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儒學發展與世界和平 - 洪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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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儒學發展與世界和平

洪文彬

 

作者簡介:洪文彬 中華淵源文化交流學會  執行長

吾生於乙巳年(1965年)台灣基隆市人,祖籍中國福建南安,已成家立業,上有雙親,與妻擁有三兒女,於台北三重繼承雙親事業,經營屬中國傳統民俗文化,民間習俗香燭、香料手工藝店舖及工作坊。余自幼家境貧寒,有兄弟姊妹共五人,早期台灣經濟匱乏,當時暫居台灣苗栗,父母謀生不易,又曾寄居於台中豐原母舅家,後雙親決定遷居現址發展,開展穩定而安居樂業之生活。

余幼而至今貴人甚眾,生活雖非富裕,蒙諸多長者疼惜,於其指導之下,接觸些許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和訓練,但多以河洛話,與中華文化儒釋道常論之義理薰陶。雖感受其恩,因家務之責任,斷續無常,得之有限;今參與盛會無比光榮,願於此能向各位學習,使己更精進,一片丹心為中華淵源文化盡畢生之心力。

本人所代表中華淵源文化交流學會,創會和現任理事長洪武雄先生,乃為家父;其因深感人生無常稍縱即逝,溫飽之餘當為國家社人民奉獻心力,又視現代社會紊亂與道德淪喪,毅然決然發起並創立本會,以喚醒吾等熟悉親切反將遺落之傳統道德文化,力挽是非不分積非成是之歪風惡習,將沉溺慾海迷惘者用儒學使良善本性復初。

本會無營利,無聘僱人員,空自己住家一處免費供學會使用,家人皆義工,全台幹部與志工皆義工,大家眾志成城,皆願當孔學儒民,期建立人間新樂園,化災禍生靈塗炭之世,得安身立命享禮樂書香之國。本會力單勢薄,才疏學淺,祈願各界鼎力相助,教導指正,建言獻策,共建台灣儒道新里程,聯盟世界同心成一家。

 

前        言

    儒學思想淵源流長,誠已深入吾心,更須普化蒼生。儒道文化教育運動,理應全民共享,更進世界大同。孔學在台灣遍及各階層領域,儒學在台發展,已成多元形式盛況。我們來自台灣社會的中間,我們曾觀察、再深入探究、進而親身參與、更深刻感佩,台灣民間基層學術、文化、宗教多元團體,對其復興傳統文化和儒學教育推廣的犧牲奉獻,致最高敬意與學習態度。

學儒是全人類共生共榮的偉大聖業,身為孔學儒民,儒學盛事我們責無旁貸怎可缺席?我們誓為儒道致世界和平,盡畢生之力,奉獻儒道,共襄盛舉。本文就將我們在台灣各地,對中華淵源文化與儒道思想經典教育推展,作心得報告與經驗分享。

壹‧台灣儒學淵源與文化主體

   臺灣儒學起源於明鄭時期,自明鄭陳永華立聖廟,建太學,開始進入儒教的文化主體。當時深受南明儒學重經學與經世之學風氣的影響。

 清朝領台二百一十二年,是儒學的發展期。儒家文化進入台灣主要是通過兩種渠道,一是官方所為,以維護統治秩序、宣揚儒學等統治倫理、主辦官學和科舉考試為主;二是漢族移民的到來。移民來臺後,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方式、生活習慣、語言文字、宗教信仰與民間技藝,加快了台灣的開發。此外,來臺的男性漢人因為移民女性奇缺,逐漸衝開了官方禁婚的限制,與當地平埔族或高山族女性通婚。高山族也漸漸接受了漢族的先進文化,與移民和睦相處。從友好相處到共同合作,閩粵移民和原住民的日益融合,促進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清人雖以異族入主中原,但其國家立國之道,以及清世的文化主體,乃以朱子學的儒家常道慧命為其中軸。因此,清初福建朱子學的復興直接影響臺灣,臺灣教育碑文與書院學規以繼承和發揮朱子學為職志,朱子學的影響持續到光緒年間,歷久不衰。

