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對全球趨勢的反思論傳統論哲學的時代意義 - 王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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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對全球趨勢的反思論傳統論哲學的時代意義

王樾

 

作者簡介:王樾籍貫:浙江省紹興縣,出生地:1955於台灣、台北市

學歷:淡江大學歷史學學士,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博士

經歷:現任淡江大學歷史系專任副教授。曾歷任輔仁大學歷史系兼任副教授、講師。 東吳大學歷史系兼任副教授、講師。《淡江時報》發行人、社長、主筆。《明日世界》雜誌發行人、社長、主筆。《中國日報》、《中國晨報》主筆、專欄作者。

著作:著有《中國悲劇下的獨白》、《韓愈的道統論及其與儒學蛻變的關係》、《譚嗣同變法思想研究──從仁學的思想理則析論譚嗣同的變法理論與實踐》、《晚清佛學與近代政治思潮──以《大同書》、《仁學》、《齊物論釋》為核心之析論》……等專書;另發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文約三十篇。此外,政論文化評論等文章散見各報章雜誌。

任教科目: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晚清佛學研究、中國社會與文化專題、當代中國思想與文化、思想方法、史學方法論。

學術專長: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晚清佛學、史學理論

 

論文摘要:本文針對全球化趨勢作一省思,並以之為基礎,析論中國傳統哲學與生命智慧在當代意義與價值。

    作者指出當代有著極嚴重的人文危機及文化霸權的宰制。簡言之,前者包括一、存在的迷惘。二、終極關懷的失落。三、道德的解體。後者則主要為西方的強勢文明及霸權宰制造成種種文化與文化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嚴重衝突和敵對。

    「去中心論」、「尊重多元」、「同而又同」、互相尊重溝通與理解是吾人當有的態度與各文明互動的合理原則;而肯定人的價值與尊嚴,重建適合當代及未來發展的安身立命之道,則是吾人對中華民族乃至世界人類的責任。

    作者認為中國傳統哲學與生命智慧,不僅深具永恆的價值與意義,亦同時對當代文化的反省與發展具有特殊的現代意義── 一方面是治療「現代症候群」的良藥,另一方面是化解文化衝突,創建全球倫理的最佳「共法」或基礎。作者深信危機亦是轉機,而對當代的人文危機與文化衝突,此一現代人的悲苦也正是我中華文化返本開新,自我發展及促進全球文化發展的契機,儒家的「仁」的道德的理想主意,道家的「天賴」的音樂性的智慧──詩性的、美的清言,希望在吾人今後持續的努力之下,能夠在未來的歷史發展中照光吾人,吾族生命,亦照亮全人類。

類別:其他類──儒道思想的現代意義。或傳統與現代。

 

一、   對全球化趨勢應作批判與反思

    依個人理解,「全球化」似乎應是目前世界文化及各民族文化發展一個共通的趨勢,也是與不同文化交流過程中尋求共通性以奠定某種一致文化理想。並在此一基礎上作「求同存異」發展各自特色的重要基礎。它對於全世界的互動、融合、溝通、理解……並促進世界整體和平的發展,其重要性實不言而喻。時至今日,任一民族文化似乎都已難置身於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之外,採取一種隔絕、封閉的態度來發展自身獨特性的文化及拒絕和這世界互動。換言之,各民族文化在今日邁向未來的發展中都必須兼具世界性(全球一體)及個別性(民族文化特性),將自身的發展和世界接軌,將自身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整合在一起思考與籌劃。

    或許正是基於對此發展趨勢的體認與重視,近年來,「全球化」這個概念與辭彙,似已成為時下最流行的語言,不僅在國際政治、國際經貿、跨文化比較研究、文化交流的相關活動中一再被提及,在大眾傳播媒體上,甚至於在一些行銷、廣告上也一再被引用。「全球化」這三個字,從政治人物、學者、專家到一般民眾,甚至於到兒童似乎都能朗朗上口;譬如說,有時我偶而接觸一些朋友就讀小學的孩子,與他們閒聊談到為什麼要學英文、學電腦的時候,他們的回答中,竟也常有「全球化」這三個字的相關論述,像是「要跟上全球化的腳步」啦,或是「跟上國際化的時代」啦,或是「要與世界接軌」啦……孩子們在說話時,眼神中流露出的自信與嚮往,天真得令我動容!

