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常与变异:新加坡的孔教 - 林纬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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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常与变异:新加坡的孔教

林纬毅

 

作者簡介: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学士、荣誉文学士(第一等)、南洋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文学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国华侨大学哲学院客座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新加坡道教学院学术顾问、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学术顾问、新加坡儒学会理事。曾任中国厦门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曾兼职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新加坡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义安学院中文系、新加坡道教学院、马来西亚南方学院中文系、韩江学院中文系。著有《法儒兼容:韩非子思想的历史考察》,主编《民间文化与宗教信仰》、《城隍信仰》及《别起为宗:东南亚的儒学与孔教》。

研究范围:先秦儒道法思想、孔教、道教与民间信仰。

 

前言

孔教是一宗教,清末民初陈焕章先提出五大点,论说孔子为以教主,继而提出十二论点,“详说孔教之是教焉”[1],今人汤恩佳博士更是身体力行,尽毕生精力推广孔教。他在中国国内、尤其香港以及其它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韩国等国弘扬孔教;《汤恩佳尊孔之旅环球演讲集》记载了汤博士在世纪各地尊孔宣教的足迹。

有关儒教问题,近年来在中国国内多有论争,吾友韩星有《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2]。大致而言,中国国内学者大多不以儒教为宗教,这一论调或是国内对“宗教”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延伸。我撰写本文无意加入儒教是不是宗教的论争,这是没有意义的。意识形态的先入为主对于事实的论证是没有帮助的。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根据新加坡的实际情况,肯定新加坡华社在历史的发展中,确实有孔教的存在。

在新加坡的历史发展和华族人民生活中,有拜孔子的民俗和孔教的信仰,这是不容抹杀其事实。其本质原因无他,是源于孔子是华人共同接受的至圣先师,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根源,对中国人影响之深、之广,可说是无底、无外的。在中国国内如此,先民移居海外也是如此。

新加坡的孔教开始于十九世纪中期而成于二十世纪之初,是由两个源流汇集而成的:一是中国人相沿成俗的祭孔,并结合学校教育的学、教合一的模式;二是配合中国国内建立孔教为国教这一体制,而由中华总商会发起的南洋孔教会的模式。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改变、双语教育的分流,新式学校的建立致使学、教的分离。在中国国内政局的剧变,新加坡华社的多元复杂化以及中西文化的冲击下,南洋孔教会在建立体制的努力以失败收场。新加坡的孔教,不论是学、教合一的模式或是建立体制的模式,在历史的发展中,经历改变。前一模式在学、教分离后,配合当今家长、学生考试至上的心理,演变成为盛行的庙宇祭孔活动;孔子似乎从圣坛步下,走上神坛;新加坡的儒学从花果飘零进入孔教的香火鼎盛[3]。后一模式,在建立体制失败后,经历了守持、彷徨与致力重建的努力。

新加坡的孔教因时代的发展而变异是必然的;但是,在变异中也有恒常不变的成分。大致而言,变的是活动的内容、形式和主持者的心态;恒常不变是“尊孔”这一放诸四海皆准、垂诸百世而不惑的金字招牌。之所以恒常不变,我很喜欢中年儒学研究者干春松所用的“儒家的惯性”的说法。他先引用英国人吉斯坦《现代性的后果》的一段话,而后提出了儒家惯性对中国人生活的意义:

吉登斯说过:“传统是惯例,它内在地充满了意义,不仅仅是为习惯而习惯的空壳。时间和空间不是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来的空洞无物的维度,而是脉络相连地存在于活生生的行动本身之中。惯例性活动的意义既体现在一般意义上对传统的尊重乃至内心对传统的崇敬上,也体现在传统与仪式的紧密联系上。仪式对传统常常是强制性的,但它又是令人深感安慰的,因为它注入的是一整套具有圣典性质的实践。总的说来,就其维系了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连续性并连结了信任与惯例性的社会实践而言,传统提供了本体性安全的基本方式。”这段话如果用来描述儒家传统对于中国人生活的意义是十分贴切的。的确,经过近两千年的陶冶,儒家的价值观在许多方面已经转化为中国人的社会习俗和生活方式。由于人们习惯于将儒家的价值观作为无须证明的真理(天理),因此以儒家的观念来判断是非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4]