清人蔣垣在其《八閩理學源流》中提到:「濂、洛、關、閩皆以周、程、張、朱四大儒所居而稱。然朱子徽州人,屬吳郡,獨以閩稱何也?蓋朱子生于閩之尤溪,受學於李延平及崇安胡籍溪、劉屏山、劉白水數先生。學以成功,故特稱閩。蓋不忘道統所自。」朱子學被稱為「閩學」是由於朱熹生長、成長、受學、著述、講學皆於福建,而從福建往外擴展。因此學者認為「閩學」是指以朱熹為首包括其門人在內的南宋朱子學派的思想,以及其後理學家對朱子學的繼承與發展,因為朱熹及其門人主要于福建活動,所以特稱其學說為「閩學」。(註1)

閩學就其儒家道統傳承來說,可循其淵源流長的道術脈絡,朱子的儒宗規模和氣度乃是依此道術脈絡中而來。而非福建一地之產;稱閩學雖然就福建地域而言,但更應探究閩學內在一貫傳承,實是孔孟始源的儒家道德的理想主義。

台灣與福建僅一水之隔,國人數百年前多已移民來台,以其移民多來自閩南粵東,其等來台,亦將閩學,亦及朱子儒學帶至台灣傳播教化。台灣亦閩學之台灣也,屬於閩學教化範圍,及其精神是與中國各地一致的,當然其所建構的傳統文化主體與閩地、與中國大陸一樣無有分別,朱子儒學所具有的孔孟常道慧命,亦成為台灣的傳統文化主體。(註2)

但依朱子,儒者不應陷溺在科舉之中,而是應該堂堂正正地作為一位窮理盡性的一位君子。所以朱子一生最重書院講學,書院成為傳統時代,中國社會文化主體的核心性景觀。康熙時期,台灣各地書院隨之興起,亦既使中國人傳統文化主體得以在台灣落實和延續。

明末清初,在鄭氏政權在台灣推廣漢文化的過程中,一批明朝遺臣也流亡到台灣,在致力於“文化拓墾”的同時,吟詩唱和,著書立說,寫出了具有台灣特色的第一批文學作品,並且成立了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文化社團──“福臺新”詩社。大陸名儒、賢士的到來和從事的文化拓墾活動,使得台灣文風漸開,提高了台灣社會崇尚文化的風氣和台灣地區的文化水準,縮短了台灣與大陸在文化上的差距。

台灣漢文化的傳播和民眾文化素質的提高,增加了中華文化的內涵,也增加了對大陸治學人士的吸引力,大陸的思想理論、文學藝術逐漸傳入台灣,廣泛傳播。而台灣本土也出現了一批藝苑群星,如以主修方志出名的高拱乾、劉良璧、周鐘瑄等;以詩文著稱的陳鵬南、陳維英、鄭用錫、吳德功、吳子光等。他們既成為了台灣文化的創導者,也豐富了中華文化。

日據時代的臺灣儒學則面臨「現代轉化」的挑戰。一方面,日本殖民者的同化政策,使儒學有回歸南明經世之學的傾向;另一方面,新文化、新思潮的衝擊,使儒學傳統得到「現代轉化」的契機。在經學、史學、詩學、哲學方面,日據時代學者多努力於新舊融合,並締造了堅實的成就。

被台灣列為一級古蹟的台南孔廟,有著多方面的重要特質。台南孔子廟,早在明鄭時期便已創立﹔可佐證台灣儒學歷史發展軌跡與展現台灣文化主體特色,在文化上,它是台灣第1座孔子廟,而在建築藝術上,它那龐大的配置、優美的尺度和樸實的地方性風格,不僅在台灣孔廟建築中獨樹一格,放到現存傳統建築中衡量,也鮮有能出其右者。清末之前,它還是台灣官辦的最高學府──台灣府「儒學」所在,是培育知識份子的搖籃。建築物以祭祀孔子的先師聖廟為主體,旁設明倫堂,以設學延師,舉賢取士,不僅成為台灣地區創建最早的孔子廟,也開啟台灣儒學的先聲,故又稱『全台首學』。

