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門六藝之教對現代通識教育的啟示 - 王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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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門六藝之教
對現代通識教育的啟示

王宏仁

 

作者簡介:台灣雲林人,一九六八年生,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所畢業‧文學博士,曾任: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總務主任、教務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並曾執教於臺灣首府大學、真理大學等校。現任: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專長:中國易學史、清代學術。著有:《胡渭經學研究》、《張惠言易學研究》等書

摘要:孔子首開中國平民教育之先河,其教學內涵多元豐富,具體表現在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之教,溯考史料文獻,六藝之教在夏商之時,已成為當時教育的原型,原在培養鞏固宗法社會結構的文武雙全的貴族子弟,然其內涵並未完備。下逮及周,六藝教育的內涵漸趨成熟,形成以禮為首,包含德育、智育、體育、美育的完整教學內容,成為貴族修養品格與調和身心需求的教育方法與途徑。孔子承繼周代以來六藝之教之傳統,禮樂又為孔子一生所追求,因之孔門六藝之教,是要使弟子們達到禮樂相濟,做為人格完善的基礎,實施射御之教,使學生體認到恭敬合節、進退有度的身心修養,才是射御的精神內蘊。至於書數之教,則是培養學生們的基礎語文與數學能力,為未來的學習奠定紮實基礎。總此六者,可見孔門教育目標即在培養才德兼備、文質彬彬的君子。

如果說,通識教育的目標是「人格」,不是「人力」,是促進人之自我覺醒或自我解放的教育,那麼孔門「六藝之教」的典範-彰顯五育並重的全人教育,足可以對現代通識教育之實踐有所引導與啟示。在此同時,吾人亦必須認清,無傳統即無創新,未能立基於自身傳統,終將如浮萍般漂泊。通識教育成功與否,亦是如此。

本文區分二個部分,一是孔門六藝之教梗概,二是孔門六藝之教對現代通識教育的啟示。

當前高等教育的分殊化,造成學生人格整全養成的偏頗,有識之士早已提出諍言與反省,故於分科分系之「專門教育」(special education)的氛圍中,推動並力行「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具體實踐。然而,實踐的過程中並未被積極認同與肯定。考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理論未臻成熟,故無堅實的理論足以引導實踐;二是推動者未能注意歐美實踐「通識教育」乃是立基於「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深厚傳統上,以之移植,恐生橘逾淮為枳之弊。本文擬針對理論的部分,討論孔門六藝之教的傳統精神對現代通識教育的啟示。

 

一、 孔門六藝之教梗概

有關「六藝」之名及其具體內容,始見於《周禮.地官.保氏》:「保氏……及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論者一般認為「六藝」正式確定是西周的成、康時期。「六藝之教」的形成,是夏商以來教育的繼承與發展。此可由《禮記.王制》:「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及杜佑《通典.王制》:「殷制大學為右學,小學為左學。」見其梗概。

孔子首開中國平民教育之先河,其教學內涵多元豐富,具體表現在六藝之教,溯考史料文獻,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之教[1]的形成,在夏商之時,僅為教育內容的原始型態,其內涵並未完備。下逮及周,學在官府,重點在以六藝教學為主,旨在培養鞏固宗法社會結構的文雙全的貴族子弟。春秋時期,私學興起,教學的內容和目標也發生劇烈改變,形成以禮為首的六藝之教,做為修養品格與調和身心需求的手段與途徑。孔子承繼周代以來六藝之教之傳統,禮樂又為孔子一生所追求,因之孔門六藝之教,是要使弟子們達到禮樂相濟,做為人格完善的基礎,實施射御之教,使學生體認到恭敬合節、進退有度的身心修養,才是射御的精神內蘊。至於書數之教,則是培養學生們的基礎語文與數學能力,為未來的學習奠定紮實基礎。總此六者,可見孔門教育目標即在培養才德兼備、文質彬彬的君子。

孔子的教學內容非常豐富,典籍不乏載錄,本節擬分別由禮樂之教、射御之教、書數之教等三方面,探討孔門六藝之教的具體內涵,以見其教學內容之梗概。

(一) 禮樂之教:

《周禮.正義序》:「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在上古文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是「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的依據。禮樂為孔子一生所追求,六藝之教中的禮樂與孔門禮樂之教,其精神一脈相承,孔子繼承西周六藝之教的歷史傳統,孔子認為士君子雖「立於禮」而「成於樂」,因為十分看重禮樂之教,故於《論語》對此屢加闡明禮樂之教[2],對國家文化興衰及個人修養的重要性,藉以啟發弟子思考其奧義,茲臚列於後:

此外,孔子在日常生活隨機應答,對學生進行禮樂教學之例頗多,例如《論語.陽貨》載有宰予與孔子討論父母過世守喪三年,宰我認為喪期太久將造成禮樂崩壞的後果,請教孔子的看法: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安則女為之。宰予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乎?

宰我對由禮樂教化長期不作為將致嚴重後果,切入三年之喪期過長的觀點,但孔子的回答,顯然是要宰我明瞭,禮樂不應只重視外在的儀式制度,在守喪時間長短上計較,而要有內在的仁心做為根本,深刻感懷父母養育之恩。

又如:《白虎通義.嫁娶》中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何如?」孔子答曰:「婿使人弔之,如婿之父母死,女亦使人弔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婿已葬,婿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女氏曰:『某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其致命。』女氏許諾,不敢嫁,禮也。婿免喪,女父使人請。婿不娶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此處孔子對弟子曾子有關婚嫁期間遇有喪事當如何行禮,提出詳細的解析,可見其禮樂之教的梗概。孔子對弟子講禮,一方面在於「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3],以成就修身養性的道德需求,另一方面在於「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以維護調和人類社會秩序。

至於孔子對弟子的樂教十分重視,甚至在顛沛流離之際也未曾中斷[4]。不僅將樂作為悅耳舒心的工具,更將之作為感化教學生的良方,《禮記.樂記》即可見大量孔門有關樂教的音樂藝術理論[5]。因為樂教對孔子個人及其學生,都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他曾和當時的樂人,不斷有來往。此可由《論語.八佾》「子語太師樂曰」一章,及《衛靈公》「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一章可得到證明。而《微子》「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一章,必係孔子對於魯國七位樂人的風流雲散,發出深重的歎息,所以他的弟子才鄭重其事加以記錄下來。孔子不僅欣賞音樂[6],在個人教養上非常重視樂,並且在政治上也繼承古代的傳承,同樣加以重視。以下摘錄《論語.陽貨》的記載,即可見一斑。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爾。

「弦歌之聲」即是以樂為中心的教育,此處的君子小人,是就社會地位而分。整段話蘊涵三種概念:一是弦歌之聲即是「學道」,二是弦歌之聲下逮於「小人」,即是下逮及普通百姓,三是弦歌之聲可以達成合理的政治要求。值得一提的是,這是孔門將它所傳承的古代政治理想,在武城這種小地方實驗,所以孔子特別顯得高興。而《衛靈公》篇中孔子答「顏淵問為邦」,也特別指出「樂則韶舞」,並將「放鄭聲」與「遠佞人」並重。這些都可以反映出樂教在孔門的政治理想中的重要性,亦即藝術在政治理想中的重要性。

(二) 射御之教:

如同禮樂在精神與內涵上不可分離,射御由於其性質的關連性,常被合而一體,做為一個整體來討論。孔子本人不但車技甚佳,還頗懂駕車之禮。根據《論語.鄉黨》篇的記載,孔子「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也就是說:孔子登車後可以直立站妥,拿好登車扶繩。行車中,不東張西望,也不講話過快,更不會對駕駛指指點點。

在《論語》中「射」有五見,「御」有三見,由此可見孔門中射御教學內容的大致樣貌。例如:「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八佾》)孔子認為射禮係君子唯一可爭之事,此種競爭比賽,君子須以禮對人,比賽過程更要講求恭敬合節,進退有度的人格修養。又如:「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八佾》)孔子繼承射箭的傳統要求,並不要求射者必須射穿箭靶,這也是考量「射」演變為「禮」之後,主要是一種身心平衡的修養儀式,力的展現並非射禮所欲追求的精神內涵。

