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儒家書院起源、辦學性質說開去 - 李才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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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儒家書院起源、辦學性質說開去

江西教育學院  李才棟

 

 

近幾年來,我有幸參加由好幾個有關儒學書院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遵照會朋友要求,我在會議期間就書院研究的歷史經驗說了不少意見。我雖然學習和研究書院史四十年,然因年近古稀,已跟不上形勢,只能追隨諸位青壯年之後,回顧走過的路程。這次又逢儒學盛會故將我過去說的意見整理,發表於後。

 

關於具有教學功能書院起始的假設和證明。

具有教學功能的書院究竟始於何時,曾經被列爲“中國文化之迷”。[①]這個“迷”曾延緬了數十百年,時至二十一世紀八十年代遂見分曉。[②]然而由於學術資訊之不暢,以及思考方式之分歧,至今仍然衆說並存。

一種意見認爲具有教學功能的書院始于宋代。宋代的洪邁,明清之際的王夫之似持這種看法,當代楊榮春、車樹實先生似亦持這種意見。

一種意見是認爲具有教學功能的書院始於五代。並以白鹿洞書院的前身,“廬山國學”爲標幟。持這種意見的有胡適、周予同、盛朗西、陳東原,以及當代章柳泉、季羨林先生。前兩年,天津《今晚報》亦是此說。有的朋友又“發現了”比廬山國學産生更早的匡山書院,因此說這是中國最早的書院,還將這個“發現”登在《江西日報》上。

一種意見認爲具有教學功能的書院始于唐代。宋代朱熹、元代馬端臨、清代王昶,當代陳登原、錢穆、陳元暉、張瑞番、王炳照、樊克政諸位先生和敝人都持這種觀點。還有一種意見認爲漢代的精舍、精廬就是後世書院的雛形。

書院的名稱始于唐代。史家多數認爲以建於開元間李唐皇朝的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爲最早。近來有的學者提出李元通的蘭田瀛洲書院,李靖的臨朐李公書院、張說的永樂(今滿城)花陽山書院、陳響的龍溪松洲書院得名皆早於開元間。[③]然而關於這些“書院”史料的可靠性,疑問很多。故仍爲大多數論者所不取。

對於麗正、集賢書院,多數學者引用袁枚的話,認爲它建於“朝省”,非“士子肄業之所也。”[④]然而也有的學者認爲其中亦有執教授徒的情況。

至於民間聚徒講學的書院,許多學者往往按照陳元暉先生主編《中國書院制度》 一書的介紹,列舉了松洲、皇寮、義門、梧桐四所“建于唐代”,具有教學功能的書院。然對這四所書院也有不同議論。有的認爲梧桐書院實始於南唐。[⑤]有的認爲:皇寮書院記載太簡,創建者劉慶霖曾任吉州通判一職使人産生疑問。有的認爲:有的地方誌記載似爲後人的推測和攀附。如說梧桐書院,講究義理之學,是理學家的書院等等。有的以爲義門書院原稱東佳書堂,“書院之名,不過是後人依其性質附加的結果”,有“向壁虛造”的問題。而所謂松洲書院最早究竟是一所什麽樣的學校,後人的記述亦不太一樣,而且直至清代才在地方誌中出現。正因如此學術界對書院始于唐代的說法質疑頗多,特別是因爲長期沒有找到唐人關於書院講學的實質性記載的緣故。

五代有書院似乎不成問題,然而這幾位著名學術大師講的大都是“廬山國學”。廬山國學是一所類似于南唐李氏朝廷設于金陵秦淮河邊國子監那樣的學校,是設在南唐南都--南昌附近的又一所國子監、“辟雍”,而非民間培養人才的書院。[⑥]當然,五代時還有登封的太乙書院(即嵩陽書院前身)、洛陽的龍門書院、商丘的睢陽學舍(即應天府書院前身)、奉新(先稱新吳)的華林書院、太和的匡山書院等等。然而不能因五代有書院而斷定最早的書院出現在五代。如要作這樣的決斷,必須全部否定唐代已有具備教學功能書院的各種記載,這樣做恐怕也難。