清朝初年,地方教育以提學道為最高長官。康熙廿三年甲子四月,台灣初入清朝版圖,行政上仍屬福建省的一府,按理應由福建提學道負責,但以台灣孤懸海外,提學道未便遠涉重洋,乃由分巡台廈兵備道兼管。當時的分巡台廈兵備道周昌及知府蔣毓英,鑑於明鄭草創的聖廟形制簡陋,各捐銀百兩,加以修整,並改稱『先師廟』,於是廟貌煥然,大別於前。光緒十三年丁亥九月,台灣議准建省,改設三府、一直隸州、十一縣、三廳,原台灣府更名台南府,兩年後台灣府學也改稱台南府學。日本據台以後,孔子廟被充當為日軍屯駐所及公學校等多種用途,破壞甚巨。此後,到台灣割日的 200 餘年間,台南孔廟共歷經30多次修建,規模由簡陋而臻堂皇、完備﹔更重要的是,直到清末台灣建省前,台灣府學一直是台灣士子心目中的最高學府,文教地位無與倫比。

貳‧儒學在台教育與發展

一、儒學在台灣的教育展程

中華文化在台灣推行的過程中,儒學也得到快速的傳播。漢文化有組織、系統的進入台灣是在鄭成功收復台灣後。鄭氏政權在台灣建立承天府和天興、萬年二縣的政治統治體制;鄭成功病故後,鄭經把天興、萬年二縣升格為二府,並設南路、北路、澎湖三個安撫司。在政權建設基本穩定的情況下,開始進行一些文化教育建設,建孔廟設學校,鄭經親率文武百官舉行釋奠大環繞,觀禮者達數千人。另一方面,陳永華則親自出掌文教主管教育,葉亨為“國學助教”,在孔廟設立了“太學”。把教育體系分為“學院”、“府學”、“州學”和“社學”四級。同時,也開始開辦科舉,並訂定科舉制度舉賢取士。社學為初級教育,三年兩試,州試上榜者送府學,府試上榜者送學院,院試上榜者則進太學。這種完整的教育、科舉體系在台灣是第一次出現,很快成為當地的主流文化。以儒學為主幹的中華傳統文化自此開始全面、系統進入台灣。陳永華在鄭氏政權推行漢文化過程中,起過很大的作用。因此流傳著“鄭成功開之,陳永華營之”的說法,可見兩人在推行漢文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二、教育形態沿革與學校類型發展

自鄭經在台南建立第一座孔廟之後,隨著社會的發展,為紀念孔子這位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和宣揚四書五經,台灣一些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均建有孔廟。清代開辦的官辦最高學府--“儒學”就設在各府、州的孔廟內。

在清代,台灣的教育也得到了相當規模的發展。康熙統一台灣後,為鞏固、完善清朝的統治,對台灣的文化教育也十分重視。統治集團為了維護在台灣的統治和開發全台灣,在台灣開始完整、系統地實施文化、倫理教育,宣傳統治階級的主流思想意識,推廣文化知識。1684年 台灣知府蔣毓英於台南府城東安坊、高雄左營等地創辦的官辦學校“社學”,後來逐漸成為了文人結社集會的場所。 

台灣設省後,第一任巡撫劉銘傳較為重視教育,於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創辦了台灣第一座西學堂。他在任內大力提倡新式教育,創辦了現代化的學校,聘請西方人教授外語、數理化、史地、測繪、製造等現代科技理論和知識,由此,台灣教育邁入了現代化時期。  

當時,台灣還有另外一類學校——義學。義學專收貧寒家庭的兒童、少年入學,不收學費,初為官辦,後由民間捐資主辦。台北士林的“文昌祠”、台北板橋的“大觀義學”,都是台北當時小有名氣的義學。

    此外,當時還有一類特殊的學校,即“土番義學”,這是專門設立在平埔族(熟番)地區的“社學”,專收平埔族和高山族兒童入學,由漢人執教。土番義學在雍正年間多達50多所,漢字、漢語、漢文化在高山族中廣泛流行,有力地促進了高山族各族群文化的發展,也推動了漢人和高山族的融合。同樣,漢文化的推行和學校相對增加,對平埔族的“漢化”也產生了很大的作用。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台灣的民間學校也興辦起來,在臺被稱為“民學”。民學純屬私立,也就是“私塾”、“書房”、“學堂”,大多招收富家兒童入學,學習時間不固定,由個人需要而定。