再如:「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吾執御矣。」(《子罕》)達街的一個鄉人說孔子雖然學問廣博,但尚未擁有足以成名的專長,孔子聞言對弟子們慨嘆道:自己只有對駕車技術得心應手,可見孔子是重視駕車的學習與教育的。

此外,據《左傳.哀公十一年》魯國抗拒齊國入侵,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由《史記》之記載:「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7]冉求與樊遲的作戰技能當學自孔子。

《禮記》亦載有孔子帶領弟子習射之紀錄:「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無勇,亡國之大夫不忠,與為人後者不孝,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孔子進行習射教學時,面對圍觀群眾,充分流露出他對「射」內涵的高度重視,使道德具有瑕疪之人心生畏懼,展現了「射」作為君子修養的另一種精神詮釋。孔子的政治思想以「仁」為核心,道德規範則以「禮」為準,他希望所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是文武兼備的仁人。孔子同時也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的主張。他在教育中十分注重射御之教的文化價值,他認為通過射能夠觀察一個人的品行人格,並希望通過禮射提倡謙謙君子之風。從以上的典籍材料,可以窺知孔子在私學教育中對射御之教的具體實踐。

(三) 書數之教:

「六藝」中的「書」指的是「六書」,「數」指的是「九數」。依據《周禮》「六書」是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九數」係指: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種數學計算的方法[8]。書數之教相當於今日的基礎語文教育與數學教育。

《周禮》記載「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可知,周代兒童入學,先從基本的語文教育入手。《論衡.自紀》篇中說:「充為小兒,六歲教書,八歲出於書館。」王充自述學習歷程,即可為證。小學階段,六書之教主要是在使兒童掌握文字的基本形、音、義,為爾後的閱讀、寫作、理解等能力打下基礎。因為「不明六書,則字無由識」。

宋代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引有孔子詮釋文字的部分材料,例如:「孔子曰:一貫三為王;推十合一為士;粟之為言續也;黍可為酒,禾入水也……貉之為言惡也。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凡在人下,故詰屈。視犬之字如畫狗也。」[9]孔子認為一豎貫穿三就是「王」字,其中的「三」含義指:天、地、人。又孔子詮釋「士」字形意義認為「能夠從眾多事物推演歸納出一個簡要的道理來的人就是士。」再如:孔子以象形來理解牛、羊、犬等字造字原理,又用會意來論釋黍字的字義概念,可以窺見孔子是使用六書進行文字教學的概況[10]

《論衡.卜筮》中子路問孔子說豬肩骨和羊膊骨也可用於占卜,蘆葦與蒿草也可用於測定定數,又何必一定要用龜甲與獸骨呢?孔子說,這大概是取其名吧,因為「夫蓍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蓍與耆音近,龜與舊音近,這四個字都有年歲久遠的意思,要想辨明狐疑之事,應當請教年老的長者。可見孔子使用聲訓進行文字教學的梗概[11]

孔子的文字教學,不只由形音義著手,尚注重分析詞的重疊及表達作用。如《公羊.僖公四年.解詁》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儘管這是孔子啟發學生去認識「書之重」即實詞的重疊,「辭之復」即虛詞的反復,但卻也不忘提醒學生應當注意實詞與虛詞的修辭手法。

「九數」教育的主要任務是讓學生具認識數字的能力,掌握基本的列式、運算等數學能力。《管子.七法》云「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九數的學習,一般都在十歲開始,《禮記.內則》云「十年,出外就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從「九數」所含的內容來看,田地面積的劃分,租稅的合理推派,土石立方體積的計算,各種工程需要的精密計算,幾乎無所不包。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上古的「數」與「禮」是密切關連。在「禮」的實踐中,「數」的多少有極為嚴格的規定,這就是「禮數」一詞的由來。舉凡:城牆的高度、舞蹈的行列數、棺木的厚薄度、守喪的年數、用兵的人數、禮讓的次數等等[12],階級不同,數量各異。此即《左傳.莊公十八年》云「王命諸侯,各位不同,禮亦異數。」的最佳詮釋,這也充分明了在孔子的教學中,「禮」與「數」的緊密關係。

