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齋初見陽明 - 周志文

列印
PDF

心齋初見陽明    

台灣大學 周志文

 

    王艮(1483—1541)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今江蘇省東台縣)人。

    王艮是陽明後學「泰州學派」的領袖。「泰州學派」在晚明思想界、文學界乃至藝術界的影響極大,陽明學的走入民間,積極開拓社會各階層的信仰人口,強調民生日用之學,最後甚至於形成民間之學與「官學」(或官方)對峙之勢,大多要歸泰州學派的作用。當然,譽滿天下,謗亦隨之,陽明學被譏為「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被視為禪儒不分,「猖狂之學」,也大多指的是泰州學派所形的影響。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論「泰州學派」謂: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

泰州即指王艮,龍溪指的是「浙中王門」的王畿。陽明學因心齋、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之而漸失其傳,可謂褒貶皆有矣。

    王艮及其周圍的人(「泰州學派」)對陽明學有如此大的作用,所以王艮與陽明之間的關係便值得研究探索。在史料上言,陽明的資料甚多,研究的文獻亦夥,王艮的資料與陽明比較則顯得少,研究的文獻亦不多。在學術上,王艮對陽明學的發展確有影響,但重要性究竟不如陽明,再加上王艮出身民間,一生未應科舉,亦未作官,雖熱衷講學,但立論較簡單,著作亦少,與陽明固不能比,較陽明的其他大弟子如王畿、錢德洪、鄒守益、聶豹、羅洪先等人,其著作亦較不能吸引眾人注意,因此,所存王艮的史料,相對於他人則明顯為少。

研究王艮的生平,大致可據《明史》本傳,《明儒學案》〈泰州學案〉本傳,王艮兒子王扆與後學所編的《年譜》、趙貞吉所寫的〈墓誌銘〉、徐樾寫的〈別傳〉、歐陽德寫的〈奠文〉及耿定向寫的〈傳文〉等資料。[1]

    王艮初見陽明,是在正德十五年(1520)九月,這年,王艮三十八歲,而陽明則是四十九歲。

    對陽明而言,這是他在政治上建立了最高的功業之後,無論在事業及學問上都進入頂峰的一個階段。就在這一年的前一年,也就是正德十四年(1519),他平定了「宸濠之亂」。陽明雖在軍旅,門生亦有追隨於旁者,他於軍務之暇,依舊講學不輟,而且也發表著作,平宸濠當年,他刊行了《大學古本》,又編印了《朱子晚年定論》,黃宗羲論王學經過「三變」,此即為「江右之後,專提致良知」,是陽明之學,進入最成熟的階段。

而王艮在與陽明見面之前,只是泰州鹽鄉的一個「灶丁」,所謂「灶丁」,是指燒灶煮鹽的工人。王艮母親早逝,一生事父極孝,年幼曾隨父親到過山東,此後足跡甚少離開家鄉。至於求學的經過,王艮的家庭,恐無力供應他入塾求學,他從識字到粗解章句,大多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趙貞吉所撰的墓志銘曰:

      安豐俗負鹽,無宿學者。先生逮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即邈焉希如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或啟之,塾師無敢難者。

《明儒學案》則曰:

      常啣《孝經》、《論語》、《大學》袖中,逢人質難,久而信口談解,如或啟之。

泰州安豐場是貧瘠的鹽場,「無宿學者」,所以王艮只有無師自學,「逢人質難」,不過所識者,也僅停在《論語》、《孝經》、《大學》等較簡易的書本而已,這是王艮後來對陽明學的「簡易直截」深覺契合的原因,當然,陽明學在王艮身上,也只能朝這個方向發展。

王艮知道有陽明這個人時,已很晚了,《學案》說:「時陽明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顧先生僻處,未之聞也。」《學案》詳述王艮初見陽明之經過曰:

      有黃文剛者,吉安人而寓泰州,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即日啟行,以古服進見。至中門舉笏而立,陽明出迎於門外,始入,先生據上坐,辯難久之,稍心折,移其坐於側,論畢,乃嘆曰:「簡易直截,艮不及也。」下拜自稱弟子。退而繹所聞,間有不合,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入見,且告之悔。陽明曰:「善哉,子之不輕從也。」先生復上坐,辯難久之,始大服。遂為弟子如初。陽明謂門人曰:「向者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為斯人動矣。」[2]

