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均富”治國理念與和諧社會構建 - 黄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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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均富”治國理念與和諧社會構建

(中国)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黄明同

 

黄明同,中国广西人,曾任职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副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哲学所所长,现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工作室副主任、广东儒学研究会副会长、孙中山基金会秘书长;个人专著《陈献章评传》、《明代心学宗师—陈献章》、《孙中山建设哲学》,主编《广东省志·社会科学志》、副主编《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系列);近年出席在北京、香港、澳门、台湾、马来西亚等地召开的第一、二、三届“国际儒学学术研讨会”,第一、二、三届“国际儒学论坛”、“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三、四次会议等国际会议。通信處:中国广州天河北路369号,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這個 E-mail 地址已經被防止灌水惡意程式保護,您需要啟用 Java Script 才能觀看

 

和谐社会,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社会,古今中外皆如此。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早在2000年前提出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即是中国人对和谐社会的最早憧憬。他勾画的大同社会的轮廓,即成为和谐社会的基本范式。他提出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均富”治国理念,则可以说为人们指明了通向和谐社会的基本路径。当今,人类在经历了战乱、灾难、宗教冲突,以及各种矛盾纷争带来的苦难之后,重新向往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而儒家的“均富”治国理念,正可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亟待发掘、整理。

“均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点

儒家憧憬的大同社会,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理想社会。

早在二千年前,孔子便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开始了对和谐社会的构想。以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人不断尝试把其理想付诸实践,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大同和谐社会的理想蓝图。

《礼记•礼运篇》有一段话,精辟地概括了孔子的大同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独、残、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而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是孔子对学生子游所说的一段话。在这段话里,孔子第一次描绘了大同社会的基本范式,勾画了和谐社会的美好前景。其基本内涵包括:

一、天下为公,以人为本。社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人的权利将得到保障。幼小的时候,会得到很好地培养;中年的时候,会有所作为;老年的时候,会有很好的归宿;残疾和孤寡的人,能得到奉养,生活无虑;人才被社会所重用,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人们讲信誉、易协调,和睦相处,共享幸福。

二、天下为公,公平公正。康有为对此的解释是:“人人皆公,人人皆正平”[i]。就是说,社会是“公天下”的,而不是“私天下”。这也即是孙中山主张的,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ii],“国家是人人的国家”,“世界是人人的世界”[iii],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世界幸福人人共享。

三、天下为公,博爱无私。在人伦关系上,人与人相亲相爱,不独是亲近自己的亲人,而且博爱周围的人;在财产关系上,社会财富归于公,不为个人所私有。

四、天下为公,社会安宁。没有大富和大穷;没有尖锐的对立与纷争;没有盗贼之乱,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孔子所憧憬的大同社会,是和谐社会,是人类的最高追求。因为,和谐是事物(系统)发展的必然趋势。事物的发展过程,常常是从不均到均,从无序到有序。有序便是协调与和谐,而只有协调与和谐,事物才能维系其整体性,也才可能存在和发展。就社会而言,社会虽难免有纷争,但必须有合作、互助、博爱、和谐,社会才可能稳定和发展,人类才能生存和发展。尽管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她的定位,及所赋予的时代内涵、社会属性有所不同——即对大同和谐社会的具体描绘不完全一样,但总体上都离不开孔子当年所勾画的基本范式。承传儒家的大同理想,建设和谐家庭、和谐环境、和谐社会,以及和谐世界,无疑是当前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共同奋斗目标。

大同社会,贵在一个“和”字。“和”,是和谐社会的基点。只有协调与和谐,才能维持事物自身的有序性和整体性,使之存在、发展。和谐社会,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都达到和谐的社会。要实现这一点,必须从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行协调,使之从不均衡走向均衡,从“无序”走向“有序”。均衡、有序、和谐都是相对的,“无序是有序之源”。为实现和谐,人们必须孜孜不倦地追求,而这也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所在。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各个子系统及次级子系统,都必须保持协调、发展,而其中经济的和谐是最根本的一环。