二、 孔門六藝之教對現代通識教育的啟示

「教育」的中文意指教誨培育,是立基於道德人格的陶冶上立論的。教育家賈馥茗先生就指出「教育的對象是人」,是「教育的不變性」,「明顯的是指人的精神方面的發展」[13],所以他說:「教育的精神……要教人為自己的生命建立意義,使其永遠不朽。[14]」事實上2500年前的孔子(BC.551-479)便已指出教育的意義在於「成人」(成就出人的樣子)與「反求諸己」[15];陸象山(AD.1139-1193)亦曾言:「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又云:「人當先理會所以為人。」所以「反求諸己」、「理會所以為人」與「堂堂地做箇人」,顯然才是教育的核心,如此看來,教育的內容即當以完善的「人」作為主導,是為第一義。誠如蔡元培先生所說:

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的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16]

此種傳統脈胳下所理解的教育內涵,以今日現代大學的通識教育來看,在精神義蘊上有頗多能相互融攝之處,哲學家牟宗三先生曾經指出:

所謂一般性的教養亦即「通識教育」,並不是要每一個人對各種學科都要有概括性的知識,生物理化各懂一些,那樣只會變成「大雜燴」,這並不是通識教育的本義。通識教育主要精神與「專門知識」在層次上有根本的質的差異。……大學生……無論如何,他既是個人,就不可以不瞭解人之所以為人之道。這是通識教育的第一個目的。[17]

按「通識教育」一詞,譯自英文的general education。general 一字,意指一般的、普遍的、全面的,相對於特殊的、分殊的、專門的(special)而言。也就是說「通識教育」意指人人皆應學習受教的內容,與特殊的、分殊的、專門的知識技能相對。考文獻所示[18],「通識教育」一語,出自帕卡德(A. S. Packard)於1829年刊登在《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的論文當中,意旨在維護耶魯大學的古典課程。他認為「通識教育」旨在訓練學生心靈,「建立專業必須且穩固的基礎,發展學生特性與德行(character and morality)」也就是提供一種「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19]依據牛津學者紐曼(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 1801-1890)於1852年《大學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所指出,大學是一個提供博雅教育、培育紳士的地方,所以大學教育的重點是「傳授」學問而不在「發展」知識;這樣的紳士,乃是指有修養與識見的文化人。因此,教育的目的在於「性格之模鑄」(Character formation)[20]

臺灣地區自1984年起實施「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原因在於高等教育出現現實導向的偏趨,使受教大學生目光侷限一隅,無法全面觀照現代知識的發展。有識之士逐漸體認到道德人格的養成方是教育最重要的核心。1994年召開「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釐定了通識教育的主旨:「通識教育應促進人文、社會與科技文化的溝通,並發展全方位的人格教育,以培養健全的人為依歸。」[21]1999年全國教育改革檢討會議,正式揭櫫「全人教育」的理念,做為各大學校院推動通識教育的指導方針。[22]

那麼怎樣意義的「全人」才能做為通識教育的核心義?論者已然指出,王國維(AD.1877-1927)對於「全人教育」的說法是最為清晰的[23]。王國維在〈教育之宗旨〉(光緒32年)

教育之宗旨何在也?在使人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謂完全之人物?謂人之能力無不發達且調和是也。人之能力分為內外二者,一曰身體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發達其身體而萎縮其精神,或發達其精神而罷敝其身體,皆非所謂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與身體必不可不調和之發達。而精神之中又分為三部,知力、感情與意志是也。對此三者而之真善美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備真善美之三德。欲達此理想,於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然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獨立,而互相交錯者。如人為一事時,知其當為者知也,欲為之者意也,而當其為之前又有苦樂之情伴之,此三者不可分離而論之也。故教育之時,亦不能加以區別。有一科而兼德育智育者,有一科而兼美育德育者,又有一科而兼此三者。三者並行而得漸達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體之訓練,斯得為完全人物,而教育之能事畢矣。

王國維認為,教育事業在於對知情意的綜合,加以身體訓練,方能成為完全人物。身體訓練是體育,知情意是精神。身體與精神必須並行兩進,缺一不可。以今日眼光看來,王國維所主張的全人教育即是德、智、美、體育的兼顧與平衡,此與孔門「六藝之教」的典範-彰顯五育並重的全人教育,顯有可以相互會通之處,足可以對現代通識教育之實踐有所引導與啟示。茲指出以下三點討論:

(一) 六藝開啟仁慧之幾微

六藝之教本身是一個隨年齡循序漸進,由簡單技能而至性情倫理道德培養的過程。如果說儒家的教育觀是以啟智與成德做為主要內容與目的,那麼六藝之教無疑是基礎,其後才能談窮理正心、修己治人,進入更高深境界的體認。大陸學者張祥龍曾經指出:「禮、樂、射、御、書、數六藝,與其說是君子應有的六種最基本的才能,不如說是激發學子進入構成狀態井保持其中的方式,是開啟仁慧進入中道之幾微。」[24]這裡所指的「幾微」是指君子對善惡吉凶所擁有的直感,六藝教育正是要給人打下這下直感的基礎,使之成為最基本的構成狀態,為人敞開一條通向一切可能之本源的道路,使人在遭遇任何困難時都能應付裕如。六藝作為幾微,成為心理能力,自然最終要內化為人的性情,最終不離養誠,如此人的情感與理性才能通過昇華而趨於一致。人生之所固有的本質是謂性,也可以由學而復之是謂教。六藝之教就是要發現、恢復、提升人的本性,而此亦正是養誠的要義。《二程遺書》卷一云:「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意謂通過射御舞諸藝養誠以進入中道,如果將養誠理解為將心靈培育成透明澄澈的情態,那麼六藝開啟幾微就是事物價值在誠心的映照下透顯,六藝培養的自我克制能力使人的理性在誠心的映照下轉化為天性,最終達到融通無礙的境界。孔門六藝之教所展現的現代啟示,黃俊傑先生曾有精闢的說法,他指出:

就高等教育本身而言,通識教育本身是一種促進人之覺醒,或是人之自我解放的教育,使受教者興起心志,自作主宰,成為頂天立地的人,這也就古典儒家所謂的「君子」人格典範的建立。[25]

又說:

通識教育是一種喚醒人的主體性並完成人之自我解放的教育。通識教育的洗禮,使受教育者成為頂天立地自作主宰的現代知識分子。[26]

如果作為教育一環的通識教育的蘊義在於「促進人之覺醒,或是人之自我解放的教育」,以「成為頂天立地的人」,這即是通識教育的本質。職是之故,即便時代更迭快速,人類智識不斷增進擴大,但「堂堂地做箇人」與完善自我等理念卻是具永恆不變的特性,孔門六藝之教做為儒家教育的典範,以六藝做為開啟人格智慧之幾微,無疑地可讓現代通識教育之實踐有所依循與啟示。

(二) 美育涵攝的全人教育

「全人教育」是目前部定的通識教育核心,大多數學校通識教育中心亦以之為課程規劃的主軸。臺灣地區推動「全人教育」,多立基於人本心理學理論之上。教育學者張春興先生認為:

學校教育的對象是學生的全人……以學生的心理需求、滿足、價值三者的關係,從教學歷程中可能在學生心理上發生知、情、意、行四種變化,做為評定教育心理學研究對象全人化成效的根據。

有論者言:「將心理學『全人』概念引用到教育上,即是『全人教育』(wholesome education)。」其所指的意義是:「健全的教育、完整的教育,亦即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兼籌並顧,均衡發展的教育。」[27]

在此上兩種意義的關照下,孔門六藝之教的內涵,即與全人教育產關涉。五育並重雖是如今現代教育的重要理念,但其實早在1930年蔡元培為《教育大辭典》撰寫「美育」條目時,提到「六藝」:他認為數之外,其他五藝無不含有美育的成份:樂純粹是美育;書講求美觀,產生獨特旳書法藝術;射御在技術上講求熟練,在氣度上講究嫻雅;禮的本義是守規則,作用在遠鄙俗[28]。蔡元培所謂美育涵攝五藝,顯然不能單純從培養人的藝術欣賞能力去理解,而不啻是說,六藝教育要培養的整個就是美的人格、藝術的人格。或者說六藝教育的目的,是要把人的生物存在轉化為藝術精神的存在。這種藝術存在既然是「實然」與「應然」的統一,自然內涵人生價值取向與道德理想。孔門六藝之教對現代通識教育的啟示也在於此。

