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天祥〈正氣歌〉談人文化成與道德實踐 - 劉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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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天祥〈正氣歌〉談人文化成與道德實踐

劉智妙

 

作者簡介:劉智妙,1961年3月15日生於中華民國台灣省台北縣。淡江大學中文系學士,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碩士,2003年9月進入淡江中文博士班進修,現任職於醒吾技術學院,擔任國文講師。

由於高中國文老師教學認真,將古書中人物內在精神講活,讓學生明瞭古人也曾是血肉生命,有掙扎也有困惑,並非只是人名而已,於是選擇中文系就讀,希 望更深入探究古人的心靈世界。大學四年,淡江中文系師長們用心傳遞經典奧義和文學家的作品精髓,使我在芒昧之中找到化解困惑的良方,也找到未來的發展方 向。深感經典智慧對於後人具有提攜之功,決定進入研究所深造,以儒道家哲學為研究方向。1989年以論文:「《淮南子》無為思想之研究」獲碩士學位。

1989年擔任輔英護專國文講師,1991年任教於醒吾商專,迄今十三年。學生時代有幸遇見多位「經師」兼「人師」,不僅致力於授業,更負起傳道、 解惑的使命,於是擔任教職以來,便以昔日恩師作為學習典範,期望自己能引領學生感受古人智慧,進入書中世界。教書多年之後,重返母校親炙大師風範,希望自 己在學問和教學上都能日益精進。

已發表論文:

〈譬喻的活用與寫作〉(2002年11月)

〈從使命感談文化創造的動力〉(2003年6月)

〈白話文教學的說與寫-以琦君「心照不宣」為例〉(2004年5月)

 

 

壹、研究動機

當前許多社會都因應世界潮流,以追求現代化為目標,在追求現代化的同時,總是一切向前看,往往不願回頭重溫傳統文化,如果有人過度強調傳統文化,只會被譏為封建保守。所以現代社會瀰漫著一股反傳統,反文化的氛圍。在這樣的氛圍中,優美的文化逐漸流失,於是青少年成長過程中,失去傳統文化的涵養,也失去人格典範的指引,成為無根無方向的一代。在這樣的風潮中,當我們講授著儒家典籍,以及蘊含儒家精神的文學作品時,如何不與時代潮流脫鉤,又能擔負起人文化成的任務,便成為教學上重要的課題。因此如何掌握時代感,如何活化經典,乃是當今教育工作者必須克服的難題。

今年五月筆者在講解文天祥〈正氣歌〉時,也曾思考著這個問題:如何讓年輕一代的學生不覺得自己正在被教條訓誨,不會對民族英雄覺得遙遠而嚴肅;於是筆者試著從人的處境去還原文天祥的困境和抉擇,從「氣」的角度去探討如何看待生命,如何提撕血氣生命。當筆者提到如何將「氣」導向正途,不流失,不盲動,不要誤入歧途,以免虛擲生命,走向不歸路,才不致糟蹋上天和父母的所給予我們的生命……就在此刻,教室裡幾個平時不太專心的男生,竟然抬起頭來聽課,而且持續到學期結束。後來,看了其中一位同學的作文,才知這位同學曾經被退學過,他的朋友都在混流氓,後來他不希望父母親傷心,決心回頭學好。看完了作文,稍稍明瞭為何這位同學為何會有感應了。原來藏身於故紙堆中的文天祥,感動了血氣未定,徬徨歧路的年輕人,可見得經典中的古聖先哲是可以和現代青年感通的,只要教師做好搭起「橋樑」的工作。所以經典的活化和傳遞不應因為追求現代化而停滯,只要是經典就應該可以超越時空的隔閡,給出新的意義和啟示的,重點是當代人如何去挖掘經典的現代意義。

本文擬就文天祥的〈正氣歌〉探討儒家經典如何落實在文天祥的生命,成為他在生死去就之際的抉擇依據,他如何用血肉之軀去實踐經典中的最高價值,終能垂範後世。最後希望這番研究,能夠找到經典教育負起人文化成的具體實踐之道。

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文天祥於宋景炎三年,即元世祖至元十五年(西元一二七八年),兵敗被捕,翌年被押解至燕京,幽囚於土室之中,元人威逼利誘,勸其投降,但文天祥始終不為所動。至元十八年六月文天祥於獄中完成〈正氣歌〉以明志,當時宋室覆亡已三年。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元世祖召文天祥入殿勸降,《宋史》:

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列傳〉第一百七十七)

文天祥一心求死,在從容就義之前已有多次求死不得的經歷:至元十五年十二月,文天祥與其部眾正在五坡嶺造飯用膳,張弘範大兵突至,部眾不及迎戰,便在草莽間被敵軍一舉成擒。在混亂之際,文天祥倉皇出走,最後也被千戶王惟義執伏。文天祥一心求死,吞腦子[1],卻不死。至元十六年,張弘範勸降不成,將文天祥押解入京,押解途中,連續八日不進食,仍是不死;到達燕京,驛館人員對其供給豐厚,但是文天祥仍是不寢不寐,終宵獨坐達旦。元人只好將他移至兵馬司,設士卒以守之。[2]連續多次求死不得,所以〈正氣歌〉便表達岀求死的心願:「鼎鑊甘如飴,求死不可得。」一旦求死可得,心願可遂,自然甘之如飴,所以文天祥便面無懼色,從容以赴。就義之前衣帶間留有贊辭,正是他對自己一生的評價: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所謂贊,乃是史家對於史傳人物一生的評價[3],短短四十七年的生命,他實踐了孔孟的道德理想,既「成仁」又「取義」,無愧一生所學。在這段文字中,文天祥自問讀書的目的何在?透過他的價值抉擇和具體行為,已經給岀明確的答案:讀書的目的,就在效法聖賢之道,將書中所教導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實踐出來。文天祥認為一個亡國之臣所該實踐的,正是成仁取義的孔孟遺教。反觀,多少士人讀書的目的,卻是為了換取功名,做高官!這樣的士人當然可以為了富貴,背棄國家大義。兩者的價值抉擇真有天壤之別。倘若讀書的目的在於換取功名,文天祥不必坐困土牢兩年餘,拒絕元世祖的招降。文天祥這段自問自答,彰顯了讀書的意義,對於汲汲於功名,口誦聖賢之書,蹈不義之舉的讀書人,無疑是當頭棒喝,具有豁醒之功。這也提醒後世千千萬萬學子,讀書的目的就是在學做人,就是為了化成人格,並且要一生不改其志地去從事道德實踐。

讀書的目的在於效法先聖先賢,早在文天祥幼年即有此志向。《宋史》本傳有如下的記載:

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諡「忠」,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

當年幼的文天祥見到祠堂中被奉祀的先哲諡號為「忠」,心中不僅產生嚮往欽慕之意,更立定志向效法先哲,死後也當被奉祀於學宮祠堂。幼年訂立了志向,又經年累月誦讀聖賢書,長大成人之後自然成為一心向道的志士仁人。《論語‧泰伯篇》對於士的一生志業有如下的描述: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做為一個「志於道」的士人,一生以實踐「仁」為己任,自然是責任艱鉅,路途遙遠了。文天祥便是用他短暫的一生由「志道」而「踐道」,果真是「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在生死存亡與實踐仁德不能兩全的時刻,一個志士仁人必然如孔子所言唯有「成仁」一途了。《論語‧衛靈公篇》: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當「生」和「仁」不能兩全的時候,一般人往往是苟全性命,犧牲仁德,但是志士仁人,以仁為己任,生命價值就定在「仁」,所以兩者不可兼得的時候,不會為了苟活而犧牲仁德,反倒會犧牲性命來成就仁德。對於生命價值的追求,孔子拈出「成仁」,孟子則提出「取義」。《孟子‧告子篇上》: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者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在生死和富貴不產生衝突的時候,根本無所謂抉擇的問題;在魚與熊掌可以兼得的情況之下,沒有人會放棄生存,也沒有人會放棄富貴的。但是在不能兼得兩全的時候,就產生了抉擇的問題。孟子透過生與義的對照,顯示岀義的價值是高於生存的:在不違背「義」的前提之下,人們往往好生惡死,趨利避害的;但是一旦「生」違背了「義」,人們寧可不求生,也不避害。因為所追求的事物,是高於生存之上的;所厭惡的事物,是甚於死亡之上的。那麼「義」是什麼?從第二段文字可知:「義」是一種道德判斷,也是一種人格尊嚴。處在死亡邊緣的路人、乞丐為什麼不接受可以活命的食物?那是因為施予者「嘑爾而與之」、「蹴爾而與之」,這樣的行為冒犯了路人、乞丐的人格尊嚴,因此他們寧死也不接受羞辱。所以「義」是一種人格尊嚴。反之,為了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為了虛榮的讚譽,即使違反禮義也接受萬鍾之祿以及高官名位的施予,反倒忘了當初寧死也不接受羞辱的節操,那是因為他們失去本心的緣故。所以「義」不僅含有人格尊嚴的意義,也包含著分辨禮義的價值判斷。「義」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基礎,是人格尊嚴,也是價值意義之所在,違背了「義」,人活著還有什麼尊嚴?還有什麼價值?所以為了維護人格尊嚴和價值意義,其他次要的身外之物都是可以捨棄的:名利、富貴,甚至是生命。