宋代有書院,更不成問題。已有或說四所(范成大、呂祖謙、王應麟、馬端臨、全祖望、胡適),六所(盛朗西、陳東原),或說八所(陳登原、毛禮銳、王炳照),以及十餘所名書院等至少四類說法。[⑦]而各人所說的究竟是哪幾所,也不一致。但這些說法都不能證明其中哪一所是起始于宋代的中國最早的書院。非但不能證明書院始于宋,相反的卻證明了唐代已有聚徒講學的書院(如石鼓、東佳),五代得到進一步發展(如龍門、太乙、匡山、華林),宋代亦有史迹可尋。

中國自古就有私人講學現象。先秦各派學者的私學,兩漢的精舍、精廬開闢了不同時代私人講學的傳統。然而是不是可以講這就是書院的起始呢?竊以爲這是一個涉及學校發展階段的問題。

在中國,唐堯、虞舜、夏、商、西周已經出現成均、庠序、學校、瞽宗、辟雍、泮宮、膠塾等等機構,這類機構似已與物質生産勞動相分離,然而仍然是政教合一,官師不分,與世卿世祿制度密切連系的社會上層建築綜合機構。因此一些教育理論工作者將其稱之爲前學校、類學校是頗有道理的。

在中國,真正專門從事教育工作的學校始於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子爲代表的私學。這種情況的出現與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土地私有制的出現,社會士、農、工、商多個階層的分工,以及人的社會地位、社會價值的提高都有關係。這是教育與政事分開,實行“學而優則仕”,官師分離的學校。然而也正因爲社會生産力仍然低下,尤其是書的生産效率尚低,知識的載體多爲竹簡,極爲難得。故其教學活動,按照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的說法乃“皆用口授”。延及兩漢、魏晉、南北朝,雖然有筆、有紙,但書的産量仍然很低,教學方式基本如此。我們可將此類學校稱“師授學校”。這是中國學校發展的第一階段,師授學校階段。[⑧]

隨唐發明了雕版印刷技術,逐漸使書的生産能力大大提高。由於書的産量大增,使教學的方式大有變化,不僅可以使用口授,亦按皮錫瑞《經學歷史》說法,更可大量地、經常地、主動地“視簡而誦”。在這種條件下出現書院、書堂、書樓、書舍藏書傳書,教師說書講學,學子讀書求學的狀況,已勢在必行。這是學校發展史上的飛躍。這種教學機構似可稱爲“讀書學校”,從而開始了中國學校發展的第二階段,讀書學校階段。[⑨]

在唐代可以找到許多與書、藏書、讀書有關的記載。不僅有書院,還有許多,可以說是更多的關於書樓、書堂、書舍以及文人讀書的記載,保存在詩歌以及其他文字中。我們若能去認真搜集,其數量將大大超過現有關於書院的史料。這些機構可能僅僅是藏書,刻書之地,個人讀書的齋舍,是不是也可能是具有教學功能的機構呢?而事實上書院、書堂、書樓、書舍這類名稱在唐宋問往往通用,甚至泛用、混用的。因此很難鑒別清楚。竊以爲開初時私人利用藏書進行教學活動的機制尚屬草創並未形成一套規則。我們沒有理由要求它們必須用同樣的統一的名稱或者共同的規矩,甚至存有完備的記載。然而這種景象的時時展現卻給我們提出了進一步全面深入發掘、考察這些史料的任務。

因爲有雕版印刷技術的發明,因爲有大量與書相關機構的文字記載的出現,故所以我和一些師友做出了具有教學功能的書院或者同類機構可能出現于唐代的假設,大膽的假設。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們終於有了《江州陳氏家法》中有關書堂、書屋史料的發現,並與徐鍇的《陳氏書堂記》相對證,這就證實了前面的假設。[⑩]陳氏家法制定于大順元年(890年)。故可證實,唐末至晚在大順元年以前已有教學性質的書堂、書院。這也與王昶在《天書書院總志序》中的講法恰好相符。[11]