学、教合一的孔教及其变异

英国人莱佛士1819年在新加坡设立商港之后,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吸引了包括中国的各国商人前来经商,使新加坡成为著名的国际商港。在新加坡经济的发展拉力和中国国内形势的推力下,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福建、广东省人民大量移居新加坡。移民促成了移神,这当然包括民间源远流长的尊孔、祭孔活动。

崇文阁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根源,更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尊敬孔子是中国人必然、普遍的心理。因此,新加坡华社早期华人社会办书院、学校是要以中国式的儒家教育来培养人才。新加坡第一所具有学校雏形的学习场地是崇文阁,在道光己酉年(1849年)兴建,建成于咸丰壬子年(1852年)。〈兴建崇文阁碑记〉:

于道光己酉年兴建,至咸丰壬子年落成,其巍然在上者,所以崇祀梓潼君也,其翼然在下者,所以为师生讲受也,侧为小亭,以备焚化字纸。每岁仲春,济济多士,齐明盛服,以承祭祀,祭毕并送文灰而赴于江,因颜之曰崇文阁,所以宏正道,宪章文武,贤(?)而入圣域也,虽僻陋在夷,与文物之邦异;然人杰地灵,古今一理。斯阁也,背冈峦而面江渚,左连风寺,右接龙门,山川既已毓秀,文运遂卜咸亨,从兹成人小子,读孔孟之书,究洛闽之奥,优柔怀性,培养天真,化固陋为文章,变鄙俗为风雅,则斯阁之建,其有裨益于世道人心者岂鲜浅哉。[5]

从中,我们知道崇文阁所用的主要教材乃是孔、孟、朱熹思想等儒家内容。对儒家思想的传播除了教材外,更注重以祭祀仪式对文昌帝君的崇拜,教育与宗教结合,双管齐下,以达到教育目标:“宏正道”、“宪章文武”,达到“入圣域”的目标。当时的教育特征是为理想的人文目标而教育,为的是“优柔怀性,培养天真,变鄙俗为风雅”,希望做到“有裨于世道人心”,让学子向往“圣域贤关之正途”,其终极目标是“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使荒陬遐域,化为礼义之邦”。

翠英书院

萃英书院为新加坡第一所华社设立的学校,创立于1854年(咸丰甲寅年)。《英书院碑》:

我国家治隆于古,以教化为先,设有庠序,其由来久矣。然地有宽严之异,才有上下之殊,立教虽属无方,而讲学尤宜得所,信乎士林之攸归,在乎黉宇之轮奂也。新加坡自开创以来,土俗民风虽英酋之管辖,而懋迁有无实唐人之寄旅,迄今越四十有年矣。山川钟灵,文物华美,我闽省之人,生于斯聚于斯,亦实繁有徒矣,苟不教之以学,则圣域贤关之正途,何由知所向往乎?于是,陈君巨川存兴贤劝学之盛心,捐金买地愿充为党序之基,欲以造就诸俊秀,无论贫富子弟咸使之入学,故复举十二同人共勷董建,且又继派诸君以乐成其美,择日兴工,就地卜筑,中建一祠为书院,崇祀文昌帝君、紫阳夫子神位。东西前屋连为院中公业。经于咸丰甲寅工成告竣,因颜其院曰萃英,盖萃者聚也、英者英才也,谓乐得英才而教育之,每岁延师,设绛帐于左右中堂讲授,植桃李于门墙。…...他日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使荒陬遐域,化为礼义之邦,是皆巨川君与时而君以及都人士之所贻也。[6]

