忽略了这二人的另一身份,即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已经不是林文庆第一次受基督徒的影响。他中学时代的恩师胡烈特校长以及留英期间的几位关爱他的教授都是基督徒。他的中学同学兼好友宋旺相不仅是虔诚的教徒,而且长期领导新马华人基督教协会,在新马基督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林文庆的第二任妻子殷碧霞女士也是基督徒。尽管林本人受洗的时间尚存疑问,[25]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基督教有较深入的了解,而他关于儒家思想的很多论述都是以基督教作为参照来展开讨论。甚至为此掀起了新马地区一场长达十五年(1895-1910)的儒教与基督教的论争。[26]

根据李元瑾的研究,林文庆从1894年开始为儒教演讲。1895年他发表<宗教在中国的影响力>(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in China)一文,泛论了儒教、道教、佛教、回教及基督教,力证儒教之合理性。[27]是时,林文庆认同儒教的态度已极其鲜明。值得注意的是,在林眼中,儒教是被视作宗教对待的。[28]因此,他最初主要是通过与其他宗教的比较来理解儒家思想的。

此文发表后曾引起西人的热烈回应,双方展开了辩论。最终,林文庆态度强硬地回复道:“基督教的输入对中国没有好处,中国人很容易根据传教士的行为,而不是通过检视宗教教义来判断基督教本身。基督教对欧洲的贡献也很小,现代文明和现代宗教是归纳哲学的成果,而非拜基督教圣经所赐。”[29] 自此,一场旷日持久的交锋掀开了序幕,直到1910年才稍稍平息。正好贯穿于整个新马儒教运动之中。[30]在这段时间,林文庆发表了一系列宣传儒教的文章,主要都是针对基督教来立论的。

1899年《日新报》上连载了林文庆<论儒教>一文。这是林少数以中文撰写的文章之一。[31]此文肯定了各宗教皆教人为善之立意,但对比孔子之“不语怪力乱神”,他明确批评了其他宗教多鬼神怪诞之说,盛赞儒教在众教之中为“大中至正”:

彼夫他教之言地狱者,无论必无其事,即曰有之,亦可见其教之力量不足以化人。故天下有不善之人,而不得不以地狱偿其罪恶。地狱之说,固孔子所不言。即天堂,亦未尝言也。然古人谓死为升天,孔子不驳其说,可见孔子之心,固以升天之论为然。门人以死为问者,则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答门人之言虽如此,其实孔子知人之生也由于天,死亦由于天,不过以无确实凭据之可考,故置之不言耳。是故信儒教之人,但当信天。孔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又曰:“天之未丧斯文也,桓魑其如予何?”天下间至乐之遇,天为之;至苦之遇,亦天为之。奉最大之天,而万物莫能外,其余鬼神怪诞之说,又何取焉?!今日者天下人悉弃其可信之天,而求鬼神怪诞之说,此所以民智不开也。[32]

应该说,林文庆最初也许并不是针对基督教而立论,而是包括佛教、道教、回教等等统而论之。但在随后的论战中,矛头所指,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尖锐。这有两个原因造成。首先,在诸多宗教中,林文庆对基督教的了解最深,故而能有的放矢。其次,回应他的主要是基督徒和传教士。双方的笔战愈演愈烈,以致变成了儒教和基督教的教义论争。下面是这个论战的过程的简述。

1899-1900年,林文庆在自己创办的《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上连续发表了六篇<Straits Chinese Reform>,继续批评基督教的迷信和传奇色彩。其否定灵魂的说法引起了教徒的激烈反弹。《海峡时报》登载了很多读者来信,称其为“异教徒”、“唯物论者”。并挖苦他为“女皇奖学金培养出的一位能向神和天堂作出猛烈挑战的人”等等。[33] 但林文庆依旧故我,在接下来的两年,他又在《海峡华人杂志》上发表了以下文章:

1900年12月,<灵魂>, 试图以科学论证灵魂之不存在。[34]

1901年9月,他以“Historicus”为名发表了<圣经教义与基督教实践的省思>,批判基督教之不可实践性。[35] 同年12月,有人以“Evangelicus”为名发表<圣经教义与基督教的实践>,对林的观点加以反驳。[36]

这场论争的高峰是1904-1907,这四年间,林文庆连续在《海峡华人杂志》上发表了十篇以“儒教”为题的文章。至少八篇都出现了直接批评基督教的文字。自然,这些文章招致了激烈的回应。双方在《海峡华人杂志》上你来我往,展开笔战。1907年,《海峡华人杂志》停刊,但论争并未就此结束。1909-1910年,林文庆又发表了两篇批驳基督教的文章,同样招致反击。下表列举了双方从1904-1910年的笔战情况:

 

