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論語》中看孔子整理文獻的概念 - 周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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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論語》中看孔子整理文獻的概念

周宏仁

 

作者簡介:周宏仁,1979年生,台灣省台北縣人。2000年華夏工商專校電機工程科畢業,2003年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現為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研究生。

提要:孔子的言談記錄《論語》,文中記載了部分孔子整理文獻的事蹟。筆者將透過《論語》一書,說明孔子整理文獻的動作,分析孔子與文獻學的關係,探究論語中種種整理文獻時應具備的概念,一共有五項十六點。並探討孔子在中國文獻學界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佔有什麼樣的地位。

關鍵字 孔子  論語  文獻學  整理文獻

 

一、前言

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人物,因為他的卓越成就,讓他個人的思想、言談、行為,處處都隱含著深沉的高度意涵與理念。因此,孔子的所作所為影響了往後二千五百多年中國文化的脈動,更進一步地帶給我們後人對於中國文化的精神感召,啟發出榮譽心與自信心,使得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依舊能循著孔子傳授的基本觀念,在世界各地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讓世界各國也為孔子的信念及精神豎起大拇指,讚揚孔子付出的偉大成就。

在孔子眾多偉大的事蹟當中,一項最重要的具體貢獻,莫過於整理典籍文獻。相傳孔子將前人所留下的珍貴文獻資源,經過一番整理,編纂了《詩》、《書》、《禮》、《樂》等典籍,而且還為《易》作了傳,編撰了《春秋》。促使孔子整理的動力為何?筆者推論,或許孔子認為自己無法在有限的生命中,將內心想闡述的思想理念傳達出來,教授給後世學子;或許認為就算是自己的思想,能夠一代接著一代的延續下去,還是會因人為因素的影響,多少與本身觀點有些許差異。思想畢竟沒有具體的例證紀錄,它是屬於無形的概念。所以,孔子開始整理文獻,以期能將前人與自己最好的知識智慧結晶直接紀錄保留下來,提供後世人們作為學習的工具,甚至能使自己的中心思想與學說廣為傳播,進而促進世界和平安樂。

因此,筆者欲以孔子平時的言談紀錄《論語》為主軸,經由書中顯明的「言談」內容與隱藏的「文獻」概念,透過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間接地來探討孔子對於「整理文獻」的動作與「文獻學理論」上所提出的種種概念,並說明孔子在中國文獻學界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二、孔子與文獻學的關係

(一)何謂「文獻學家」?

文獻學家的定義是什麼?目前,還沒有完善的依據可供參考,我們仍可以試著去找尋這個問題的答案。首先,在探索一件事物的原由時,應該試著從此事物的導因去著手,也就是掌握它的最初的發生點,自源頭出發接著再一步步的分析歸納,弄懂這中間的來龍去脈,才有可能得到最終想要的答案。第一步,想明白「文獻學家」的定義,就要反向去思考,把問題的著眼點確立,範圍由小至大去推究。先了解「文獻」的定義是什麼;明白文獻定義之後,再去理解什麼是「文獻學」,最後便能得到文獻學家的定義。

歷來學者對於「文獻」的定義提出了許多意見,留有許多條資料,這些資料中可以分為歷史性的與近現代性的,筆者設定了它們的分界點,以民國元年(1912年)前後作區別,因此定義也不相同。而最常被引用的歷史性資料有兩條。

第一條資料:文獻一詞最早源自於《論語‧八佾》篇: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微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微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微之矣。」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曰:文,典籍也。獻,賢也[1]。文是指典籍,獻是指知識淵博的的人,也就是耆舊們的口述歷史和評議等[2]

第二條資料:馬端臨《文獻通考‧總序》:

「凡敍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說之書。信而有徵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

由上文可以知道,馬端臨更進一步界定出文與獻的意義,具體而詳實的點出「文」是指客觀的敘事資料,「獻」則是為主觀的論事資料[3]。綜合這兩條資料,很明顯地針對文與獻來解釋,二字則各別具有特定的意義。可是關鍵點卻是將文與獻二字拆開,分門獨立地來做解釋,並不是文與獻組合成為一個詞彙的詮釋,正與現代性的文獻定義有些許出入。