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社会的冲突和斗争,无不因社会财富不均而起。古代中国,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揭竿而起;近代西方“资本专制”下不满贫富极端悬殊的工人,走上街头罢工;当代接连不断的民族冲突、国家冲突、宗教冲突、地区冲突,等等,说到底无非是因为经济利益的冲突。可见,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的构建,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均衡与协调的基础上。只有协调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实现一定程度的“均富”,才达到社会的最终和谐。儒家的“均富”治国理念的现实意义,也正在于此。

古代儒家的“均富”治国理念

儒家的“均富”理念,是一种以承认社会的等差为前提,对社会财富进行相对均衡分配的思想,其宗旨是防止社会因财产过分的不均而出现纷争。这种分配思想,后来被汉代统治者接受,而成为一种治国理念。

“均富”观念的典型表述,是孔子所说的“不患贫而患不均”。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且经济上旧贵族逐渐中落,新贵族突起,财富的分割方式急剧改变,社会处于无序状态。孔子针对当时的新贵季孙氏的暴富,对弟子冉求说: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iv]

意思是告诫统治者,不要顾虑财富太少,而应考虑财富的分配不均,因为只有财富分配均衡,社会才会安定,才没有被倾覆的危险。社会虽有“君臣”、“父子”之别的等差,但社会财富的分配却应相对均衡,做到贫富差异不要过大,“均”而“无贫”。可见,他在寻觅社会由“乱”至“治”的途径时,已深刻认识到“均富”对社会安定的重要性。

如果说孔子的“均富”主张,更多是出于为“有国有家”的诸侯、大夫们出谋献策的话,那么战国时期的孟子,则是直面国君,将“均富”作为治国的策略。据史料记载,滕文公曾向孟子请教“为国”之道,孟子这样答道: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v]

富于恻隐之心的孟子,有感于一面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一面是“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现实,于是向当权者提出,必须首先使普通百姓拥有维持生计的财产,才能有长久、稳定统治。为此,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一个五口之家,须拥有“五亩之宅”,五十亩田园“树之以桑”,还有一定数量的家禽。孟子认为,国君只有如此“制民之产”,百姓才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vi],人人过上安康的日子。

显然,孟子“制民之产”的思想,实是对孔子“均富”思想的继承、发挥。他循着孔子的均富理路,具体勾画了实际的方案,并将实施的希望明确放在国君身上。古代儒家的“均富”理念,经西汉中期董仲舒及汉武帝的吸收与运用,最终被确立为治国策略。

董仲舒,提出了“独尊儒术”的总体策略思想。他的儒学,虽然已非孔孟的原始儒学,而是融会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新学说,但其“均富”的思路,则直接源于原始儒家。他说:

“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人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vii]

董仲舒是说,社会的“乱”,产生于“大富”与“大贫”的失“度”:“大富”则“骄”,“骄”则“为暴”;“大贫”则“忧”,“忧”则“为盗”,所以惟有“调均之”,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忧”,“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才能防止“为暴”和“为盗”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董仲舒,没有离开孔孟所提出的“均富”的前提和宗旨。他首先引用了孔子的“均富”话语,认为“富”、“贫”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大富”和“大贫”的并立,则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宁,因而把“均富”作为防止社会动乱的重要途经;董仲舒也如孟子一样,针对当时情况向统治者提出了具体实施“均富”的方案。他称秦末由于土地的自由买卖,致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加之繁重的徭役和赋税,百姓过着牛马般的生活;汉代以来,“循而未改”,“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不乐生计”的民众,“不避死,安能避罪”[viii]?他希冀通过调控,恢复“井田法”,“塞并兼制路”,以限制土地兼并;“薄赋敛”,实行“什一而税”;“省徭役”,“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总之,希望通过合理分配社会财富,以防止社会动乱的发生,最终实现“上下相安”的“易治”局面。

董仲舒对以往儒家的“均富”理念,既有继承又有弘扬。其思想的发展具体体现在:

一、明确提出,社会财富是一个相对的量,对其拥有必然“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就是说,财富作为一个相对稳定总量,有人多占,就有人少占。在总量一定的情况之下,不可能人人都可以多占。

