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家群經出版概述 - 吳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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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儒家群經出版概述

台灣淡江大學  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專任教授兼所長.吳哲夫

 

作者簡介:吳哲夫籍隸台灣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碩研究所畢業,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科長、研究員兼處長;現為淡江大學教授兼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所長。

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典籍文獻研究,治學嚴謹,而於四庫學、目錄學、版本學之遞嬗源流、圖書中涵之版畫圖繪,著力尤勤。著有《清代禁燬書目研究》、《四庫全書纂修考》、《書的歷史》、《版畫的歷史》、《故宮宋版圖錄》等專書十餘種及期刊論文一百四十餘篇,並曾應邀至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協助整理漢籍編目;另主持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刋、四庫全書篇目索引、四庫全書補正等大型文化編撰工作。

為人謙和,胸次磊落,處事耿毅,無論服務政府公職,或主持研究計畫,皆謹慎忠勤,始終一貫。尤樂於教育工作,曾先後應聘於政治大學、高雄師範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台北師範學院、文化大學等校研究所授課,亦曾受邀赴北京大學、上海復旦大學,擔任客座教席。

摘要:中國文化以儒家為中心,而儒家文化又以群經為根本。儒家群經的集結、出版與推廣,有宋一代可謂獻力最多。北宋時一方面覆刻五代國子監本九經三傳,另一方面則推出單疏本的雕印,以附儷五代監本,使儒家群經注釋文字得以普及於學林。南宋之後,群經雕造又往前推展,先有越州八行本經注義疏合刻本的問世,解決了閱讀經書需要對照經注本及單疏本的不便,此後群經義疏合刻之出版,蔚成風氣,官私刋本紛紛出現,其中又以建刋十行本音釋注疏本影響後世最為深遠,明清兩代十三經注疏皆其遺緒。經書的出版流通,關繫著儒家學術的發展與推廣,為使眾人對宋代群經出版貢獻上有所瞭解,因有本文的追尋與探討。

一、前言

文獻大量出現之後,為方便保存利用,常會產生專類集結的現象,釋藏、道藏便是顯例。

中國文化以儒家為中心,而儒家文化又以群經為根本,為方便學習傳播,儒家經學的集結,應是文獻運作上很自然的現象。先秦以下,不但五經、六經、七經、九經等說時有所見,而歷代石經的雕造,更體現了整體群經實質集結的傳播功能。唐代印刷術的發明使用,為文化傳播開啟方便大門,五代時迅即用之刊刻九經、三傳,固說明世人之重視儒家群經,同時也印證專類文獻集結推廣的意義。

兩宋在儒家經籍出版上,績效非凡。北宋時除覆刻五代國子監本群經外,更進一步雕印單疏本群經,當時雖還沒有十三經的稱呼,但數量已達十二種之多。南宋雕版事業繼續發展,儒家圖籍的出版尤見熱絡,除刊印宋人相關儒家方面著作外,提供群經讀本更是當時的特色,各地方官署及私家坊肆競相出版。先則翻刻單疏本及經注本,繼則便有越州八行本群經義疏合刊本的問世,解決了閱讀經書必須齊備白文經本、經注本及單疏本的不便。

越州八行本出現後,各地也紛紛出版群經,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便曾記載:「九經本行於世多矣。」【註[1]】可見其盛況。在眾多群經版本中,又以建本有音釋注疏者影響後世最為深遠,明清兩代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無一不是其遺緒。由於宋代群經出版,對儒家學術的弘揚與推廣極具貢獻,因借本次儒家國際研討會召開之便,略加介紹,以供參考。

二、五代國子監本群經

提到宋代群經的刊印,必先溯源至五代。五代後唐時,宰相馮道重視經學,看見吳蜀人氏販售版印文字,因而引發出版儒家群經的意念【註[2]】,乃奏請朝廷雕印。據《舊五代史》卷4<唐書.明宗紀>云:

長興三年(932)二月辛未,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從之。【註[3]

馮道奏請刊刻的群經,是用唐石經經文為藍本,再附入六朝以來經注本裡的注文,然後請專業之博士及儒生校訂,再請能手繕寫刻鏤。另據《玉海》卷43<藝文部>云:

後唐長興三年(932)二月,令國子監校正九經,以兩京石本抄寫,刻板頒天下,四月,命馬鎬、陳觀、田敏詳勘。周廣順三年(953)六月丁巳,十一經及《爾雅》、《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版成,判監田敏上之。【註[4]

長興三年(932)開始雕印群經,態度矜慎,經歷二十二年,於周廣順三年(953)始告完成。當時刊刻的雕經數目,計《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及《爾雅》等十二種,另附刻了《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兩書,所以沒有《孟子》的原因,是《孟子》一書在當時還不為士林重視。

三、  北宋群經的雕印

北宋早期刻經書皆由國子監負責。當時見於五代長興版只有經注文而無義疏,對儒家學術的學習,難免缺憾。於是開始刊刻群經正義本,因不附經注文,故後世皆稱之為單疏本。據《玉海》四十三<藝文部>云:

端拱元年(988)三月,司業孔維等,奉敕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百八十卷,詔國子監鏤板行之。《易》則維等四人校勘,李說等六人詳勘,又再校,十月板成以獻。《書》亦如之,二年十月以獻。《春秋》則維等三人校勘,王炳等三人詳校,邵世隆再校,淳化元年(990)十月板成。《詩》則李覺等五人再校,畢道昇等五人詳勘,孔維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壬辰四月以獻。《禮記》則胡迪等五人校勘,紀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詳定,淳化五年(994)五月以獻。【註[5]

      從端拱元年(988)至淳化五年(994),歷七個歲月的校勘寫定,共計完成《周易正義》十四卷,《尚書正義》二十卷,《毛詩正義》四十卷,《禮記正義》七十卷,《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的出版。因為距開成十二經尚不及到半數,故宋真宗咸平間復繼刻其他各經。據《玉海》卷四十一<藝文部>云:

至道二年(996),判(國子)監李至,請命李沅、杜鎬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疏》及別纂《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從之。咸平三年(1000)三月癸巳,命祭酒邢昺,代領其事。杜鎬、舒雅、李維、孫奭、李慕清、王煥、崔偓佺、劉士元預其事。凡賈公彥《周禮》、《儀禮疏》各五十卷,《公羊疏》三十卷,楊士勛《穀梁疏》十二卷,皆校舊本而成之。《孝經》取元行冲疏,《論語》取梁皇侃疏,《爾雅》取孫炎、高璉疏,約而修之,又二十三卷。四年(1001)九月丁亥以獻。賜宴國子監,進秩有差,十月九日,命杭州鏤板。【註[6]

自淳化五年(994)後,復經六年的努力,陸續又完成的七經正義,計為《周禮疏》五十卷、《儀禮疏》五十卷、《公羊傳疏》三十卷、《穀梁傳疏》十二卷、《孝經正義》三卷、《論語正義》十卷、《爾雅疏》十卷,所以不包含《孟子》者,是因為《孟子疏》晚至南宋時始告成書。北宋時花費十三年歲月,完成十二經疏文三百四十五卷的出版,此為我國群經義疏有刊本之創始,可以說是群經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當時採用的版式,大都為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四至三十字不等。

      群經義疏本完成後,閱讀時尚須對照五代出版的經注本,但因五代長興版傳世已久,頗多殘損,遂從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開始覆刻,歷時十七年,於天禧五年(1021)告成,這是北宋時另一次大規模的群經刊印工程。據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引《玉海》云:

(玉海)景德二年(1005)九月辛亥,命侍講學士邢昺與兩制,詳定《尚書》、《論語》、《孝經》、《爾雅》文字。先是國子監言群經摹印歲深字體訛缺,請重刻板,因命崇文檢詳杜鎬、諸王侍講孫奭詳校,至是畢又詔昺與兩制詳定而刋正之。

又:

祥符七年(1014)又并《易》、《詩》重刻板本,仍命陳彭年、馮元校定,自是九經及釋文有訛缺者,皆重刻板。

又:

天禧五年(1021)五月辛丑,令國子監重刻經板,以歲久刓損也。【註[7]

四、  南宋群經的出版

金人攻陷汴京後,經籍板片均被竊走。南宋初年,只得重新鏤雕,宋高宗時,於紹興九年(1139)及二十一年(1151)曾兩度下令各州郡訪求北宋時國子監原頒各經善本校對鏤版。當時江南各州郡所刊印的乃是單疏本,這些書版後來被取入國子監中,成為南宋監本,今日我們所能看見的單疏本,大都是南宋時代的刊本。

南宋在群經雕刻方面,獨享盛名的,首推越州八行本群經義疏合刻本。由於北宋時將經注及義疏分印成書,閱讀時頗為費事,南宋初年便有全經文、注文及義疏在一本的經書出版。這種經注義疏合刻本,創始於浙東茶鹽司,先刊印《周易》、《尚書》、《周禮》三種,宋紹熙年間(1190-1194)繼刻《毛詩》、《禮記》二種。民國81年筆者曾走訪日本足利學校遺跡圖書館,抄錄其所藏《禮記正義》卷末宋紹熙壬子(1192)刻書跋文云:

六經義疏,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紹熙辛亥(1191)仲冬,唐備員庾司,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用鋟諸木,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云。壬子(1192)秋八月,三山黃唐謹識。

其次空二行列浙東茶鹽司刻書銜名:

進士傅伯膺、進士陳克已、應賢良方正言極諫科莊治、修職郎紹興府會稽縣主薄高似孫、修職郎監紹興府三江錢清曹娥、鹽場管押袋鹽李日嚴、迪功郎充紹興府府學教授陳自強、文林郎前台州州學教授澤、從事郎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辨公事留駿、校正宣教郎兩浙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辨公事李深、通直郎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辨公事王汾、朝請郎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黃唐。

按黃唐所題銜名為「朝請郎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所以跋文中所云「本司」即為茶鹽司。因為由黃唐主持其事,故最早這批經注義疏合刻本又稱為黃唐本。由於版式為每半葉八行,因此又被稱為八行本。

      據黃唐跋文當時先後完成《周易》、《尚書》、《周禮》、《毛詩》、《禮記》五種,《春秋》一經因力有未暇而未完成。但不久之後,於慶元六年(1200)開始校刻《春秋左傳正義》,不過主其事的官府不是兩浙東路茶鹽司,而是紹興府衙。據《愛日精廬藏書志》中錄有吳興沈作賓刻書序云:

作賓叨蒙異恩,分閫浙左。仰體天子崇尚經學之意,惟恐弗稱,訪諸僚吏,則聞給事中汪公之為帥也,嘗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參以閩、蜀諸本,俾其屬及里居之彥,相與校讎,毋敢不恪。又自取而觀之,小有訛謬,無不訂正,以故此書純全,獨冠他本。不憚廣費,鳩工集事,方毀而遽去。今檢正俞公,以提點獄兼懾府事,亦嘗加意是事,未畢而又去。作賓竊惟《春秋》一經,褒善貶惡,正名定分,萬事之權衡也。筆削淵奧,雖未易測知,然而《左氏傳》、《杜氏集解》、《孔氏義疏》,發揮聖經,功亦不細,萃為一書,則得失盈衰之際,與夫諸儒之說,是非異同,昭然具見。此前人之雅志,繼其後者庸可已乎!遂卒成之。諸經正義既刊於倉台,而此書復刊於郡治,合五為六,炳乎相輝,有補後學,有裨教化,遂為東州盛事。昔熙豐大臣疑是經非聖哲之書,不列於學官,識者痛之。中興以來,抑邪訛,奠聖經,乃復大顯,以至於今。世道所關,不可以無述也,於是乎書。慶元庚甲(1200)二月既望吳興沈作賓謹題。【註[8]

所謂「合五為六,炳乎相輝」意此本之刊刻,在完成黃唐的遺願。除上述六種經注義疏合刻本外,今日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尚藏有《論語注疏解經》及《孟子注疏解經》二種【註[9]】,其他是否還有別種八行本,已不可考知。所以屈翼鵬先生在其所著的《十三經註疏板刻述略》文中說:

八行本今所知見者,僅此《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及《論語》、《孟子》八種,當時共刻若干種,莫可詳稽。然經註及義疏合刻,始於是本;書名標題,有「註疏」之稱,亦始於是本,此學者所不宜忽視者。【註[10]

      除八行本之外,南宋時各地經書刊刻甚為興盛,地方官刻有各州公使庫、郡、縣學和書院等;私家刻印較著名的如旴江廖世世綵堂、相臺岳氏家塾本等;坊肆所刻則以建陽及杭州等地方最多。大約南宋時流傳的群經版本多達數十種。以今日台北故宮及國家圖書館所藏建刊本為例,便有纂圖互註、附釋音及附釋文等多種,其中以國家圖書館所藏附釋音十行本注疏數量最多,計有:

      周易兼義    九卷

      附釋音尚書注疏    二十卷

      附釋音毛詩注疏    二十卷

      附釋音周禮注疏    四十二卷

      附釋音禮記注疏    六十三卷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    六十卷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傳注疏    二十八卷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    二十卷

      論語注疏解經    二十卷

      孟子注疏解經    十四卷

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建刋十行本,可謂豐富又完整,所以不及其他三經者,是因為《孝經注疏》自來少見流傳,世人所習見的都是明代刊十行本,而《儀禮注疏》宋元間並無刻本,今所見之十行本,是明代嘉靖間(1522-1566)陳鳳梧所刻,至於《爾雅注疏》,則為元代所刊。

      建刊十行本音釋群經註疏,後來書板存於明南京國子監,故稱南監本,而其書板歷經宋、元、明修補,因此也稱為三朝本。建刊本諸書,在宋代雖不為士林重視,卻對後代產生鉅大的影響,明清以來幾種十三經刻本都從之而出,謹以屈翼鵬先生之語証之:

嘉靖間李元陽所刻之《十三經注疏》,即祖此本(南建刊十行本注疏)。其後明北監本,出於李元陽本;汲古閣本及清乾隆殿本,又出於北監本。更後,阮芸臺復直據十行本重刻。故《十三經注疏》,自有明以還諸刻,皆此十行本之雲礽也。【註[11]

五、  結語

儒家群經,至宋《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四疏出,才能合集成為十三經注疏,而群經之雕印,雖肇始於五代,但僅及於經注文本,迨宋代單疏本,經注義疏合刻本的出現,始有明清各種十三經注疏本的流傳,所以宋代在群經著述及出版方面的努力,對儒家經典的完整集結及推廣,有莫大的貢獻。宋代去今已遠,當時群經諸本,傳世已極珍罕,即以最著稱的越州八行本注疏為例,存世可考者:台灣有《周禮疏》、《論語注疏解經》、《孟子注疏解經》(以上均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大陸有《周易注疏》(殘本)、《尚書正義》、《周禮疏》(殘本)、《禮記正義》(以上均藏於北京圖書館)、《春秋左傳正義》(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藏有《周易注疏》、《尚書正義》、《禮記正義》(以上均藏於日本足利學校遺跡圖書館),寥寥數種,總數僅僅十二部而已,部部均可列名國之重寶,故宜如何善待之,守藏者不能不深思之!

 


註1.     宋岳珂撰:《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2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83,頁560。

註2.     宋王若欽等奉敕撰:《冊府元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2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608,學校部,頁642。

註3.     宋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44年,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卷43,冊29,頁309。

註4.     宋王應麟撰:《玉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2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3,冊944,頁189。

註5.     參同註4。

註6.     參同註4,卷41。

註7.     王國維撰:《五代兩宋監本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5年出版),卷中,冊10,頁4162。

註8.     清張全吾撰:《愛日精廬藏書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71年出版),上冊,頁145。

註9.     參見筆者撰:《國立故宮博物院宋本圖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62年出版),頁28-35。

註10.  屈萬里撰:《十三經註疏板刻述略》,收錄在《中國圖書文獻學論集》(台北:明文書局,民國72年出版),頁306。

註11.  參同註10,頁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