東佳書堂相關史料的發現,說明當時的書院、書堂、書樓這類機構,已有一定的規制,有學田、有程度、有書籍的管理,有賓客的接待,有家傳考義,爭取青紫的目標,有對鄰里感化影響……等等。這所書堂恐非最初模模糊糊的“視簡而誦”機制,是一所已經比較規範化的書院了。就現在發現的材料看,這是具有教學功能書院發展史上重要一環。目前爲止還沒有發現唐代第二個書堂或書院有可與其相比如此豐富的史料。我們對其千萬不要小看了。

建立在雕版印刷技術發明這一生産力基礎上的書院與科舉。

過去我們講書院的産生,大都會說到中國有私人講學的傳統,佛道聚徒講學的影響,天下大亂官學廢壞,士病無所於學。竊以爲雕版印刷技術才是書院産生的最重要的原因。雕版印刷技術的發明這是書的生産能力的突破,是社會生産力發展的重要方面,對於教育事業的發展變化具有決定件的影響,是基礎性質的因素。

雕版印刷技術的發明,不僅影響學校的發展和學校教學組織形式的變化,而且使自學考試得以推廣。而起始于隋唐的科舉正是一種自學考試的制度。

科舉考試實行的是“學而優則仕”,是隋唐開始歷經宋、元、明、清,經久不衰的選拔人才的手段。科舉和書院,都是在雕版印刷發明和推廠基礎上展現開來的。兩者不僅有共同的生産力基礎,而且在發展中互相依賴,互相制約。兩者都表現出一定的社會需要,並適應一定的發展程度的社會生産力的水平。科舉考試的弊病在難於鑒定應試者的品德和應用知識的能力,書院(包括學校)則可補單純通過考試鑒別人才之不足。鑒於各地的書院的辦學目標教學內容和水平的差異,考試又將其大致統一起來,並成爲一種重要的檢測手段。而考試的成績又成爲書院重要的奮鬥目標。宋、元、明、清的歷史也說明了,科舉考試與絕大多數書院的密切關係。過去我們批判書院後期成爲科舉的附庸,這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從另一角度看,兩者的結合正是科舉和學校都能維持相當水平的重要條件之一。書院往往以科舉成果標榜自身教育的成就,科舉依賴書院爲其培育人才,促使這此人才有更高的素質,這都是不應回避的事實。不管怎樣兩者是雕版印刷技術基礎産生的“雙胞胎”。時至近代,有人借著揭露科舉的弊病,反對比較公平的考試,其實他們更熱衷於推薦、保送。他們鼓吹的是血統論、裙帶風、世襲制。他們反對“學而優則仕”,難道應該提倡“血緣優”、“拍而優”、“鬧而優”則仕嗎?究竟應用考試作爲社會篩選的手段,還是應用門閥、世襲、姻親、請托、攀附、競奔,作爲社會篩選手段呢?結論是明顯的。比較公開、公平的科舉考試爲平民出身的貧士入仕,比較開放,並爲學子提供膏火的書院,爲貧士成才,兩者都提供了機會。這終究有可取的地方。

正因爲科舉考試確有其弊端,以至於古代不少有識之士,往往批判其不能培養真正有用的人才和品德高尚之士,然而並不否定科舉考試的存在價值,而是主張改革考試的內容和方法,主張需要書院與學校的配合。這正體現了書院的價值。書院強調明體達用,強調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而推以及人。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和陸九淵的《白鹿洞書堂講義》,成爲而後七百餘年書院建設的指導思想,這不是偶然的。考試對教育不僅過去,時至今日仍然還有深刻的影響。自考至今仍是衆多民辦大學鑒定學業的標準。而每年的普通高校、成人高校、碩士、博士考試,職稱考試、公務員考試都已成公衆關注的大事。