在近現代性資料中的文獻定義,海峽兩岸都各自有一番見解。王欣夫先生認為文獻指一切歷史性的材料[4],已將文獻結合成為一個名詞。1985年,中共國家標準局批准的《情報與文獻工作辭彙——基本術語》說明文獻的正確定義:「文獻是記錄有知識的一切載體。」根據這樣的定義,說明了文獻就是以文本、圖形、符號、影音、軟體等各種形式化在具體物質載體上的資料。也就是說,凡是一切留有知識紀錄的所有東西都可稱為文獻,但是這樣文獻的定義涵蓋面太過於廣大,只能算是廣義文獻的定義。吳仲強《中國圖書館學史》中文獻的定義為:「有一定歷史價值或科學價值的,有文字記載的,有某種載體的圖書資料。」此定義又更明確限定有其意義價值存在的資料,才能算是文獻。周彥文《中國文獻學》一書中,並無替文獻作明確的定義,卻將文獻主體細分為「古物文獻」及「典籍文獻」兩部分[5]。二者都屬於文獻定義的範疇中,只是呈現的表象及方式不盡相同。

綜合上述所提出各種對於「文獻」一詞的定義,筆者個人試著找尋中間的論點,歸納成為一個新的定義。筆者認為文獻的定義:「應當是有基本知識者所能理解的載體文物,方可稱為文獻。」原因在於筆者認為所有文獻,它的目的是基於將前人所流傳與現階段的訊息,轉換成我們能明瞭的知識,紀錄保存下來供後人作為研究使用的文物。筆者認為假若在人的智力能理解的範圍以外,其他無法做合理解釋說明的載體物件,應該是不能夠稱作文獻的,文獻是有一定程度的侷限性。

知道文獻的定義以後,接著可以更上一層去掌握「文獻學」的定義。假使以不同的觀察點切入,來剖析探究文獻學具備的特質,或許會得到一些成果。文獻學的內容是什麼?有學者認為文獻學的內容是:目錄、版本、校勘;而三個內容是三位一體[6]不可分割。文獻學研究的範圍有哪些?文獻學主要是研究文獻的型態、文獻的整理方法、文獻的鑑別、文獻的分類與編目、文獻的收藏、文獻形成發展的歷史、各種文獻的特點與用途、文獻的檢索等等[7]。如何來對文獻進行整理?又涉及了許多相關知識,整理古籍,必須具有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的基礎知識[8]。文獻學的學理性是什麼?文獻學從學術分類而言雖是新興的學科,卻有深厚的學術背景,亦即它是統合了傳統目錄、版本、校讎等研究書籍技術而逐步形成[9]。通盤了解各點之後,筆者得到一個全面性的結果,許多學者提出對於文獻學的種種個人看法,也都在個個不同層面上作解析。筆者作出一個小結,文獻學的定義應為:「是指對文獻進行研究整理的一門學科,稱作文獻學。」

最後,我們便可以去推求「文獻學家」的定義。文獻學家的定義就不太困難了,筆者認為它的定義應是:「對於文獻此一學門進行研究,具有此學門專業素養的人士,稱作文獻學家。」

(二)孔子整理文獻動作略述

孔子是中國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對於這些代名詞,一般人相當熟悉。例如:孔子對古代的教育事業作出劃時代的重大貢獻。孔子改變了過去只有貴族子弟可以受教育的情況;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主張「有教無類」,認為每個人都應有受教育的機會;孔子的教學經驗豐富,他主張一位好老師,不僅教給學生知識,更要教給學生思考問題的時間與方法;要求學生懂得「舉一反三」,目的在於培養學生在學習方面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重視「教學相長」,常在學生的發言中得到啟發,在教學的過程中不斷提升自己。因為孔子獻身教育的精神與成就,讓後世給予了孔子偉大教育家的稱號,也基於孔子在各個層面所做出的偉大貢獻,因而又有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等多種稱號。當然,後世人們對孔子的景仰是無法停歇的,加上研究孔子的學者越來越多,更將許多稱號加諸於孔子身上,例如:軍事家、美學家、史學家、藝術家、倫理學家、…等等。而孔子是實至名歸,理由相當充分,在此就不詳加敘述其他稱號的由來。