    這種來自於個人具體生活經驗中的直接接觸與觀察使我驚覺到「全球化」這三個字,似乎已成為當代人的一種「口頭禪」,這三個字似乎人人都能朗朗上口,並能依這三個字說出一些想法,而透過這些想法呈現出一種對未來發展的願景-似乎惟有順著它、跟上它才能擁有更美好的明天。

    這些看法,這些現實社會中的現象自然有其正面的價值及可取之處,但卻令我感到亦喜亦憂。我的憂慮是大家看似那麼熟悉並願跟上它去努力實現的「話語」,大家對此一「話語」所包括的實質內容、意義又到底瞭解多少呢?有沒有經過理性地批判與反思呢?有沒有經分析、批評去發現有那些可能的問題呢?若未經批判與反思,無條件地順著它、跟上它,是光明的願景還是災難呢?

    我的憂慮顯然不是多餘,也不是過慮。我發現當我們去查閱相關的文獻,尤其是學術性、理論性的文獻時,至少就我個人的閱讀經驗而言,截至目前為止,我尚未發現有那些學術性或理論性的專著對於「全球化」這三個字作出明確的定義,或是就其實質內容作出理論性的建構的論析。換言之,大家都知道全球化這個趨勢,也常用此一「話語」作表達、作論述,但什麼是「全球化」?概念、定義、具體內容是什麼?似乎尚乏嚴謹的學理性、建構性的解釋或論析。

    簡言之,全球化趨勢是個已存在的事實,並確正在進行中、發展中,但它確切的內容、意義是什麼?人們似乎並沒有嚴肅、認真地應對;很多人大概知道它是什麼,意會出它的價值、意義並可能帶給我們的衝擊和可能利益,但卻缺乏了一道必要的工作-對它進行理解、批判與反思。

    基於上述,本人在寫作這篇短文時實有一些預設作基點。茲先將「全球化」作如下描述分析,再提出預設:

    第一、全球化趨勢是一已存在的事實,並確實地正在進行中、發展中。它非常重要,它與全世界文化及各民族文化的生存發展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但它的明確定義、具體內容為何?其發展趨勢背後所依據的哲學理念、文化理念為何……實尚無嚴謹的學術性、理論建構性的論析。簡言之,全球化是一具體存在、正在發展的趨勢,但概念含混、蕪雜,尚須批判與反思。

    第二、在當代的流行用語中,「全球化」這三個字對很多人們已近乎一種「元話語」[1],它代表的理想、價值、意義和可能帶給人類的利益已近乎一種「大敘事」的魅力[2],一種近乎真理的方式予人以啟示,預先揭示了未來的光明和幸福。既然,它近乎一種「元話語」,其真理性不容懷疑;再加上許多民族、許多國家努力追求更高水平的求進步的驅動力,「全球化」從一種世界發展的共通性趨勢,似有轉變成一種不可違逆,必須服膺的必然規律。伴隨而來的,是一種二分式的價值判斷:「順應的、違反的」,「進步的、保守的」、「開放的、封閉的」……。於是原本好的、善的、平等的、相互參與的、溝通的「共通性」或「共識」,被扭曲為強制性、宰制性、絕對的一致性,而陷於一種霸權的宰制卻不自覺。[3]

    第三、基於此,我認為我們實應對所謂「全球化」作一批判與反思。作「批判與反思」並不是代表反對「全球化」,相反地它的目的,不但不是反對「全球化」,而是將「未經批判與反思」的「全球化」的可能缺失與危機加以提醒或袪除,而能朝向更健全的,更對世界及各民族文化發展有利的「全球化」發展。換言之,如欲使「全球化」邁向更合理、對吾人更有利的發展,就必須對「全球化」作批判與反思,也惟有透過批判與反思,「全球化」才能真正地「全球化」,而非「西方中心論」或「西方的霸權主義。」

    第四、「全球化」這個名詞雖然是最近幾年流行的,但「全球化」的趨勢卻是其來有自。換言之,「全球化」是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某一連串過去具體事實或歷史過程延續發展的結果,而此一結果亦正在進行中……。簡要地說,「全球化」不是當代突然冒出來的,不是從當代不依任何歷史發展而憑空跳出來的,而是「全球化」不僅是當代世界文化的發展趨勢及特徵之一,它還是「歷史性」的[4]。也就是說,它是承繼了過去歷史的發展的結果,而此一結果不僅在現在發生作用,並延伸、延續到邁向未來歷史的發展。在分析理解它的時候,不能將它割裂於過去,而應將它放在歷史發展的延續性及大脈絡中去探究。如果從歷史性或其發展淵源、其具體的基本實質內容、追求方向來看,依個人看法「未經批判與反思的全球化」是來自於「西化」、「歐化」或「現代化」,換言之,「未經批判與反思的全球化」是依「西化」或「現代化」的模式為其依據的。[5]換言之,不是當代突然冒出來的,它實係「西化」或「現代化」進一步延續發展而來。依此,它必然承繼了「西化」或「現代化」的優點,但也不免甚或必然接受了相關的問題或缺失,因此,在邁向「全球化」的趨勢的同時,實必須對它作「批判與反思」,投入一些修正及正面的有利因素,否則所謂的「全球化」將受到過去歷史經驗的美制,而未能具有突破性、開創性的發展。

