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的人際交往觀 - 嚴志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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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的人際交往觀

福建省委黨校社會發展研究所  嚴志蘭

 

 

作者簡介:嚴志蘭(1975~),女,福建省委黨校社會發展研究所教師,社會學碩士,主要從事文化社會學研究。福州,350001

內容提要:人際關係是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人際關係的健康和諧既是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社會個體的願望和理想。本文從儒家原典《論語》中挖掘孔子的人際交往觀,並從人際交往原則、人際交往態度、人際交往技巧和方法等三個方面進行論述,以期有助於現代社會和諧人際關係的構建,從而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關鍵詞:人際交往  和  信  人際交往態度  人際交往技巧

 

社會是由人的活動所創造的一種動態關係體系,是個人之間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交往形式。有了人類社會,便有了社會的人際關係。人際關係的健康和諧既是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社會個體的願望和理想。

作為一本語錄式的著作,《論語》以生動活潑的形式,意味深長的語言,並大多從對普通人日常生活細節的描述、評論中,提出人際交往觀念。《論語》也很少抽象思辨和“純粹”論理,卻能言簡意賅地表達豐富的人生智慧。本文從人際交往原則、人際交往態度、人際交往技巧與方法等方面探討《論語》中的人際交往觀,以求教于方家。

一、人際交往的原則

和是《論語》人際交往觀的最高準則。下面從三個方面剖析“和”的含義。

和的第一層含義是指解決矛盾上的“和平”原則和“和悅、和氣”態度。“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①])這種“和”的態度是有理有節的。“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抱怨,以德報德。’”(《憲問》)

和的第二層含義是人際互動中的包容之和。《顏淵》中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追求在正確前提下的和諧,而不肯盲從;小人反之。和是相容、化合之“和”,孔子主張在人際互動中,要承認差異、矛盾和事物的多樣性。從人際交往來說,“和”指與不同類型的人交往,“同”則指只與氣息相投的人交往。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選擇性的人際交往?社會學中,從動機的角度將社會個體的行動類型分為三種。行動定位於有效地實現既定的目標的就是工具性的行動;行動定位於實現情感上的滿足的就是表意性的行動;行動定位與是非標準的就是道德性的行動[②]。現實生活中,人際交往的動機往往是複合的,而且以工具性的行為居多,基於價值認同和情感滿足的純粹朋友關係是非常難得的。本來人與人之間相異的地方就遠多於相同的地方,接受甚至欣賞異己,便意味著從反面認同了對方的“異”,從“異”中求得了“同”,從而達到“和”的境界。因此,“和而不同”使“和”的行為更具有原則性和深刻性。

和的第三層含義是“中庸之和”、“適度之和”。就是思想中庸、行為適度,從而達到人際關係的調和。孔子多次提到朋友之間的交往要把握度或者“中庸”的原則,否則就會“過猶不及”,(《先進》)“忠告而善導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顏淵》)子遊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里仁》)朋友之道,相互勸諫是應有之意,有了缺點,朋友應當無所顧慮的指出,所謂“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季氏》)但是“友直”不可過度,否則就是自取其辱。孔子在待人接物的態度上也遵循適中的原則,“子溫而厲,威而猛,恭而安。”(《述而》)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種“和”的思想,有助於避免人際交往中的過激和對抗行為,減少人際磨擦與社會內耗。對於整合人際關係、增加人們之間的親和力,構建和諧人際關係,促進社會穩定和發展有著重要作用。

信是《論語》人際交往觀的道德準則。《論語》中提到信字達38處之多。

“信”是指講信用,守諾言,“信近於義,言可複也”。(《學而》)作為五常(指仁、義、禮、智、信)之一的“信”,是用來調劑五倫關係,特別是朋友這一倫的重要原則。孔子非常強調朋友之間交往的誠信原則,他說,“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學而》)君子要“主忠信”,(《學而》)就是要以忠、信兩種品德為主。曾子日三省其身,都要問自己“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學而》) “信”還是一個人必須具備的品德。這種品德應該是說話算數,言行一致,不出爾反爾,不能為了個人利益而背棄諾言。在孔子眼裏,行動重于言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他教育學生“慎言敏行”,要求學生“言必行,行必果”。(《子路》)對不講信用的行為則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為政》)還說:“狂而不直,侗而不願,倥空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意思是說,狂妄自大卻又奸巧利滑,愚昧無知卻又不誠實,表面誠懇,內心卻不講信用,真不知道這些人以後會有什麼好的結果。

