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倫理思想與中國企業文化建設初探 - 溫永強

列印
PDF

儒家倫理思想與中國企業文化建設初探

武漢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  溫永強

 

 

作者簡介:溫永強(1979~),男,河南平頂山人,武漢科技大學文法學院科技哲學研究生。研究方向:經濟倫理。

內容提要:從世界範圍來看,世界發達國家大企業的發展過程,都有著獨特的企業文化作為基礎,並與其所處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環境有著密切的關聯。在21世紀,中國的企業需要把握機遇,在學習西方先進管理裏念和方法的同時,應充分利用傳統的儒家文化來建構自身獨特的企業文化,以文化力推動經濟力。

關鍵詞:仁  以人為本  誠信

 

一、現代企業文化的功用性

企業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會大文化環境影響下,經過企業領導者的倡導和全體員工的認同與實踐所形成的整體價值觀念、信仰追求、道德規範、行為準則、經營特色、管理風格以及傳統和習慣的總和。它是企業在經營管理活動中形成的組織文化,是指以企業價值觀核心的企業價值體系及由此決定的行為方式。這些價值體系和行為方式滲透並體現在企業的一切經營管理活動中,構成企業的精神支柱,形成企業的慣例、傳統。它所包含的價值觀念、行為準則等意識形態和物質形態為其成員所共同認可。舉個例子來說:我到一個大賣場買螃蟹,我對一個營業員說,給我拿兩隻,但這個營業員看看我沒賣給我,因為她說我頭上有傷,不能吃,所以不能賣給我。第二天還是在這個地方,雖然換了營業員,卻因為同樣的原因我還是沒買到。兩個人都這樣說,這就不是個人品德問題了,這就是這個企業的文化,這個企業的一切為顧客考慮的核心價值觀。

企業管理,不管它是什麼模式,如何嚴格,它都要依靠指標來考核,這和管理國家是相似的。列寧曾經講蘇維埃的缺點,就是國家為使每個公務員都為人民辦事,而提出要求,設立考核指標,但是這些指標往往造成被考者為完成指標,違反人民利益,從而形成官僚主義。對於企業來講,營業員賣東西多就多獎勵,這是與其效益掛鈎的。這就是企業的考核指標,這是可以量化的,但有些事情是無法量化的。就拿上面舉的例子來講,這兩個營業員的行為是其企業文化的體現,不是經濟指標能管到的,因為他們的行為損害了他們的收益。但是兩人都拒絕同樣的顧客,這實際上使得這位顧客到處宣傳這個企業好,給企業帶來了效益,但這個效益不可能直接落到自然人頭上。這兩個營業員的行為直接證明了企業文化的力量所在。企業的每一個普通員工能在一切場合來爭取自己企業的利益,這種行為靠什麼來管理呢?顯然這是無法量化的指標,當然不能通過制度,只有通過文化。

我們引進企業文化這個概念已經20多年了,但是實際上,它的有效發展是近幾年的事情。在企業文化做得好的企業,最重要的就是每個人的最終目標與企業整體的終極目標緊密地聯繫起來,用價值觀聯繫起來。這個價值觀不是空話,不是虛無的口號,而是體現在每一個細的勞動環節上。企業文化建設是與一個社會的大文化環境緊密聯繫的,每個國家的文化不同,國情不同,必然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企業文化。我國要做好企業文化,就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需要從影響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著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企業文化。這方面,儒家倫理思想應該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幾十年,東亞經濟的快速發展,也直接證明了儒家倫理思想的時代性和優越性。

二、儒家倫理思想的時代性

中國人的行為活動有較強的原則性,這源于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這是由於中國的儒家文化屬於倫理型文化,倫理判斷貫穿在一切文化形式中,而且居於核心、主導地位,倫理構成了其他一切價值的最終判定標準。儒家倫理思想體系在任何時期都沒有停止尋求一種完善的人格特徵來維繫這一時期社會的統一性,並且協調和鞏固其文化傳統,來教化和規範人們的社會活動。

(一)儒家倫理的核心是仁愛,具體表現就是孔子的“仁者愛人”。儒家奉行“仁”的精神,主張以“仁愛”處理矛盾,從而減少衝突,使社會和諧發展。孔子主張“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博愛大眾,親近有仁德的人。每個人都具有愛人的思想感情,才能達到“人恒愛之”的和藹境界。孟子認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下》)荀子也認為,“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而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王制》)儒學把“仁”作為最高的道德原則,也是人的崇高的道德品質。“仁”,其基本內容是“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恭是指恭謹,對人恭謹就不會受到侮辱;寬是指寬厚,待人寬厚就能獲得眾人的擁護;信是指誠實講信用,誠實信用就能贏得別人信任;敏是指勤敏,做事勤敏就會取得成功;惠是指慈惠,給人慈惠就能更好地使用民眾,調動人的積極性。一個人只有具備了恭、寬、信、敏、惠,就達到了“仁”的最高品德,達到了“愛人”的要求。

儒家倫理的基本出發點是以人為本,以仁為綱。這一觀念體現在企業倫理中,表現為人自身應該是道德的人,企業是為人而存在的。儒家認為人是最重要因素。“天地之性人為貴”,(《孝經》)是因為“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生有氣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王制》)。以人為本。要以人為本,就必須尊重人的價值,尊重個體存在的權利和意志的表達。