這一時期,島內“書院“也很盛行。在台南市,1683年(康熙22年)施瑯開辦了第一所書院——“西定坊書院”;1704年,又出現了規模完善的“崇文書院”。此類學校為公有私辦,到光緒時期時,台灣共創辦了44所規模不等的書院。

綜觀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上,台灣之所以能夠成為全國經濟發展最先進的省區之一,特別是在大陸很多較難實行的洋務,在台灣得以實現,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台灣的教育和文化較為發達,民眾文化素質較高,思想、觀念也較大陸開明。

三、近代台灣儒學進路與文化運動

戰後的台灣,維繫了中國傳統文化,除了官方宰制性的儒學外,民間也有知識階層的理論建構,與社會實踐和宗教團體振興傳統文化的活動,為台灣現階段,對中華傳統文化和台灣傳統文化繼承發展,作出極大貢獻。

台灣新儒家所開展的儒學進路,<鵝湖>於儒學的闡揚與傳播,則是台灣新儒家的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的典型。<鵝湖>創刊於1975年7月期宗旨為「在時代知識的派絡中,探索宇宙人生的真諦,以肯定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促使中國傳統所持重的道德精神普及於今日,鼓舞人類依據德性,融合學問於生命之中;以我們的真情實感,來重新接上文化傳統的真精神,運用現代的表達形式,為這一飄盪的時代豎立一精神基柱,完成我們這一代必須完成的使命和責任。」(註3)<鵝湖>的成立,乃具有儒家的生命道家的智慧。以牟宗三先生所說的:以大感情恢弘吾人之生命,展露價值之源與生命之源;以大理解疏導問題之所是與其解答之道路的文化認同與存在感受,作為安身立命的價值根源,自覺地以繼承往聖先哲慧命的歷史意識與對傳統文化的敬意(註4),而已「究天人之際」的天道性命問題,「通古今之變」的傳統和現代化的問題和解決中西文化問題之「成一家之言」為學術研究的終極理想(註5)。以台灣鄉土文化建立人文中心和文化理想的新中原,進而以台灣為儒學的文化中心,對世界發出「中國的人文重鎮在台灣」(註6)的訊息,恢弘小台灣而大中原之「文化中國」的文化主導理念,既是台灣新儒學安身立命的所在,也是台灣文化慧命傳承的終極理想。(註7)

台灣新儒家所致力推展的是民間講學的施行與讀經運動的提倡,透過台灣民間基層文化社團、文教事業、宗教團體推動,深化各階層,淨化家家之中,台灣人文教養的新生泉源逐漸根值於民間,儒學也發揮其主導文化走向的教化功能。也因此讀經風氣的形成,儒學文化普及於社會各個階層,進而化民成俗,文化的慧命則能深遠流傳。

中華淵源文化交流學會成立目的,其中【民間講學】的人文傳播,在使社會大眾認識其安身立命的所在;【經典教育】為使學術走向社會,提昇人文心靈與社會文化的人文素養,以儒學的思考探究人生的問題,提供人文的省思,使民眾涵養文化共同體的認同歸屬,其社會教化的機能實踐歷史的意義更為深遠。本會成員及文化志工遍及全台灣,成立以來難能可貴的是,本會極單純的推廣中華淵源文化儒道學術闡揚與文化交流,並無任何政治黨派或人物、金錢介入,無族群對立,無宗教背景色彩,無國界區別;我們免除商業利益糾葛,舉辦過的台灣各縣市一百五十場【民間講學】、十二場全台灣【經典教育研習】,一切活動皆無收受任何費用。並免費贈書(學庸論語)兩萬本與全台多所高、中、小學校、偏遠地區學生、貧寒家庭;眾問所為何?只因我們的宗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近幾年有關於台灣儒學相關大型學術活動有幾項;其一,2000年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與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台灣儒學與現代生活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包括台灣新儒學運動的回顧與展望、生活儒學的重建、生活與文化互動中的台灣新儒學、台灣儒學的社會關懷,眾多國內外知名的學者專家參與,是台灣儒學研究的盛會。這些議題首度在學術會議上搬上檯面,頗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注目。其二,第三屆台灣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是二○○二台南孔廟文化節系列活動的重頭戲之一。此次由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台灣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儒教會聯合協辦的。會議主題包括台灣儒學及文獻、台灣儒學和中國儒學的互動、東亞儒學和廿一世紀的共同課題。其三, 2003年12月第一屆中華文化與經典教育學術研討會。由中華淵源文化交流學會、淡江大學文學院、醒吾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淡江大學漢學研究中心、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共同主辦,對台灣儒學格物致知與經典教育作深入探討。