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科舉和書院已經不能適應十九世紀末的社會發展,爲實施班級授課的制度的學校所取代,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關於書院發展的階段和若干里程碑。

書院作爲讀書學校,在中國學校發展史上是一個階段,而書院本身也有一定的發展階段。這種階段性可以從辦學機制建設和學術思想建設等多方向來探索。

書院的發展史上有若干個里程碑。

第一個里程碑是東佳書堂,這是早期書院、書堂由個人讀書授徒而成爲具有一定的規制學校的標幟。

第二個里程碑是周敦頤假仕宦而同時創辦書院聚徒講學。周敦頤的講學前有宋初四先生,戚、胡、孫、石爲先驅,後有二程、楊時、遊酢、胡安國等發其未發。從而開始了將書院與理學結合起來的過程,也是將書院與學術研究結合的舉動。

第三個里程碑是朱熹對白鹿洞書院的興複。朱熹手訂《白鹿洞書院揭示》,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書院的辦學和教學模式,提出了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的教學目標。這意味著書院與理學結合的完成。與朱熹同時有陸九淵、呂祖謙以《白鹿洞書堂講義》和《自鹿洞書院記》贊其成。三家門人後學都將理學作爲書院教學的內容和指導思想,又將書院作爲理學社會化的重要手段。

第四個里程碑是書院與社會性講會的結合。由余姚中天閣到到安福惜陰會開始。一些社會性的講會將書院作爲講會、盟社的會所,包括一些原先的聚徒講學的書院,或者新創的會館和書院。從而出現了講會式的書院,聚徒式的書院,宣講式的書院的分化。當然這樣分工也不是絕對的,也有互相交錯、重叠的情況。

講會的發展,就學術傾向而言,雖然先由王陽明及其弟子錢德洪、鄒守益、劉邦采等人牽頭。而除了王門,也還有湛門、朱門的講會,他們把書院、講會和學術研究結合起來,把它當作推進理學社會化,開展學術研討的重要基地。直到明末,講會的影響愈來愈大,不僅影響學術思潮,而且與政治鬥爭糾結在一起。何心隱事件以及“東林黨”事件都是其極端的表現。

書院史上又一個里程碑,似可以清末海外班級授課制度和集合式課程的引入爲標幟。一部分舊書院和一部分新書院,開設了新課程,採用了班級授課的教學組織形式。這也就意味著實行導師制,以“視簡而誦”爲重要教學形式的書院將被新的班級授課學校所取代,從此又將開始一個班級授課學校的階段,中國學校發展的第三階段。

書院的發展與科舉考試有關,科舉考試的成就曾經成爲書院影響的重要標幟,而更重要的標幟,則應是書院的學術成就。

書院成爲衆多學子仰慕,而聞風而至,更重要的是因有學術大師執教的緣故,因爲書院與學術有互相促進的作用,書院也成爲學術基地。學術成果則是書院的重要業績,爲擴大書院影響,發揮了作用。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無論是程朱,還是陸王,以至後來的漢學家、桐城派,陽湖派,我們都可以看到書院與學術(學術研究和學術派別)的互動作用,因此有的人亦以書院的學術發展的情況來劃分書院發展階段。

關於書院辦學性質的爭議。

不少學者在論述書院辦學性質時往往將書院分爲官辦的書院、民辦的書院。他們把某某地方誌書中講到某某地方在職官員領銜創辦的書院統計爲官辦書院。將非在職官員領銜或民間人士創辦的書院統計爲民辦書院。

也有的學者將書院中的絕大部份列入私學的範疇。引用馬端臨的話將“或作或輟不免具文”的學校看作是州縣之學,而將“留意斯文的地方賢士人夫”所創辦書院看成私學。

再有一種見解則從經費來源上看這個問題,認爲凡得到朝廷、地方官府撥田、撥款的書院,都應算作是官辦的書院。其最突出是將雍正皇帝賜金的書院均稱之爲官辦書院。

還有一種見解認爲由朝廷設官治理的書院。應看作已變爲官學的書院。而未經朝廷設官的書院儘管受到官學的種種影響,官學化嚴重,還應看作是私學或者民辦的,公衆辦的書院,用現代語言講則是社會力量辦的書院。

