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儒學的內涵 - 馬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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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談儒學的內涵

吉林孔廟  馬文亮

 

 

孔子所創立的儒學可謂博大精深,其內涵深刻,意存高遠。1991年全球諾貝爾獎得主在巴黎召開大會時,其大會宣言宣示:“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500多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中外科學家在這一觀念上竟是這樣驚人的一致,他們都深深感受到了孔子的儒學所蘊含的深邃思想和無盡的哲理。

 

儒學的確是一個歷史概念,也就是說,儒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或學術形態,在歷史的進程中是不斷演變和發展的。要弄清這一概念,我們首先要粗略地研究一下何為儒,何為儒學。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那麼,在孔子以前無儒學,這是毫無疑義的。先秦時期的儒學只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到了漢代,儒學成了經學的支柱,清代儒學在發展過程中,又演變為漢學,近代的儒學,也有自己的特點。縱觀2000多年的學術史,從來就沒有一成不變的儒學。每一時期的儒學,又分化成為許多流派,相互爭論,但儒學作為中國學術史上一大流派,影響世界長達2000多年確是不爭的事實。從另一個角度上講,儒學又可追溯到堯舜時代,即原始社會的父系家長制時期。《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據《尚書·堯典》記載,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舜繼承堯位後,曾命令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所謂的五教是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孔子的儒學除了繼承堯舜以至周公的宗法思想外,還反映了孔子所處那個時代的封建制的內涵,比如,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當時維護的是君權、父權,在這一點上,正是區別于其他學派的儒學的獨特的內涵,又如他的“謙謙君子”、“忠君尊王”等等,每一個時期的儒學都有其自身的規定性,有其一直不變的特質,否則就不是儒學了,也不可能成為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傳統,在人類文明史上獨樹一幟。

當我們把儒家所一貫堅持的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以及三綱五常歸結為封建殘餘,是極端不負責任的。封建和宗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把宗法看成是封建,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然而,人們對儒學提出的說法諸如:“反躬修已之學”、“修已治人之學”、“內聖外王之學”、“人文主義”等等,這只能說是儒學的一個角度上的特徵而已,根本無法概括2000餘年來的總體性儒學,也無法解釋儒學何以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因此,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主流,基本上規定了中國封建宗法的精神,但又具有不同的時代風貌。研究儒學是時代的需要,是全人類發展的需要,深入地探討儒學的內涵,本人實屬力所不及,只能為儒學之研究呐喊助威而已。

孔子面對春秋末期急劇變革的社會現實,汲取夏商的文化營養,繼承周代的文化傳統,在創建儒學時,就已經明確提出了封建宗法主義的基本原則。孔子所說的仁,指的是合同。他所謂的禮,指的是別異。因此可以說孔子思想的核心既不是仁,也不是禮,而是仁和禮的統一。孔子創造了以“禮”、“仁”、“中庸”、“教”與“學”為主要內容,包括哲學、政治、倫理、道德、教育等思想在內的完整學說;對人類歷史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孔子學說內涵豐富,體系完整,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禮”是僅次於“仁”的重要觀念。它要求人們以周禮為行為準則。“禮”又是孔子思想學說的一個重要範疇。孔子認為“禮”在周代發展得最完備,因此他最崇奉周禮。孔子認為“禮”是從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須遵守的行為規範。禮的內在精神是維護當時的宗法等級制度及相應的各種倫理關係。禮的外在形式包括軍旅、冠婚、喪葬、朝聘、公盟等方面的禮節儀式。禮所講的行為準則具有教化性質,目的是要求人們通過加強修養,自覺約束自己,達到人際關係的協調。所以他說:“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禮記·哀公問》)這就是說,禮是社會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

“仁”是孔子思想學說的核心,孔子提出的“仁”即“愛人”,也就是事事處處以友愛之心待人。在《論語》中,仁字出現109次,禮字出現75次,可見仁在孔子學說中地位的重要。為仁者應做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認為“仁”是每個人必備的修養,又是治國、平天下必須遵循的原則。從中我們會看出孔子在2000多年前,他所生長的社會條件所能達到的水平上,確實是一位視野廣闊、思想深湛的大學問家,他不但建立了以仁為核心的人本哲學;而且以它為指導,建立了包括倫理、政治、教育等各門學說在內的一套極其完整的關於人類社會的學問,可謂奇跡。