事實上,在如此多重的身分底下,因為孔子對於上古時代的文化典籍作了第一次的系統整理[10],所以孔子還是中國第一位「文獻學家」。何以見得?有證據可證明孔子足以擁有符合文獻學家的條件嗎?有以下兩點可作為依據。

第一點:《史記‧孔子世家》: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論語‧子罕》篇: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從上兩段文中可以得知孔子整理、刪訂《詩經》。雅與頌是《詩經》中的內容分類名稱,此一證據顯示出孔子對《詩經》這部典籍進行整理、審訂、編排的各項研究工作,使雅歸類於雅,頌歸於頌,分別有適當的安排。的確有整理文獻的事實存在,有具備成為文獻學家的條件之一。

第二點:《論語‧述而》篇: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孔子生前主張述而不作,與古希臘學者蘇格拉底一樣,他沒有自己的著作[11]。沒有著作並不代表不能從事文獻工作。綜合我國古代文獻,從其內容的來源方面進行分析,不外三大類:第一是「著作」,第二是「編述」,第三是「鈔纂」[12]。孔子雖然僅編述而不著作,其實編述也是文獻來源的一種,只不過反映出他在文獻工作方面的主張。

所以,根據以上資料顯示孔子已有在文獻學研究方面的具體行為,說孔子是中國第一位文獻學家其實也不為過。事實上,還有許多例子可看出他在文獻學方面的概念。例如在孔子言談的紀錄《論語》中,處處顯示出孔子對整理文獻時,應具備哪些的態度與原則,就留待下節繼續詳加說明。

三、《論語》中所具備的整理文獻概念

筆者以《論語》─孔子平時的言談紀錄作為探討的主體,而《論語》一書中的思想,雖是以教人德行修養為主,從另一個方面思考,也可以做為面對整理文獻上態度的依據,筆者試著從言談中離析出孔子對於整理文獻時,展現出處理文獻應有的概念。一共歸納出以下五項十六個要點:

(一) 保存珍貴文獻,發揚傳統文化,開創研究文獻的新面貌

1述而不作:孔子整理歷史文獻是為了發揚中國傳統文化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述而第七》

孔子自謙自己是「述而不作」的人,其實這句話人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解讀,但是這句話成為了孔子是一個文獻學家的關鍵。若以文獻學的觀點來看,或許有些人反批評孔子是保守思想、不夠創新、故步自封的守舊派。但基於文獻學的理論之下,我們首先應該瞭解「述而不作」的真正意涵,才能正確地來理解和繼承孔子的思想成果。如此一來,才能夠將「述而不作」變成自己的個人創新。

孔子自己很謙虛稱自己僅有述的動作,什麼叫述?怎麼定義?如何解釋呢?許慎《說文解字》:「述,循也。」說文解字的述字有遵循的意義。《漢書‧藝文志》:「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顏師古‧注》:「述,修也。言以堯舜為本始而遵修之。」這裡的述字是指繼續別人的事業或闡述他人的學說。「述而不作」《皇侃‧疏》:「述者,傳於舊章也。」這裡的述字是有傳述舊文的意義。綜合上面「述」的基本概念,可以推衍出有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發揚他人理念的重要意涵。孔子保留中國傳統的文化,就自己所知道的、良好的,將其繼續保持起來,傳承下來。孔子的述雖是刪詩書、定禮樂、系易辭、著春秋等經典文化的整理,看來只是承續前人,並沒有加以個人創作。但以筆者現代觀點看來,整理文獻後呈現的成果也是「作」的一種,它成為一種非原文獻面貌的新型態文獻,所以也能算是另一種創新。因為兩樣文獻內容已有所差異,不再是完全相同的文獻。但是孔子還有一樣態度是極具有現代科學精神,就是「信而好古」中的真知態度。孔子已開始利用少數民族的地理、歷史、社會生活、風俗民情等知識來解決文物難題[13]。它指出孔子不是盲從信古,而且是要加以考證過的驗證相信。