《論語》裏的“信”是有原則的“信”,不是迷“信”。“信”要符合義,要誠信待人,但也不能盲目的信人。所謂 “不逆詐,不臆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憲問》)其意是,不預先懷疑別人的欺詐,也不無根據地猜測別人的不老實,卻能及早發現,這樣的人是一位賢者吧!

可見,孔子在人際交往上的“信”原則,不是迂腐、呆板地講信,不是簡單的道德規範,而是充滿鮮明的務實色彩。提倡誠信,就是提倡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交流和合作,人際間的信賴就在這個過程中建立起來。人與人的交往只有講誠信,才能保證一個社會擁有良好的秩序以及和諧的人際關係。

二、人際交往的態度

《論語》所反映的人際交往態度是其人際交往原則的具體體現,並內化為傳統中國人的心理特徵。筆者將《論語》的人際交往態度歸納為以下六個方面:

重感情,講原則。孔學特別重視人性情感的培育,以“情”作為人性和人生的基礎、實體與本源。孔學的這種“情理結構”是中國“文化心理結構”的核心。[③]重感情、講原則是孔子人際交往態度的一個重要方面。

首先,孔子重視人際間的情感交流。錢鍾書說,孔子所謂的直諒多聞的益友,是漂白的功利主義。真正友誼“是比精神或物質的援助更深微的關係”,真正的友誼的產物“是一種滲透了你的身心的愉快”。[④]孔子的確區分了益友和損友,“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季氏篇第十六》),這是其人際交往思想中實用理性的一面;《論語》開篇第一句話就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學而》)又說明了孔子更強調朋友之間愉悅的感情體驗。這兩個方面並不矛盾,而是一個和諧的整體,所謂“樂多賢友”,(《季氏》)既為友“賢”而“樂”,又因“樂”而更覺友“賢”。孔子還強調感情的真誠流露。“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鄉黨》)馬廄著火了,孔子回家首先關心的是有沒有人員傷亡,而對財產損失並沒有放在心上。發自內心的、真正的情感只能通過親身參與獲得,孔子贊成的是心理情感的自然呈現,反對對感情進行理性認識或論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八佾)

其次,孔子注重對人的惻隱、同情之心。“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述而》)在這個故事裏,孔子因為同情別人的喪痛,心有惻隱之心,所以才吃不下飯,故而總吃不飽。人的感情是有一定時間的持久性的,否則就不見人之感情之誠摯、凝重。

再次,孔子主張真誠待人,但不要花言巧語、虛榮假色、過分恭順,不要藏起自己的怨恨,卻與別人表面上交朋友。“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公冶長》)

最後,孔子在重感情的同時,也講原則,這個原則就是“禮”。“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鄉黨》)對孔子而言,禮物的意義重於財物的厚薄;祭肉涉及祖先,禮重,所以回拜。另一個故事中則提到,孔子最鍾愛的弟子顏淵死了,顏淵的父親請求孔子賣掉自己的車子為顏淵置辦外槨。孔子不僅拒絕了顏父的請求,還反對學生厚葬顏淵的行為。(《先進》)因為這些都有悖於禮,儘管孔子對顏淵有著父親一樣的感情。

律己寬人。律己是指嚴格要求自己。一方面孔子主張多反省,常思己過,“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已矣乎,吾未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公冶長》)孔子的大弟子曾子更是“吾日三省吾身”。內省是“修身”的一種手段,內省是一種積極的情感追求,[⑤]內省的目的是“明心見性”;另一方面,孔子則要求自律,多約束自己,不遷怒他人。孔子讚揚弟子顏回修養好,“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雍也》)因此,在孔子那裏,自己永遠是歸因的第一選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衛靈公篇第十五》)“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里仁篇第四》)“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學而篇第一》)