參‧重現儒學本源與人和自然之相應

一、儒家和儒教

孔子在春秋時代是一位傑出的遊說之士,以禮、義、忠、孝為本,宣揚他的學說,認為國君有保境安民之責任,孔子在世的時候雖非名聞天下,但他的思想卻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永難磨滅的影響。因他尊崇中國文化中的古老道德觀念、古老的信仰,而所謂<儒家經典>是敘述歷史事實、宗教儀式、道德觀念以及處世準則的著作。孔子在漢代時才成為古代禮儀習俗及道德思想的權威。例如漢代士大夫,不但接受了這種說法,更把儒家思想和漢朝正式規定的祭神制度聯在一起,作為仁人君子在生活方面的基本準則和信仰。漢君臣更大力宣揚儒家思想,覺得孔子應像其它英雄豪傑一樣取得神的地位,於是公元一世紀前後把孔子神格化的運動進入高潮,孔子的神格就此奠定。現在西方人士把這種尊敬'古'籍、'古'神的信仰,稱之為<儒教>。

二、生命哲學的儒家經典

儒家經典有些是孔門的異代弟子在孔子不在世之後很久,才開始編篆,學門中的經典之一"論語",據說就是孔子和弟子的對話錄集,從這些對話中可以看出孔子不愧是一位禮至主義者。大學一書本係小載禮記中的四十二篇。乃聖門心法之傳。儒教內聖外王之道。中庸原是禮記第三十一篇<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思作《中庸》」。此書從<禮記>中獨立分出,應始於六朝宋戴顒之<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亦曾作<中庸講疏>一卷,私記制旨。至唐朝李翱撰<中庸說>,宋胡瑗、陳襄、司馬光諸大儒亦曾為講解或論說。直至程子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並列以為教弟子之教科書<四書>,而南宋淳熙十六年(西元一一八九年)大儒朱熹作<四書章句集註>之<中庸章句>,於是此書遂大行於世。按早在漢代鄭玄撰目錄即曾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也,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

「中和」即是指心中至誠的境界,可以上達天道之中,以尋找人倫堅實的根源。此即徐復觀教授所說:「<中庸>提出道德的最高境界與標準,指出人類可由其德性之成就,與其所居住之宇宙相調和,並進而有所致力。」<中庸>在篇首開宗明義章即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很有次序的點明,『人性』與『天道』的關係,逐步推衍,層層相扣;先用「性」把人所天賦的「誠」推向天道的「明」的大門,再次借用「率」性坦然無私地點明人性天道之相連一體;然後再由末句的「教」化修道,把人由天賦的誠,修達天道的明,一貫大道,由此串聯通達。我國近代哲學大師馮友蘭教授在<中國哲學史>中曾說:「<中庸>大部分為孟學,而<大學>則大部分為荀學。此二篇在後來中國哲學中,有甚大勢力。」「『天』活動不息,無所為而為。君子以『天』為法,故亦應自強不息,無所為而為。上文謂孟子哲學中有神秘主義之傾向,<中庸>更就孟子之言加以引申說明,以『和內外之道』為人修養之最高境界」。而哲學大師唐君毅教授則更明白地歸結說:「<中庸>之標出『天命之謂性』一語,直接溯人性之原於天,人性乃上承天命而來,此正是墨莊荀以來天與命之分離,及天命自然化之思想潮流之一扭轉」。(註8)由此感悟儒學之本質本源,人生之性受於天命,天道與人實不可分離。