《學案》之述大致不錯,但不夠詳細,《年譜》則於此頗詳盡。《年譜》記王艮初至南昌,穿著自製的奇裝異服求見陽明,陽明門者不予理會,王艮因賦詩二首為請,詩曰:

      孤陋愚蒙住海濱,依書踐履自家新,誰知日日加新力,不覺腔中渾是春。

      聞得坤方布此春,告違艮地乞斯真,歸仁不憚三千里,立志惟希一等人。

  去取專心循上帝,從違有命任諸君,磋磨第愧無胚朴,請教空空一鄙民。[3]

這一絕一律,寫得實在不好,但質樸天真,頗能反映王艮求師問道的懇摰,陽明見詩自然接見,《年譜》記:「陽明公聞之,延入,拜亭下。」王艮一見陽明與他初見於亭下,立刻想起前一日的一段神奇的夢境,原來王艮在來南昌的舟中就夢見與陽明在此亭下相見,初見陽明,他便神情恍忽的向陽明敘述了這段夢境,想不到竟引起了衝突。陽明頗不以為然的說:

      「真人無夢。」

王艮卻回辯說:

      「孔子何由夢見周公?」

陽明說:

      「此是他真處。」

《年譜》於此後記:

     先生覺心動,相與究竟疑義,應答如嚮,聲徹門外。

    由《年譜》這段記錄看來,陽明初見王艮,氣氛並不好。陽明成王艮敘述了夢境之後,原可不置一詞,或者插以他話,這是初見時最起碼的禮貌,然而陽明卻不顧及於此,直接的說「真人無夢」,可見陽明對王艮的無好感,甚至對他有些厭惡。

陽明對王艮初無好感,那兩首不算好的詩可能是原因,但並不重要,更重要的可能是王艮的一身打扮,頗有招搖於市的味道,《年譜》記王艮捨舟入南昌時的狀況是:

      既入豫章城,服所製冠服,觀者環繞市道。

徐樾所寫的〈別傳〉更有記:

      服深衣、五常冠,垂紳執笏以求見,守門者難之,賦二詩以為請,方坐高堂。夫子曰:「道人也來之。」師入即止于中門,舉笏向之,不即入,夫子趨延之於禮賓亭。

王艮當時身著的是深衣,頭戴的是五常冠,又垂紳、執笏,與當時儒生平時身著袍服,頭戴方巾明顯的不同,所以陽明一度誤會,以為是道士來訪,《年譜》正德十四年己卯有記:

      一日喟然嘆曰:「孟子有言:言堯之言貝行堯之行,而不服堯之服可乎?」於是按禮經製五常冠、深衣,絛絰、笏板,行其規圓矩方,坐則焚香默識。書其門曰: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之。

王艮的「奇裝異服」在人看來怪異,在他看來則十分合理。王艮有一般自學有成者的特殊自信,表現出來的是行為特殊、自以為是,因為相信自己是世上罕見的「繼絕學」的人,一種來自聖賢「心傳」的勇氣鼓舞著自己與俗世相抗。對於一般世人而言,他只是怪誕罷了,對陽明這種飽學又久經世故的人而言,王艮的行為就顯得矯揉造作,所以陽明初見王艮,對他頗不客氣。

    王艮對陽明「真人無夢」的這不顧禮貌的判語所作的回復是很精彩的,先生既謂「真人無夢」,則孔子何由夢見周公?這話的精彩在於一方面對陽明是反駁,一方面對陽明又是恭維,孔子夢周公是因為周公偉大。陽明的回答也很高妙,「此是他真處」是指孔子夢周公夢的是古人,孔子無求於周公,只是真誠的崇拜,而王艮的夢見陽明,則為時人之相見,恐怕不能與孔子之夢周公相比擬,當然王艮可以「回嘴」的地方還是有的,所以才說「相與究竟疑義,應答如嚮」,但由「聲響門外」看來,他們初見的言詞不只是機鋒相對,可以說是立即陷入嚴重的衝突之中。

衝突並未在此結束,《年譜》在這段對話之後又寫道:

      公(陽明)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先生曰:「某草莽匹夫,而堯舜君民之心,未嘗一日忘。」

      公曰:「舜居深山,與鹿豕木石游居,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

      先生曰:「當時有堯在上。」

    「君子思不出其位」一語出自《論語》〈憲問〉,曾子引艮卦象辭解釋孔子說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范祖禹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4]

    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意思很明白,即指人如不在官位上,不要去管不該管的事。問題在陽明此時拈出這個話題的「動機」何在?如果只是泛泛談對古書詮釋的意見,則可談的事很多,談格物、致知的話題,遠比這個問題自然許多,陽明拈出這個話題,可能是對王艮在鄉間熱心社會教化的行事頗有耳聞,陽明認為自己既無政治上的官位又無學問上的實力時,應安份的作自己該作的事,不該越份去管自己不該管的事。如果是這樣引起的話題,則陽明的態度就不十分友善。

    王艮當然體會到陽明的敵意,馬上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說自己雖然是「草莽匹夫」,但於天下事未嘗一日或忘。陽明指出舜居深山樂而忘天下的故事,王艮隨即反駁,認為舜居深山,因為是堯在治天下,天下承平,當然可以「忘」之,而今日無堯之君治天下,意即舜如居今,斷不可能「忘」天下。在這一段辯論中,王艮雖然居於客位,但語言犀利,隨時「主動」出擊,與前段比較,王艮顯然較佔上風。

《年譜》在記錄這段辯難之後,所記與《學案》大致相同。王艮初見陽明,在陽明鬥居留了七日始告歸,《年譜》曰: 

      居七日告歸省。公曰:「孟軻寄寡母居鄒,游學於魯,七年而學成,今歸何亟也?」先生曰:「父命在,不敢後期。」先生既行,公語門人曰:「此真學聖人者,疑即疑,信即信,一毫不苟,諸君莫及也。」 

王艮初見陽明時緊張的氣氛終於被化解,化解的原動力是王艮的真誠。在陽明的眼中,王艮雖然身著奇裝異服,立談間又有些怪力亂神,但王艮以天下為己任及求知的熱誠卻是別人所不及,所謂:「疑即疑,信即信」是非判然,絕不妥協,王艮對別人與自己從不隱瞞欺騙,這樣的人格態度,合乎陽明良知哲學的「基調」,因為陽明的良知之學所求的即是,「真誠惻怛」。[5]

    王艮在與陽明初見之後,即匆匆趕回泰州家鄉,第二年,陽明就返回浙江,長居於會稽,此後王艮經常從泰州趕赴會稽與陽明相處,陽明十分重視這個弟子,《學案》說:「陽明歸越,先生從之,來學者多從先生指授」可見在陽明弟子之間,他已具體像錢德洪、王幾一般的「教授師」的地位。[6]

研究王陽明的後學,王艮所領導的「泰州學派」無疑是極重要的一部分。陽明死後,他各地的學生有的因地域,有的因宗旨而形成了幾個派別,其中以「浙中」,「江右」、和「泰州」三派最為龐大,黃宗羲認為在三派中,以「江右王門」最為醇正,他們大致沒有逾越陽明生前的教誨,嚴守師說,所以黃宗羲說:「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至於「浙中王學」和「泰州學派」就不是這樣了,《學案》說: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有不滿其師說,益啟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為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

這段話有兩個論點,其一是王畿和王艮都偏離了師說,而將陽明學變為禪學,其二是王畿將陽明學變為禪學,但浙中王門只出了個王畿,所以影響力還不算大,再加上與王畿同時的「江右王門」學者多加匡正,所以負面的作用到底有限,而王艮之後,整個泰州派的人物都有強烈禪學的傾向,而且一個甚似一個,到了顏鈞、何心隱這群人手裡,禪學化成了狂禪化,不僅良知之學變質,甚至連一般的傳統道德名教,都因而崩潰了。

這個「禪學化」的指控是很嚴重的,試以陽明最重要的三派後學而言,「浙中王學」代表人物主要個有王畿與錢德洪,但錢德洪之名為王畿所掩,黃宗羲為在其師劉宗周死後為之寫的「子劉子行狀」中說:

      當是時,浙河東之學,新建一傳而為王龍溪,再傳而為周海門、陶文簡,則湛然澄之禪入之;三傳而為陶石梁,輔之以姚江之沈國謨、管宗聖,史孝咸,而密雲悟之禪又入之。會稽諸生王朝式者,又以捭闔之術鼓動以行其教。證人之會,石梁與先生(劉宗周)分席而講,又會於白馬山,雜以因果僻經妄說,而新建之傳掃地矣。[7]

依據這段文字所敘,浙中王學自王畿之後逐漸與各路禪學相混雜,更加上縱橫捭闔之術,可以說紛亂得不得了。但這段文字中提及的周海門(汝登)、陶文簡(望齡)雖為浙中之士,但《學案》皆歸之於「泰州學派」,可見浙中王門三傳之後,錢德洪這比較嚴守師說的一派,不但沒有得勢,反而逐漸消沈,浙中人士,大都混跡於儒禪之間,而與泰州派靠攏,原本標榜嫡系真傳的浙中王門,質變得十分利害。

    所以陽明後學,如以浙中、江右、泰州三派為最大,其中二派已禪化得嚴重,剩下只有江右王門在謹守師訓,黃宗羲稱贊江右,認為「陽明之道,賴以不墜」,劉宗周稱道江右的領袖鄒守益為「卓然守聖矩無少畔援」,又說「先生(陽明)之教,卒賴以不敝」[8],可見陽明死後,能嚴守師門遺教的少,而有所變化者多。

    如果以「禪化」來看陽明的後學,號稱最純粹,「陽明之道,賴以不墜」的江右,也並不是那樣的「無辜」,舉例而言,聶豹是江右王門中最重要的學人之一,他極力的張揚他「歸寂」的主張,認為良知須在寂中才能體現,當時曾引起極大的爭議,大部分及重要的陽明弟子,包括鄒守益、黃宏綱、陳九川,甚至王畿等都嚴詞駁斥,認為聶豹的歸寂之說是「脫略事為,類於禪悟」。江右的羅洪先、劉文敏卻贊成聶豹的說法,羅洪先說:「雙江所言,真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眛,被他一口道著。」劉文敏說:「雙江之言是也。」[9]被認為是類於禪悟的歸寂說,在江右亦頗有人呼應。大致而言,江右諸儒如不贊成「歸寂」,大多贊成「主靜」,「主靜」之說雖來自周敦頤,但其實或多或少擺脫不了禪學的影響。[10]所以歸寂也好,主靜也好,要說完全與禪學無關確實困難,只不過與猖狂的「狂禪」比較,一個近的是如來禪,一個近的是祖師禪,如是而已。

    泰州派的後學弟子,走的是祖師禪的路子,這是《學案》點明了的。但,《學案》中說:「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啟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為禪矣。」似乎說王艮與王畿都該為陽明學之禪學化負首責,這句話說對了一半,王畿引禪入儒,確實是公開的事,但說王艮「躋陽明為禪」,則尚有討論的餘地。

《年譜》正德十二年丁丑條記:

      撤神佛像祀祖先。里俗家廟多祀神佛像,先生告於守菴公(艮父)曰:「庶人宜奉祖先。」守菴公感悟,遂祭告而焚之,因按文公家禮置四代神主祀焉。

該年王艮三十五歲,距往見陽明為三年前之事,王艮撤佛神像以祀祖先,一切以朱熹家禮為主,可見王艮對佛教是相當排斥的,他嚮往的是一個正統儒生的生活態度。《年譜》正德三年戉辰條記:

      守菴公以戶役早起,赴官家,方急取冷水盥面。會先生見之,深以不得服勞為痛,遂請以身代役,自是溫清定省之儀,行之益謹。

正德四年已巳條記:

      默坐體道,有所未悟,則閉關靜思,夜以繼日,寒暑無間,務期於有得,自是有必為聖賢之志。

他心中所存的是「聖賢之志」,行為上則「溫清定省之儀,行之益謹」,這是一個儒者最篤實的作為,他有關聖賢的孺慕之情,則是具有一些浪漫氣息的想像,他客見陽明時的裝扮,頭戴五常冠,身著深衣、絛絰、手持笏板,曰:「言堯之言,行堯之行,而不服堯之服可乎?」其實就是一種浪漫,但王艮的浪漫一直在儒者的想像空間裡打轉,並沒有逸到佛、道的神秘世界裡去,他在泰州的居室門前寫著:「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之。」從這個角度觀察,說心齋之學「躋陽明而為禪」,是不太公正的話。

