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于兄弟:“悌道”略说 - 舒大刚

列印
PDF

友于兄弟:“悌道”略说

舒大刚

作者簡介:四川大学教授、《儒藏》主编

 

《书》曰:孝乎唯孝,友于兄弟。――《论语》

儒家讲爱人必然“仁义”连言,讲孝道必然“孝悌”同称。为什么讲“仁”必有“义”、讲“孝”必有“悌”呢?儒家推行仁爱是有秩序、有等差的,儒家的仁爱与墨家“兼爱”是不同的,“兼爱”是爱无差等、一视同仁;仁爱则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亦即由近及远、由亲及疏、推己及人,这个差等和区别就是“义”。儒家单纯地讲“孝”是针对长者特别是父母而言的,可是人的社会关系不仅仅有长幼之别,还有同辈之分。曾子讲孝道时说:“行父母之遗体,能无慎乎?”自己的身体是父母所遗所赠应当爱惜,可是父母不仅仅只赠给自己身体,还赠给了兄弟姊妹以身体,我们如果要做到对父母完全的孝,就必须连带兄弟姊妹一起爱,让父母放心,使父母高兴,这就是悌道所要求的内容。孟子将“仁义”和“孝悌”相搭配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事亲”即是孝,“从兄”即是悌;换言之,孝敬父母就是仁,尊重兄长就是义。因此,孝悌和仁义是相邻而又相通的德行。

中国先民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注意到家庭伦理建设,关注到了父、母、兄、弟、子五者关系(“五品”),提倡在这五者之间应当各有一种关系来调剂,促使其达到和谐的境界,是谓“五教”。《尚书·舜典》记载:“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宽。”帝舜对契说,现在百姓之间出现“五品”不逊、家庭不睦的状况,我任命你作司徒,向民众施以“五教”,但要从宽。什么是“五敎”呢?那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里父义、母慈、子孝,属于“孝”的范围;兄友、弟恭,属于“悌”的范围。孝悌思想,早在尧舜时期就已经萌芽!这也为孟子“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找到了注脚。

随着国家的形成,阶级关系的加强,尧舜时期的“五品”“五教”,后来发展成为“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从各尽本份、各安其位来说的,要求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孟子则说:舜“使契为司徒,敎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将五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的确定。其中,“父子有亲”即是孝道的内容,“长幼有序”则是悌道的内容。

相传舜的孝道就包含了对弟弟象的友爱。据《尚书·尧典》说,舜家“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意思是说,舜的父亲瞽叟顽固不义、母亲乖张无理、弟象蛮横无礼,可是舜以孝悌之道巧妙地协调好了家庭关系,使这个矛盾丛丛、甚至危机四伏的家庭井井有条,不致于犯法。舜继承尧的“帝”位后,还封弟象于象郡,成为一方“诸侯”。

殷人的悌道更为突出,形成一时制度,这突出地表现在王位继承上――“兄终弟及”。古代以和平方式交接的继承制不外两种,一是父死子继,这叫“世”;一是兄死弟接,这叫“及”。《礼记》说:“大人世、及以为礼,以定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礼运》)就是这个意思。相比之下,殷人多行兄死弟接的“及”,周人多行父死子继的“世”。

太丁、外丙、仲壬都是商朝开创者汤的儿子,而太丁是太子。汤死时,太丁已死,就立次子外丙;外丙死后,又立三子仲壬,仲壬死后,无弟可立,乃立太丁之子太甲(也就是汤的太孙)。后世殷人的君王多按这个秩序拥立(政变篡权者除外)。殷三公之一的微子,不立嫡孙腯而立次子衍,也是这一制度的产物。这是“兄友”的特别体现,也是悌道在政权交替中的表现。

周初也偶用这一制度,如周太伯有三子,他不立长子太伯、次子仲虞,而立幼子昌(即文王)。文王也有三子,他不立长子伯邑考,而立次子发(即武王);武王死后,幼子旦(即周公)也一度践祚(即王位)。但是周公后来制礼作乐,改变了这一传统,而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了,将王位还给了武王的儿子,是为成王。后人为了维护周公大圣人大忠臣的形象,将周公践祚称“摄政”,还有人甚至否定周公有称王之事。其实都是不知殷周之际继承制度的历史所致。此后,周人的王位都是嫡长子继承,也就是说君王死后,不管他有没有兄弟,都由他的儿子继承;儿子中又以嫡长子居首。如果嫡长子不在世了,又由嫡长子的儿子(即太孙)继承。在这种制度下,兄弟之间除了亲情,更多的是君臣,弟弟只有服从的份,不能再觊觎君位,否则就是非分,非分就是不忠。这是“弟恭”的最高表现,也属于悌道的内容。