二、明确提出,要维系社会稳定,“均富”须把握一个“度”。这个“度”,即是“富者足以示富而不骄”与“贫者足以养生而不忧”,即是“无过而无不及”。可以说,在中国哲学史上,董仲舒较早使用了“度”的概念,并告诫人们自觉地把握“度”,以防止事物向负面发生质变。这为儒家的“均富”思想确立了哲学基础,增添了“均富”思想的理论色调。

三、明确提出,“圣人”把握“调均”财富的“度”,而不是一般人。社会均富不可能自发发生——虽不绝对排除富人发善心,开恩施舍穷人,但这不过是车水杯薪,没有当权者施政,社会问题不可能解决。可见,董仲舒早在汉代就已有由政府调控进行“均富”的意向。到了近代,孙中山又把这种意向明朗化、具体化,使之由理论层面转向实践层面。

近代“均富”的建国纲领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仁人志士在寻求国家强盛的妙方时,儒家“均富”的治国方略,备受瞩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在《天朝田亩制度》和《大同书》中的“均富”理念,均带有儒家的胎印,他们都有把“均富”的理念付诸实践的意向。而特别有借鉴意义的,应数孙中山的“均富”的经济纲领,它完整而全面,极具操作性。

孙中山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儒家”,但有着浓厚的儒家情结。他赞赏儒家思想,并承传着儒家的思维方式和治国理念。孙中山以“大同”、“天下为公”为最终的奋斗最终目标,他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均富”思想,另一方面总结了西方社会“贫富对立”的教训,提出了“均富”的具体经济纲领。

孙中山意识到,西方工业化之后,社会经济力迅速提高,社会财富日增,物质文明极度发展,然而,一方面是财富的增长,另一方面是贫困的增长,“富者日富,贫者日贫”,于是造成贫富的尖锐对立,甚至发生“阶级战争”。孙中山认定,必须“摘西方之善果,避西方之恶果”,“革命成功后”,必须“把全国的财富分得很均匀”。具体的办法,即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藉此,以达到社会财产为全体人民“共有”、“共享”,建设“利益均沾”、和谐的民生主义社会。

在《三民主义》讲演中,孙中山明确提出:“社会之所以有进步,是由于社会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他进而解释道:“社会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了利益,社会才有进步。社会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之所以要调和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ix]人类的一切冲突,无不根源于经济利益的冲突。离开了经济利益的协调,和谐社会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孙中山称,由于存在大富、大贫之分,富人必会利用手中资本操纵社会的政治权力,而形成一部分人压制另一部分人的不平等现象,“社会革命”便由此而发:

“现在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工人的血汗,生出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常常发生冲突,便发生阶级战争。”[x]

“社会革命的原因,便是由于社会上贫富太不均。”[xi]

孙中山的推理简单而明确:

社会财富的不均匀→社会政治权力的不均匀→社会的压迫和不平等→社会革命

根据这样的推理,孙中山认定,要想中国建成一个避免社会革命的民生主义的“最新的国家”,就得从最根本处——均富入手。“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xii]。在他看来,社会建设,不仅要进行“均权”建设,还要进行“均富”建设:“政权上不专制,社会上的贫富,还要平均,才能相安无事,否则还免不了革命。”[xiii]

谙悉西方经济学的孙中山认识到,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一部分人对土地和资本的垄断,是产生贫富不均的根源。他在《中国实业如何发展》一文中明确指出:

“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出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耳。”[xiv]

在《三民主义》讲演中,他还进一步指出,“私人资本制度下”,“全国人民”不可能“享资本的利,不致受资本的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决定了社会财富必会被少数人所占有,所以“分配公平方法,在私人资本制度之下是不能够实行的”[xv]

为求得社会分配公平,以达到社会财富的均衡占有,孙中山着手于变革私有制度。即通过国家权力,实施土地和资本国有,建设新的土地制度和资本制度,从根本上防止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具体方法为:

1、 土地公有

在孙中山看来,土地公有,在道义上最合乎公理。只有实现“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即实现土地国有,才能根本解决历史上的“土地兼并”,以及未来即将出现的“炒地皮风”等不公平现象。

孙中山认为,“有空间面积者,莫不为土地”,土地“为人类所依附而存在”,故“无土地无人类”[xvi]。土地是国家和社会的“生存要素”,“又是大自然造化恩典给人类的公物”[xvii]。中国二千年来,土地历来被少数地主占有。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却拥有着全国60-70%以上的土地。土地所产之物,也大部分归地主所有,农民生活痛苦不堪。孙中山明确指出:“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之权为少数人所操纵。”[xviii]孙中山又以英国为例,称工业革命后,文明程度虽日进,但土地被“少数富人把持垄断”,“低价已涨至极点”。伦敦大地主威斯敏士打公爵,借伦敦因工商发展而扩城之机去圈地,地租竟占“伦敦地租四分之一,富与国家相等”[xix]。他称中国也可能出现欧美的“炒地皮”风。如对外交往频繁、工商发达的香港和上海,其“地价比内地高至数百倍”,“前一亩值百十元者,今已涨至百十万”[xx],“许多人把土地当作赌具,做投机事业”[xxi]。因为“土地有限,投机者无限”,势必造成平民失业之痛苦[xxii],结果是“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十年之后社会问题便会一天紧似一天”[xxiii]

孙中山希冀通过实施“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一方面通过征收土地税,把地主手中的一部分财富转为国家所有,国家再实施各种福利使这部分财富为全民所享受;另一方面,由国家把国有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使耕者与土地结合,“耕田所得”完全归到耕者,以解决二千年来因土地私有而引起的贫富不均问题。同时,他还把目光投向未来,试图以其土地建设纲领来化解,因工商业发展而即将出现的“炒地皮”带来的社会矛盾。也就是说,孙中山希冀通过“土地单一税”的办法,一方面使土地国有,私人不得垄断,一方面使经济发展后地价的增值部分成为“人民的财产”[xxiv],由国家统一调控,通过对财富的二次分配,最终达到均衡社会财富的目的。

2、资本公有

在孙中山看来,“资本”和“土地”一样,皆为“生利之物”,因此资本的私人垄断,是实业发达之后产生贫富悬殊与阶级对立的总根子。孙中山通过对西方社会的透彻洞察发现,实业革命后,由于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生产效率提高,生产规模扩大,结果是:一方面,“有机器的人便发大财”,另一方面,工人则受“压迫”[xxv]

“美国大资本家如煤油大王、铁路大王,全国财政几乎操此数人之手,任其专利,以致其国虽强,其民仍复苦楚。”[xxvi]

孙中山是说,由“工人血汗所成”的“生产”,让资本家“坐享利益之丰”,工人则“饥寒死亡”,“平民生计尽为资本家所夺”。[xxvii]资本的私人垄断,造成了社会财富的不均。孙中山认定——

“资本属于私人,则为社会之蠹;资本属于国家,则社会之贫富自均。”[xxviii]

社会财富不均的问题症结,在资本的私人垄断,而资本国有,社会财富不均的问题则迎刃而解。于是孙中山设想倘若建设一种新的资本制度,则可完全避免重演西方贫富不均的历史悲剧。这就是——

“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xxix]

孙中山的具体办法是实行“节制资本”:把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矿山、铁路、森林、大企业等收归国有,“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欧美今日之覆辙”[xxx],防止私人资本垄断,少数人利用手中能控制国计民生的资本,去剥削和压迫多数人,致使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积聚而多数人贫困。孙中山还允许并奖励和扶持中小私人企业的发展,使这部分不可能在工商业发展中暴发的私有者的利益也得到保障,最后达到社会的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得到协调与均衡。

总的来说,孙中山的均富建设,是在承认私有制的前提下,限制富人对土地、资本,及其它社会财富的垄断,以保证百姓生计,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他的“均富”的经济建设纲领,在当时虽能得到实施,但毕竟把古代“均富”的治国理念和策略,推上了社会实践的平台。他逝后的近一个世纪里,中国台湾的土改及中国大陆多元经济模式的实施,无不说明了这一“均富”建国纲领的可行性与真理性。这一思想,也成为当前建构和谐社会的宝贵精神资源。

