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學的信仰特徵 - 朱漢民

列印
PDF

朱熹理學的信仰特徵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朱漢民

 

內容提要:早期儒學奠定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基礎,而以理學家朱熹為代表的宋儒則完成了儒家的人文信仰。儘管朱熹以更加理性主義的思想方法與概念體系建構以“天理”為中心的哲學體系,但是,朱熹的天理論又是一種宇宙目的的象徵性表達,包含著生命體驗的終極關切,故明顯具有信仰的特徵與宗教的功能。

關鍵詞:儒學  朱熹  人文信仰  天理  宗教

 

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們完成了儒家的人文信仰的建構。在他們的理學思想體系中,朱熹表達出了更加強烈的人文意識與濃厚的理性精神。然而,幾乎在朱熹進一步強化儒學的理性化、人文化的同時,他也同時強化了儒學的信仰,從而強化了儒學的宗教功能。可以說,在朱熹及其宋儒的思想體系中,宗教觀念的淡化與宗教功能的強化幾乎是一體的。

這是什麼原因呢?儘管朱熹所確立的信仰具有人文化、理性化的特徵,因此我們稱之為“人文信仰”,但是,作為一種“信仰”,它又具有“信仰”的一般特徵,並保持著較強的宗教功能。這突出地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天理論是終極目的的象徵性表達。

朱熹在詮釋早期儒家經典時,其最大特徵是以“天理”去詮釋孔孟所信仰的“天”、“天命”。孔子時代所敬畏的“天”、“天命”,朱熹則以“理”、“天理”解釋之。朱熹通過詮釋《四書》而建構的“天理”,一直非常鮮明地體現出雙重特徵。金春峰先生曾認為:“在朱熹的宇宙本原系統中,與氣、陰陽、形器相對的理,實際上有兩種:一是價值之理,一是自然性的屬性與運動發展規律之理。前者是太極——天地生物之心——元亨利貞的價值系統;後者是陰陽之自然屬性、原理、規律之屬性。”[①]作為屬性的“理”,只能訴諸於知識理性的概念性表達,因為它反映的是外部世界的客觀性規律;而作為價值屬性的“理”,則是借助于心理體驗的象徵性表達,因為它可能體現的是精神領域的終極性目的。事實上,朱熹的天理論繼承、發展了儒家價值信仰中的對某種終極目的的信仰與追求。所以金春峰認為:“朱熹繼承董(仲舒)的陰陽五行與目的論思想,恢復了儒家的目的論,故認為天地以生物為心。所以朱熹哲學即是自然的理氣論,也是以信仰為支柱的半神學式的思想。”[②]

由於天理論又代表著世界的終極目的,所以朱熹又總是將“天理”理解為“天地生物之心”。朱熹所理解的“天地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一方面是“無心”,即不是某種具體人格的思慮營為的意志與目的;另一方面它又是“有心”,它象徵著宇宙精神的思慮營為的意志與目的。所以朱熹曾反復論說天理的目的性,《朱子語類》載: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比。近思之,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為。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會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慮,此所以為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複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只說得它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卻自定。”[③]

可見,朱熹認為“天理”、“天心”既是無心的,沒有人格神的那種思慮營為;又是有心的,體現著宇宙精神“自定”的目的。此即如朱熹所說:“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④]這種既能夠顯“靈”的宇宙精神,又不是人格的“恁地思慮”的“天地之心”,完全是關於某種終極目的的象徵。那麼,“天理”作為這個終極目的的象徵,只能是人們敬畏、信仰的物件存在。

其二,天理論又包含著以生命體驗為形式的終極關懷。

天理作為世界規律的概念性表述,是理性思維、知識認知的物件;但天理作為宇宙終極目的的象徵,就只能是生命體驗、心理敬畏的物件。所以朱熹在如何體認天理的問題上,不僅提出了“格物致知”的理性主義認識論主張,同時也倡導“居敬主一”、“尊德性”、“默然澄心”等體驗“天理”的形式,希望通過這個途徑,最終達到省悟宇宙終極目的的精神境界。這是一種不同於格物致知的生命體驗形式,其目標是超越一切現實關切的終極關切。