所以,孔子說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將中國傳統文化與歷史文獻加以整合並且發揚光大,中間含有現代科學精神中的繼承延續原則,也屬於文獻學研究理論之一,因此這句話的理念是富有高深意涵。可見,我們不能否定前人的思想成果、不去認同此一類的創新者。倘若沒有「述而不作」的先發過程,後人也就沒有後續述而不作的創新動作。

2溫故而知新:吸取前人智慧、體察當代知識,解答整理文獻面臨的難題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論語‧為政第二》

孔子原意指時常對以習得的知識複習,而能有新的發現。現在也可以通過學習歷史豐富的文獻知識,啟發新的智慧。還能配合當前實際現況,解決文獻學上出現的問題。我們應當多熟悉前人所留下、所提出的各項要點,藉由過去前人的豐富經驗,配合現今已有新的知識來處理任何疑問,除了能解決前人遺留下的問題,也能對當代或是未來可能產生的問題給予答案。這樣的審慎處事方式,在對於處理文獻資料問題的態度上,是相當重要的。

(二)整理文獻的教育理念

1思無邪:思想純正、明確目的、內容與形式的嚴謹、實用價值的重視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第二》

此句孔子說明《詩經》要旨在於思想純正。孔子會有整理文獻的動作,目的就是要用來教育學生。因此,文獻提供的內容是孔子必須謹慎小心的重點。而「思無邪」點出了孔子設定文獻內容的關鍵,「思想純正」視為第一要件,再來才依照孔子的需求去做篩選。孔子的教育精神是值得讚揚,為了使學生能夠有良好的教材,孔子也是費盡心思,才將前人的文獻與當代的文獻一一整理。最終依舊希望學生思想純正,正正當當的在各界有優秀的發展,進而達到平天下的願望。整理文獻前必定先確立主題,包含了明確目的、內容與形式的嚴謹、實用價值的重視。因為主題的內容會間接影響了讀者的思緒與行為,因此立訂一個良好的主體是相當重要的,不可輕忽其重要性。

2入大廟,每事問:對整理文獻工作的謹慎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論語‧八佾第三》

孔子入大廟,每事問。顯現出孔子對於規則的服從與尊重,對於行事的仔細與謹慎。前人所訂立下來的規矩、典範,並不是無緣無故產生的,在這裡頭必定有其特殊的意義與道理存在。筆者認為從事文獻學研究的學者,應該在對文獻涵蓋的實質面上做到相同「禮」的對待。文獻的出現如同大廟的建立,對於大廟中任何事物的尊敬,也相對於實踐在文獻整理工作上,使文獻能在合乎規矩、合乎制度、合乎禮的整理之下,有最嚴謹的安排與最完善的呈現,才不至於有疏漏之處。

3不語怪力亂神:具備科學精神的整理文獻

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第七》

此句指明孔子說話謹慎務實。怪指怪異,力指暴力,亂指悖亂,神指鬼神。因為力與亂,違反常道、常理;怪與神,容易使人迷惑。在文獻資料方面講求的也是真實性。孔子的概念,也能適用於從事文獻學研究的學者。筆者認為剖析文獻的角度就應該要「正」,孔子強調聖人對於鬼神方面的各個問題,雖然鬼神蹤跡看似存在,卻又無法證明其存在意義,對於這樣無法給予解答的艱深難題,就應該要有所思考、有所保留。不是不能說,也不是不想說,而是沒有確切的例子來做說明。由此可見,空口說白話,是不符合科學精神的。科學精神講求「真」與「正」,就是真實與正確,合於情、合於理。整理文獻的態度,對於文獻的取捨,也要能不怪、力、亂、神。

