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與社會和諧 - 黃甲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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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與社會和諧
——为纪念孔子诞辰2556年而作

湖南省岳陽市原市委副書記、市長  黃甲喜

 

 

孔子,誕生於中國奴隸制逐漸瓦解,並向封建社會過渡的社會政治、經濟大變革時期。他立志追求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美好理想,對當今的中國,乃至整個世界建設和諧社會,仍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儒家教育傳統的核心價值觀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仁、義、禮、智、信、忠、孝、誠、恕”,實為中華人文精神,是中華文明賴以生續的社會基礎、道德支柱和精神動力。這種植根於人的內在的道德自覺,突顯出人的主體性和道德自主性。其顯著特徵是,它不與自然對立,不與宗教對立,也不與科學對立,故可形成全人類和諧相處的思想基礎。

要和諧就必先培養“仁”的意識,而這種意識形成的物質基礎應是人的各項基本需求,從生存需求到發展需求,在不同時代和地域的相對完善和滿足。

作為人生存的需求,即吃、穿、住、行的基本滿足,又取決於所在社會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升,使人民從溫飽、殷實並不斷向富裕、舒適進化。一次,孔子去衛國,同駕車的冉有對話,就顯而易見。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意即人口發展了,就要考慮如何使他們富裕起來。孟子“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的主張,與其也是一脈相承的。孔子曾在《論語·子路篇》中坦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他許下三年達到民富國強,雖屬宏願,但若真有人啟用他,而他按“先之勞之”、“無倦”去身體力行,為政以勤,為政以廉,且又講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其使民也義”……來治理國家,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也許真會期月(一周年)就會大有起色,三年即可達民富國強之目的。縱觀當前我國貫徹以民為本,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進而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為此國家堅持改革開放,與民生息,增加科技、教育的投入,確保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以實現全民奔小康並逐步推進民主政治體制的改革等籌劃和舉措,凝結了當代中國領導人和人民的智慧,也吸取了世界文明中的有益經驗和教訓,同時,應當承認,這與儒家的傳統學術思想,有著深厚的淵源關係。

我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隨著生產力的迅速發展,社會日趨安定、團結。僅以湖南岳陽市為例,在改革開放起始的1978年,GDP總值為136.26億元,到2004年末,已達到590.54億元,年均遞增10.3%,處在貧困線以下的低收入人群,則由1978年的百余萬人,下降到28萬人左右,相對貧困人群僅占總人口的5%左右。各項社會事業,都同步發展,已成為我國中部地區投資環境最好的城市之一,和諧岳陽的社會基礎工程已初步建立起來。全國二十多年的巨變,使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空前提高,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作為人的發展的需求是多方面的、複雜的,各種不同層次的人群,對發展需求存在很大的差異。就一般而言,在解決溫飽和基本人權保障後,就有對生兒育女、醫、衛、保健及周邊環境、發展的基礎設施、保障社會秩序穩定等要求,進而對增強自身創造能力、提高科技水平、實現自身價值的要求……,發展到各層次人群之間的相互攀比,對生活享受、自我實現的要求,也逐步遞增,這種過高、過急的個人利益願望,往往與國家、民族、他人的利益相衝突,這時,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物質的力量不能決定一切!為什麼當今世界上就有一些國家,人均收入過一千美元後,社會卻出現動亂,經濟發展嚴重受挫呢?為什麼目前我國在向小康社會邁進時,遇到就業、收入差距和社會保障等諸多問題時,有人心態失衡,甚至情緒不能自控呢?這說明,社會對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越來越高,除了加快發展速度外,建立和諧社會所需要的情感疏通、交流,情緒穩定工作量也越來越大。特別是如何讓廣大基層民眾對未來充滿信心和希望,以進一步增強全民對黨、對國家的凝聚力,還是一個需要長期疏導、溝通的問題。例如當前有人提出,在我國學界、商界中仍存在唯西方是好的崇洋媚外心理,連人家已經唾棄的東西,也還在津津樂道,或照轉照抄。我們自己傳統中的某些糟粕,或歷史上已被否定的陋習,又開始死灰復燃:建奢華別墅、大擺筵席、鋪張浪費,搞面子工程、勞民傷財,搶蓋高級豪華辦公樓,揮霍國家資財建山莊、酒樓,以及不正常的層層選美、追星、“時裝”表演……似今日之中國,已經變成了北美、西歐。而對於好的傳統或域外先進文明,他們卻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甚至為名、為利反其道而行之。當今一些地方和單位,麻將取代了體育,賭博變成了娛樂,奢侈浪費顯示“高雅”,離婚再婚當成兒戲,坑蒙拐騙被視為致富之道。尤以在公共道德上的蛻變最引人注目:上車搶座、橫路搶道、排隊搶先、垃圾亂倒、廢物亂扔、公共場所亂起哄、鄰里相害、親朋互騙……,在學生中請人代作或抄襲作業、踐踏公物、不尊敬師長,不講禮儀、民規,隨地吐痰,我行我素等等,這些見怪不怪的現象,對傳統美德,對社會秩序,對人文環境都構成了嚴重的挑戰,極大地毒化了和諧社會的氛圍。難怪冉有再問孔子,老百姓富了又該怎麼辦時,子曰:“教之”。這正是小平同志晚年指出的,改革開放最大的“失誤在教育”。許多事情要從娃娃抓起,一代又一代,將好的文明傳統繼承下來,發揚光大。這也許就是人們在生存需求獲得滿足後,各種發展需求相繼而來。“教之”應成首當其衝,所以孔子主張“有教無類”,即不管哪一種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也有接受教育的義務,這就是孟子指出的“化民成俗,其必由學”。當生存需求得到保障後,全面提高全民族的人文素養便成了當務之急。除科學文化水平需要與社會發展相適應外,以“仁愛”為核心的倫理道德極需完善和調整,如能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介至人與人之間,乃至國家、民族,各宗教、文化間的相接相處,這樣做人、處事、待人、接物,都有一個共同的是非標準,一個普遍的和諧之道,全人類的“倫理觀”便會逐步形成。

