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中國現代化 - 王美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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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與中國現代化

西安文理學院  王美鳳

 

 

作者簡介:王美鳳(1964~),女,山西原平市人,西安文理學院歷史系中國傳統文化教研室主任,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思想文化史的研究。

內容提要:儒家學說的智慧資源與思想精華在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以其悠久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為中國現代化的建設提供了精神動力,為中國現代化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成為中華民族齊心協力邁向現代化的精神條件與精神保障。

 

在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儒學曾以其恢宏的氣勢、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和對人類生命的深切關懷而放射出絢麗奪目的光彩。由儒家的道德倫理和人生觀、價值觀、社會歷史觀為主要內容的儒學思想體系,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發展,而且對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也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中國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走上工業化與現代化建設發展之路,傳統儒學受到了西方人文主義、現代科技文明以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多方面的挑戰與批判,從而縮小了思想上、文化上、政治上的影響力。從整體上來說,植根於中國古代社會基礎的儒學理論體系,早已不能適應中國近、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從傳統儒學的理論中,不可能直接開出建設現代化強國所需要的妙方。然而,我們正在建設的現代文明體系與古老的儒學之間,卻有著割不斷的歷史聯繫。儒學仍然在時時刻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思想與行動。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發展的儒學,並沒有退出歷史舞臺,而是在與外來新文化的抗爭中進行反思,在接受各種新文化的批判中揚棄糟粕,在與各種新文化的溝通中吸取精華,在多元文化的互動中保持本色,從而在社會現代化的實踐中得到改造,進行重建,並且煥發出新的文化活力。經過一個多世紀反思、揚棄、吸收、改造和重建,一種既保持傳統儒學本色又增添了新內容,並且能夠適應和促進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文明體系正在興起。

根據中國國情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際上就是建構具有現代化的新的中華文明體系。在客觀上,這是中國社會歷史階段發展的必然趨勢;在主觀上,這是中華民族為了從根本上擺脫幾個世紀以來貧窮落後的面貌而自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所做的偉大選擇,因而也是中華民族現代生存與發展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按其性質來說,則是一次深刻的、巨大的歷史超越,即現代中國文明體系對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文明體系的超越。現代中國文明體系的創建,應該包括中國社會經濟的現代化、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社會制度與社會組織的現代化、社會精神生活的現代化,還有現代生態平衡的問題、現代人際關係的問題以及國家統一的問題等……在這個極其複雜的系統工程與歷史課題面前,我們既深切地感受到傳統儒學所面臨的歷史局限和時代考驗,又發現儒學中所蘊藏着的豐富資源和恒久價值。在我們還無法全面系統地總結現代文明體系的理論結構、範疇體系的時候,應該進一步發掘儒家學說所蘊藏的智慧資源,以便更好地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借鑒與啟示。

 

一、儒學與中國現代化的精神動力

建設現代中華文明體系,在客觀上必須具備必要的物質基礎與物質條件,同時還應該有一個和平的、有利的國際環境,主觀上則需要全民族的理性自覺與現代意識,同時需要一個強大的、持久不衰的精神動力。中國現代化的精神動力,其最直接、最現實的根源,來自現階段謀求生存與發展的強烈願望,即適應現代世界潮流,自立于現代世界文明之林的強烈願望。這就要求我們有一種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的科學思想作指導。儒學由於其歷史局限性,不可能對現代歷史潮流達到一種理性的自覺。這個使命只能由設計中國現代化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來承擔。毛澤東早就指出了中國現代化的方向,鄧小平系統提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的理論,真正打開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然而,儘管儒學有不適應現代化的一面,但它那豐富的智慧資源又接觸到人類文明發展的普遍規律,使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可以積極有為,而發揮出重要的歷史作用。

儒學中有“唯變所適”、“因時革新”的哲學智慧。《易傳》提倡“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儒家所謂“自強不息”,以日月經天為象徵,並不是孤立的個人奮鬥,而是一切有修養的士人君子都必須具有道德意識和行為方式。在歷史上它象徵著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自強不息”精神過去曾經激勵過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作鬥爭。現在則激勵著中華民族為建設獨立、自主、民主、富強的社會主義現化化強國而奮鬥。中國人正是依靠這種精神,克服了種種艱難險阻,獲得了政治上的獨立,找到了獨立自主的工業化道路。中國人也是依靠這種精神,經過反復探索,找到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