生命的意義就在孔子所謂的「仁」,就在孟子所謂的「義」,人只要根據本心之「仁」,去從事「義」的道德判斷,一旦碰到生存與道德、尊嚴不能兩全的時刻,一定會選擇「成仁」、「取義」的。「成仁」就是「取義」,所以

文天祥說:「惟其義盡,所以仁至。」反之,一個「求生以害仁」、「舍義而取生」的人,是迷失本心,是喪失價值和尊嚴的人。一個有尊嚴有價值的人,一個志於道的仁人君子,胸懷磊落視功名富貴如糞土,所以孔子說: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以與議也。(《論語‧里仁篇》)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篇》)

文天祥家境富裕,所以一向「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4]但是元軍入侵之後,宋室危急,文天祥從此「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5]並且結集天下豪傑義士,一起奉詔勤王。可見得為了國家存亡,為了君臣之義,富貴財貨都是可以拋棄的,當然也不為元世祖的權位所誘。真的做到了孟子所謂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6]的大丈夫了。富貴可拋,生命亦然。

當文天祥兵敗被俘,張弘範命令他向死守厓山的張世傑招降,他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零丁洋〉)[7]

生有輕如鴻毛,重如泰山,誰不會死亡呢?重要的是死後留名史冊,照亮歷史,就像歐陽修那樣先哲。即使經歷過惶恐、零丁之苦[8],仍是不改志向--實踐仁義之道。因為孟子說: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篇上》)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離婁篇上》)

而今而後就是以「仁」為宅第,以「義」為道路了。這就是讀聖賢書的目的,也是一生的志向。功名富貴、生死榮辱都在生命價值之外了。憑著這樣的信念,循著先聖先哲的腳步,恪遵孔孟遺教,文天祥果真實踐了成仁取義的人生價值,樹立民族氣節的人格典範,一片丹心照亮史冊,此生的確無愧所學了。

参、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文天祥堅持「不事二姓」,拒絕威脅利誘,因此被囚於土牢之中。〈正氣歌〉[9]序文中對於囚居生活有如下的描述: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汙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淬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汙垢,時則為人氣;或圊溷,或毁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惡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幸而無恙,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文天祥困居在土牢兩年多,土牢裡空間狹小,門窗低矮,地勢低漥,光線陰暗。每當萬物勃發的夏日,諸氣匯集,例如:雨後積滯的水氣、爛泥蒸發的土氣、乍晴暴熱的日氣、簷下炊飯的火氣、儲糧腐敗的米氣、腥臊汙垢的人氣、糞便腐屍的惡氣;這七種惡氣足以使人染病喪命,但是一向羸弱的文天祥竟然安然無恙。於是文天祥歸因於自己內在的浩然正氣,戰勝這致命的七種惡氣,而這股浩然正氣正是平時涵養所得,它來自於天地之氣的散佈流行。因此以「正氣」為題,寫下這首千古絕唱的五言古詩。

何謂「正氣」?文天祥〈正氣歌〉開宗明義便說: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他認為天地之間有一股正氣散佈在各種形體,散佈在地面就形成山嶽河川,散佈在天上就形成日月星辰,散佈在人身上就形成浩然正氣,這股浩然正氣充沛到可以充塞於天地之間。換言之,浩然正氣來自於天地宇宙,只要它充沛不竭,就可以與天地一體流行。天下太平的時候,這股正氣呈現出一派和諧,臣子們就秉持這和諧之氣來報效朝廷,當時局危急的時候,它就轉化成臣子的節操,寫就可歌可泣的故事,保留在史冊當中,為後人所傳頌。接著文天祥以平時記憶所及,列舉史傳中的十二位哲人來說明「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