我國是儒學的發祥地,儒學曾深深地植根於中華民族的生活和人們的心靈之中,又經幾千年的風霜雪月,遠傳他鄉異國,也惠及了亞洲和世界各國人民,今天我們更有責任和義務,使這個優良傳統得到繼承和發揚。如果我們剔除儒學的某些負面影響,把其有機、連續、整體的宇宙觀,仁愛、自強不息而又厚德載物的做人之道,和而不同倫理及人生意義、“天下為公”等理想人格境界的追求,轉化為現實社會的人格修養,讓仁愛之心遍及社會,並延伸至鳥獸、草木、瓦石、山川、河谷,我們的上述陳規陋習,就會被中華民族長期、獨特的精神信念和價值意識所融化,我們的人與人之間,各民族、各教派之間,乃至人與自然之間,就會建立起一種和諧、共融的關係。人的生理、安全、群體意識,愛人與被愛、尊嚴和自我實現等不同層次的需求,不同年齡、性別、語言、信仰、地域之間的碰撞,也會在一個和諧的共融體中實現多樣化。我認為,只有達到這一點,才可能有真正的經濟全球化。

當然,這個理想世界的形成,勢必會遇到因經濟、文化等諸多差異而導致的反叛、對立、戰爭(包括宗教的排它性戰爭)等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加之各個國家自身存在的法制不完善、道德約束力軟弱,領導層的權力濫用、腐敗,亦可能導致的社會、政治動盪,或因人口爆炸、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社會保障滯後而面臨著新的挑戰。任何一種理論均無法解決全球所有的政治、經濟問題。儒家學說,同樣存在著某些缺陷,如不平等的禮教思想,重德輕法、重文德輕科技、重農抑商、重義輕利等,也應當根據各國的國情,在實踐中揚長避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為在我國創建一個真正和諧、美好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必須在對儒家思想等傳統文明的批判繼承中,古為今用。最近中共中央、國務院採取了許多措施,在國內組建國學院,在孔子故里建“中華文化標誌城”;在國外,則開展“漢語橋工程”,並在海外建100所孔子學院。孔子2555周年誕辰時,還由政府主辦了孔子祭祀大典,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三屆會員大會上,強調“要以科學的態度、運用科學的方法,努力加強對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將儒學研究與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緊密結合起來,……服務現實。”可見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重視儒學、儒教,是一件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大事,我們有自己的人文精神、人文傳統,這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今天,中華兒女更需要重新認識和擁抱自己的文明傳統,積極地回應、參與全球的文明對話與交流,為新的全球倫理的構建貢獻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