时间

林文庆

回应

1904.6

Confucian Cosmogony and Theism

 

1904.9

Confucian Ciew of Human Natiure

Rev. W. Murray,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1904.12

The Basic of Confucian Ethics

 

1905.3

The Confucian Code of Filial Piety

Rev. W. Murray, ”Where Confucius Fails”

1905.6

The Confucian Cult

 

1905.9

The Confucian Ideal

Rev. W. Murray, ”Recent Criticism of Christianity”

1905.12

The Confucian Doctrine of Brotherly Love

 

1906.12

The Status of Women under a Confucian Regime

E. C. Sanderson, “Some Popular Objections to Christianity”

1907.3

The Confucian Code of Conjugal Harmony

 

1907.6

The Confucian Ethics of Friendship

E. C. Sanderson, “Christianity’s Conception of Womanhood”

1909.6

Confucianism in the Far East

Rev. W. Drury, “Criticism on ‘Confucianism in the Far East’ by Dr Lim Boon Keng”

1910.6

Darwinism and Religion

  1. W. Still, “Criticism on ‘Darwinism and Religion’ by Dr. Lim Boon Keng”

 

从论战的内容来看,双方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教义的论辩,即谁更合理、谁对人类最有益。

这里,有两点须特别注意:

首先,尽管林文庆对基督教有诸多批评,但他不是一个反宗教主义者。相反,他始终认为儒教是一种宗教。而且,他一直努力宣扬的是——儒教才是真正能为全人类所接受的合理的宗教。

总结而言,儒教的理想与世上的那些优秀宗教的理想相去不远。不仅如此,它可以被欧洲和全世界每一位有教养的人所接受。现代科学的新发现无损它的教义,而随着世界的进步,应及时加速对儒教的广泛宣传,因为它的确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也最成功的宗教。[37]

其次,林文庆之所以认为儒教优于其他宗教,主要是以现代科学为检验标准。他赞赏宗教引人向善的社会功能,但是坚决反对宗教中所谓“怪力乱神”的部分。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这些内容经不起科学的论证。例如:

近世的发现和进步的学识已证实创世故事的传奇性,而基督教教条却完全建立在这上面。创世纪中亚当的被创造和堕落,是基督教整个神学理论系统的一大缺点。[38]

基督教之赎罪教条,建立于犹太传说上,几乎每位有理性的人都承认它如今已不能被认真地保留。[39]

佛教徒和基督徒温顺地忍受不公正和迫害,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敌人将受到更严酷的惩罚。然而自然界偏向竞争与淘汰的原则。人们不准备为权利而斗争,则必须屈服于侵略、压迫和奴役之下。[40]

强调科学与理性是林文庆思想中的重要部分。这一方面与他的现代医学教育背景有关,但更为关键的是,他是达尔文理论的忠实信徒。这位同样曾在爱丁堡大学学习过医科的伟人对林文庆的影响极其深远。“达尔文主义”、“进化”、“自然淘汰”、“适者生存”等字眼时常出现在他的文章中。他不仅将之作为推动社会改革的理论依据,而且主张以进化论的观点来检验宗教教义。他在<达尔文主义与宗教>(Darwinism and Religion)一文中,列举了达尔文主义与基督教教义的冲突,以此驳斥创世论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基督教条。同时他强调宗教必须去除与人类经验脱节的部分,接受达尔文主义的检验。[41]

相比之下,他认为只有孔子的学说最具有科学、理性的态度:

孔子清楚地意识到,浪费人的精力试图去解释那些无法调查的事是无谓的,也是危险的。……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一不可知论的原则在2500年后,被赫胥黎教授(Prof. Huxley)宣布为科学的信条。[42]

在未来,儒教、佛教和基督教将为争夺世界之“霸权”而斗争……儒教可与自然科学携手合作,除去旧世界的迷信而毫发无损。佛教则过于不实用,必遭失败。至于基督教,其能继续生存全赖于教义上之激进改革,否则不管在欧洲或任何国家——如日本、印度或中国——随着科学势力的蔓延,基督教将无法立足。[43]

耶稣和佛都提倡贫穷和以德报怨,孔子则提倡学问和以直报怨。对于财富既不轻视也不崇拜。……如果佛教和基督教真的被应用于现实生活中,那么智者和善者将在一个世纪里消失。[44]

儒教不去追求无法达至的理想,只希望为人们提供可遵行的准则。[45]

总结而言,林文庆对儒教的认同首先基于他对其宗教价值的肯定上。他相信儒教比其他宗教具有“更大的道德实效”[46];其次,他认为儒教更合乎理性,也更能经受现代科学的检验。因而也更符合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林文庆并非以一种盲目的民族热情来接纳儒家思想,而是以一种理性分析的眼光来看待它。他有一个受西方科学训练出来的头脑,在宗教问题上,他始终抱着以科学评判宗教的态度。不论是批评其他宗教还是褒扬儒教,他的最高标准就是合乎科学、理性。因此,他对儒教的认同并非建立在对“民族身份”的追求上,亦非由“民族的认同导向了文化的认同”。相反,对于儒教的认同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他对汉民族身份的认同。