王艮一生隨處講學,但因不擅文字,留下的著作不多,但由留下的「語錄」及文集中不甚多的作品看來,他幾乎沒有任何一段涉及「異端」的文字,他在遇見陽明之前,就提倡格物說,此即有名的「淮南格物說」,所謂「淮南格物說」,依他自己的話是:

      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格知身之為本,而家國天下之為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故欲齊治平在於安身。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身未安,本不立也,知身安者,則必愛身、敬身。愛身、敬身者,必不敢不愛人、不敬人。能愛人、敬人,則人必愛我、敬我,而我身安矣。一家愛我敬我,則家齊,一國愛我、敬我,則國治,天下愛我敬我,則天下平。故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敬我,非特人之不敬,己之不敬可知矣。[11]

王艮講《大學》的格物,不是依程、朱「即物窮理」那老套,而是把格物的物解釋成「物有本末」之物,所以他的格物,不是指客觀事理的尋求,而是把愛與敬這道德的行為貫徹在己身與天地萬物之間,因此所謂致知,當然也不是指追求知識與學問,而是指獨發天理於良知之間,這種說法基本是與陽明的良知說相合的,因為陽明屢言「良知只是一個天理明覺處」。王艮在初聞陽明之教時,深覺其中有貫通之處,而立志前後南昌一探究竟。《學案》裡記吉安人黃文剛於泰州初見王艮,即謂王艮之學「絕類」陽明。

    王艮以陽明良知之學相契於心,這是使他從千里之遙去會陽明的動機,後來證明,王艮與陽明之「會通」處甚多,因而劉宗周在評論「淮南格物說」時說:「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為正」。[12]這個評論是從陽明學「正統」的角度看出來的,所以可以這麼說,王艮的格物說與陽明良知說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遇見陽明之前,他在家祀焚燬佛像,時時以繼聖自居,提出「淮南格物論」,完全沒有禪學化的傾向。見陽明後,王艮則更為篤定,〈語錄〉載:

      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曰:「何謂也?」曰:「伊傅得君,謂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

伊尹良相,亦為儒門嚮往人物,但王艮以為伊尹如不得君,終身獨善而已,不如孔子雖未仕,終身以天下國家為念,證明王艮之出世性格,不只堅定而且積極,言談舉止之間,無任何禪化的因素。

    王艮之後的泰州學派諸儒,確實有相當多的人援佛入儒,有許多是根本是亦儒亦佛的人物,他們雖自居為陽明學之信徒,但大致都贊成儒釋道三教合一的說法,並在此多作發揮。泰州派諸儒還有一個共同特色,即多喜張皇生活中的某些不可解的事件,也可說是事涉「神秘」者,他們喜歡於此多加渲染,以致泰州派給人的印象,多少有些「鬼神夢寐」的成分。

    「鬼神夢寐」是黃宗羲在《學案》中批評管志道之學的用語,全文是:「按東溟所言,亦只是三教膚廓之論,平生尤喜談鬼神夢寐,其學不見道可知。」[13]喜談鬼神夢寐,這自然與泰州諸子大都起自民間,學植不深,遂為悟奇所眩有關,然黃宗羲以為這是受「三教膚廓之論」的影響,也是有道理在,因為三教膚廓之論,本身就是有強烈的神秘氣息。

    引禪入佛說者多有神秘的傾向,如羅汝芳與弟子相約刻期觀化[14],鄧豁渠聞和尚說法始達良知之學[15],何心隱初見張居正即知其異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16]等,這些例子,在泰州派諸子身上確是屢見不鮮,但這並不是說有神秘傾向的皆是引禪入儒者,泰州學派的人物喜歡神秘怪誕的故事,一部分可能與二氏之教有關,一部則來自於其草根性,受教育不多的一般民眾,通常對神秘怪誕的事具有高度的興趣。