寬人是指對別人要寬容。首先要求不念舊惡,“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稀。”(《公冶長》)這句話也反映了中國人的一種傳統處世原則:主和解、重調停、和稀泥,不糾纏過去,避免冤冤相報。這樣一種人際交往態度著眼的是“和”,著重它的實際效用和態度,而並不在於一定要判斷出是非曲直來而予以“公平”處罰。這種態度與現代社會調節人際關係手段的法制精神相矛盾,但是他卻加深了社會小群體之間的感情關係,從而也達到了協調人際關係的目的。其次提倡包容他人。舉兩個例子,“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長》)孔子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關在監獄裏的公冶長。互鄉的人很難打交道,孔子卻接見了那個地方的一個少年,學生們很疑惑,孔子說,“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惟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述而》)其意是,應該容許進步,而不贊成退步。何必那麼過分?人家把自己弄得乾乾淨淨要求進步,應該容許現在的乾淨,這並不是保護他的過去。在上面的事例中,孔子表現出了寬容精神,人都是可教,錯都可改,不要用過去的錯誤、污點來對人的現在做判斷。

“律己寬人”其實也是一種實用理性,因為“以約失之者鮮矣。”(《里仁》)“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季氏》)

禮讓謙遜。禮是《論語》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禮讓的態度也應該是孔學之“禮”的含義之一。孔子是禮讓精神的積極實踐者,比如,學生南容德才兼備,孔子卻把這個好女婿讓給了自己的侄女。

孔子反復強調人際交往中的謙遜態度,這樣才能更好地學習別人的長處、優點,改正自己的的短處、缺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泰伯》)“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述而》)“謙遜”還表現在從善如流的態度上。“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為之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子罕》)其意是說,符合禮制規矩的話,怎能不聽從呢?改正錯誤才可貴。符合自己心意的話,怎麼能不高興呢?分析一番才可貴。盲目高興不加分析;表面接收,實際不改;那我也沒辦法。態度謙遜了,才能做到分析“善言”與接受“惡言”。

禮讓謙遜是儒家倡導的一種重要的行為規則。孔子答復子貢“孔文字何以謂之‘文’也”的提問時說:“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公冶長》)《朱注》說: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⑥]沒有謙遜的態度,是做不到“不恥下問”的。在承認人際差別的前提下,比自己高明的人,要虛心學習;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也要多看到自己不如別人的地方;比自己差的人,更要虛懷若谷,接納別人的不同意見。

尊重別人,平等待人。友誼這種人類情感不同於愛情,前者悠淡久長,後者熱烈易折。正如古人所說“君子之交淡如水。”而要做到能長久保持友誼,只有靠長期的相互尊重和恭敬。“宴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冶長》)

恭敬是一種普遍性的而不是特殊性的人際交往態度,也就是說,不僅要對熟悉的朋友恭敬,對一般的人也要有一個恭敬的態度。孔子見了帶著祭祀禮帽的盲人,會見的時候即使他們比自己年輕,也要站起來;經過他們的時候,也是輕步彎腰快走。“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子罕》)孔子的這個恭敬態度沒有地位、身份、性別等外在因素方面的差異,表現了一種廣泛意義上的人際關懷,也暗示了對社會弱者的情感。

與人為善,不求名利。孔子是提倡助人為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顏淵》)功利思想在現實的人際交往中比較常見,儒家主張幫助別人的最終目的不應是為了求得名利,助人是儒家“修身”的一個重要方面,對受助者應不要求“知恩圖報”,所謂“人不知而不慍。”(《學而》)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學而》)

言行一致,慎言敏行。孔子誇讚的君子總是“呐於言而敏於行”;(《里仁》)相反,對誇誇其談的人他是非常反感的,“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里仁》)其意是,古人不輕易說話,是羞恥自己做不到。孔子甚至反對多說話,“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在孔子的觀念裏,行動優於語言,健康的人性應該是表裏如一,言行一致的。