结论:新马儒教运动性质的再思考

以往学界对于新马儒教运动的考察,主要是将之放在华人社会内部的改革背景下来考虑,把这场运动视作新马华人社会对于中国维新运动的呼应,或者对于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换言之,它被理解为新马华人处在东西方文化的夹击下,寻求定位的一种表现。因此,学者们在阐释这场运动的性质时,往往将之视作华人在“民族认同意识”下的一种“文化回归”行为——“试图在异族的围绕中,复兴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伦理价值。”[47]

这样的说法固然有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形势下,这的确符合很多海外华人的心理需求。但这种笼统的提法也恰恰忽略了这场运动的复杂性。正如颜清湟所指出的,新马儒教运动与中国的尊孔运动的一个显著不同就是领导层的复杂背景。复杂背景也往往带来了复杂的动机。[48] 然而,尽管关注这场运动的学者都注意到了林文庆身份与思想的特殊性,但由于过分倾向于从身份认同来解释人物的思想认同,使这个“特殊”的人物和这场“复杂”的运动仅仅变成一个简单的相互印证关系——即都是在寻求民族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走向了文化的认同。

从林文庆的成长经历与思想发展来看,他认同儒教并不是受民族热情的驱使。事实上,林文庆推行儒教并非只针对华族而言,尽管从情理上,他的确更关心这个族群的生存状况,但他在宣扬儒教的时候,一直强调的是,这是一个有益于全人类的宗教,也是一个能被全人类共同接受的宗教。另外,林文庆的在儒教运动期间的宣传文章绝大多数是在《海峡华人杂志》上以英文发表的。他所针对的读者主要是不谙中文的海峡华人和西方人。事实上,与他展开论辩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一些基督徒。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以一个儒教的传教士身份在和基督教展开宗教对话。

由是观之,林文庆推行儒教的动机不应简单理解为“在当地华人社会中复兴传统的中国道德价值观以及重申中国化的主张”。他似乎更有意将之提升为人类社会普遍能够采纳的一种宗教。从1897年始,他便将儒教放在与各宗教比较的基础上来论述它的优越性,尽管他认为华人更应该“坚守祖先宗教信仰中的精粹”,[49]但同时他更坚信儒教“是一种具普遍性的宗教,寻求全体人类的利益”。[50]在这个意义上,林文庆的儒教推行活动实已跳出了华人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大的社会空间。他不只希望在华人社会生活中复兴儒教,更希望能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谋求儒教的一席之地。尽管林文庆的个人意念并不能代表新马儒教运动的总体趋向,但他的积极参与的确为新马儒教运动增添了更为丰富的色彩。

 


[1] 有关这次运动的时间点有不同说法。颜清湟(Yen Ching-Hwang)认为是1899-1911;梁元生则以1897为起点,至1909-1910年淡出;李元瑾则定为1894-1911。见Yen Ching-Hwang, “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1899-191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vol. 7, No.1 Mar., 1976. pp33-57. 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与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料汇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页3。李元瑾<新马儒教运动(1894-1911)的现代意义:以1980年代新加坡儒学运动验证之>,载李元瑾主编,《南大学人》(新加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1),页171-190。本文采取较为宽泛的说法,故取1894-1911。

[2] 有关林文庆的生平,可参考陈育崧的<林文庆传>,《南洋学报》(新加坡:南洋学会,1965)第19卷,页129-133。另有Khor Eng Hee 的“The Public Life of Dr. Lim Boon Keng”(Unpbulished B.A. Hons. Thesis, University of Malaya, 1958), 此书后由陈育崧、李业霖合作编译为中文单行本《林文庆传》(出版信息不详)。此外,也可参考李元瑾,《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0)。

[3] Yen Ching-Hwang,“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1899-191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vol. 7, No.1 Mar., 1976. P.35.

[4] 关于林文庆是否为基督徒,有不同的看法。对此,李元瑾曾有多方考证。详见氏著《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圆,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硏究》。

[5] Yen Ching-Hwang, 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1899-1911, P.33.

[6] 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圆,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硏究》,页253。

[7]王润华:<林文庆与鲁迅、马华作家与郁达夫冲突的多元解读:谁是中心,谁是边缘?>,《亚洲文化》第30期,2006年6月,页108。

[8] Yen Ching-Hwang, 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1899-1911, p52..

[9] Ibid. p52.

[10] Ibid. pp.36-37.