(三)追求文獻的原本面貌

1知之為知之:不無中生有,依照文獻原本面貌進行整理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第二》

原意是孔子教育大家對學習所應持有真知的態度。當然也是對待其他事物該具備的態度。孔子認為對於任何事物都要有正直、誠懇、實在的態度。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不懂裝懂,自欺欺人。

沿用在文獻研究方面,整理文獻的基本態度就是依照原本文獻應該呈現的面貌,百分百忠實的敘述,不無端地加油添醋、添枝葉,縱使古文獻資料有誤,也不可擅加更改,仍須保留原文錯誤之處,另加以標記以示讀者。這樣一來,讀者才能見到最「誠實」的文獻資料。

2絕四不胡亂編造,保持客觀性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第九》

原意說明孔子認為平常為學治事,要戒絕的四種私見。對於整理文獻時,秉持的態度也要有孔子的「絕四」,要去除以下四種弊病。

毋意:意是主意、就是主觀,孔子要求不可主觀、意氣,不可憑空揣測。沒有主觀意識存在,才有客觀性,所以不可有「意」。

毋必:必是必定,完全肯定。引申有專制、獨裁的意涵,也就是我說要這個樣子,就一定要這個樣子,假若不這個樣子絕對不行的!這樣反而是專制者的態度、獨裁者的思想。所以不可有「必」。

毋固:固是固執不通,拘泥不變通。對於各方意見,各種資料要包容兼收,不固執己見,所以不能有「固」。

毋我:「我」的意涵就是,沒有一樣事情不是為我自己做打算的。要大公無私,不自我偏袒,所以要抦棄「我」。

孔子要求沒有私我,假使去除了私我,所以任何事也就沒有「必」,也沒有「意」了,也沒有「固」了。任何情緒都不會來影響原本的我,就能達到絕對的公平性與客觀性。不會受到人為的干涉與影響,讓整理出來的文獻發揮自身本有的特質與意涵。

3多聞闕疑:廣泛聽取各種意見、參考各種資料、不獨斷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論語‧為政第二》

原意說明求干祿之道,在於謹慎言行。孔子原本的意義用在整理文獻上,會是如何呢?事實上孔子一語便指出整理文獻需富有科學精神。科學精神即是多聽各種意見,把覺得可懷疑的地方避開,陳述自己有把握、能對自己負責的意見;多看各種情況,把覺得不妥當的事情避開,謹慎地去執行其他有把握、能掌握的事情,這樣就能減少錯誤和後悔。從事文獻研究的每個人也都應該如此。廣泛地參閱、蒐集各種相關資料,有疑問之處謹慎處理,除了使文獻的真實度、可信度提升之外,更可以讓讀者的接受度與信賴感倍增。文獻才能夠展現文獻本身應有的知識內涵,更能使人有啟發的意義。

4文獻不足故也:秉持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概念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微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微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微之矣。」《論語‧八佾第三》

孔子認為沒有充足的歷史典籍與懂禮的賢士,因而無法證明夏朝、殷朝的禮制。他從歷史文獻材料、歷史認識主體、歷史認識的檢驗三者之間的關係角度切入,對於杞、宋兩國的歷史,以文獻資料使用狀況來作出相關的評論。顯示孔子開創了對古代傳說故事的先考證而後誠信的實事求是優良傳統精神。孔子強調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一切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來從事文獻的探究。

(四)如何充實文獻的研究方法

1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打好整理文獻的基礎知識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原意是問培養仁德的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指工人要把工作做好,一定要先準備好要用的工具,後來引申為做任何工作要有事前準備才做好工作。很明顯的,在從事任何行業,也都要有萬全的準備,才能將工作做到盡善盡美。孔子這裡雖不是說明整理文獻要具備什麼樣的基礎知識,但是此句話的意涵卻是相當重要,可以直接提供作為一個方向。筆者認為整理文獻也是相同情形,要有文獻學的基礎知識,整理文獻的知識基礎有三:目錄學、校勘學與版本學[14]。雖然,某些學者認為目錄、校勘、版本三門學問合起來幾乎等同於文獻學,在此姑且不論其中的差異。但是此三要點,的確是整理文獻時該具備的專業知識,特別是古籍文獻方面,有了基本功,打好底子,才能有進行文獻工作的第一步。