重感情、講原則,律己寬人,禮讓謙遜,尊重別人、平等待人體現的是人際交往“和”的原則;與人為善、不求名利,言行一致、慎言敏行則表現了人際交往的“信”原則。

三、人際交往的技巧與方法

《論語》用生動的事例再現了孔子高明的人際交往技巧,這些技巧和方法既是孔子人際交往“和”、“信”原則的運用,又對形成傳統的中國人人格特徵起到重要作用。下面也從六個方面分述之:

因人而異,遵循不同的人際交往規範。孔子將處理人際關係的一般準則歸納為“五常”,即:仁、義、禮、智、信。[⑦]對於不同的交往物件,孔子還進一步提出具體要求。“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學而》)“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是對父母、上司、部屬、朋友的具體交往要求。家庭是人的社會化的第一和重要場所,對人的感情的培育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孔子特別重視子女與父母交往規範的建立與遵守。他說,“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里仁》)“父母在,不遠遊,游必有方。” (《里仁》)“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里仁》)對父母要“孝”,對兄弟姐妹則要“悌”,“弟子,入則孝,出則悌。”(《學而》)可見,孝悌是處理家庭倫理關係的第一規範,在孔子眼裏,“孝”也講原則,“孝”也要發自內心,要是感情的自然流露。

孔子因人而交的技巧,還可見於一般人。“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衛靈公》)在這裏,孔子指出,話要因人而講,該講則講,不該講則一定不能講。

因境而異,規定不同的言行方式。《鄉黨》中說,“孔子於鄉黨,徇徇如也,似不能言。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其意是說,孔子在老百姓中間,恭順謙遜,好像不會說話。他在宗廟朝廷中,講話雄辯,但很謹慎。在朝廷中,他與同級說話,直率暢快;與上級說話,溫和恭順;國君在的時候,敬畏不安,態度嚴肅。不同場合有不同的行為方式,這在今天看來似乎可笑,但在古代卻是一種禮制,並被孔子所忠實遵循,今天的人們對同僚,對上級何嘗不是兩種不同的神態?當我們以古代的“禮”的思想去實行的時候,也許又是一種不同的感受。

交什麼樣的人?首先,孔子明確提出,要交“益友”,莫交“損友”,前面已有論述。

其次,孔子主張親君子,遠小人。君子有著高尚的道德情操,“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勿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之。”(《學而》)《論語》裏用濃墨重彩刻畫了儒家的“君子”形象。比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為政》)“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里仁》)“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里仁》)凡是符合上述標準的,就是宜交的“君子”。

再次,孔子還提到要與能做事的人交往。“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述而》)在這段對話裏,孔子告誡子路:光憑勇敢是不行的。同時又闡述了自己的交往觀點——與“臨事不懼,好謀而成”的人共事。這又一次體現了孔子人際交往觀方面即重“德”,又重“才”的實用理性特點。

如何判斷交往物件的好壞。孔子提煉出一個判斷的總原則,這就是“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庾哉?人焉庾哉?”(《為政》)就是說要看他的所作所為,觀察他的由來始末,瞭解他的心理寄託,他還能躲藏到哪里去呀!這是從正面來考察。試舉幾例,“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于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公冶長》)孔子對“宰予晝寢”的評論是否正確姑且不討論,但這裏他提出了一個判斷交往物件的重要方法,即,“聽其言而觀其行”。《公冶長》還記載了一件事情: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醋這樣的生活用品,有則與之,無則辭之,微生刻意向別人借醋來轉借,“察其所安”,就顯得有點虛偽和故意討好,所以孔子並不認為微生高直。孔子特別指出,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愈發能看出一個人的品格,“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子罕》)

另一方面,孔子反對以言語容貌取人。“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 “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先進》)意思是說,“被稱讚為忠厚老實的,問題是真君子呢,還是裝出來的?”