最近幾位著名的書院研究者更一致認爲書院是有別於官學,私學的另一種學校,既有官學的性質又不同於官學,既有私學的性質又不同於私學。書院是另一種與官學與私學鼎足而三的特殊學校。[12]

對書院的性質問題我以爲首先要弄清所謂官辦、官學、民辦、私學這些名稱的意義。

所謂官辦這一概念本身往往相當含糊,是指朝廷、官府辦的學校,或是官員個人辦的學校,或是官員率領僚屬、士紳辦的學校,還是朝廷命官以個人身份在家鄉辦的。我以爲這些常被稱作爲官辦書院中只有第一種情況才是官學,其他只能統統算是民辦書院。

所謂官學,當然指的是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這些學校是朝廷、官府辦的。中央官學問題不多,涉及書院的就是白鹿洞書院的前身廬山國學。以及睢舊學舍、睢陽書院、應天府書院的後身--南京國子監。而地方州縣之學的變化就較多了。唐代的張九宗書院似與遂州地方官學有過說不清的關係,陳向教學的松洲書院似曾是地方官學。北宋時石鼓書院曾改爲衡州州學,義門書院曾改爲德安縣學。元、明兩代亦有將書院與縣學、州郡學調整、合併的情況。至於設官治理的書院則又是另一種名稱的地方官學。元、明、清的社學儘管面對是十五歲以下的少年兒童,仍是朝廷奉文設置的較低層次的地方官學。

至於所謂民辦問題,實際上只要不是官學,就是民間辦學,這個民間可能是某種社團、盟會,可能是一些士紳的臨時組合,可能是某某家族,也可能是某個家庭、某個人。而作爲地方官員,個人倡率集資辦書院那就不能歸入官學的範圍。教育史中的習慣語——私學,一般是相對於官府、官家學校而言的。並非僅指某個私人,實際上是把官學之外的社會力量辦學都包括進去了。

一所學校(主要講地方學校)要成爲官學,我以爲條件很多,一般要經禮部(或相應機構)具文,吏部(或相應機構)授官,戶科撥款、工科建屋。在這種情況下學校的財産是官産,主持人是官吏。我們如果同意以上的標準,那麽以此爲標準來分析書院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北宋間的應天府書院曾經出現過這種情況。南宋理宗、度宗朝書院設官,先是由州學教授,或添差州學教授兼書院山長。後來又規定山長與州學教授並視,後又以幕職官,佐貳官擔任書院山長,最後還有由祠官兼書院山長的。這方面的史料在《景定建康志》中關於明道書院山長的情況,有非常明確的記載。在宋末的史料中,書院山長有授,聘之分,前者是朝廷所授作爲官學的書院長官,後者是民間書院公衆所聘的老師。元代大部分書院奉文設置,設官治理,有教授、山長、訓導、直學等官吏。小部份仍舊民辦。更有不少不以書院爲名的書院。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先是撤消官府書院的山長由訓導主持,四年、五年間,又撤並了所有已成爲這種官學的書院。而後終朱明王朝,除了在正德年間粉碎甯王謀反之後命蔡宗兗爲南康府學教授兼白鹿洞書院山長以及洙泗、尼山兩書院列入孔府官屬外,未見有朝庭行文書院設官的。儘管朱明朝廷曾多次下令廢毀書院,後又同意恢復,儘管有許多官員帶頭重建、新建書院,儘管有不少官學兼任了書院山長或監院。恐怕都不能將這些書院列入官學系列。因爲建立書院並非朱元璋確立的“祖制”。清代康熙皇帝喜歡給書院賜額、賜書,雍正十年(1732)給許多書院主要是設在省城的書院賜金。這些得到題匾和銀兩的書院,恐怕還未成爲又一種官學,一種州縣之學之上的省級官學。清代也有特殊情況那就是雍正七年(1729)朝命在廣東(含海南)、福建(含臺灣)設置正音書院。有的縣一所,有的縣好兒所。如據王昶《天下書院總志》所載泉州府晉江縣城和漳州府龍溪縣城各有正音書院七所之多。這些推廣“官話”的官設書院如何運作尚待研究。