(三) 六藝之教與現代公民

臺灣近年來,因為高教日益專門化、分殊化,太過強調專業教育,導致大學無法培育具有的文化教養的現代公民,有識之士屢有諍言。民主自由的時代,社會靠的是全民的教養,沒有好的教養就不可能有好的公民,沒有好的公民,就不可能有好的社會,沒有好的社會,就不可能有好的政治。公民社會、民主憲政,歸根究柢,須奠基於良好的公民素養,而公民素養的核心即是文化教養。

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提出「六藝之教」,以現代眼光來看這就是文化教養。對此,學者林安梧提從儒學的傳統與公民社會的角度,提出了他對孔門六藝之教的現代詮釋,他說:

「禮」指的是「分寸節度」,「樂」指的是「和合同一」,「射」是指向「對象的確定」、「御」則是「主體的掌握」,「書」則是「典籍文化的教養」,「數」可說是「論理邏輯的思辯」。這「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教,果真是文化教養的根向度……這樣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教,這是文化教養,基本的做人道理,如何「負常處變」,亦在於此。台灣要進入「公民社會」,要成就「民主憲政」,「文化教養」命之所繫,其在於斯![29]

以上的詮釋充分體現六藝之教的高度精神內涵。「分寸節度」是落實於生活世界的具體的體現,最終逐步形成儀軌、規則、法式。但就學習的觀點來看,正是必須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不斷累積而成就「禮」的精神內涵。換言之,禮的分寸節度,除了一外在客觀面的講求外,更要有一內在主觀面的調理,這便是「仁」。「仁」是存在的真實感,是生命相與的真實關懷,徒有禮沒有仁,生命成為空洞而虛浮的樣貌。所以孔子才會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和合同一」是異質的和諧,是萬物並存,多元共存共榮的實存和諧狀況。「禮勝則離」、「樂勝則流」,禮樂合度,才能顯現生命向度恰如其分,禮樂在孔門六藝之教中的重要由此可一斑。

至於「射」所指「對象的確定」,這可以關連到朱熹所說的「主一無適」的「敬」,也就是意志專注的表現,是頭腦清楚的論定。「御」的方向當然要正確,而且要在實存的境域通行無阻,這便是所說主體的掌握。這可以聯想到老子所說的「靜為躁君」,寧靜是躁動的主宰。如果說孔門六藝之教,禮樂當合而為一,射御的訓練與陶養也應融通合一。

此外,「書」由文字教育出發,導歸於典籍的薰習,是讓我們的生命能上溯到價值之源,如其存有之道的本然,如如自覺,可以自學無礙,能有如此之教養,生命的自我完善,必然成為一生的職志。孔門的書教傳統,造就弟子生命的文化涵養,西方亦有類似的文化傳統,值得反思[30]

「六藝」之「數」是基礎計算能力的培養,以現代眼光來看也可視為現代「論理邏輯的思辨」,對現代通識教育實具有大的啟示作用。「數」是「論理邏輯的思辨」,也是自然造化所既存的秩序。人經由話語闡明的秩序,這秩序可以是先驗的,但也可以是經驗的。從發生的層面來看,秩序是屬於經驗的,但就理論來看,秩序也可以先驗的。中華文化通過「道」與「器」,或經由「理」與「氣」將這些統一起來,凡器皆可上遂於道,道又必須下貫於器,以理生氣,氣中有理。孔門六藝之「數」教的精神,也在此一中華文化的脈胳下,藉由對宇宙秩序的理解與體悟,造就一個知識分子對自我的覺醒,因而透顯其對現代通識教育的啟示。

三、結論

臺灣的通識教育是以美國大學教育為師的,然而,美國大學教育是建基於傳統深厚的「博雅教育」之上,反觀臺灣地區推動「通識教育」,多以「全人教育」為念,但卻缺乏融入自身文明傳統的建制,因此難以作為踐之導引。如果西方教育可以溯源至其深厚傳統,而中華文化悠久的文化傳統,亦當有諸多可供現代借鑑之處。本文嘗試孔門「六藝之教」之溯源及其內涵精神之探究,並以東西方教育思想觀念加以相互參照,分別由德慧啟發的基點、美育涵攝全人教育及現代公民應有的文化素養等三個方向,分別反思孔門六藝之教對現通識教育的啟示。冀盼可以為現代通識教育注入源頭活水,與各界共同省思國內未來通識教育的走向。