当然,尽管周公已改行嫡长子继承制了,周代以后仍然有“兄死弟及”现象。鲁国公仪仲子之丧,檀弓前往赞礼。当时仲子的长子已死,主礼的丧主不是仲子的嫡孙,而是他的次子。檀弓说: “奇怪!我从来没听说有这样做的!”于是跑去问子服伯子。子服伯子说:“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说仲子这样做是在执行“古代礼制”。孔子弟子子游听了也不解,又去问孔子。孔子说:“不对,应当立孙!”(《礼记·檀公上》)对公仪仲子“舍孙立子”表示反对,恰恰反映出殷周异制的问题。汉人袁盎说:“殷道亲亲,立弟;周道尊尊,立子。”(《史记·梁孝王世家》)但是到了春秋时期,仍然有殷制的残余。甚至有人说,鲁国的继承制也是“一继一及”,即子、弟交替继承;秦国、吴国程度不同地实行“兄终弟及”制。直到汉代,窦太后还对景帝说:“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将以孝王为寄。”(《史记·梁孝王世家》。意思是要汉景帝死后将帝位传给弟弟梁孝王)楚国甚至实行“少子继承”制,王位不传给长子,却常常传给最小的儿子。后世在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族中、努尔哈赤以前的女真族中,也都执行“幼子继承”制。

传弟、传孙,都属于悌道,只是传弟体现了更多的“兄友”,因为兄长不专有祖先的遗产和名位,而要与诸弟分享;传孙体现的更多是“弟恭”,弟弟对兄长的基业不敢觊觎,只有服从和捍卫的份。殷周时期,对兄弟是否“友”“恭”(即讲悌道),就成了判断一个兄长或君王好坏的标准。武王伐纣,列数纣王罪名,就有不以悌道善待他的“王父母弟”一条。《尚书》有许多强调兄弟和睦的资料,《舜典》命契为司徒“掌五教”亦属此类,周分封诸侯也要谆谆以孝悌为诫。

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封成王弟弟康叔于卫,因卫地是当年“殷顽民”所在地,也是三监叛乱的中心区域,周公要求康叔加强辖区内的教化,给他作了一篇文诰,即《康诰》。其中提到,殷纣末年、三监之世,殷地之人,父子、兄弟之间不讲孝悌之道,互相贼害,那些大恶人、大坏蛋就这样产生了。当儿子的,不能继承父亲的事业,使父亲十分伤心。当父亲的,又不能抚养儿子,还要加害他们。当弟弟的,不能恭顺于兄长;当哥哥的,也不能念父母养育之不易,对弟弟很不友好!我真同情这些人呵,没有受到我们仁政的沐浴,使他们违反了天伦(即“五伦”),触犯了天条。如果马上按文王制定的刑法来处置,他们是不会心服的。言下之意是要康叔整顿风俗,宣扬孝悌。

孔子甚至将处理好兄弟关系,作为善政的出发点。当有人问孔子:你为什么不从政呢?孔子说:“《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论语·为政》)意思是《尚书》上讲了:恭行孝道,搞好兄弟关系,可以影响到政治。我自己在家里修身齐家,不也正是一种政治吗?

因此,讲孝道,光讲对父母长辈的爱还不够,还必须包括善待同辈的兄弟。自兄言之,则是友爱胞弟,是谓“友于弟兄”;自弟言之,则是尊敬兄长,是谓“恭顺兄长”。手足情深,骨肉相亲,兄友弟恭,琴瑟和谐,则悌道可成、孝道乃全!

如果将对兄长的恭顺之情再推而广之,就可以形成顺长敬上的普遍法则,这就是仁义之道的“义”。《孝经》说:“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又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不仅普通人如此,君王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也在推广悌道,《孝经》说:“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敬天祭祖,严事国老,都是对“父”尽孝道的表现;天子在国学中设三老五更、礼敬贤者,也是对“兄”尽悌道的表现。

“孝”解决对长辈的爱,“悌”解决对同辈的爱;再将“孝悌”之情推广到天下国家各个领域,然后朋友、夫妇、君臣等关系也可以讲明,“五伦”之义既明,则社会秩序就自然理顺了,天下岂不就自然太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