三、人與自然之相應

儒家的價值取向固然是以天地萬物人為貴,但並不表示天地萬物乃是為人設,任人所消耗的資源。山水不只是可以為人所樂之居所,大自然同時也是儒家所說的天道表現之處。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表示天道即在自然之運作中表現,人之可貴只因人可以通過自覺的道德實踐來貫徹天道。故孟子說:「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中庸》更進而以人應當參與天地之道,以盡人性;而參與天地之道實即「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的表現,即不祈使天地萬物得以各盡其性分,不致夭折或歪曲。甚致在天地之自然化育中有所遺憾之處,以人道來補足它。故宋明儒者有「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等,主張人與天地萬物同為一體;又說「窗前草不除」,以保持天地生物,即生生之德之意。唐君毅先生以為:人不但會為受風雨摧折的樹木傷感,亦時為一物之受不幸破損而傷感;牟宗三先生認為在儒家的哲理中,「宇宙秩序即道德秩序」,凡此皆顯示儒家一方面尊人,實即尊人之德性,同時也愛物。

儒家自然也了解人作為一種具有生命的生物,自有必要以肉食或蔬菜等以維持生命的延續。這在自然生態系統上可說是人作為自然界一份子所不可免的狀況,並無自由選擇餘地,實無不道德的問題。但是,由於人具有道德反省能力,人與其他生物的苦難可以感通,這種宛如自然的悲劇,人必不欲其發生,故孔子遠庖廚,孟子謂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人的一種道德的悲懷。這種悲懷正是人類應當盡力發揮對其他生物的道德愛護的根源。是以,儒者基本上以節儉惜物為生活行事的原則。同時,在食用之必需時,也要保持物種的繼續繁衍,故孟子認為「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此無異於順自然的生育狀況,保持生物之繁衍和多樣性,保持生態之承載力,不可竭澤而漁。

儒家重視人的生命,且要求家族民族的生命得以延繼永遠,故孔子有「興滅國、繼絕世」的宏願,每個人不但對自己的民族有繼承發揚的責任,甚至對其他民族的延衍,也有道德的義務去予以協助。人對後代子孫負有安排照料的自然責任,保存物種的多樣性與自然生態的永續發展,不只是對自然的義務,同時也是對未來世代的後人的責任。是以,照顧環境的承受力,作自然的節育,以免人口超過自然與生態的承載力,也是有道德自覺能力的人類所應參贊天道的表現。否則,不只是自然生態受摧殘,後代也只有在每況愈下的悲劣狀況下苟延殘喘。因此,在儒家來看,「生生不息」乃是人的社會、文化、人與自然可以並行而不相害的共同的【永續發展】。(註9)

肆‧立儒學全球化之大願力

一、觀人類文明的危機、轉機、生機

綜觀世界日趨緊密結合,科技視訊便利讓工作生活的節奏變得快速,人們追求高效率高規格高質量的工作準則,使整個社會體制更趨現代化。但人性的沉淪,人的物化與非人化,已是讓居住在地球的我們,所有期盼明天會更好的人們憂心忡忡,高度發展物質文明,社會過度強調功利,將可貴的人性與生命漸趨庸俗化。而徒具形式的民主,為少數人利益因而專權獨霸,未能超越與融合;自我意識過度強調,扭曲生命價值觀,不能對生命負責,憑藉只要自己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如一夜情、援交、吸販毒、窺人隱私、、等等,敗壞社會風氣,日趨嚴重;可悲的是台灣接受外來偏頗文化的惡習,漠視傳統文化,未能保存和落實於生活的固有倫理道德存在價值理念傳導,造成心靈的空虛與漂泊,使得人人自危彼此間帶來不信任與缺乏安全感。尚有傳媒科技帶來的高度渲染下,造成盲目信仰的偏差,大多數的人們缺乏對今生今世覺悟,更使得有良知良能者感嘆萬千。而今更令人擔憂的事,是科技的畸形發展,西方科學運用於物質發現,雖然為生活帶來便利,忽略人無修為與野獸無異,各國的軍備競賽,獨裁者的野心稱霸,到了足以毀滅人類萬物地步,令人類陷入重重危機和空前浩劫。因此能救贖人類的只有靠人類自己,人的問題出在人性上,唯有重建人性才能建設正常的人和健康的社會,以及建設人性唯有靠正確的教育信仰合完備的制度,相信上蒼有好生之德,將會給人類一個轉機與生機。