 

主要參考文獻及期刊

一、中文(依作者姓名筆畫排劃)

  1. 王國維,《王觀堂先生全集》(臺北:文華出版社,1968)
  2. 王應麟,《孔子集語》(江西:黃山書社,2009)
  3. 孔子弟子,《論語》(臺北:藍燈文化公司/重刊宋版十三經注疏本)
  4. 司馬遷,《史記》(臺北:藝文印書館/重刊清乾隆武英殿刊本)
  5. 左丘明,《左傳》(臺北:藍燈文化公司/重刊宋版十三經注疏本)
  6. 李洪岩〈也論孔子以「六藝」教-與劉秉果先生商榷〉
  7. 杜佑,《通典》,(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9)
  8. 林安梧,〈該是談教養的時代了:論孔子的「六藝之教」〉,《鵝湖月刊》第31卷第12期。
  9. 牟宗三,〈通識教育與知識分子〉;原刊1985.12.13《聯合報》,收於吳甦主編《人文思想與人文教育》(臺北:水牛出版社,1968)
  10. 何欽斯(Robert M. Hutchins)著、姚柏春譯《教育現勢與前瞻》(The Learning Society, 1968)(香港:今日世界,1970)
  11. 李滌生,《荀子集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10月)
  12. 張春興,〈教育心理學研究的新取向-目的教育、對象全人化、方法本土化〉,《教育心理學報》(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26期,1993年7月
  13. 教育部編印,《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實錄》(臺北:教育部,1994)
  14. 國立教育資料館編印,《一九九九年全國教育改革檢討會議實錄》(臺北:教育部,2000)
  15. 陸象山,《象山全集》(臺北:中華書局/四庫備要版)
  16. 張祥龍,《海德格爾思想與中國天道》,(北京:三聯書店,1996)
  17. 黃俊傑,〈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理論:批判與建構〉,《通識教育季刊》4卷3期,1997年9月
  18. 黃俊傑,〈當前大學通識教育實踐及其展望〉,《通識教育季刊》2卷2期,1995年6月
  19. 黃俊傑,《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臺北: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1999年)
  20. 劉振維,〈通識教育本質芻議〉,《朝陽學報》第九期(台中:朝陽科技大學,2002)
  21. 賈馥茗,《教育哲學》,(臺北:三民書局,1983)
  22. 蔡元培,〈教育獨立議〉(1922),收於楊東平編,《大學精神》(台北:立緒)
  23. 謝水南,〈全人教育〉,《研習資訊》(臺北: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研習資訊雜誌社),9卷2期,1992年4月
  24. 鄭玄,《周禮注疏》,(江西:黃山書社,2009)
  25. 鄭玄,《禮記注疏》,(江西:黃山書社,2009)

二、英文

  1. Arthur Levine, Handbook on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78
  2. 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New York:image Books, 1959

 

 


[1] 《周禮.地官.保氏》所云「六藝」內容指禮、樂、射、御、書、數等六種作為貴族子弟的基礎教育科目,另有學者引《史記.孔子世家》所載「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為證,主張「六藝」當指「六經」(《詩》、《書》、《易》、《禮》、《春秋》、《樂》)。大陸學者李洪岩〈也論孔子以「六藝」教-與劉秉果先生商榷〉一文中,從《史記》文本的語意脈胳及歷代諸賢對「六藝」的注解,如:東漢鄭玄、南朝裴駰、唐代李賢、南宋朱熹等,均將「六藝」理解為禮、樂、射、御、書、數等六種技藝,可為參考。本文為論述方便,所稱「六藝」係指《周禮》所云之六種技藝教育。

[2] 例如:《八佾》:「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先進》:「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進》:「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所俟君子。」《子路》:「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憲問》:「若臧武子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季氏》:「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季氏》:「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陽貨》:「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乎云哉?」