    這也可能是陽明和王艮衝突的最原始的原因。陽明出身於一個富裕而高級知識份子的家庭,這可由他父親王華是成化十七年的狀元及陽明本人是進士的出身背景看出來,陽明的良知學,雖然簡易直捷,頗為一般民眾所接受,但與王艮這個百分之百來自草莽,沒有受過任何正規教育,並不熟知識語言的人頓然相處,陽明即使降低「身份」,也會有些不自然,再加上王艮身著古裝,炫奇弄怪的作為,陽明完全不能接受,「真人無夢」的爭吵,就因此發生。

王艮後來被陽明接受,成為門下的大弟子,但王艮之於陽明,與其他門下的弟子如王畿、錢德洪、鄒守益等顯然不同,陽明與王艮之間,依然衝突不斷,這當然與王艮有神秘主義傾向,行為太過離奇有關。《學案》記王艮入陽明門下後,並未改變自己的行為作風,陽明為之極表不滿,《學案》記曰:

      因問陽明轍環車制,陽明笑而不答。歸家遂自創蒲輪,招搖道路,將至都下。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為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適至。當是時,陽明之學,謗譏蜂起,而先生冠服言動,不與人同,都人以怪魁目之。同門之在京者勸之歸,陽明亦移書責之,先生始還會稽,陽明以先生意氣太高咪行事太奇,痛加裁抑,及門三日不得見。陽明送客出門,先生長跪道旁,曰:「艮知過矣。」陽明不顧而入,先生隨至庭下,厲聲曰:「仲尼不為已甚。」陽明方揖之起。

這當然可看出陽明責善之嚴,王艮改過之真,但也顯示兩位師徒之間衝突之利害,因為陽明對王艮「及門之日不得見」的事,已是陽明最後的懲處,第二年陽明即死了,可見王艮雖隨處討好他的老師,而他老師對他的行為一直不是真正的滿意,陽明雖然說過心為斯人所動,而王艮似乎終身不改其炫奇弄怪的習性,與學問中人比較,顯得格格不入,陽明試圖欣賞他、贊美他,可是緣自於性格與學養上的鴻溝依然難以超越。

王艮之學有一特色,依他自己的語言是「至簡、至易、至樂」,他在〈與南都諸反〉的信中說:

      弟欲請教諸兄欲堯舜其君,欲堯舜其民也。然堯舜君民之道,必有至簡、至易、至樂存焉,使上下樂而行之,無所煩難也。所謂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見幾而作,功易成也。[17]

「至簡、至易、至樂」看起格是三件事,其實只是「簡易、快樂」兩件。關於簡易,他經常說:「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18]他認為聖人之學即百姓日用之學,而百姓日用之學必須簡易斯可行,這是王艮之學的特色,也是他困窘之所在。他強調學問須走出學術的殿堂,走入民間,使百姓日用有所依循,所以他初見陽明,就以為良知之學「簡易直捷,艮不及也」,這是王艮對良知之學最高的贊嘆。然而,陽明的良知之學,並不能以簡易直捷四字來涵蓋,在某些部分,良知之學是相當幽微的,由於它比較接近唯心論,所以須要與相當特殊的個人經驗相驗證,這一點,江右王學講求良知從靜處養出端倪,必須從獨處戒慎恐懼之中體會,頗能掌握其中的真髓。

王艮的良知不是求來,亦不是在靜處體會出來的,而是自然具有,不假思索的,這即是所謂的「現成良知,」他說:

     良知一點,分分明明、停停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此至簡至易之道。[19]

這當然是從陽明處來的,因為陽明就說過「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但陽明晚年似乎略有所變,他不再強調這點,而比較注重默坐澄心,從「已發」以探索「未發」的景象。黃宗羲承其師劉宗周之所見,以為陽明之學,凡經三變,黃宗羲曰:

     故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之後,盡去枯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視聽言動,大率以收歛為主,發散是不得已。