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

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

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文天祥前八句用四種器物(簡、筆、椎、節),四種人身器官(頭、血、齒、舌)來描寫八位哲人的氣節;後八句用另外四種器物(帽、表、楫、笏),來書寫四位哲人的節操;總共使用十二種器物來描寫十二位哲人的浩然之氣。利用具體事物,來呈現抽象不可見的內在氣節,這是象徵筆法的運用,不僅對仗工整,音節也鏗鏘有力,就文學筆法來說,辭章造詣極為出色。但是此處運用象徵筆法,除了表現文學修辭的用心之外,也呈現出文天祥在文字背後所要傳達的哲理。文天祥用太平盛世和窮困亂世來對照:太平盛世之時,人的浩然正氣含藏不顯,只是一派祥和,所以說:「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危急的亂世,浩然正氣就表現而為氣節操守,人格的光輝照亮了歷史,保存在史傳裡而為後人所傳頌,所以說:「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乃」是才的意思,亦即若非「時窮」,浩然正氣是不輕易呈現的,它是凝聚於內的,在太平盛世是「含和」的狀態,「含」是不外現的,「和」是和諧暢達、不盲動的。這說明了氣必須平時涵養,使其飽滿充沛,必要的時刻才能「沛然莫之能禦」地爆發出來,凝聚在某一時刻、某一事件、某一事物上,所以簡、筆、椎、節、頭、血、齒、舌、帽、表、楫、笏,都是浩然正氣的凝聚焦點,這些凝聚點蘊藏了當事人內在澎湃的豪情氣節。所以這些凝聚點,既是文學象徵,也是心靈的窗口:經由它們,吾人得以窺見哲人平時隱而不顯的內在涵養。簡冊、史筆展現了齊國太史、晉國董狐不畏強權,一心伸張正義、捍衛史實的節操;雖然伏擊事敗,鐵椎顯現了張良對抗強秦的勇氣;蘇武的節杖,展現了他堅守大漢使節的忠誠;嚴顏頭可斷的誓言,展現了誓死不降的決心;晉惠帝袍服上的血跡,展現了嵇紹謢主的忠心;張巡的落齒、顏杲卿的斷舌,展現了他們守城護國的志節;管寧的皁帽,展現了他不慕富貴的節操;諸葛亮的〈出師表〉,展現了他報效蜀漢的忠心;祖逖的船楫,展現了他誓師北伐的慷慨壯志;段秀實的笏板,展現了他痛責叛賊的忠勇。列舉了十二位哲人,說明浩然正氣的不同表現方式之後,進而歸結岀浩然正氣具有如下的特質:

是氣所磅礡,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

這股浩然之氣當它廣大充沛的時刻,可以亙古長存,貫穿日月,當然個人生死可以置之度外,這說明了浩然正氣的廣大無邊;天柱、地維、人倫都依賴它來維繫,這說明了浩然正氣的重要;但這樣充沛無窮的浩然之氣,卻是以「道」、「義」為根源動力的。也就是失去道義的涵養,浩然正氣便無法凝聚,無法展現,終將無根四散,或盲動暴亂。這個觀點大體是承襲了孟子的修養論。《孟子‧公孫丑篇上》: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10]。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這一段是孟子與公孫丑的對話,可以看出孟子的修養論是:心、氣交相養。志是氣的主導;氣是血氣,散佈在身體之中,是生命的能量所在。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就說明了「志」和「氣」是彼此牽動的,所以養氣和養志是一體通貫的,養志才可以引導血氣生命,不致盲動而無方向,所以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志要「持」,氣不可「暴」;但是,志如何持,氣如何不暴呢?