从翠英书院供奉文昌帝君和朱熹神位,并在每逢七月初七,院中师生焚香供祀文昌星魁,可以看出鲜明的教育与宗教的结合。

天福宫画一轩

天福宫是新加坡供奉妈祖的最大庙宇,左厢有画一轩,是崇奉孔子的神坛。我认为这是新加坡孔教形成的一个例证。画一轩的两边有对联:

圣德遍万方尊卑同敬仰,

神光周六合商贾尽输诚。

上款:光绪丁酉年桂月书望日置,下款:武咭巴唆弟子蔡顺龙答谢。光绪丁酉年是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值得注意的事,上下联以“圣德”、“神光”启句,圣与神相得益彰,显示孔教作为圣教,是一宗教信仰。从对联的“万方尊卑同敬仰,六合商贾尽输诚”可知当时民众、商贾对孔教的竭诚敬仰,这是从民间的拜孔子而向孔教靠拢的一种事实。这一事实和两年后翠英书院的从祭祀文昌帝君改奉孔子,更是说明新加坡孔教的形成。

翠英书院从1854年起到1899年,拜了将近45年的文昌君,到了1899改拜孔子。《日新报》1899年10月13日报道“书院更章”:

月之初八日,翠英书院绅董陈君若锦、李君清渊、许君山治、林君和坂、蔡君三重等,于午后二点种齐集院内,会议书院更章之事。本坡总领事罗叔羹方伯亦命驾而至,所议各节皆义学中紧要之事,惟有一节革旧更新,极洽众意。向例院中每逢七月初七日,院中生徒醵香供祀文昌星魁,相沿成习,不知其非。今则议定明年为始,改期于八月廿七日恭祝大成至圣孔子圣诞,而七月之例概已删除。众皆称善,著为定例。窃思翠英书院创建至今,将垂四十年之久,今一旦改变旧制,足见诸绅董之深明大义,择善而从也。[7]

翠英书院从农历七月初七供祀文昌帝君改为八月二十七恭祝孔子圣诞是一重要事件,我们从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罗叔羹的莅会,可见其一斑。文昌帝君全称是文昌梓潼帝君,简称梓潼君、文昌君,是保护文运与考试的神祇。中国有“北孔子,南文昌”之说,可见南方文昌梓潼帝君信仰之盛。梓潼文昌帝君虽然是主管文运、考试的神明,以商绅为主的办校者,以仕途为考量而崇拜文昌帝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早期的新加坡华社,教育目的不是入仕,也非以考试为重,改奉孔子是正确的做法。我们将这一改制,和天后宫画一轩的对联合并解读,正说明孔教在新加坡以学教合一的形式正式形成。

正如前面所说,时代的进步、社会的改变、双语教育的分流,新式学校的建立,致使学、教的分离。然而,登上了神坛的孔子,配合儒家思想的惯性,民间的拜孔子习俗随着考试至上的民众心理,不断提升。许多庙宇都设有孔子圣像,在孔诞举行拜孔仪式。在考试前后、开学时期,新加坡的许多备有祭孔仪式的庙宇,信众学子众多,祈求或答谢金榜题名、考获优异成绩者,比比皆是。

三清宫孔子殿

在新加坡诸多庙宇的祭孔仪式中,以韭菜芭城隍庙三清宫的祭孔仪式最为盛大,也最具有代表性。“三清宫”建于2002年,是新加坡最大的道教宫观,其左殿为孔子殿,供奉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像,是目前新加坡最具规模的孔庙。

三清宫孔子殿在2003年9月22日(农历八月二十六),举行首次盛大的祭孔仪式,由三名资深道长以庄严的全真道教科仪进行,配合正统道乐队的演奏,约有1500名学生参与,场面壮观。此后,三清宫孔子殿在每年孔诞前后的星期日,都举行同样的仪式,人数可达二千人。请观看三清宫孔子殿的祭孔录像片段。

三清宫孔子殿是新加坡唯一备有专供的祭孔金纸、祭品的孔庙:

力求建立体制的南洋孔教会

南洋孔教会成立于1914年,原名是实得力孔教会,1949年改名为南洋孔教会。继陈焕章于1912年在上海成立孔教会,以及其后在北京、烟台、香港和澳门等地相继成立分支机构之余绪,新加坡的实得力孔教会也在1914年高调成立,作为中国的孔教会的新加坡分会。陈焕章在中国成立孔教会的目的是为孔教建立一个体制,尝试争取孔教成为中国的国教。同样的,实得力孔教会的成立也是以在新加坡华社建立体制。它是由当时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发起,召集各界有道之士会商筹划而成立,并向本地政府注册立案。其宗旨为:(一)宣扬与振兴孔夫子之教育道德文化;(二)赞成万国和洽太平;(三)扶助格致各种学问及善举[8]

实得力孔教会的起步是利用中华总商会这一华商最高机构的名义,加上商界钜子和社会名流的声势,寄望建立起一个体制。第一任会长为潮帮富商廖正兴,其他董事有林文庆、陈延议、林秉祥、薛中华、薛院武、黄瑞朝、林竹斋、王会仪、陈仙钟、林义项、陈德润、蔡子庸、洪福彰、陈喜亭、谢有祥等。实得力孔教会的会所就附设在中华总商会,中华总商会的会员也是实得力孔教会之会员。

实得力孔教会建立体制的努力首先表现在将孔诞建构成为华社,尤其是华商的共同庆典,除了假中华总会礼堂召集各界人士,举行庆祝典礼,也号召全新加坡华社响应。实得力孔教会的1914年章程第八条“纪念”:一、恭祝孔夫子八月二十七日诞辰纪念并宣布孔教主义;二、纪念日应请休业一天。其所建立的体制也涉及礼教、学校于社会教育。章程第四条"庶务之下,分礼教、教育、政治方面。礼教分以下五点:

一、订期宣布圣道,无论休息日方便时均可举行,举行处临时定之。

二、讨论婚礼规定,通告划一进行。

三、讲究简便统一祭礼。

四、编订丧葬礼节。

五、创设传道师范传习所或学堂,以讲究圣贤经传正道。

教育方面也有四项任务:

一、预备道德学读本及宣教规则。

二、倡辨各学校或大学堂或专门学校等类。

三、刊发无论汉文或他种文字之报报类书籍。

四、设立总议论会、总讨论会及游历会。

在政治方面,则是不涉及真正的政治,而在广泛的社会教育,计有:

一、赞助道德,劝戒节欲,俾人道之实益。

二、鼓吹赞成万国人类太平之意义。

三、疏通各教互相逊让及联络各国、各埠、各孔教会道德社会进行人群普及之友爱。

四、请政府设法维持禁止凡有阻碍人伦风俗种类各等之弊端。[9]

尽管实得力孔教会有家里上述体制的雄心,显然这努力是失败的。以庆祝孔诞来说,在实行几年后就碰上阻力,正如蔡多华所说:“仅举行数载,而为少数不明孔子学说之真谛者所破环,诬为不合民主国家潮流”[10]

根据章程,实得力孔教会的一项重要活动是讲经会,章程第七条“演说”下:

一、凡属董事会员等均得担任演说或由董事专请名誉人员或特别人员临时演说。

二、传道演说员须明孔教要旨。

三、传道演说员须有本会发给执照为凭,若该员未得执照以前,本会董事有权得请其当堂试验,至于合格然后,发给执照。

四、预备编辑孔教要旨、书籍问答等书以为演说员之用。[11]

实得力孔教会刊登《孔教讲经会征集同志小启》[12],志日为孔圣二千四百七十七年九月,即是1926年。但是讲经会从1926年9月到1928年5月即停办,仅办了不到两年。根据蔡多华的说法是:“山东惨祸即于是时发生,反对者又乘机阻扰致演讲会暂时停止,避免发生枝节。[13]”根据南洋孔教会所保存的一张公启,讲经会“暂停”的原因是“林君竹斋仙逝之后,尚无正式相当之人,可以继任负责,对于应办一切,实难周全”[14]