2知者不惑:充實自我知識,不被眾多文獻資源迷惑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第九》

原意指知仁勇三者的可貴。「知者不惑」此句話指有智慧的人不疑惑。筆者認為要成為一位文獻學家,除了須具備一定的知識水平、豐富的經驗之外,還要有清楚的頭腦與正確的觀念,以不被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源給迷惑。整理文獻時,須先擬定一個目標,清出一條道路,順著既定的道路實行,才有走完全程、走到終點的機會。否則,一但被其他毫無相關的問題給困住、給迷惑時,便會弄得暈頭轉向,搞不清楚實際的狀況,耗費許多心神與時間。反而讓整理文獻工作本身變成一道難題,這樣就不是原先進行文獻學研究探討的最終目的。

3不恥下問:學習他人寶貴經驗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論語‧公冶長第五》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原先是孔子稱讚孔圉的品德,但是也間接地透露出從事文獻學研究必備的條件之一。文獻學的範圍是無限寬廣的,在有限的生涯裡頭,是如何能夠吸取那麼多賢者達人的智慧與經驗?事實上,根本沒有人會主動的把你的問題錯在哪裡告訴你,也沒有人會主動幫你解決問題。一切要靠自己,凡事虛心受教,也應該多發問、多學習,多聽聽別人的寶貴知識、意見,接著再轉化吸收成為自己的經驗,遇到問題才有解開的方法。文獻的彙整,是一項看似輕鬆容易,卻蘊含著許多有待商榷、有待解決的難題,是需累積一身好經驗、好功夫才能足以去完成的工作。經驗可以自行去累積,但是有良師益友的幫助,有其他專業人士的協助,是能夠迅速將困難度減到最低,而有最大的收穫,這是整理文獻應具備的態度。

4多見而識之:多接觸,多碰,自然會有心得;多聽,多聞,自然會有經驗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論語‧述而第七》

原意是孔子教人多聞多見以求知。在整理文獻的過程中,必定要廣博地蒐集相關的資料,文獻的完整性才能建構起來。而千千百百種、五花八門的資料,並非可以完全利用到欲整理的文獻身上,甚至有些會造成嚴重的誤導。那麼多的資料,如何可以選擇有用參考的資料,就需下工夫去深入瞭解資料背後隱藏的意義。多接觸,多碰,自然會有心得;多聽,多聞,自然會有經驗。再從中取最精良、合適的,必定使文獻自身的成熟度、完整度更為提高,原始文獻的面貌也更能呈現。

(五)掌握文獻的正確意涵

1擇其善者而從之:謹慎選擇所需的資料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第七》

孔子本意在教人見賢思齊,改正缺點。整理文獻工作本來就是依照材料的原始面貌作整合,在廣博地收集各式各樣的文獻之後,或多或少也會有較為低劣的材料出現。當然,這就不適用於文獻整理當中。所以,在眾多的材料中,也要費心去了解材料的優劣。就如同上述說的,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樣文獻便能有最佳的品質以饗讀者。

2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檢驗文獻資料的正確性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論語‧為政第二》

這是孔子的用來觀察人方法。觀察人是相當需要技巧的,審視外在和內心是否一致、是否契合,便可查驗出一個人心的邪正。無論各個領域,對於人的品德方面評斷,是應具備這項概念,所以孔子提出「查驗人品」的方法。在整理文獻的態度,也是要和孔子查驗人品的方法看齊。文獻資料在一個未知的情況下,本身或多或少帶有的一定程度的真僞性,並不能解釋成文獻有絕對的正確性與真理存在,文獻學家只是把文獻客觀地依循文獻原先想訴諸的意義,與所顯現的文字進行對照比較探討,將偽的一面揪出,還原文獻該有的真實性與完整性。這是一項困難的工作,無法輕易實行,似乎有點雷同校讎學的意味。這將是一個文獻家把所有累積的知識、經驗完全發揮才能得到好成果的地方。