[11] 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圆,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硏究》导论,页1-2。

[12] Lim Boon Keng, “Our Enemies”,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 No. 2, June, 1897. P55. 按:引文中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以下同。

[13] Lim Boon Keng, “Straits Chinese Reform 1——The Queue Quesetio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3, No. 9, Mar, 1899. p23.

[14] Lim Boon Keng, “ Straits Chinese Educational Needs”,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8, No. 1, Mar, 1904. pp.10-11.

[15] Lim Boon Keng, “Ethical Education for the Straits Chines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8, No. 1, Mar, 1904. p25.

[16] Lim Boon Keng, “The Prospects of the Straits Chinese”, in The Great War from the Confucian Point of View, and Kindred Topics.(Singapore:The Straits Albion Press Ltd. 1917), p77.

[17] 林文庆:<混乱之世界>,《南洋商报》,1940年12月1日。

[18] Lim Boon Keng, “The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Proceeding of the 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 Feb.,1910, pp.168-169.

[19] 有关材料转引自李元瑾:《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页39。

[20] Lim Boon Keng, “The Diamond Jubile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 No. 1, Mar, 1897. pp25-26.

[21] Khor Eng Hee著,陈育崧、李业霖译《林文庆传》,页4。这两件事在颜清湟、李元瑾等人论述中都有引用。

[22] 同注9。另外,

[23] 《南洋商报》,1926年2月2日,标题“林文庆先生在中华俱乐部之演说词(一)”。

[24] 黄乃裳举人出身,曾参与康梁维新。其女黄瑞琼精通中英文,在出嫁前便已游历欧美,对东西文化均有一定造诣。Song Ong Siang, “In Memoriam——Mrs. Lim Boon Keng”,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9, No. 4, Dec. 1905, p151.

[25] 李元瑾曾对这个问题做过多方考证,详见《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页99-100。

[26] 李元瑾:<新马儒教运动(1894-1911)的现代意义>,载李元瑾主编,《南大学人》(新加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1),页174-175。

[27] 李元瑾:《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页98-99。

[28] “儒教是一种宗教”的观点,林文庆曾明确提出,见Lim Boon Keng, The Great War from the Confucian Point of View, and Kindred Topics. P1.

[29] 转引自李元瑾:《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页208-209.

[30] 关于这场论争的始末,详见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圆,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硏究》,页268-276。

[31] 按:林文庆大多数论文皆以英文书写,根据此文的写作时间和中文程度来看,笔者推测此文可能是经过他的亲友的润饰。

[32] 林文庆:<论儒教>,《日新报》,1899年12月13、14、15日。

[33] 转引自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圆,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硏究》,页272-273。

[34] Lim Boon Keng, “The Soul”,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4, No. 16, Dec, 1900.

[35] Historicus ( Lim Boon Keng), “Reflections on Biblical Teaching and Christian Practic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5, No. 19, Sept, 1901.

[36] Evangelicus, ”Biblical Teaching and Christian Practic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5, No. 20, Dec, 1901.

[37] Lim Boon Keng, “The Confucian Ideal”,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9, No. 3, Sept. 1905.p119.

[38] Lim Boon Keng, “Confucian Cosmogony and Theism”,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8, No. 2, June. 1904. P78-79.

[39] Ibid, p85.

[40] Lim Boon Keng, “National Stagnation and its Remedy”, in The Great War from the Confucian Point of View and Kindred Topics. P49.

[41] Lim Boon Keng, “ Darwinism and Religion”, Proceedings of the 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 June, 10, 1910. 转引自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圆,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硏究》,页274。

[42] Lim Boon Keng, “Ethical Education for the Straits Chines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8, No. 1, Mar.1904, p29.

[43] Lim Boon Keng, “Confucianism in the Far East”, Transactions of the 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 Singapore, Vol. 17, June 11, 1909, p50. 转引自李元瑾:《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页104-105。

[44] Lim Boon Keng, “Ethical Education for the Straits Chines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8, No. 1, Mar.1904, pp29-30.

[45] Lim Boon Keng,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in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 Singapore, Vol. 3, Oct. 12, 1895, p68. 转引自李元瑾:《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页104。

[46] Lim Boon Keng, “Socialism among the Chinese”, Proceedings of the 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 Dec. 12, 1913.p136.

[47] 李元瑾:<新马儒教运动(1894-1911)的现代意义:以1980年代新加坡儒学运动验证之>,《南大学人》,页177.

[48] Yen Ching-Hwang, 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1899-1911, p49.

[49] Lim Boon Keng, “Why China must Declare War against Germany” , in The Great War from the Confucian Point of View. Pp65-67.

[50] Lim Boon Keng, “Socialism among the Chinese”, Proceedings of the 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 Dec. 12, 1913.p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