    第五、基於此,對於「全球化」的批判與反思,不僅是當代的、現實性的、同時也是歷史性的,也同時是「後現代」的。由於需投入一些新的、有利的要素,一九八○年以後至今的後現代的相關見解及「西化論」或「現代化」以外的中國傳統哲學若有利於健全的全球化推展的話,亦可提供智慧,共同參與到「全球化」的批判與反思中。

    綜合上述描述及分析,我的預設是:「未經批判與反思的全球化」來自於西化論或現代化;它有其一定價值,但亦有缺失,必須經批判與反思。而基於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反省經驗,中國傳統思想的智慧可提供一些反思,參與到未來全球化趨勢的共同溝通中;此外一九八○年迄今對現代化、現代性反思的後現代相關哲學亦是不容忽略的反思角度。如此,我們中國人、中國文化出處此一當代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才不會是被衝擊的,而是參與者、貢獻者、共同推動的角色,兼具了世界的共通性及中國文化的獨特性,也對世界文化的未來發展,參與了創造,提供了貢獻。

    總之,須對「全球化」作批判與反思。然而在本文中要對什麼問題作批判與反思呢?這是一個巨大而又涉及全面性的問題,實非本人所能獨自擔負。在本文中我只能就能力所及與個人意識到那些迫切性的問題提出討論。前者,是受限於我的專業,後者則受限於我個人的歷史處境及生命處境;因為就思想史的角度看,人的問題意識的產生以及思想,往往是他歷史處境與生命處境給予刺激的回應[6],而對某一問題進行相關思考及論述時,又被其專業能力予以相當的限定;此外問題甚多,感受甚雜,在雜多之中如何選擇,實有一看不到的價值在作選擇。

    本文所優先選擇討論的重點有二,一是當代的人文危機;一是文化衝突。欲藉上述二重點來對全球化作省思。這顯然是不足的。但是這是我在面對自身限制及回應刺激下優先選擇的結果。雖必然不全面,亦有主觀的成分,但卻不是任意或隨機的。作為一個人文學者,又身處當代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我在諸多歷史感中有兩點最深的、真實的感受:一是當代人的尊嚴及價值問題。一是在與西方強勢文明接觸過程中,中國文化身處弱勢,在文化衝突過程中不受尊重、不被理解的種種歷史遭遇……。這些感受中,有很深的遺憾和痛苦,但沒有怨恨,只有期待和盼能改善。我有一個基本的看法:第一、如果在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人沒有尊嚴與價值,再多再大的其它的進步與發展對人也無太大的意義。第二、在全球化的趨勢中,不同文化的融合固然是重要,但如何妥善處理不同文化的衝突實在更應具優先性!尤其是當不同文化衝突中弱勢的一方能得到適當的尊重與理解,這個看似卑微的要求被實現,才是世界和平和未來文化融合的重要基礎。如無一基礎,所謂的和諧、和平都是虛浮的表象,是欺世的謊言。基於此,本文擬優先就當代人文危機與文化衝突來對全球化趨勢作一省思。

二、   應化解當代人生的困窘與危機

    在科技獨大,經濟掛帥的當代社會,在繁榮富足的背後隱藏著令人憂慮的困窘和危機。「再講當代人生,更是不知要從何說起。對當代人生的反省,就知識層面來說,我並沒有什麼獨特的創見,不過既然講這個問題,就得先作某些程度的描述分析。這一方面的分析,涉及學理的根據少,屬於個人生命的體會多,我們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共鳴,大家的關懷。[7]這是王邦雄先生的感喟;而我也正如他一樣有如此的感喟。在此,謹以個人生命的體會出發,雖無創見,但作一些簡要的描述分析。我以為就當代人與當代文化而言,相關危機擇要而言,有下列幾點最關重要:

    第一、物化的危機:高度的科技化、工業化、資本主義價格化的標準造成人被物化的危機,凡事幾乎皆可以商品化,甚至於人也可被視為一種商品,透過市場的交換原則,價格化的比價原則來判定人的價值;亦即人的價值系透過資本主義社會的商業化原則及價格標準來判定,被商品化的人,價格水準愈高,市場行情愈俏,也就被視為愈有價值;於是價值與價格混淆,價格取代了價值。而一般人卻渾然不覺,反倒極熱切地投入其間,樂在其中;甚至教育下一代的標準也顛倒過來,年輕的一代在此社會競存的教育形塑之下,以如何成為一項好商品,賣得高價格為惟一的成就標準,這實在是意義的淪喪,價值的錯亂。我們不敢確知封建時代的「官本位」社會是否已經過去,但能確知一個「一切向錢看」的「金本位」社會正在日形壯大,人生的智慧淪為一種算計的機能,只見一台台計算精準的「計算機」,經過一番快速精確地計算後,以一串客觀的數字作為他要不要做,值不值得做的判斷依據,甚至是生活的目的。

    第二、存在的迷惘、終極關懷的失落:快速變遷與高度競爭的工商社會,競存淘汰的生存壓力,造成人內在的強烈焦慮感,也造成人與人互動關係的轉變,競存的壓力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高度緊張,除了努力競進之外,冷漠、猜防成為必要的武裝,人際關係變得疏離而淡漠,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高效率地抓住機會,抓住往上爬的階梯,人雖未必非得踩在他人頭上往上爬,但是如何有效地一次次抓住稍縱即逝的短暫利益,以累積並進一步營造未來更有利的基礎,實為激烈競存中必要的考慮和發展策略,因此,工具性、功利性的取向取得勝利,欲達目的,不擇手段;手段的快速有效性變得極為重要,更由於其有效性的切合需求而取得了合理性,結局是只看結果,不顧過程;只問有效與否,不問合理與否。這種工具性、功利性的法則發揮到極致時,不免將他人亦視為達成目標的工具,而自己亦不免淪為他人達成目標的工具,人作為目的的尊嚴、價值、自主性、理想性實已難堅持,甚或是非、善惡、對錯俱可不顧,惟成敗利害而已!終致造成道德、價值的淪喪,亦造成人存在的迷惘與終極關懷的失落。「一般說來都市(叢林)的生活,是飄泊無依的,就好像無根的浮萍一樣,在人海中流浪。今日的人生,真是無處不飄流,什麼都定不住,都沒有保証。」[8]我們的心靈世界失落了,所謂的精神價值與道德理想也甚少人重視或理會,即便是偶有大聲疾呼,也不免夾雜些政客性的偽裝,如艾略特所嘲諷的:「準備了一張面具去應對一些即將遇到的另一張張面具。」「人變成一個旁觀者,所謂的『旁觀者』就是精神流浪的人,不講價值,不說莊嚴,(上焉者)只在飄泊無依中追求哀愁與美感,只在飄泊無依的流浪生涯中,突顯精神的自我解放……。(而一般來說)旁觀者不再關心別人,不再承擔別人,……走在路上我們往往看不到別人,生活充滿緊張,在忙碌中感到苦悶不安,甚至(卑微地)被逼到只能在別人的不幸中找到自己活下去的理由。[9]當代人喜歡看八卦新聞與意外災難,除了人性中的好奇心之外,與現代社會的病痛應該是有一定的關係的。當精神不再有出路的時候,人們開始更由心靈的流浪轉到官能的放逐,把生命投擲於聲色犬馬的浪蕩中[10],於是又衍生出諸多色情跟暴力的社會問題,形成一個極強烈的反諷:「文明的進步竟促成了人類的自我放逐。」