由於朱熹既講格物致知,又講生命體察,故而對人的精神主體的形式——“心”,就有了兩種不同的解釋。一方面,從格物致知的角度而言,他強調“心”是認知的主體,他稱之為“知覺”,即“人心是知覺”,[⑤]其功能就象鏡子照物那樣反映外界的事物及其道理,這時知覺之心是“虛明”的,他說:“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應得。”[⑥]另一方面,從生命體驗的角度而言,他又主張“心具眾理”,也就是說,心不是虛的,而是“心者人之神明,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⑦]所以,他主張“心為主宰”,即“心”不但是個體身心實踐的主體,而且也是天下萬事萬物的主宰,他說:“心者,人之所以主於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⑧]朱熹主張心具眾理、心宰萬物,其實也就肯定了天理先天地存在於人的心中。那麼,如何獲得對天理的體認呢?除了對外的格物致知之外,當然還包括對內的身心體驗。朱熹從學老師李桐而得二程理學的“道南詣訣”,就是一種所謂“靜中體驗未發”的內在身心體驗,即如朱熹所說:“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⑨]這種“以身體之,以心驗之”的內向體驗的方法,最終是為了達到“心與理一”的最高精神境界。所以,儘管朱熹十分重視理性主義的格物致知,但是他同樣重視直覺主義的身心體驗。他在注釋《中庸》的“尊德性”與“道問學”兩種方法時說:“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⑩]他將“尊德性”看作是“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的工夫,顯然是給予這種身心體驗的體認天理方法以足夠的重視。

我們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朱熹的生命體驗形式確是具有十分鮮明的信仰特徵。首先,它體現和表達出對超越性天理的恭敬、敬畏。如朱熹以“居敬”作為涵養德性的重要步驟,而“居教”就是要求個人由外到內均要保持對“天理”的虔敬態度,有一種相當於“對越上帝”敬畏心理,這即如朱熹《敬齋箴》所說:“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11]這是外在言行的虔敬,另外還要包括內在心理的“主一”、“此心自作主宰處”。[12]顯然,這一系列心理行為的特徵,均是一種精神信仰的要求。

第二,這種生命體驗的形式是與生活實踐融為一體的。蒂利希認為哲學、宗教所關注的終極有同一性,但是,哲學對終極結構所作的是一種“超然的描述”,而信仰則對終極關切是一種“投入性表達”。[13]而作為“投入式表達”的信仰者,一定要將此終極關切與自己的精神生命、日用實踐聯為一體。所以朱熹總是將從語言文學上推究義理看作是“第二義”的方法,而總是將身心實踐的“切己體察”看作是“第一義”的,他說:“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14]“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己上體察,但是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如此,濟得甚事!”[15]這種“切己體察”的體認天理的方式,表現出理學所陶冶的正是一種全身心投入終極關切的信仰者。

第三,這種體驗方式又是直覺主義的。當朱熹的天理是萬物規律的概念性表達時,在為學工夫上,他講“格物致知”,重“道問學”,故而表現出重知識積累的理性主義。但是,當他所說的天理是終極關切的象徵的投入式表達時,他又大講“涵養主敬”、“尊德性”,這些為學工夫同樣具有《四書》的經典依據,並表現出鮮明的直覺主義特點。朱熹在年輕時從學李桐“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如何”,即領悟了這種直覺主義的體驗方式,即如他所描述:“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16]這種通過直覺體驗而獲得對“天下之大本”的把握方式,以後一直保持在他的思想體系和日常經驗之中。雖然朱熹曾一度表現出對“道問學”的偏重,但他亦很快地意識到那種“支離之病”,肯定“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17]而且,他在很多地方論述尊德性、存心等方法,均肯定了這種對內在本心中的“天下之大本”的直覺體驗。他說:“為學兩途,誠如所喻。然循其序而進之,亦一而已矣。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謂存心者,非拘執系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有覺焉,則即此而在矣。”[18]這裏所言的“存心”、“一念之間”、“覺”,顯然均是那種內向的直覺體驗。儘管朱熹認為“尊德性”與“道問學”、“涵養主敬”與“格物致知”所把握的是同一個物件——天理。但是,如果我們深入分析考察就可以發現,“道問學”、“格物致知”所把握的“理”,主要是“即物而窮其理”、“窮至事物之理”;而“尊德性”、“涵養居敬”所把握之理,則是“自然中節”、“極乎道體之大”以及“參贊天地化育”等天人一體的人生境界及宇宙目的的實現狀態,它們之間是有區別的。當然,朱熹本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二者的深刻區別,但這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就是要將“所以然”的規律性的“理”與“所當然”的目的性的“理”統一起來,論證它們沒有區別。

 


① 金春峰:《朱熹哲學思想》,第10~11頁,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

 

① 金春峰:《朱熹哲學思想》,第10頁。

②《朱子語類》卷1。

③《朱子語類》卷1。

④《朱子語類》卷78。

①《朱子語類》卷16。

②《孟子集注》、《盡心上注》。

③《朱文公文集》卷67、《觀心論》。

④《朱文公文集》卷40、《答何叔京》。

⑤《中庸章句》第27章。

⑥《朱文公文集》卷85、《敬齋箴》。

⑦《朱子語類》卷12。

① 參閱張志剛:《宗教哲學研究》,第563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②《朱子語類》卷11。

③《朱子語類》卷11。

④《朱文公文集》卷97、《延乎李先生行狀》。

⑤《朱文公文集》卷54、《答項平父》。

⑥《朱文公文集》卷64、《答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