该会在1928决定开办报社,初版《国粹报》,经已筹足资金并购买印刷机器和字版,但在1930年5月间议决停办。对于《国粹报》停办的原因,蔡多华说:“林竹斋、廖正兴、王会仪、林志义诸先生相继各归道山。本会之力量顿形薄弱,当时会友竟有相继来函要求退出者”,“本会之力量顿形薄弱,当时会友竟有相继来函要求退出者”[15]

以上所述,说明实得力孔教会在建立体制上的失败。其失败原因就新加坡而言,是缺乏建立体制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从1915年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尊孔复古成为抨击的对象。因此,当力倡孔教为国教运动在几经波折而最终失败之后,作为中国孔教会分会的实得力孔教会就如无根的浮萍。中国国内的“国府通令禁尊孔”[16]是一政治现实。1928年的山东惨案在新加坡引起强烈的响应,新马孔教运动赖以促成的文化民族主义已被爱国主义、抗日悲愤、赈灾救国热忱所覆盖。在1929一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下,实得力孔教会只能延续,完全缺乏建立体制的条件。1942年日寇蹂躏新加坡,会务完全中断。

1949年改名为南洋孔教会之后,其所扮演的角色仍是维持与延续。其间,南洋孔教会第四任会长蔡多华,从1960年到1981连续担任会长二十余年,在延续孔教会的工作上,如自费举办孔诞宴会及正文比赛等,居功至伟。蔡氏家庭成员,蔡福达、蔡振乾昆仲、女公子才舜琴、蔡汉秀等人,都能继承乃父余志,出钱出力,支持南洋孔教会。这是南洋孔教会在蔡多华时代所建立的传统。蔡多华从实得力孔教会时代担任董事、司理开始到连任南洋孔教会会长二十余年,完成了它的孔教一生。

蔡多华时代过后,南洋孔教会进入一个漫长的坚持与彷徨的时代,历任会长黄奕欢、盛碧珠、胡克济,各尽所能,仍以维持蔡多华时代的孔教会为目标。在胡克济担任会长其间,南洋孔教会曾经彷徨在是否建立孔庙上。当时我是在任董事,撰写会议记录,了解甚详。为了筹建孔庙,南洋孔教会在2004年中成立了以杜南发为首的孔庙筹建委员会,并在2004年6月5日召开第一次筹建委员会会议。会上针对孔庙的名称做出讨论,结果是从孔庙、孔圣堂、孔圣殿三者中选出孔圣堂为暂定名称,英文名称则为Confucius Hall,Singapore。在会议上,杜南发提议筹款目标定在一千万,因为这样的数目就可以间多层用途的大厦,底层可作为祭孔之用,第二层为课室、讲堂、会议厅等,再上为图书馆。会上也建议表彰捐款这的方式:捐款十万及以上者给予永久名誉会长名衔,捐款五万者给予名誉会长名衔,捐款一万及不到五万者给予名誉理事名衔。杜南发当场表示将捐出十万元,分期交付。[17]

虽然,南洋孔教会在2004年6月间所成立的孔圣堂筹建委员会在2006年4月1日的2005-2006年第2次理事会议上解散,筹建孔圣堂的工作将继续由所有理事成员来进行。[18]

2007年郭文龙接任南洋孔教会会长,积极筹建孔圣堂仍是郭氏的工作重点之一。

在2009年5月3日举行的第三十届理事会2009年会员大会上通过向政府提呈备忘录,提议筹建孔庙(孔圣堂)。郭文龙强调在文明的和谐对话中,儒家思想绝对不能缺席,但是本地尚无一个有规模的孔庙来推广儒家思想,实为一大遗憾。因此提议写信给李光耀资政和杨荣文部长,建议由政府主导,在新加坡建立一间孔庙(正式名称待定)。郭文龙会长在提案时指出:这间孔庙可以成为传播儒家思想、进行学术研究的基地,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作出贡献。希望能够配合2011年世界华商大会在新加坡召开,进行奠基典礼,届时凝聚世界华人对中华文化和儒家思想的认同感,让新加坡成为全球华人思想文化的中心。郭文龙也已经向巡回大使许通美提起了这个构想,并获得了支持,愿意担任此项目的顾问。[19]