那麼是不是有缺點的人就不值得交呢?孔子認為一個人不怕有缺點,就怕沒有補失的優點。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願,倥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判斷一個人是否可取,在發現這個人缺點的同時,能找到可以彌補他缺點的優點,也是可以的。

如何達到交往目的?不管什麼交往目的,一言以蔽之,“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學而》))

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首先是加強個人修養。修養的內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其意是孔子從四個方面教育學生:文獻,行為,忠誠,信任。這四個方面是由淺入深、由外及內、由認知至情志。文是識事理之當然,知而後能行;忠發與心而信周於外。修養的目標——“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罕》)意思是,孔子斷絕了四種毛病:不瞎猜、不獨斷、不固執、不自以為是。修養的方法——“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曾子“三省吾身”,“內省” 既是稠密人際關係,又是將這種人際關係置放於很高地位的自我修養和自我意識。

其次是增強語言表達能力。孔子本人就是一位語言大師,“‘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室也。’”(《先進》)在這個例子中,子路的同學瞧不起子路,孔子很巧妙的用鼓勵的方式保護了子路的自尊,又提出進一步的學習要求。孔子主張,不同的物件要用不同的說話方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雍也)意思是說,“中等水平的人,可以與他講上等。中等以下的水平,便不能與他講上等了。” 有些人碰到學歷不如自己的人,故意講一些別人聽不懂的詞句,以示高深;碰到比自己學問高的人,又盲目自卑,不知所措。語言交流的目的是表達思想、觀點、感情,不是為了炫耀自誇,故而要看物件的理解能力而選擇不同的表達層次。適切交際物件,適切交際環境,是孔子語言交際的兩條最基本規律。[⑧]

再次,把握人際交往中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和”的理論基礎,[⑨]人際交往的中庸之道不是騎牆之道,而是有著深刻的靈活性。人際交往沒有一成不變的絕對律令、形式規則,把握“常”與“變”、“經”與“權”的藝術,就是把握了交往的藝術和做人的藝術。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子罕》)意思是,可以在一起學習,未必可以走同一條路;可以同走一條路,未必可以堅持同樣的原則性;可以堅持同樣的原則性,未必能有同樣的靈活性。

以上對《論語》人際交往的原則、態度、技巧和方法進行了梳理,不難發現,《論語》的人際交往觀主張矛盾雙方的對立統一,互為依存,追求人際“和諧”,這與西方人際交往思想從衝突、交換等觀念分析人際交往的社會現實是截然不同的,對於修復現代社會被破壞的各種關係,[⑩]建構起新型的人際關係不失為一種富有啟發性的思路。
《論語》的微言大義非一篇小文所能闡明,筆者願以孔子的兩句話作為本文的結語,一者為人際交往的道德底線,一者為人際交往的理想境界。子貢問曰: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怒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孔子與弟子們暢談志向,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

 


① 本文《論語》各章節均引自楊伯峻:《論語注譯》,嶽麓書社,2000年。以下所引《論語》各章節的內容只注篇名。

① 喬納森·特納:《社會學理論的結構》,第33頁,華夏出版社,2001年。

 

① 李澤厚:《論語今讀》,第18頁,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

② 錢鍾書:《談交友》,載于肖雲主編,《錢鍾書文集》,第425頁,2000年。

 

① 李澤厚:《論語今讀》,第33頁,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

 

① 朱熹:《四書集注》,第113頁,嶽麓書社,1998年第二版。

 

① 彭立榮:《儒文化社會學》,第159頁,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① 胡習之:《孔子口語交際思想論略》,《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110頁,2002年第2期。

② 李鍾麟:《論孔子“和”的哲學思想及其現代價值》,《學術論壇》,第112頁,2002年第2期。

③ 韓國啟明大學社會學教授洪勝杓認為現代社會“個人之間、集體之間、國家之間、文明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等所有關係都在惡化,幾乎到了各種關係都被破壞的地步”,參見洪勝杓:《論東方思想及新的社會關係》,《國外社會科學》,第6頁,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