3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不妄下結論,讓資料說話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第四》

原意指君子做事勤奮敏捷,說話卻謹慎,教人慎言力行。整理文獻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方便讀者使用。一位文獻學家在對文獻的具體表徵做出定論時,而定論的決定不是全來自於整理者本身的意見,反而是要協助文獻本體展現出原本的意見。儘量地能讓文獻資料說話,幫文獻資料說出想說的話。

雖然,這僅不過是將文獻的原始理念闡述出來,可能沒有整理者自我的言語成分參雜在裡頭,可是卻能讓整理的文獻有最佳的詮釋機會。所以,文獻學家應有盡量搜羅齊全與文獻本身相關聯資料的動作,不妄下結論,讓資料說話,發揮資料應有的價值。

4恥躬之不逮也:顧及文獻的全面性與完整性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論語‧里仁第四》

原意指古代的人不隨便發言,因為他們以來不及實踐感到羞恥,原意教人言須顧行。孔子此點言論透露了進行文獻工作時,對於文獻所引發的意義,不作誇大的解釋與主觀意識的表達。一段文獻有一段文獻的既有意義,在與其他文獻作對應時,也許有另一番獨特的詮釋意義衍伸出來,或是有更為廣大的道理出現。因此,不輕易對文獻內容作絕對性的分析,中國文字本身有數種意義藏在文字形體背後,並非表面上得到的答案,就一定是所呈現的面象。也引出了在文獻學的研究上,要面面兼顧,以防顧此失彼,讓文獻內容與意義相互矛盾。

四、結論

上節所討論的是筆者分析出孔子自言談中透露出與整理文獻相關概念的問題,看起來似乎很普通,也或許會被認為流於斷章取義、牽強附會。

《論語》一書古今註解不下百家,但原來字句中的脈落意義確實是不能忽略的,真正的意涵也是不可取代的。不可否認的是孔子整理文獻的動作,針對整理文獻的概念孔子未有明顯的說明與規範,筆者僅是將文內孔子這些諸多意涵中與整理文獻上應有的種種條件特別彰顯出來。但實際上,在這些言論與概念之間,存在著語言與文獻雙方面的合作性,語言是傳達、交換訊息的工具,文獻是紀錄訊息的工具;語言靠文獻記錄,文獻靠語言產生,兩者間有非常密切的關聯性,只是我們平常並沒有深入去發覺其中的相互關係。

在當前的文獻學理論之下,依然有目錄學、版本學、校讎學三種概念存在,是無法去否定的。綜觀《論語》中孔子整理文獻的概念,文中確實是含有前面三種概念的意義在,並非筆者強加諸在孔子的言論上,欲把孔子設定成自己理想中的對象,也將孔子給偉大化、神格化。舉例來說,在完成文獻前後所具備的理由是完全不相同。參與文獻工作前先思考為什麼要學文獻學?有以下六點基本原則:1.為了追求文獻的原本面貌。2.為了了解文獻的正確意涵。3.為了要保存珍貴文獻。4.為了開創研究文獻的新面貌。5.為了要充實文獻的研究方法。6.為了方便文獻的應用。文獻完成後的成果與影響有什麼?文獻完成後發揮的實質功能有三點:1.文獻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工具。2.文獻是人類存貯知識的工具。3.文獻是人類傳遞信息的工具[15]。統合上述各點,全都是符合現代科學精神下的理由,科學精神是什麼?從梁啟超的最廣義解釋來看:「有系統之真知識,叫做科學,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統之真知識的方法,叫做科學精神。」[16]這句話梁啟超又分三層說明,第一層,求真知識─了解事物的性質。第二層,求有系統的真知識─了解事物間的因果關係。第三層,可以教人的知識─具備傳承延續意義。筆者想要說的是,無論現代文獻學界提出任何的新觀點,或是類似前面談到完成文獻前後的九種理由,在孔子的言談中還是有大部分的觀點與現代的新觀點相契合、相呼應。筆者舉出許多例證說明在孔子的概念中確實都具有相關想法,我們因而可以理解到孔子的見識卓越與偉大,也說明他還是中國第一位富有「科學精神」的文獻學家。