    依黃宗羲的說法,陽明晚年,已不太談良知是既存的,不假思索之類的話,而王艮卻終身只談這件事,顯然與陽明頗有距離了。

    王艮之學另一項特色就是「樂學」,所謂樂學,是強調學問知識是給人快樂的,如果學問給人的是壓迫、是悲傷,則不算是真正學問,所謂「天性之體,本自活潑,鳶飛魚躍,便是此體。」[20]因為王艮以為,學問是有功能性的,它必須合於「百姓日用」,快樂未必有用,但快樂是「生機條鬯」的表徵,學間如有助於「生機條鬯」,則學問就合於「百姓日用」的目的了。所以他在「樂學歌」中寫道:「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

    王艮之學強調自然,不重壓制。不僅王艮如此,王艮的後學泰州的諸子不都如此。王艮的仲子王襞,亦是泰州派中重要人物,《學案》說:「先生之學,以不犯手為妙。」王襞「語錄」有云:「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饑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可見他是個崇高自然,絲毫不加掩飾的人物。其後顏鈞、羅汝芳等人,莫不是如此。

    崇尚自然,就肯定人性中有關自然的成分都是好的,則人性中自然而有的欲望就不該克制,而應該任其自然的發展或發洩出來,這是泰州後學許多人的主張,而且欲望的發洩本身就是一種自然又快樂的事,這也合乎王艮的求快樂的理論。羅汝芳初遇顏鈞於逆旅,告以自己病心火的事,顏鈞告以:「是制欲,非體仁也。」羅汝芳問:「非制欲安能體仁?」顏鈞謂:「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21]可見他們反對「制欲」,因為「制欲」不但不能「體仁」,反而會害仁,所謂「知皆擴而充之」,證明他們都是「現成良知」的擁護者。

因為「直捷」簡易,因為順應人性之自然,反對「制欲」以體仁,再加上強調快樂,所以王艮這派學問,很容易就走向民間,一般民眾重視直觀,排斥繁瑣的知識、反對高深的理論,讓他們走知識分子走的路子,他們會覺得痛苦不堪。這並不是說民間知識沒有價值,陸象山曰:「某雖不識一字,亦不妨我當當正正做人」[22],是一句極為嚴肅而有力的語言,然而民間知識是有其簡易直捷的特色的,當然這亦是其困窘之所在。王艮在家鄉泰州有一學生名叫王棟,號一庵,嘗說:

      自古士農工商業雖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學。孔門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才七十二,其餘則皆無知鄙夫耳。至秦滅絕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為經師,更相接受,於是指此學獨為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師,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超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先師之功,可謂天高而地厚矣。[23]

王棟稱頌其師的話,不只是其出自肺腑之言,也掌握了事實,使「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其功勞絕不在大學問的創立。耿定向曰:「先生自少不事文義,鮮所著述,乃其深造自得,所謂六經皆註腳矣。」[24]因為「不事文義」,王艮之學完全從生活入手,所以與大眾反而沒有隔閡。趙貞吉說王艮「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25]王艮之學,確實簡易,他講格物、良知,確較容易為一般民眾所接受,他嘗說:

      天下之學,唯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26]

他主張跳開繁瑣的注疏章句,直接與聖人相往來。他相信聖人之學是簡單的、是令人快樂的,因此王艮之學,充滿了樂觀、進取與自信的氣息。

    這種的樂觀、自信雖然可取,但如只循此一路走去,便容易如黃宗羲所言,「稍差便入狂蕩一路」。[27]心齋初見陽明,陽明似已見到這個危機,所以不惜以相當嚴峻的態度來接見一個從外地來的仰慕者。

    從王艮與陽明初次會見的過程中,可以看到陽明對王艮的耽心與顧慮,這對師徒雖然在大處的見地頗有相同之處,但在細節,卻有甚大的差異,陽明晚年,已自覺良知之學可能朝放恣一路發展,而有修正的想法,劉宗周說:「先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得之天啟,亦自謂從五經印證過來。其為廓然聖路無疑。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啟後學躐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卓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安知不更有晚年定論出於其間?」[28]而王艮醉心於陽明者,依舊在良知之學的簡易直截這層。陽明雖接受了王艮為其弟子,但此後兩人之衝突依舊不斷。陽明與王艮之間的衝突,固然是因為王艮為人過於招搖,相信怪力亂神,或者過於自信,不自覺的墜入猖狂,然而亦可以看出陽明「覺今是而昨非」的動機,他與王艮之間的爭議衝突,可以看成是他對他自己良知學發展的耽憂,他有意修正某些部分,不要讓後學者有「躐等之弊」,但良知之學當時已蔚成風潮,他似乎無力影響良知學在整個中國的發展,更無力使其轉向,他有力道頓失的恐懼,他對王艮的不滿及苛責,可以視為對自己的不滿與苛責。