二、化普世儒學成世界文明共通

中華淵源文化要揭櫫和發揚光大的主體精神即是儒道孔孟精神與經典。中華民族以漢民族為主,數歷經千年來王朝更迭,與外來民族統治與文化衝擊,孔孟儒家思想不但未被消滅,更包容與同化統治者與民族,成為國家施政理念主要方針,這正是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綿延不絕力量所在。世人倡言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然而領導中國的是中華文化主體精神至聖孔學,孔夫子當時提出的人生義理、生命哲學,追求價值創造、自我實現的安身立命之道,因超時代,正符合當今現實世界人性的進級需求。因此,中國文化傳統是領先世界大國的,新世紀的領航文化,就是中華淵源文化。何以論證?1988年,諾貝爾得獎主齊聚法國巴黎召開大會,研討如何挽救當今時代道德淪喪、人慾橫流、社會敗壞、自然受損的嚴重危機。大會宣言最後宣稱:『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00多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以中國易經啟示,個人認為天一大天,人一小天,古聖人將天地運行變化奧妙與所發現巧妙能量,與人體相通處,作一生命指引,流傳經典希望運用在人人本能的潛能開發與習性導正,化厲氣於祥和,與地球其他生物和平共存。這就是為何符合本世紀人類生活思想指標,讓我們的下一代與地球更美好的主因所在。

三、中華文化經典教育之大利多

為了讓【生活品質向上提昇,中華文化向下紮根】,我們毅然決然成立了【全民經典教育推廣中心】(註10),有其大利多,經典以品德及智慧教育為主,希望能和目前學校知識技能教育相輔相成,期能培養出更具有深刻文化素養及知識更豐富、身心更和諧健全的現代中華兒女於全民,深耕造福於國家民族社會。其利有四:

  1. 奠定優美的人格—腦力及國力,三歲定一生,俗紜「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人生最難化者為習性;良好習性養成,終身將受益不盡,而經典教育於幼兒時期,乃是可塑性最高,施教最易階段,此時期需仰賴父母主動給予經典教育與正確引導,將可奠定優美的人格基礎。
  2. 陶冶聖賢的智慧--四書五經及史記古文等重要經典,經教導與反覆熟讀進而背誦,常常耳濡目染於聖賢光明正大的智慧思想之中,可潛移默化人之氣質、陶冶性靈、開闊心胸、端正品行。而經典永恆性的價值亦將伴隨人生經驗的成長,而茹吐芬芳、綻放光明,能扶持我們克服人生的逆境難題。
  3. 追求理想與抱負—古今中外能人異事,為萬民謀福而流芳百世者有之,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思想就是力量,立大成其大,鑑往今來,立大志向者,必有大作為,如願為人類前途曙光的重現而努力、開展現代理想社會的新願景、建構人間新樂園 。
  4. 開展真實的生命—儒家首重生命之實踐、道家為生命本體注入無為而治、無為而為本能無限延伸。儒學大學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乃吾人開展真實生命的目標與方向。

四、立儒道之學全球化之功能性:

1、人人可尊重生命與人權。

2、我們的政治真正民主,個人有相當程度自由。

3、人的品質不斷提昇,經濟繁榮科技真實造福人類。

4、我們社會可以更和諧共生、共榮、共發展。

5、人人身心健康快樂,社會和諧彼此互相關懷。

6、役物而不役於物,與大自然合德共存。

7、誠敬鬼神,民德歸厚。

8、儒君、儒士、儒商聯盟共創孔學儒民天下一家。

伍‧結語

台灣先民,冒險犯難,渡海至台,惟為文化薪傳拓墾荒園,今台灣儒學勝景,欣欣向榮,至感先祖之恩,誠以思之,感恩圖報,當以傳承中華淵源文化,普及人世,教育英才,達盡美之境。教育也,賢才之所由出,太平之所由致。教育之良窳,誠乃民德國風指標,國家興衰之徵兆。我國古時教育,以孔子儒家思想為基礎,重視五倫八德之義,紮實修身行道之本。兩千多年來,國人皆受孔子之教,民心端正,國風清淳,即使期間國政曾淪入異族之手,亦能返將之教化融合。此乃中華文化優美雋永、順天應人之特質,亦為孔聖大道在明明德、止於至善之具體表現。