“自強不息”意味著不滿足於現狀。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還相當貧窮落後,還有相當大的地區和相當數量的人口尚未解決溫飽問題。我們在經濟、科技、教育等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但是,我們不甘落後,我們有信心、有決心建設自己的國家,堅定不移地朝著現代化的目標前進。

“自強不息”意味著積極進取。儒學重視人事與事人,要求立足于現實,立足于現世,直面人生,積極干預現實,在有限的生命內進取,不可苟活,不可徒死。提倡建功立業、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把“立德”與“立功”聯繫在一起。孔子曾經說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①]以免碌碌無為虛度年華,以一種“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樂觀態度面對生活,[②]以一種充滿剛健有為的進取精神去鼓勵自己,充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因此,我們今天應當自覺地面向改革、面向世界,把知與行結合起來,把理想與事功結合起來。努力學習,掌握世界先進文化,為現代化建設無私奉獻自己的力量。

儒家所謂“厚德載物”,以大地“萬物載焉”為象徵,強調一切有修養的士人君子們都必須具有的道德胸懷和處世原則。在歷史上它象徵著整個中華民族的承載力和寬容謙和的精神。這種承載力來自於儒學的民本理念和儒家道德中的使命感與責任感。中華民族深厚而博大的道德胸懷,不但能承載盛世的繁榮,也能在逆境中有驚人的耐心,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義不容辭地承擔起歷史所賦予的使命與責任。這種寬容謙和的精神從何而來?主要來自儒家謙讓之道和至善的追求。謙讓必能容人容物,而不求全責備;至善必能虛心學習,不斷提高自我。“厚德載物”的精神過去曾激勵中華民族維護自己國家的統一大業、維護自己多民族的國家的團結,現在則激勵著中華民族同心同德,為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富裕、共同繁榮而努力。

“厚德載物”意味著一種道德自覺和深厚的修養。沒有深厚的道德修養,就不會有明確的使命感與責任心,因而就不會形成一種社會歷史階段的負載力。現在,中國建設現代化的文明體系,是對中華民族歷史階段承載力的又一次考驗,它不但要發揚領導者的使命感與責任感,也要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使命感與責任感。面對文明形態的超越,中華民族主體在精神上能否負載起新創構的現代文明大廈,這是一個極其嚴肅的問題。民族精神的負載力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形成,它需要長期的歷史積累、陶冶。如果沒有儒家文明長期以來提倡道德自覺和道德修養,中華民族不可能有深厚的負載力。

“厚德載物”也意味著相容天下和開放的心態。《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中華民族本身就是由許多部族、民族長期融合而形成的共同體。儒家學說在其發展中,就從道家、墨家、法家等派別中吸取了不少思想成分。特別在漢唐時期,中國儒家文明對南亞佛教文明表現了極其寬容的態度,不但允許這種異質文化的傳播和存在,而且從中吸取和容納了許多要素,用以豐富自己。這期間,中國始終同周邊國家保持著密切的往來,並在陸地和海上開闢了通往南亞和中亞、西方的絲綢之路。由於西方國家早于我們先行實現了現代化,我們是在大大落後於西方國家的情況下而走上現代化的建設之路,中華民族更需要發揚寬容謙和的精神,以開放的心理態勢,虛心學習西方國家在市場經濟、科學技術、經營管理中的先進經驗。

“厚德載物”還意味著謙和自律和成人成己的胸懷。儒家歷來提倡“君子和而不同”,就是既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又在於追求自我和他人的共同發展。儒家的這些思想不但適用於中華民族內部的人際關係,也適用於中華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係。世界上各個文明體系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民族特色,世界各民族的現代化也都有自己特殊的道路。我們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同時尊重其他民族的歷史傳統與政治選擇。尊重其他文明的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

儒學所倡導的“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是歷史所形成,屬於儒家學說中的精華,具有恆久的意義。這種民族精神,雖然歷經數千年,但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適應力和創造力。它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精神條件和精神保障。