    第三、虛擬化對生命真實性的衝擊:隨著電腦科技的日新又新,我們已進入資訊化、網路的時代,網路時代為人類帶來的正面效益的同時,也更加深了人文的危機。簡要地說,我們面臨了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人可以快速、便捷地取得大量的資訊,但是資訊不等於知識,設若不經批判反思而接受大量的資訊,增長的不是知識,反而可能是大量的偏見,而又陷於偏見而不自知。在我個人對一些青年、學生的接觸經驗裡發現,對爆炸般的大量資訊不知揀別批判的結果,這些時代「優秀」青年的見解與知識反而有淺薄化、浮面化的傾向;甚至於連語言、文句、邏輯、分析、綜合的運用能力、理解能力亦呈現每況愈下的趨勢,這實在是當代人文教育及人文學科發展的一大隱憂。更令我心憂的是人逐漸變成是透過虛擬化的網路去接觸他人,接觸世界;是透過虛擬化的網路去與他人互動,去參與世界;活生生的人,真實的世界反倒淪為配角的位置。換言之,虛擬的世界比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真實的世界在接觸與互動上更居於優先性,所佔的比重上也佔盡了優勢。我曾參與一場某一所大學舉辦的人文學科的教學研究會,其中有一項調查頗值得注意,那就是青年學生中每天和家人對談超過十分鐘以上的比率只佔三分之一左右,而每天上網一小時以上者幾乎佔全部,兩小時以上者佔三分之二以上……。我絕對沒有反對電腦、資訊化、上網……的意思,但總憂慮若將虛擬化的網路世界過度置於優位,而忽略了與真人、真事、真實世界的互動,長此以往,今後活生生的人,真實的世界將如何予以安頓?虛擬化的互通與接觸取代了真實的互動與接觸,今後的人又如何能學會和活生生真實的人適當相處,和由活生生真實的人構成的社會相處,如何去開展那動態、真實的人的歷史?或許我是多慮,但至少由目前的觀察中發現,虛擬化確實造成人際互動的更加疏淡,消解了人生命的真實性和互動的真實感、親切感。

    總之,在上述三項簡要的陳述分析中,我認為在當代人生中物化貶低了人的價值與尊嚴;虛擬化消解了人生命的真實性與互動的親切感;而工具性、功利性的取向造成了意義的喪失及終極關懷的失落……。這些正是當代人類文化頂著耀眼光環背後的危機與困頓,是與「未經批判與反思的全球化」俱在的「現代症」。這些「現代症」是在反思全球化趨勢中必須加以檢視的。在這個觀點上,我認為韋伯(Max Weber)關於現代社會「自由喪失」和「意義喪失」的論點是有其深度的[11];此外,亦正如哈貝馬斯(Habermas, Jurgen)所認為的,近代西方的「啟蒙是一份包含著進步(成功)和倒退(失敗)的雙重遺產(故事):啟蒙所帶來的理性、民主、自由、平等、科學、道德、法律、藝術是進步(成功)的,而人的『物化』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則是倒退(失敗)的。」[12]「啟蒙是一項未竟的事業」[13],我們應在其延續性的發展中對它進行批判與反思。也惟有將上述危機與困頓消除,肯定並維護人的尊嚴與價值,全球化才真的對人有重要的意義上的貢獻。

三、   去中心論與妥善處理文化衝突

    在對「全球化」的批判與反思中,除了人的尊嚴、價值、意義必須予以肯定、維護之外,「去中心論」(消除西方文化霸權主義)及如何妥善處理不同民族文化的文化衝突原則亦是一極為重要的關鍵性議題。如前文所述:「如果在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人沒有尊嚴和價值,再多、再大的其他進步與發展對人也並無太大意義。」「在全球化的趨勢中,不同文化的融合固然重要,但如何妥善處理不同文化的衝突實在更應具優先性!尤其是當不同文化衝突中,弱勢的一方能得到適當的尊重與理解,這個看似卑微、平凡的要求被實現,才是世界和平和文化融合的重要基礎。」

    其實,「未經批判反思的全球化」是一種「西化論」、「歐化論」或「現代化」的同一內容,但不同的說法。因此在批判與反思「全球化」時實必須將「西化論」、「歐化論」、「現代化」……隱藏其背後的「西方文化霸權主義」或「西方中心論」加以批判、去除。

    我這個看法不是偏見,而是奠基於具體的歷史事實。從十九世紀末期以迄二十世紀初期西方新帝國主義的對外霸權心態和侵略事實說明了新帝國主義「係植基於民族主義和工業經濟,並以近代科學技術作為憑藉,而採取各種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和文化的手段來滲透和控制各落後地區,且其影響力亦無遠弗屆,因而稱之為『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14]。」除了武力、優勢整體文化力量的侵略之外,並藉由一些荒謬的說詞來合理化解釋他們的侵略行為。例如:「以生物科學的進化理論來解釋……,就是所謂社會論點的達爾文學說(Social Darwinism)。他們強調競爭和『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理論。這可以說是把曼徹斯特學派的經濟自由主義,發揮到了極致,甚至變態的程度[15]。」又如:「說它(新帝國主義)起於開化其他落後民族的使命。……堅決地相信其本國具有特別超越的文化,把這種文化(包括語言、宗教、法律和習俗)介紹給其他落後民族是一種崇高的責任。他們認為帝國主義的擴張實是把文明傳播到蠻荒地區,英國人認為指導、治理和促使落後民族進步為『白種人的負擔』(White Man’s Burden)。法國人亦認為他們有其『文化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德國人亦要擴展其文化(Kultur);美國人則宣揚盎格魯.撒克遜保護的福址。」[16]