[3] 《禮記.曲禮》

[4] 孔子在宋國時「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孔子集語》卷下),又被圍困於陳蔡之間時,「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與孔子同時代的齊國大夫晏嬰,就曾對孔子的禮學造詣,有過如此的高度評價:「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5] 有關《禮記.樂記》與孔門樂教之關係,近代學者徐復觀於一書,由文獻梳理的角度,予以詳贍考證,得到「《樂記》中有關音樂的理論,正是總結了孔門有關音樂藝術的理論,恐怕也是世界上出現得最早的音樂理論。」的結論。參見《中國藝術精神》,徐復觀,台北:學生書局,民國77年1月10刷,頁9-12

[6] 有關孔子對音樂的欣賞,《論語》中有以下五條的記載:「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述而》)、「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八佾》)、「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泰伯》)。

[7] 王充《論衡》卷二十四〈卜筮〉篇

[8] 鄭玄,《周禮注疏》卷十四

[9]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卷四

[10] 此引孔子詮釋各文字的講法,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云:「似非孔子之言,或緯書所載也。」

[11]王充《論衡》卷二十四〈卜筮〉篇:「子路問孔子曰:豬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

[12] 例如:舞蹈的行列數,天子用八佾,即八行,每行八人,共六十四人。諸侯用六佾,即六行,每行八人,共四十八人;大夫用四佾,即四行,每行八人,共三十二人。又如:守喪年數的規定:臣為君,子女為父母,守喪三年。男子為弟兄守喪,已嫁女為父母守喪,媳婦為公婆守喪,為一年。孫輩為祖父母守喪,三至五個月。此可見「禮」與「數」的緊密關係。

[13] 賈馥茗,《教育哲學》,頁236、237

[14]賈馥茗,《教育哲學》,頁174

[15] 《論語.憲問》:「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子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又《論語.衛靈公》:「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16] 蔡元培,〈教育獨立議〉(1922),收於楊東平編,《大學精神》(台北:立緒)

[17] 牟宗三,〈通識教育與知識分子〉,頁70

[18] 有關「通識教育」一詞的來源及其內涵的討論,詳參劉振維,〈通識教育本質芻議〉,《朝陽學報》第九期(台中:朝陽科技大學,2002),頁371

[19] Arthur Levine, Handbook on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78 ),pp4-5

[20] 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New York:image Books, 1959),pp47-55

[21] 教育部編印,《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實錄》(臺北:教育部,1994),頁196

[22] 國立教育資料館編印,《一九九九年全國教育改革檢討會議實錄》(臺北:教育部,2000),頁12

[23] 黃俊傑,〈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理論:批判與建構〉,頁26

[24] 張祥龍,《海德格爾思想與中國天道》,(北京:三聯書店,1996),頁247

[25] 黃俊傑,〈當前大學通識教育的實踐及其展望〉,頁34;《全國大學通識教育研討會論文集》頁12

[26]黃俊傑,〈當前大學通識教育的實踐及其展望〉,頁45;《全國大學通識教育研討會論文集》頁23

[27] 謝水南,〈全人教育〉,《研習資訊》(臺北: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研習資訊雜誌社),9卷2期,1992.4,頁4

[28] 蔡元培於1917年曾以〈以美育代替宗教說〉為題,在北京神州學會發表演講。

[29] 林安梧,〈該是談教養的時代了:論孔子的「六藝之教」〉,《鵝湖月刊》第31卷第12期。

[30]曾任美國芝加哥大學校長賀欽斯(Robert M. Hutchins, 1899-1977)於1936年便指出,現代人懷有一種進步觀念,認為事物發展一代比一代好,我們這一代擁有的資訊、科學知識都比以前豐富,因此,現代人都勇於跟過去決裂,於是,他在任芝大校長時提出「西方鉅著」(The Great Books of Western World)的經典教育,做為學生必修的內容,以培養相當的學術基礎;「每一個大學生不管他將來主修什麼專業,對人類知識的主要部門都要浸淫兩年」,因為「大學教育要將人類文明最基本要素傳給學生,讓他們有能力應付各種問題,……同時對人類文明的主要遺產有所體認,達到文明的歷史傳承作用。」實則,此是延續西方傳統的「博雅教育」。以之與孔門的書教傳統相對照,即可見出其現代意義的透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