余论:全球对“均富”的探索

综上所述,古代儒家倡导的“均富”治国理念,经过近代孙中山等人的演绎,逐渐由理论层面转向实践层面。经受了历史的洗礼,“均富”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点,已愈来愈成为人们的共识。当前,各国在经历了贫富悬殊的痛楚之后,也纷纷在寻觅实现“均富”的途径。据考察,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政府,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严重的失业和经济不景气的困境,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宏观调控的对策。所谓“宏观调控”,即是政府通过税收,把富人的部分财富收归国库,然后通过社会福利建设,使贫者得以享受。这也就是说,通过政府对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进一步拉近社会财富初次分配后的悬殊差距。据称,1994~1995年间,英国最上层家庭平均收入为最下层收入的19.8倍。经过政府的税收和福利方面的调节之后,两类家庭最终收入的差距仅为3.7倍。现代流行于西方社会福利国家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也无非是通过政府对社会的再次分配,调节社会财富差距,缓解社会富者与贫者的对立冲突,使社会和谐一些、稳定一些。

二、发展社会公益,缩小贫富差距。

当今,各种基金会如雨后春笋,风靡全球。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夫妇创立的救助艾滋病者的基金会,其基金数额居全球之首。中国国务院于2004年公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放开了基金会的经营范围,赋予基金会更多的权利,目的即是发挥基金会在社会二次分配中的作用。佛教团体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台湾的佛光山星云大师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为贫苦的民众办医院、福利院、学校等,曾得到台湾政府部门的嘉奖,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许。

三、鼓励富人反哺社会。

如今,愈来愈多的富人认识到,他们手中的财富,虽是自己辛劳的结晶,但也离不开社会为他们营造的条件。因而,不少人愿意把自己财富的一部分、或大部分馈赠给社会,以示其对社会的回报。蒙牛牛奶公司董事长牛根生,意识到“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毁业”的规律,称“与其把业让后代去毁,还不如让我自己‘毁’了”;“一个人从‘无’到‘有’,是一种快乐,而从‘有’到‘无’则是更大的快乐”。因此他崇敬比尔•盖茨,并决心以实际行动向比尔•盖茨学习。

美国媒体今年有一个这样的报道: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的毕业礼上,上午穿红色博士长袍,下午换上西装后发表了一番感悟人生的讲演,称“人类的最大进步并不展现在科技的发现和发明,而是如何利用它们来消灭不平等。不管透过何种方式,民主、公共教育、医疗保健或者是经济合作,消除不平等才是最大成就。”他感慨地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明白了这些”。又告诫到会的人:“今天在座的哈佛毕业生,都是有才能、特权和机会的人,从社会得到了这么多,今后无论我们为社会回报多少,都是远远不够的!”

比尔•盖茨如此一番发自肺腑的感人之言,代表了当代世人寻求“均富”的强烈心愿,体现了儒家“均富”理念的当代价值。

 


[i] 《礼运注》。

[ii] 《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46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iii]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63页。

[iv] 《论语•季氏》。

[v] 《孟子•滕文公上》。

[vi] 《孟子••梁惠王上》。

[vii] 《春秋繁露•••度制》。

[viii] 《汉书•董仲舒传》。

[ix]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6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x]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80页。

[xi]《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71页。

[xii]《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88、391页。

[xiii]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71页。

[xiv]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5页。

[xv]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80、394、409页。

[xvi]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0页。

[xvii]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4页。

[xviii]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

[xix] 《孙中山全集》的1卷,第329、328页。

[xx]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8-329页。

[xxi]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87页。

[xxii]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5页。

[xxiii] 《孙中山全集》第1卷,328页。

[xxiv]《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8页。

[xxv] 《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154页。

[xxvi]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0页。

[xxvii]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2页。

[xxviii] 《孙中山集外集》第31页。

[xxix]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92页。

[xxx]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