在第三十一届董事会的2010年常年会员大会的会务报告中,郭文龙在孔庙筹建报告中,将孔庙改成为孔子大学堂:2009年会员大会通过筹建孔子大学堂(原拟定名为孔庙)来推动儒家思想的议案,经过多次开会,集思广益,完成了项目的建议书和计划书。于2009年10月6日向杨荣文部长提呈建议书,他表示重视和支持。后又于12月31日提呈英文筹建计划书。此项目正在积极地推动之中。[20]

也难怪,徐李颖博士认为:建立孔庙或孔圣堂、走民间宗教的基本路线,一直是南洋孔教会的努力目标。只是到了2010年,为了避免孔庙所引起的宗教敏感,改用孔子大学堂的名称,以争取政府的支持。当然,在孔子大学堂的名称下,推广儒家思想的学术成分必然增加、加强了,但是还是建立在原本宗教的基础上的[21]

这时的南洋孔教会是彷徨在将孔子立于圣坛,还是神坛?

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建立孔庙或是孔子大学堂到现代并没有实现。我的看法是:孔庙是不可能实现的,孔子不会走上南洋孔教会的神坛。我更重视的是:从整个南洋孔教会的历史来定位郭文龙时代,那应该是一个努力重建体制的时代。当然,所谓的体制固然与实得力孔教会时代不同,它多注重于社会典范、道德模范的建立。郭文龙是属于中小商人,担任南洋孔教会会长的同时,也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他就任会长后,以商人的作风、灵敏的市场嗅觉,购置价值百万的会所,使这个将近百年的老店首次有了安身之地。他更大刀阔斧地改革南洋孔教会,广召会员,增办活动,尤其是全国性的大型活动,提升社会影响力,取得斐然成绩。据我所知,郭文龙对孔教会及有关活动的捐款和个人免息贷款,超过二百万。对南洋孔教会的如此手笔,即使是新加坡的大商人,也能望其项背。

在撰写本文期间,我有机会和郭文龙面谈,他重申要将南洋孔教会建立成为新加坡的社团典范,除了自我道德要求严苛之外,也对在任的各位董事有同样的要求,期盼社会人士对南洋孔教会和董事们有敬仰之意[22]

检视实得力孔教会建立体制失败的经验,我发现,郭文龙在建立典范的努力中也面对一些挑战。在新加坡现代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中,要建立以儒家伦理的典范,并要求人们(至少是南洋孔教会的董事们)接受、践行这一典范,将会比实得力孔教会时代更为费力。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年轻一辈的新加坡人,儒家思想的惯性――将儒家的价值观作为无须证明的真理,并以此来判断是非,已经失去了动力。对于大多数的老一辈的人来说,也正是由于儒家的惯性,尊孔也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南洋孔教会的董事们,除了少数的学者外,也是属于儒家惯性无意识的遵行者。正因此,郭文龙要求全体董事必须修读基本儒家思想课程,至少把《论语》读一遍。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社会,政府谨慎奉行宗教互信、种族和谐政策,这与过分尊孔不同调。“孔教”在字眼可能引起不知者、浅知者的一些敏感,这是政治领袖所必然顾及的。这是南洋孔教会在举办大型活动,邀请国家领导参与时的一些局限。大型活动的举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也会召引“弘道、弘人”[23]的不同观感。这是不容忽视的。