我以爲,古代有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也有不屬於官學的民間學校。對於後者往往名之爲“私學”。“私學”這個名稱嚴格講不太準確,但沿用很久。它不是“公”和“私”相對的“私”,而是和“官府之學”相對的“民間之學”相應的“私學”。這種私學甚至是公衆辦的。

書院總體上是民間學校,爲地方留意文的賢士大夫所作。一般講是“私學”而“非官學”。然而,有時卻由朝廷設官,奉文改制,變爲官學性質的書院。前面已經講到應天府書院的後期,理宗朝、宗度朝書院設官。元代書院設官。洪武初繼承先朝一度設官,以及孔府官學書院種種情況。從時間上講較短,從數量講是少數。把書院說成既非“官學”,又非“私學”  (非官學),似乎在邏輯上也難講通。

關於書院辦學程度的爭議。

我們過去總以書院是中國古代的大學立論,研究書院如何産生,如何發展,有何特點,有什麽歷史教訓等等。然而近年來不少人對這一“傳統觀念”提出了挑戰,一種見解是認爲書院乃古代大學、中學、小學的綜合體(或者混合體)即有的是大學,有的是中學,有的是小學,並以書院改學堂時分別改爲大學堂(高等學堂)、中學堂和小學堂爲證。[13]另一種見解是否定中國古代有大學、甚至否定中國古代有學校,只有前學校和類學校。

對於上述見解,我過去在一些文章中曾經說過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也承認在古代,書院不一定是學校,可能是民間藏書的樓舍,可能是商家刻書,售書的坊局,可能是個人讀書房齋的別稱。可能是地方、宗族、學派的民間祠廟,甚至可能是同鄉會館,行業會館。然而應該肯定,確實存在具有聚徒教學功能的書院,這是學校。

我在前而已經講到書院是中國學校發展第二階段,實施導師師制“讀書學校”的具有代表性的學校形式。她與中國學校發展第三階段,實施班級授課制,開設集合式課程(也有開設綜合式課程)的班級授課學校,當然有所不同。在某些學者根據對當代學校的種種要求,而認爲只有實施班級授課制度的學校才是學校。否則就是前學校,類學校。他們將一個歷史階段,一種學校的概念內涵去規定各歷史階段,各種學校,顯然是不妥的。應該說在中國學校發展史上的“師授學校”、“讀書學校”、“班級授課學校”都是學校,只有西周及以前的才是類學校、前學校。

中國古代不僅有學校,而且有各種學校,有國家的學校,地方的州縣之學,有鄉間的社學,有傳授儒學的學校,還有進行一種專業教育的學校,有醫學、陰陽學、畫學、書學、武學、玄學、天文學。他們或者皆用口授或者視簡而誦,他們既有知識的傳授,也有實際的操作,履踐和篤行。他們層次有高低,術業有專攻,能說不是學校嗎?這裏講的還都是官學,至於民間的書院,有大師執教,廣聚生徒,研討學問,各具特色,能說不是學校嗎?