奈何當今之世,西風東漸;五四之後,新學凌駕。從此國學不倡,綱紀廢弛,世道漸之不古,人心竟乎澆漓。晚近幾年,加上電子媒體之不當渲染,荒唐奇謬更是層出不窮,民心隨之浮躁,幾乎禮教不能勸化,刑罰不能禁止。憂道君子,悲思憤究,燭鑑其因,實乃國家忘失教育之本,國人不學聖賢之道,從而性德幽泯,縱情越禮,終致災怨紛起,亂不可遏。

先覺君子,痛感於斯,紛集廣義,力挽狂瀾,唯有恢復孔子思想之教育理念,以仁愛為中心,禮節為規範,家庭倫理道德為根本。並且落實【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之因果教育,啟發「格致誠正,克念作聖」之德性修持,培養溫和不屈之守道精神,與棲棲遑遑之行道勇氣,進而體認實現生命之真正意義與價值。這正是國家民族今日處境之唯一匡正之道。當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孔子無數人中之至善也,孔子既為無數人中之至善也,則無數人皆當止之矣,然此非強人之所本無,而因人之所固有也,以無數人心中皆有一至善,即無數人心中皆有孔子也,故弘揚孔子之聖教,亦既弘揚無數人心中之至善也。(註11)緬懷孔子聖教,德侔天地,道貫古今,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聖哲杳逝,遺音渺冥,心神棲切,無限愍傷,慨然孺慕之餘,要讓後世子孫略知孔子之言行,識其所要,陶冶默化於其中,孔聖之學,倘能普及深入人心,人人誦孔子之言,行孔子之行,為孔子之徒,終身篤行,庶幾人心淨化,德倫丕振,胸懷遠達,超然純善,如出幽谷而遷喬木,皦皦明日不在為雲霧所蔽,是所厚望禱祝之至。

最後以詩篇贈與會諸先進前輩結緣,並祝此盛會圓滿成功

中道至善一貫之

華生孔孟二聖師

淵明儒學三達德

源性復初四工夫

文質彬彬五達道

化民經世六藝通

交往列聖七二賢

流傳古今八條目

學治天下九經行

會徹大學十章傳

 

(註1)劉樹勛  《閩學源流》(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2

(註2)潘朝陽  <從閩學到台灣的傳統文化主體>《台灣儒學與現代生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學生書局,2000年12月)頁306

(註3)<鵝湖精神之重建>《鵝湖》創刊號的發刊詞(1975年7月)

(註4)牟宗三先生《五十自述》(鵝湖出版社,1989年1月)頁129

(註5)王邦雄先生<追隨大師的腳步>《鵝湖》第240期的「鵝湖論壇」(1995年6月)頁封面底

(註6)王邦雄先生<建立第二家鄉的觀念>《人生的智慧》(台北:幼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2月),頁173

(註7)「文化中國」一詞見於傅偉勳:《「文化中國」與中國文化》,(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

(註8)中庸證釋 (台北:三德書局1994年10月)頁12-13

(註 9)李瑞全教授--儒學之「永續發展」基本理念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註10)洪文彬  <第一屆中華文化與經典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引言,(再展中華文化古常新,2001年全民經典教育研習手冊全文)

(註11)吳重德  <出版序>《孔子的故事》(台南:能仁出版社,1998年)封面

 

參考書目

潘朝陽: 《從閩學到台灣的傳統文化》(台灣儒學與現代生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學生書局,2000年12月)頁305-306

連清吉: 《就中日儒學的因革論台灣儒學現代化的取向》《台灣儒學與現代生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學生書局,2000年12月)頁269-272

陳昭英:《台灣儒學-起源、發展與展化》(台北:正中書局,2000年)

趙雲田:《中國社會通史  清前期卷》(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范  咸: 《重修台灣府志》(台灣文獻史料叢刊)(台北:大通書局版,1987年)

周鍾瑄: 《諸羅縣志自序》(台灣文獻史料叢刊)(台北:大通書局版,1987年)

劉良壁: 《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台灣文獻史料叢刊)(台北:大通書局版,1987年)

藍鼎元:《平台紀略》(台灣文獻史料叢刊)(台北:大通書局版,1987年)

大學證釋:《大學證釋》(台北:三德書局1994年10月)

  中庸證釋:《中庸證釋》(台北:三德書局1994年10月)

  劉樹勛:《閩學源流》(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