二、儒學與中國現代化經濟的發展

儒家的價值觀念是義貴於利、義高於利、義重於利的。《論語•里仁》記載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以君子和小人人格高下來說明義和利的價值地位,把“義”作為價值選擇的最高目標或標準。但孔子並不完全去利、非利,而是堅持用道義原則來衡量。孔子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③]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④]荀子在堅持貴義第一的前提下,特別注意義利兼顧。他提出“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⑤]就是堯舜也不能“去民之欲利”,就是桀紂也不能“去民之好義”。問題是“欲利”必須服從於“好利”,而不能淩駕於“好義”之上。他又說:“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⑥]但如何達到這個價值目標,其方式是很不相同的。君子“持義不撓”,堅定地把“義”作為最高原則;小人卻“惟利所在”,[⑦]不顧正義。荀子進一步把儒家義貴於利的價值觀,從人格意義推廣到更廣泛的道德領域和社會政治領域,大力提倡“先義後利”、[⑧]“以義制利”,[⑨]認為“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⑩]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對於義利各自的特殊價值和社會功能做出了十分深刻的概括。《尚書引義•禹貢》記載說:“立人之道曰義,生人之用曰利。”認為“義”的價值在於確立人道原則,“利”的價值在於提供生存資料,對於人的生存和社會生活當然都不可少,所以一定要“義利統舉”。但在兩者中,仍然是義高於利、義貴於利,“利原於義之所必得”,“離義不得有利也”。

按照儒家的“義利之辯”,必須始終把道德價值放在第一的地位,發展經濟旨在物質財富的增長與積累,屬於“利”,又怎麼能作為現代化的基礎和中心呢?所謂“為仁不富,為富不仁”的舊觀念明顯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此外,在儒家的經濟理論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農本工商末”。它在古代社會誠然具有其合理性,但對工商業的正常發展明顯起了抑制和阻礙作用。我們承認在現代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中,農業依舊為人們提供衣食之源,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與功能。但是,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運轉模式,不是農業帶動工業、商業,而是商業、工業帶動農業。所謂“無商不奸”,仍然是用一種道德觀念歧視和卑視商業行為。不可否認,商業活動中可能會有欺詐,但欺詐和商業並無必然的聯繫。由於市場經濟體系的影響,商業在現代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愈來愈突出。整個現代國民經濟,正是通過商業市場聯繫起來而成為有機的整體。正因如此,今天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就不能依靠儒家學說作為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指導思想。

但是儒家學說在整體上不適應經濟的現代化,並不意味著它完全是一種阻力,而沒有任何的積極作用。儒家歷來主張“以禮治國”、“以德安民”,注重調節各種人際關係,維護國家的統一與民族的團結。這種思想有助於舉國上下安定團結,形成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成為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

儒學所提倡的重義、貴義的傳統,塑造了中華文明重德、貴義的民族精神。在儒家哲學和價值論的薰陶下,中國人不但把道德仁義作為“做人”的根本,而且作為“治國”的根本。歷代那些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及其勵精圖治的社會改革,無不把“王道”、“仁政”作為基本方針。提倡王道,反對霸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義為師,所向無敵;多行不義必自亡……這些道義原則不但是一種民族的理論共識和明智的政治選擇,而且滲透在廣泛的民俗生活中。在各種交往和社會生活中,中國人總是提倡講仁義、守信用,誠實正直,而那些利慾薰心、唯利是圖的行為和心理,大都受到鄙視和否定。此外,重義、貴義的傳統也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堅持正義的民族精英,那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仁者情懷,那種“義不容辭”、“義無反顧”、“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大無畏獻身精神,都把道義價值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正由於這種民族精神的影響和這些民族精英的活動,使得中華民族具有極強烈的凝聚力,並成為舉世聞名的禮義之邦,成為中華民族所特有的道德品質。

儒家重義、貴義的價值取向,在現代社會經過新的詮釋之後仍然具有積極的意義。現代社會經濟的發展通過市場機制來運行,市場機制的最大特點就是利益的聯繫與利益的驅動。這種利益的聯繫與利益的驅動可以直接促進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物質財富急劇增長,從而在物質文明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但是,如果不受道德規範和道義原則所制約,它又會使人們的物質欲望貪得無厭,不惜採用各種卑鄙的手段,如損人利己、爾虞我詐、掠奪資源、霸佔市場、傾銷商品。西方近代、現代文明把資本價值、財富價值放在第一位,最大限度地追求物質利益,這種價值取向同市場機制完全是一致的,但它的積極作用與消極作用猶如一對聯體的孿生子,共生共存不可分割。西方國家一般都通過法律限制其消極作用,但法律只能懲罰于已然,不能防止于未然。中國剛剛走上市場經濟的軌道,利益驅動既給國民經濟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效率,但相伴而出現的某些負面影響也是令人觸目驚心的。我們在從嚴執法的同時,最根本的還是樹立業主與經營者的道德意識、道義觀念,在思想上樹立起“義以為上,取之有道”的理念。使市場經濟在道德、道義原則的規範下,健康、持續地發展。