至於說中國古代有沒有大學的問題,這是近年一批西方學者提出來。他們以西方大學(universities)的要求提出,必須是綜合性,多科性的才能算大學。否則只能是專門學院。或者認爲必須有相對自治權和學術自由才可以稱之爲大學。[14]說到綜合性,分作多少學院、系科等等,西方古代最早的大學恐怕也不見得如此,而是長期發展的結果。說到自治權和學術自由,中國古代的書院和西方古代的大學似都有相對的自治權和一定的學術自由。竊以爲看這所學校是否高等學校,關鍵在於是否面向社會在培養曾經受過基礎教育的高層次人才,是否是集藏典墳,網羅衆家的學府。從哪方面看中國古代的書院是符合上述要求的。

至於書院有沒有層次呢,這當然也是可以肯定的。有的書院吸收童生,有些書院吸收郡縣學的生員和監生,有人招收舉人,有的甚至招收進士,也有的相容並包。有的省城大書院,規定由州府書院每屆推薦優秀書生入院肄業。也有的書院由於有大師執教,各地學子聞風而來。因爲書院實行的是導師制,所以可以容納不同層次的人才同時入學受教,充分表現了書院的開放性。然而各種書院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說他們的生徒是年齡已過l5歲而志于學的大學生;是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的大學生;是經過了實施啓蒙教育的小學階段的大學生。關於大學、小學的區別,朱熹的某些講話已經說得非常清楚,東佳書堂中對進入書屋和書堂學習的年齡規定也非常明白,這裏不再重復了。

古代沒有在程度上中學之說,小學階段的教育由社學、義學、私塾來實施。大學教育一般由國子監、太學、州縣學、書院實施。當然在特殊條件下大學也有附設過小學的。古代社會一般把書院稱之爲經館,將私塾、義塾稱爲蒙館,這就是大、小學的區別。至於某些人把自己所辦的實施啓蒙教育的私塾,硬要拔高、濫竽充數、沽名釣譽,名之爲書院,哪又是另外一碼事了。假冒僞劣的東西古今中外都有,並不能因此予以認可,甚至改變對真貨性質的確認。

至於書院改制時,省裏的書院改爲大學(或高等學堂),道府書院改爲中學堂,州縣的書院改爲高等小學堂的做法,其設計者實際上是一批食洋不化的人士。而以此逆推中國古代亦有相當大、中、小學的書院,這更是食古不化了。試問無錫縣顧憲成辦的東林書院,是大學還是小學呢?當然是大學。清末改爲小學。難道就因爲它曾經改爲小學,就可以逆推東林書院是一所實施啓蒙教育的小學嗎?

總之,中國古代的書院是中國古代的大學,不是古代的中小學,也不是現代的中小學。作爲古代的大學,她是面向社會培養高層次的人才,集藏典墳,納羅衆家的高等學府。

關於書院“制度”問題。

對“書院”,從長期的歷史發展看是否都能稱得上是一種社會或國家的教育“制度”,我一直有疑慮。2003年底在臺北舉行的一次國際學術論壇上我提出了這個問題。元代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說書院本是“留意斯文的地方賢士大夫之所爲”,“前規後隨”,“皆務興起”的學校。又以相對的自主辦學、大師執教講和學術自由體現了自己特色。書院在其發展過程中時而“合法”,時而“不合法”;時而爲官方重視、支援,賜敕有加,時而被抄沒廢毀;時而被嚴加控制,時而又聽其自主自滅,放任自流;時而對倡辦者予以獎勵、表彰;時而遭到鎮壓、屠殺。至少在多數時間裏書院並未成爲朝廷正式規定的學校制度一部分。在書院山長由朝廷注差的時候(宋末、元代、明初),也不是所有的書院都得此“殊榮”。相反有人還設法逃脫這種“榮耀”,而將自己的書院改名爲“堂”、“廬”、“塾”、“舍”,以維護自己相對的自主權和學術自由。