此外,一些繁琐的条例问题,也为郭文龙的重建体制、树立典范带来混扰。由于社团法令的限制,致使南洋孔教会在购买会所时必须经由信托人处理。因此,我们可以说南洋孔教会买了会所,产业价值飙升了80万,但是在法律上这会所还未属于南洋孔教会所有。郭氏已经对此不厌其烦的多次解释,也得到一些谅解,但这毕竟是一项急需处理的要务。2011和2012连续两年的两次修改章程将南洋孔教会的会员分为核心会员与普通会员,并规定他们的义务与权力,引起一些评论;尤其是2012年修改,其目的主要是免除普通会员在会员大会上的发言权[24],有资深的现任董事在私下和我的交谈中,也略有微词。撇除情绪问题,其中还真有爱之深、责之切的用心。做大事,要无小事。

尽管面对一些挑战,郭文龙对南洋孔教会体制的重建和典范的树立的努力,绝对应该是受到肯定的。

本文属初稿,内容及附注尚有待完善,请勿转载、引用。

 

 


[1] 陈焕章《孔教论》(香港:香港孔教学院,1911),页26至38。

[2] 韩星《儒教问题-争论与反思》(西安:陕西人民初版社,2004)。

[3] 徐李颖〈从花果飘零到香火鼎盛-新加坡儒教在民间发展的三种模式〉,载林纬毅主编《别起为宗:东南亚的儒学与孔教》(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10),页211-229。

[4] 引自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千零三),页326。

[5] 陈荆和、陈育嵩《新加坡华文碑铭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页283。

[6] 前书,页291-292。

[7] 转引自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洋-儒家与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料彚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页29。

[8] 实得力孔教会1914年章程,见盛碧珠主编《孔圣降生二五四五周年纪念、南洋孔教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双庆特刊》(新加坡:南洋孔教会,1995),页43。

[9] 参考〈实得力孔教会章程(1914年)〉,载盛碧珠主编《孔圣降生二五四五周年纪念、南洋孔教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双庆特刊》(新加坡:南洋孔教会,1995),页43。

[10] 蔡多华〈孔教会创设之缘起及新加坡分会成立之经过〉,载于盛碧珠主编《孔圣降生二五四五周年纪念、南洋孔教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双庆特刊》(新加坡:南洋孔教会,1995),页51。

[11]参考〈实得力孔教会章程(1914年)〉,载盛碧珠主编《孔圣降生二五四五周年纪念、南洋孔教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双庆特刊》(新加坡:南洋孔教会,1995),页44。

[12]见盛碧珠主编《孔圣降生二五四五周年纪念、南洋孔教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双庆特刊》(新加坡:南洋孔教会,1995),页52。

[13]蔡多华〈孔教会创设之缘起及新加坡分会成立之经过〉,载于盛碧珠主编《孔圣降生二五四五周年纪念、南洋孔教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双庆特刊》(新加坡:南洋孔教会,1995),页51。

[14] 该公启现存南洋孔教会。

[15]蔡多华〈孔教会创设之缘起及新加坡分会成立之经过〉,载于盛碧珠主编《孔圣降生二五四五周年纪念、南洋孔教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双庆特刊》(新加坡:南洋孔教会,1995),页51。

[16] 见《叻报》1928年,日期待查。

[17] 南洋孔教会孔圣堂(名称暂定)筹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2004年6月5日,下午2时30分,在61 Club Street,Simon KC Hu & Co 召开。

[18] 南洋孔教会2005-2006年第二次理事会会议记录。

[19] 南洋孔教会第三十届理事会2009年会员大会记录。

[20] 南洋孔教会第三十一届董事会2010年会员大会之会务报告。

[21] 徐李颖〈从花果飘零到香火鼎盛-新加坡儒教在民间发展的三种模式〉,载林纬毅主编《别起为宗:东南亚的儒学与孔教》(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10),页220。

[22] 会谈日期:2012年5月22日;地点:百胜楼04-11号;时间:上午10时30分。

[23] 《论语卫灵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24] 2012年4月22日南洋孔教会常年会员大会通过的章程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