總結來說,孔子對整理文獻的重大貢獻簡單來說有:開創整理文獻的先驅,保存珍貴文獻,發展文獻整合的概念,提供人們知識啟發人們智慧,發揚傳統文化精神。對於整理文獻的過程,孔子不明瞭自己為什麼會變成一位文獻學家,但他在成為文獻學家之前是有其最終目的,就是保留與發揚自己的學說,期望能使當時各國具有穩定的社會體制,間接地促進世界和平與世界大同。

 

五、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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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獻學  張舜徽著  台北  木鐸出版社  198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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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目錄學史  姚明達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6月

孔子言行錄  吳龍輝編撰  廣州  廣東教育出版社  1999年7月

孔子思想研究文集  山西省孔子學術研究會編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

孔子哲學討論集  哲學研究編輯部編輯  崇文書店  1972年3月

孔子評傳  匡亞明著  齊魯書社  1988年7月

孔子傳  曹堯德等人著  花山文藝出版社  1992年8月

文獻與文獻收集  王燕夫、張木早編著  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4年12月

文獻學概要  杜澤遜撰  北京  中華書局  2002年4月

文獻學講義  王欣夫述  台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2年1月

古典文獻學  羅孟楨  重慶出版社  1989年6月

四書章句集註  (宋)朱熹撰  台北  鵝湖出版社  1984年9月

目錄學研究  汪辟疆著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3年6月

近四十年來孔子研究論文選編  中國孔子基金會學術委員會  齊魯書社  1988年7月

校讎廣義(目錄篇)  程千凡、徐有富著  齊魯書社  2001年4月

校讎廣義(校勘篇)  程千凡、徐有富著  齊魯書社  1998年4月

海峽兩岸─古典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合編  上海古籍出版  2002年12月

經典常談  朱自清著  台北  建宏出版社  1987年6月

梁啟超文集  梁啟超撰  台北  大東書局  1966年

說文解字注  (漢)許慎撰 (清)段玉裁注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9年11月

說文解字集注  蔣人傑編纂 劉銳審訂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10月

斠讎學  王叔岷著  台北  台聯國風出版社  1972年3月

論語  傅佩榮解讀  台北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9年4月

論語今注  潘重規著  台北  里仁書局  1990年3月

論語章句新編  嚴靈峰編註  台北  水牛出社  1988年6月

論語譯注  楊伯峻編著  台北  源流出版社  1982年10月

 

 


[1]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台北:鵝湖出版社,1994,頁63。

[2] 周彥文主編:《中國文獻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3,頁445。

[3] 同上註。

[4] 王欣夫:《文獻學講義》,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4。

[5] 周彥文主編:《中國文獻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3,頁8。

[6] 王欣夫:《文獻學講義》,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頁6─7。

[7] 杜澤遜:《文獻學概要》,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5。

[8] 羅孟楨:《古典文獻學》,重慶出版社,1989,頁1。

[9] 戴裕記:《文獻:史料與詮釋的辯證》,收入北京大學、淡江大學、復旦大學三校合編《海峽兩岸古典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489。

[10] 張岱年:《孔子哲學解析》,收入《近四十年來孔子研究論文選編》,第436頁。

[11] 吳龍輝:《孔子言行錄》,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頁1。

[12] 張舜徽:《中國文獻學》,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頁32。

[13] 陳德安:《孔子是我國第一位文物考古學家》,收入《孔子思想研究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頁213。

[14] 張舜徽:《中國文獻學》,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目錄:頁2─3。

[15] 王燕來,張早木編著:《文獻與文獻收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72,頁4。

[16] 梁啟超:《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收入《梁啟超文集》,台北:大東書局,1966,頁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