按馬端臨的說法,書院在當時亦不能稱之爲一種有嚴格規範的“教育制度”,恐怕只是一種教育模式。“制度”一詞在中文辭語中用得很濫,是指社會制度,教育制度,它還是社會制度中的某個環節、規章、守則。人們甚至把是收發,門衛的規定都用“制度”來涵蓋。歷史上往往有人因對某項規定提出修正意見而當作反對某種社會制度而蒙冤的。書院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所以表現出較強大的生命力就在於絕大多數時間中沒有一種朝廷規定的制度約束。各個書院無論在辦院或教學方面大都有因地、因時、因院不同的操作辦法。明代嘉靖、萬曆、天啓間朝廷曾經幾次下令毀書院,後來在人們要求恢復時,仍有人以“祖制所無”加以反對。將書院這種學校模式排斥在朝廷規定的“額設”之外。這也說明“書院”並不包含在明皇朝規定的教育制度中。我們的同行常將教育史分作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兩大部分,把教育方面的設施和實際操作都統歸於制度,應該看到書院具有相當隨意性和自由度的辦學、教學方式,是很難與具有嚴格規定的制度相題並論的。我建議是否可以就這個“制度”問題好好研究研究,書院是何時,如何成爲一種社會教育“制度”的。弄清楚這些問題對解決書院研究中的分歧,可能會有幫助。我與有的朋友有不少爭議,恐怕也與對概念的理解有關。目前則恐怕要慎用“制度”這個容易引起誤解的概念。

關於書院現代意義的思考。

古代書院爲近代學校所取代,已經百年。在二十世紀這百年之中,曾有過兩次研究書院的熱潮。“五四”前後,延及三、四十年代胡適、柳詒征、陳東原、毛澤東等人都大講書院的價值和優點。他們好像是在提倡“科學”和“民主”的時候,需要回顧書院的歷史,吸取書院曾經多少有過的辦學自治權、學者治校、學術自由、開門辦學的精神。時至“三中全會”之後,學術界又出現了一次研究書院的熱潮。[15]這些學術界人士對書院某些傳統的向往,是不是也包含了對二、三十年代大學中“德先生”、“賽先生”的仰慕呢?

古代的書院也好,科舉也好,官學也好,以及理學、漢學、桐城派、陽湖派等等都已過去。然而近二十多年中,圍繞著書院的歷史經驗,不少人包括敝人在內寫了許多講其現實意義的文章,似乎也已經深入人心。竊以爲:作爲古代大學的書院,是具有相對的辦學自治權(自主權)和一定的學術自由的。不僅如此,更可貴的是由學者(往往是學術大師)主持,執教書院,推動學術研究,以其學術成就和聲望感召學子,從而使書院不僅面向社會,高於基礎教育,培養高層次人材,向且成爲集藏典墳,網羅衆家的學府。

書院歷史經驗的現代意義,可以從多方面講。如:書院各有特色,教學與研究結合,求知與修德的並舉,書院面向社會選擇教師和廣集生徒,書院注重學生自學,師生質疑問題,生徒互相切磋,頗能調動學生的主動精神,書院頗能依靠社會力量辦學等等。而其最重要的應該自主辦學,學者治校、學術自由和向社會開放,這也是最有現實意義的東西。展望二十一世紀,希望我們的大學,能在這些方面的改革有大進展,而不是僅僅在“産業化”等等課題上做文章。

 


① 金林祥:《我國古代書院始於何時》,上海,《文匯報》,1985年10月28日三版。

② 高志堅:《我國千年前就有私辦的大學》,上海,《文匯報》,1984年10月20日二版。

 

① 鄧洪波:《唐代民間書院研究》,《中國書院》第三輯,第69~90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② 袁枚:《隨園隨筆》轉引白李國鈞《中國書院史》,第3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③ 李才棟:《江西古代書院研究》,第29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④ 李才棟:《白鹿洞書院史略》,第19頁,教育科學出版社,1989年。

⑤ 李才棟:《江西古代書院研究》,第42頁。

① 李才棟:《中國教育管理制度史》,(前言)第3頁,江兩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② 同上。

① 阮志高:《江州陳氏東佳書堂研究》,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編輯部,1989年。

② 載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中華書局,1934年。

 

① 陳谷嘉、鄧洪波:《中國書院制度研究》,第55頁,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① 陳谷嘉、鄧洪波:《中國書院制度研究》,第429頁。

② 許美德:《中國大學》,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年。

 

① 季嘯風:《中國書院辭典》,《中國書院研究文獻索引》,第997~1010頁,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