他的倫理學說,以仁為內容,禮為形式,建立起包括眾多德目在內的規範體系;強調了人的道德自覺與遵守禮制的統一;人道主義與等級宗法社會結構的統一;他的政治學說,以仁政禮治為根本原則,以體現仁道的小康、大同為政治思想,崇尚文德,貶抑暴力,設計了從修身到治國平天下的改良主義政治路線。這些在某種程度上與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國”、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一脈相承;他的教育學說,從仁愛出發,提倡有教無類的平民教育,以教育為主,包括智育、體育在內的全面教育,以期培養改良政治的德才兼備的治世能人,與我們當今提出的素質教育和全面發展也有著相同之處;他的繼往開來的文獻整理工作的偉大歷史業績,總的說來,也是貫穿了仁的指導思想的,總之,“仁”是孔子全部博大龐雜的思想體系的一以貫之的總綱。

“中庸”是孔子提倡的方法論,其要點一是“中”,二是“和”。孔子所謂的“中”不是折衷與調和,而是在認識和處理客觀事物時要做到“適度”、“恰如其分”、“無過之與不及”,決不是無原則的“老好人”。孔子主張要通過修養和鍛煉把“中”與“和”思想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質中,成為人的美德。《禮記·中庸》是發揮中庸思想的著作,它說:“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這充分說明了中庸的實質。要堅持中,必須把握“兩端”,即矛盾的對立面,離開兩端既無所謂中——對立面的統一,聯結、協調、平衡等等,這樣就可以避免偏於一個極端的危險。孔子所謂的中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它將隨著時代和條件的不同而不同。他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孔子自己在為人的風格上做到了“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毛澤東同志認為中庸思想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

漢代的儒家學者把這種宗法主義概括成四個基本原則,認為這是儒學不變的核心。董仲舒又將其概括為三綱五常。唐代的韓愈的道統說指的就是儒學中這種不變的核心、世代相傳的系統。韓愈以後,許多儒家學者都繼承道統說,他們的態度是真誠的,他們的封建宗法主義的立場是堅定的。

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先師,中國系統思想史的奠基者——孔子,他的思想與智慧已成為華夏思想與智慧的精神源泉。2500多年來,已深深地滲透在每個華夏子孫的觀念、行為、習俗、信仰、思維方式和情感之中。成為中華民族傳統的組成部分,不僅如此,孔子思想早已超越國界,被世界所矚目。英國早期經濟史學家湯思比說:“中國文化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為人類的主道,那麼整個人類的前途就是可悲的。”李約瑟博士也說過:“今天保留下來的各個時代的中國文化,中國傳統,中國社會的精神氣質和中國人的人事事務,在許多方面將對以後指引人類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貢獻。”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幹事泰勒博士在一個世界性孔子學說研討會的開幕詞裏說:“如果人們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對當今世界的意義,人們很快便會發現,人類社會的基本要求,在過去的2500多年裏,其變化之小,是令人驚奇的,不管我們取得進步也好,或是缺乏進步也好,當今一個昌茂、成功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於孔子所確立和闡述的很多價值觀念,這些價值觀念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屬於過去,也鑒照今天和未來。”

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就必然關乎世界性的課題,孔子文化對於未來世界的課題都曾有過闡述且頗具特色,諸如 “人類與和平”、“和平與發展”、“經濟建設與道德建設”、“商德”等等。辟如,在人類與自然環境方面,孔子主張天地合一,共生共榮,即反對人類中心主義,也反對自然中心主義,主張二者和諧統一,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不是對抗性的,而是協和共存的。此外還有以科學為代表的認識關係,以技術及其創造物為代表的實踐關係;以藝術旅遊等為代表的審美關係等多層面。在孔子眼裏,社會越是進步,人類越是發展,自然魅力也就越充分體現出來。

孔子的形象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象徵,孔子的儒學是一種無以倫比的民族凝聚力,經過歷代儒者不斷的發展,形成了一個博大精深的完整體系,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直是我國文化史、思想史和哲學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它有著無限的生命力。目前的中國已經大踏步地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朝氣蓬勃的現代化建設階段。世貿組織的加入,意味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一體化,中國已進入了世界經濟的快車道。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分析,未來十年,世界經濟的熱點將在中國,建設一個強大的中國,是關係我們國家前途命運和中華民族子孫萬代幸福的極其偉大的事業,是歷史賦予我們光榮而神聖的時代使命。為了提前完成這一使命,我們就應廣泛學習和借鑒全人類的先進經驗及尖端科學技術,更應深入發掘,闡發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學。把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中的精華做為軸心,用於提高教育素質和祖國的現代化建設就顯得十分重要。

研究儒學的內涵,將儒學的精髓用於我國兩個文明建設,否則就失去了研究的現實意義,如果我們能在研究的過程中,不斷注入新的活力,與時代同步,這樣的研究才會令儒學真正地發揚光大并綻放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