在市場經濟的今天,以仁為綱,以人為本的儒家倫理非但沒有與其相悖,反而呈現勃勃生機。例如在日本,現代經營之聖——稻盛和夫,在短短40年裏,一手創辦了兩個世界500強企業,堪稱奇跡。其奧妙在哪里?他認為的成功在於他的經營哲學,而他的經營哲學的重要來源是中國的儒家倫理。韓國和臺灣經濟成長奇跡更說明了儒家倫理思想的時代性。韓國三星集團前會長李秉哲有一句格言:“企業就是人。”臺灣企業界也流傳著同樣的話。韓國的企業文化充分體現了這一特色,韓國企業家普遍認為對人的信念,應該是對從業人員的尊重、關心和信任。在我國企業中,體現儒家“以人為本”思想的典型——海爾的企業文化,一直把員工當作“大寫的人”,強調對待員工要“三心換一心”:解決疾苦要熱心,批評錯誤要誠心,做思想工作要知心,用這“三心”換來了職工對企業的鐵心,肯為企業拼命。張瑞敏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企業就是人。因此,企業應有靈魂,否則無異於行屍走肉。”正是“以人為本”思想的充分體現。他對海爾文化的總結是:“海爾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是體現在對兩部分人的尊重:對員工的尊重,對顧客的尊重。世界上最無價的東西就是人心,是花多少錢也買不來的,要贏得別人的心,只有拿自己的心去交換。”

(二)儒家倫理的重要原則是“誠”與“信”。關於“誠”,《荀子》中說“誠信生神”,這是說,講誠信的人會感動上蒼,感動上帝。積善企業慶有餘,善有善報,堅持下來,必有好處。孔子強調“仁”,強調“主忠信”,是要求人們交往時相互關愛、誠實不欺。孟子強調“義”,強調“思誠”,是因為“誠者,天之道也”,一個人只有“思誠”,才能接近人倫之至,成為一個信義之人。按孔夫子的說法就是“敬事而信”,“敬”就是敬業,就是內心之“誠”。關於“信”,孟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孔子說“民無信不立”。前者是說一個人如果不講信用,真不知道他的日子該怎麼過:後者是說一個國君如果不守信用,他就將失去他在民眾中的信譽和威信。對於國君是這樣,對於企業家也是這樣。一個企業家如果想使自己的企業有一個好的前景,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對自己守“誠”、“慎獨”,對員工和部屬守“信”,兌現承諾,讓員工部屬、市場客戶都信服他,敢於並願意和他打交道。要做到這些,企業除了政府的監管外,誠信的企業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由中國消費者協會組織的關於商業欺詐問題的調查結果表明:2003年全國有58.4%的消費者受到商業欺詐行為的侵害。由於出現誠信問題,嚴重影響社會的投資和消費,成為我國國內市場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從“假酒”到“毒大米”,從“銀廣廈事件”到“鄭百文事件”,從牟其中案到廣東虛開增值稅發票案,企業誠信缺失使得企業的生產經營不能正常進行,交易費用增加,流動資金周轉受阻,企業信譽受損,企業發展受到制約。南京冠生園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個具有70年歷史的“老字號”食品生產企業,“陳餡月餅”事件發生後,生產經營受到了嚴重影響,並從此舉步維艱,很快便走向了破產的道路,可謂“一失信而成千古恨”。銀廣廈也因為在資訊披露上的不誠實,而不得不自食其果,失去了廣大股民的信任,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對於社會來講,企業失信使得國民經濟難以正常運行,經濟運行效率降低,市場經濟難以向更高階段邁進。用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的話來講:“信用缺失會影響到整體經濟的發展。”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每年因不講誠信造成的損失達6000億元,因此說,誠信危機已成為影響國民經濟正常發展的重大問題。誠信問題導致社會倫理關係惡化,直接破壞著市場法規的基礎。企業要樹立良好企業形象就要練好內功,得到本企業員工的認同和信任。員工是企業的主體,產品、服務、經營信譽的建立都是通過員工的努力得到實現的,這就需要提高企業職工素質,培養職工忠於企業的意識和作為企業成員的榮譽感,創造環境優美、人際關係和諧的企業環境,而要做到這一切,誠信的企業文化不可或缺。海爾公司最初由一個瀕臨倒閉的集體洗衣機生產企業,發展到現在躋身世界品牌百強,靠的就是高質量的產品和誠信的企業文化贏得了廣大消費者的心,佔領了市場。有市場才需要供給,中國企業的現實情況需要講誠信的企業文化,需要以儒家倫理為主的核心價值觀。

綜上所述,企業文化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現代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企業文化不僅是企業重要的競爭手段,而且可以提高企業家和員工的素質,形成他們的倫理人格,從而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為實現企業的長遠利益發揮深遠的作用。把儒家倫理作為中國企業文化建設的思想基礎,將會對我國企業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參考文獻:

[1] 齊振彪、齊振宏:《海爾文化的變革之魂》,《經濟師》,2003年4期。

[2] 趙春明:《儒家文化對日本經濟的影響》,《經濟》,2001年3期。

[3] 李慶臻、金吉龍:《韓國現代化研究》,濟南出版社,1995年。

[4] 楊君寶編:《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臺灣,允晨出版,1987年。

[5] 郭耀紅:《淺論當代中國企業文化建設與儒家倫理》,《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4年第14卷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