 


[1] 《心齋先生年譜》、趙貞吉所為〈墓誌銘〉、徐樾所為〈別傳〉、歐陽德所為〈奠文〉及耿定向所為〈傳文〉均收入崇禎四年泰州王秉謙等重刊《重鐫之齋王先生全集》中,台此國家圖書館收藏。見於別集者,趙貞吉〈王心齋墓志銘〉,《趙文肅公文集》卷十八、歐陽德〈祭王心齋〉,《歐陽南野文集》卷廿八,耿定向〈王心齋先生傳〉、《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徐樾所為〈別傳〉未寫完即死難,故僅存《王心齋先生全集》中。

[2] 《明儒學案》卷卅二,〈泰州學案〉一〈處士王心齋先生艮〉見《年譜》及《心齋王先生全集》卷四〈初謁文成先生詩二首〉

[3] 見《年譜》及《心齋王先生全集》卷四〈初謁文成先生詩二首〉 

[4] 朱熹《論語集註》卷七引 

[5] 《傳習錄》卷二〈答聶文蔚〉:「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可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 

[6] 《學案》卷十一〈浙中王門學案.一〉錢德洪傳:「時四方之士,來學於越者皆眾,先生與龍溪疏通其大旨,而沒卒於文成,一時為教授師。」又同書卷十二〈浙中王門學案.二〉王畿傳:「文成門人益進,不能偏授,多使之見先生與緒山。」 

[7] 見《劉宗周全集》第五冊〈附錄〉 

[8] 劉宗周〈師說〉,見《明儒學案》卷首 

[9]《明儒學案》卷十七〈江右王門學案二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10] 如程頤便直接指主靜為釋氏之說,《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八:「又問:敬莫及靜否?曰:才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又《遺書》第十五:「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作敬。」

[11] 《明儒學案》卷卅二引

[12] 同11

[13] 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蘇之太倉人,嘗受業於耿天台(定向),其學大抵鳩合儒釋,浩汗而不可方物。黃宗羲評其喜談鬼神夢寐,語見《明儒學案》卷卅二〈泰州學案.一〉

[14] 《明儒學案》卷卅四羅汝芳傳:「十六年,從姑山崩,大風拔木,刻期與諸生觀化。諸生請留一日,明日午刻乃卒,年七十四。」

[15] 《明儒學案》卷卅二,「甲寅,(鄧)盧山禮性空,聞無智師聞說『沒有甚麼,甚麼便是』,始達良知之學。」 

[16] .《明儒學案》卷卅二,「一日遇江陵於僧舍,江陵時於司業,心隱率爾曰:『公居太學,知太學道乎?』江陵為勿聞也者。目攝之曰:『爾意時時欲飛,卻飛不起也。』江陵去,心隱舍然若喪,曰:『夫夫也,異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後張居正當國時,何心隱果死獄中。

[17] 日本嘉永元年(1846)刻本《王心齋先生全集》卷五。 

[18] 和刻《王心齋先生全集》卷二〈語錄〉,又《明儒學案》卷卅二引

[19] 和刻本《王心齋先生全集》卷五尺牘〈與俞純夫〉

[20] 心齋語錄,《明儒學案》卷卅二引

[21] 《明儒學案》卷卅四羅汝芳傳 

[22] 陸九淵〈語錄〉,見《象山全集》卷五

[23] 《明儒學案》卷卅二引

[24]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秋戶部尚書耿公撰先生傳文〉,見《心齋王先生全集》卷六

[25] 〈翰林院編修內江趙文肅公大洲貞吉撰墓志〉,見《心齋王先生全集》卷五

[26] 〈心齋語錄〉,《明儒學案》卷卅二引

[27] 見《明儒學案》卷卅二〈處士王東崖先生襞

[28] 《明儒學案》卷首〈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