    這些都是發生於真實歷史中可怕的悲劇、荒謬的偏見;都是文化霸權的心態在作祟!我們無意掀起歷史的仇恨,但要記取歷史的教訓。事實上,上述偏見與不當心態在當代西方也在進行批判與反省,「去中心論」或打破「西方文化霸權主義」是大家共同的呼聲,一九八○年代迄今的後現代思潮對啟蒙、對西方、對現代性的批判,就代表了此一反省與覺悟。其實,全世界存在著多元的種族、多元的文化,在「世界一體,人類一家,文化多元」的理想與具體事實下,為確保全球化確能為世界人類帶來福址,為不同民族文化促進交流、融合,其前提必須確定「去中心論」,更宜從「去中心論」確定到多元論。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絕不應是依某一中心論為標準、強制性、專斷性地標準作為一致性的規律強制他人服膺;而應於「求同存異」,基於平等的、相互尊重的「溝通與對談」而形成的「共通性」來作為求同的基礎。簡言之,只有經由「溝通與對談」而形成的共通性,而沒有強制的一致性;同時,在共通性之外,「異教主義」或歧異性、不一致性、獨特性都具有合理、合法的基礎,應絕不容任何強勢者任已意淩虐、踐踏。不同的文化相融合是需不斷努力的理想,但多元文化中的歧異性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長存的事實,也必然持續到相當相當久遠的未來,甚至可能是永遠。簡言之,文化的相融合是一種理想,是一努力的方向,是一基於相互對談溝通後的共識;但文化的歧異性與衝突卻是一種存在的事實、一種必然的事實。換言之,「求同存異」中的「求同」不是「強求」,「存異」是必然存在的,也是應該存在的;「求同存異」、「多元競合」、平等的「溝通與對話」,取得世界(全球)的共通性和各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均衡,此一大原則的確立與進一步落實發展,所謂的「全球化」才有可能對人類歷史具有積極性的意義。我想,在當代西方後現代的反思、詮釋學的哲學……,以及中國傳統哲學中「理一分殊」、「一多相容」、「同而不同是謂大通」、共譜天籟的音樂性大和諧的智慧……,都應該對當代文化及世界人類提供許多珍貴的啟示。不過,偉大的理想、願景在實踐上必須奠基於平實、切要的關鍵性問題的解決上,因此,「去中心論」以及如何妥善處理必然在的文化衝突,對弱勢的文化予以適切的尊重與理解,其重要性在我看來,遠比去抽象地、理論性地建構成套的宏大的全球化藍圖來得更切要、更急迫、更具優先性,否則,一切偉論都將流於空談。因為,人類的歷史經常重複上演一個戲碼──暴力不是經常可以戴上真理的面具,去理直氣壯地執行正義嗎?

四、在全球化趨勢下傳統經典的時代意義

    現就前面對全球化趨勢之析論作一簡要歸納,以作為下一步分析之基礎:

    一、我們正處於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中,但全球化並非憑空而來,它是歷史性的,故應就其歷史發展的大脈絡,配合當代的人與文化的處境以及對未來的願景提出批判與反思。

    二、「未經批判與反思的全球化」其實是西化、歐化或現代化的持續發展,故應對西化、歐化、現代化作一適當的歷史評價及定位。比較適當的看法是,應將西化(或啟蒙)視為一種進步與倒退的雙重遺產(故事),對進步面繼承發揚,對退步面(種種現代症)提出批判與消除。因此須提出新的要素加入其間,例如運用中國傳統哲學中「通」的智慧以及西方自一九八○年迄今的後現代思潮,都是值得注意的反思的參考點。

    三、在批判與反思中,個人認為當代的人文危機與文化衝突,尤其是反思的重點。因為物化的危機,虛擬化的危機以及工具性取向的勝利,如不妥善消除將造成人意義的淪喪。而文化衝突中如不能妥當地對弱勢文化予以適當的尊重與理解,則世界和平、文化融合都將淪為虛談。總之,在全球化的發展中,我們應肯定並有效維護人的尊嚴、價值及意義;此外應取得共通性與歧異性的適當平衡,將尊重、理解弱勢文化的歧異性列為優先,徹底打破任何一種中心論或霸權主義,如此,全球化的發展才有利於全球的和平與整體的和諧。