儒家的“義利之辯”誠然重義輕利,但又肯定“公利”,提倡天下為公,把社會群體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孔子稱讚先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提倡“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以此作為治國安邦的基本內容。儒家所提倡的這種集體主義價值觀培養了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個人對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強烈責任感。在中國邁向現代化的步伐不斷加快的同時,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認我們與西方工業發達國家有相當大的差距,這就要求我們從心靈深處激發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德意識,發奮圖強地學習和引進外國經驗,以建設自己的家園。因為實現經濟的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現代生存與發展的根本利益之所在,非如此,中華民族就不能從根本上擺脫長期貧窮落後的面貌。

現代世界市場經濟以競爭為杠杆、為中心,並把競爭推向全球化,在競爭中互相趕超而不斷前進,這是最顯著的時代特徵之一。但是如何看待競爭和如何進行競爭,東西方的觀念很不相同。西方企業家在個人價值第一的支配下,完全從個人利益出發,完全以個人為本位。在儒家文化影響下的中國及其東亞多國,則從儒家群體價值第一出發,並鼓勵職工把傳統的“忠誠”、“忠孝”、“忠信”觀念由家庭具體轉向自己所在和工作的企業,因而他們所進行的競爭乃是從整個企業的利益出發,以團體為本位。因此,儒家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對於培養企業員工同舟共濟、艱苦創業的企業精神和促使企業內部組織的和諧與協調起了催化劑作用,使企業比較容易凝聚和穩定內部的力量一致對外競爭,有利於消除個人利益至上的西方企業人員的波動和“大鍋飯”式的惰性,也有利於提高企業的整體生產力和競爭力。

同時,現代市場經濟並非只謀求發財和為所欲為,它也有自己的道德基礎和運行規範,儒家的義利觀和倫理道德在這方面也有重要的積極作用。講究信譽第一,提倡公平競爭的原則和“見利思義”的原則,既可以保證企業家“有利可圖”,又可以防止他們“唯利是圖”。“誠信”原則是現代企業最基本的經營道德,它不但關係著企業的形象和信譽,而且影響到企業對市場的佔領份額。從“人無信不立”到“誠招天下客”,已經成為現代企業家的共識與基本信條。此外,儒家提倡勤儉創業、節用愛人,反對奢侈浪費、揮霍民財;提倡要富國先富民,反對官吏聚斂財富,與民爭利。這些道德觀念根本沒有過時,仍具有現實意義。現代中國一些學者和企業家提出“儒商”這個概念,正是要把儒家的道德理念貫徹到現代經濟活動中去,自覺抵制、杜絕市場經濟體制下可能出現的不良情況,達到規範市場經濟秩序、淨化市場環境的目的。

我們從儒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可以得到的啟示是:儒學這種由中國先哲所創造的精神文明成果,不但在歷史上為人類文明做出了重大貢獻,而且在現實生活中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是在實踐生活中而不僅僅是在學者的書齋裏或講壇上推動和影響著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儒家的根本精神是曆久彌新的,而構成儒家學說體系的具體內容與形式是與時推移、變化莫測的,特別是儒家用以規範人際關係的倫理原則更是因時制宜的,傳統儒家的道德倫理原則在新的歷史時代經過新的詮釋、調整和充實,以其特有的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厚德載物的博大恢宏氣勢,在新世紀到來之際,必將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發揮出更大的貢獻。

 


①《論語•衛靈公》。

②《論語•述而》。

①《論語•里仁》。

②《論語•述而》。

③《荀子•大略》。

①《荀子•榮辱》。

②《荀子•不苟》。

③《荀子•成相》。

④《荀子•正論》。

⑤《荀子•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