    續就上述基礎對中國傳統經典的時代意義略抒己見如下:我個人認為中國傳統的經典教育一方面具有永恆的價值與意義,另一方面在當代的人文危機及文化衝突的特殊歷史背景下,亦具有極重要的時代意義;簡言之,它具有一種調和衝突及文化治療的時代性特殊的價值,深值吾人重視。

    茲可分兩層面論加以略析之。首先先就文化治療的角度來看:

    如前文所論析,當代最嚴重的人文危機有三:第一、存在的迷惘。第二、終極關懷的失落。第三、道德的淪喪或價值的解體。若按西方有志之士的反省,簡言之,即自由的扭曲與意義的淪喪──亦即物化的危機,造成人的異化。若按中國傳統哲學的觀點而論,即人失去了人應有的價值與尊嚴,失去了安身立命之道。而中國傳統哲學的智慧與經典教育最根本的精神所在,即在於道德理想與人文精神;此一傳統的生命智慧適足以─文化治療的功能可用來醫療。調養上述種種現代人的「現代症候群」。簡言之,以儒家的「道德的理想主義」來挺立人的尊嚴,實現生命的意義;以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來發揚人性的光明面及提供人間的溫暖,實為當務之急;一方面重視內在德性涵養,一方面重視知識講求,二者兼備,不僅努力於個人生命的自我完成,亦相互成全,共同促成群體生命的完成。

    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有一段極發人深省的「老生常談」,我認為為今天讀來,不僅契合常道,亦能契合當下之變。他指出:「研究中國學術,主要不越心學與史學兩途。如《論語》首章孔子所說,樂與不慍,都是從內心處講。此一內心的品德學養,即成為其人之人格境界,意即是人生真理所在。……至於史學,同樣是中國學術一大主流。若真要在修、齊、治、平上作真貢獻,總需對過去歷史有一瞭解,更貴能窮源竟要,窺其變遷,然後才能針對現實有所作為。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學術主要均不出史學範圍。……故在中國傳統學術史上,史學所佔地位極為重要,堪與心學分庭抗禮,平分秋色。中國學術傳統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學是做人大宗綱,史學則為做事大原本。我們要研究中國學術,此二者一內一外,最當注意者,欲明儒家學術,則必兼備此二者。」17

    依上述引文可之,欲明中國傳統哲學,必須兼備「做人大宗綱」和「做事大原本」;亦即融貫心學、史學於一體;亦即「尊德性」、「道問學」兼備;亦即「內在價值自覺」與「對外開務成物兼備」亦即「內聖」、「外王」一體;亦即「盡心」、「盡制」兼備……。簡言之,亦即「言性命者必就於史」18,「以陸五之理學為體,而史學為用」19,「學必源本於經術,而後不蹈虛,必證明于史籍,而後足以應務。元元本本,可據可依。」20

    因「元元本本,可據可依」,存在將不在迷惘;因證實「做人之大宗綱」,做事之大原本,究天道性命之大本大原則終極關懷將不再失落;則道德、價值亦可挺立,不再淪喪。故個人認為以儒家為基礎,返本開新,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生存發展之道;亦可對世界人類之發展有一定的啟發。

    除儒家的「生命的學問」、「實踐的智慧」、「道德的理想主義」有上述的時代意義之外,道家的生命精神與圓融智慧更是對當代人文危機的一劑「清涼散」。諸如「復歸於樸,歸返自身」、「不為物累,少私寡欲」、「安時處順,寵辱不驚」、「以柔克剛,無為自然」……,簡言之,足以構成一套對現代人種種現代病的「文化治療學」21,為現代人的精神壓力與苦痛提供一套自在安頓的歸復之方。

    簡言之,依個人淺見,以儒家為根,返本開新,站定腳跟;以道家為輔洗滌塵勞,復歸素樸,二者相輔相成,實可作為當今世界現代心靈重建之路的重要參考;亦是中國傳統哲學與經典對當今世界人類重要的價值所在;亦是我中華民族安身立命之道之所依所據。也唯有堅持此一理想並努力實踐,吾人才能在存在的歷程中自我揭示出生命的意義與精彩!

    其次,就調和世界各文明衝突的層面而言,中國傳統的儒、道思想亦具極重要的價值。關於此,許多前輩學者均有寶貴的意見,深值吾人珍視。簡言之,儒家的中正和平,仁的理想與包容性,實可作為建立全球倫理的「共法」或世界各宗教、哲學的「最大公約數」;而道家思想而言,其「道通為一」、「同而不同是謂大通」、共譜天賴的音樂性的大和諧的智慧,是消除霸權宰制的極佳方式,均能消極地化解不同文明衝突,積極地建立全球倫理有一定的啟發與貢獻。依個人淺見儒、道二家思想之所以能夠如此,除本身思想、智慧的價值之外,其中亦與其理想中有一跨國界、跨文化的特質有關;而尤其深值吾人注意的是,此二者均具有一如宗教情操般偉大的高貴品質與胸懷,但又均非宗教,因而具有一如世界性偉大宗教的優點,卻無「宗教」的「封閉性」或「排他性」或「獨尊性」,可避開不同宗教與民族情節的糾葛,而更具有一種「共法」22或「共理」的「可普遍化」的優勢,我認為這亦是中國傳統文化「和道」或「中和之道」的偉大處。吾人應珍惜此一瑰寶,並宏揚於世界,對世界人類的和諧發展做出進一部貢獻。

    總之,透過吾人對全球化趨勢的反思,對當代人文精神的危機與文化衝突的批判與反省,我們可發現上述危機亦是轉折向上發展的契機,若將中國傳統的哲學與生命智慧擺在當代文化發展的關鍵來看,我們可充滿信心地認為,中國傳統的哲學與生命智慧不僅是存在於歷史的,亦與當下的生存,未來的發展密切相關,它不僅不容判斷,更應返本開新,以「時中」的精神與智慧,努力於當代而邁向未來……。簡言之,就此一歷史文化的轉唳點上來看,中國傳統生命的學問、實踐的智慧,不僅是我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的大本大原;亦同時是積極地治療當代「現代症候群」的良方;更是積極創建「全球倫理」的極佳基礎。我深信這是深值所有關心中華文化與人類前進的朋友們予以重視並付出努力的時代共同使命。

 


[1] 這是利奧塔的用辭,他把關於真理的話語稱作「元話語」,「元話語」在各種話語中占有一種優先和特權的地位。

[2] 所謂「大敘事」也是利奧塔的用辭,就是以真理的名義說話。

[3] 這裡所謂的「霸權」,是指「西方中心論」或西方的文化霸權主義。

[4] 「歷史性」亦可說是一種「歷史主義」,不是用「現在」來說明「過去」,而是強調「現在」是由「過去」發展而來,「現在」是「過去」的結果,是延續性的、動態的持續的發展。參見姚大志著《現代之后-二十世紀晚期西方哲學》頁十六。東方山版社,北京,2000年,12月第1版。

[5] 參見王曾才《西洋近世史》,頁二十六。正中書局印行,台北,1976年12月初版。

[6] 參見史華慈、林戴爵譯「政治史與思想史短辯」。載於黃進興、康樂等合著《歷史與社會科學》,頁八十六,華世出版社,台北,1981年12月。以及見拙著《譚嗣同變法思想研究》,頁三~四。學生書局,台北,1990年8月初版。

[7] 見王邦雄撰「從道家思想看當代人生」,收錄於《中國哲學論集》,頁一五五。學生書局、台北、1983年8月初版。

[8] 同7,頁一五七。

[9] 同7,頁一五九。

[10] 同9。

[11] 同4,參見頁四一。

[12] 同11

[13] 同4,參見頁十六。

[14] 同5,頁六五五。

[15] 同14。

[16] 同5,頁六六二。

17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頁七七─七八。東大圖書出版公司,台北,一九八八年。

18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五,內篇,「浙東學術」。古籍出版社,江蘇,一九五六年。

19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七十三,里仁出版社,台北,一九九五年。

20 全祖望「犁州先生神道碑」,《鮚埼亭集》,卷十一,萬有文庫,第二冊,頁一三六。

21 有關老莊與思想與生命精神就當代人生而言係一極具價值的「文化治療學」,係表保新教授的卓見,他寫過一系列老子研究、海德格研究的論文,本人深受啟發。有興趣的朋友可參閱教授的相關著作,以進一步瞭解。

22 有關儒家思想實可作為建立全球倫理的「共法」或「最大公約數」,此一卓見為曾昭旭教授、高伯園教授等當代新儒家的學者常大力提倡。此外,許多前輩學者如王邦雄教授、劉述先教授等都發表了許多相關論文。而劉述先教授在這方面尤其是用心良苦,用力極深,令人感佩,其著作舉例言之,如:《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立緒文化公司,台北,二OO一年,又如:「中華文化在多元文化中的位置」,載《二十一世紀》月刊五十二期,「論當代新儒家的轉型與展望」,載《哲學雜誌》第三十一期,「有關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的再反思」,發表於新加坡「儒學與新世紀人類社會的發展」國際學術會議,二OO一年十月……。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加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