公孫丑又問孟子:何謂浩然之氣?孟子說:所謂浩然之氣是極浩大極剛正的,只要用正道去涵養它,就可以充塞於天地之間。所謂「直養而無害」,就是用正道去涵養且不去妨害它,就是要「配義與道」,就是要「集義」,因此善養浩然之氣的工夫就在「直養」,就在「配義與道」,就在「集義」。反之,失去「道」、「義」的涵養和支撐,氣就會因為失去根源和方向,以致於虛無、黯淡、消散。何謂「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養氣的工夫必須配義與道,也就是配合天理正道,透過日積月累的工夫才能照顧全體之義,豁然貫通,因此「集義」不是頓悟[11],而是不斷地「集」,才能與天理正道相通。反之,只是執取一義來養氣,犧牲了其他的義理,於是氣便有所窒礙而不能周遍暢通,所以「義襲而取之」反倒妨害了氣的涵養,如同「揠苗助長」,適得其反。

前文提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心」以道義為「志」,「志」專一了,會牽動血氣,以道義方向,於是血氣生命可以轉化為浩然之氣;氣專一了,也會牽動心志,心志沒有道義的涵養,則氣不是「餒矣」,而是盲動暴亂,沒有了道義之志,心必然不辨禮義,必然違反天理綱常,那麼充沛的血氣生命也會化為邪氣暴行。那真是血氣生命的耗損虛擲,自暴自棄其實是生命的悲哀。所以先要「持其志」,才能「無暴其氣」,讓「志」成其「氣」的主帥,「氣」才不會成為盲動的小兵,才不會橫衝直撞,無所歸依。

總之,養氣以養志為先,以天理道義來涵養,透過日積月累的積漸工夫,

使血氣生命有了天理道義的涵養,志氣專一,以天理道義為方向,終能與天地大化同其流行,至大至剛,充塞天地了。倘若不能用天理道義來涵養血氣生命,最後不是「氣餒」,就是「暴」亂盲動,違反道義了。所以孟子的養氣工夫是建立在養志,心氣一體通貫,心志充沛,血氣飽滿,這就具備了浩然之氣。所以說:「志至焉,氣次焉」。

曾昭旭先生說:

孟子直以志、氣並稱(是一貫之體的兩端),絲毫沒有貶抑氣的意味,這便和後世儒者尊心賤氣,常將氣之影響心說成無明之蠢動,人欲之挾持,直將生命看作罪惡根源的偏見大異其趣。此所以說孟子於孔子之道,是十字打開而不是一字打開,不止是在心上確立道德創造的方向,也更在氣上開岀道德實踐的力量。[12]

由上述引文可知:心是道德創造的方向,氣是道德實踐的動力。以天理道義涵

養的血氣生命,化為浩然之氣,它便成為道德實踐的力量。所以文天祥說:「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浩然之氣,至大至剛,暢達無礙,可以充塞天地,也可以亙古長存。所以文天祥說:「是氣所磅礡,凜冽萬古存」。當個人生命與天地通貫,與大化同其流行,個人的形軀生命便顯得微不足道了,所以文天祥說:「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既然說:「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行」,那麼浩然之氣本應人人皆有,亂臣賊子的浩然正氣何在?為何他們會危害國家,違法亂紀?由此可見,浩然正氣必須透過「養」的工夫,才能具備。如何養?那就是「直養而無害」,「配義與道」,反之,無養而又害之,所以當血氣專一,能量充沛之時,卻沒有「道義」作為方向、主帥,自然就會無所不為了。就像崔杼、司馬穎、安祿山、史思明、段秀實等人,因為心中沒有天理道義,就會「氣壹而動志」,作岀傷天害理、違反道義的邪僻惡行來。由此看來,「無養而害之」的結果是:亂臣賊子「暴」其氣而害其志,於是倒行逆施;叛國降臣則是「氣餒」而志衰,於是自暴自棄了。

文天祥將孟子的「浩然之氣」稱為「浩然正氣」,就是強調「正」,強調「道義」,因為有天理道義作為根原動力,所以危難時刻,個人血氣便化為驚天地泣鬼神的「浩然正氣」,將生死富貴置之度外,實踐了志士仁人的忠義節操。上述十二位哲人正是經過「配義與道」、「直養而無害」的修養工夫,才能在危難而關鍵時刻,展現出磅礡凜然的浩然正氣。

儒家所追求的人生價值就定在道德,因此終其一生所要完成的生命是道德生命,而非血氣生命。養志所以養氣,養浩然之氣,就是將血氣生命涵養成道德生命。人生價值既然是在追求道德生命的完成,生死富貴都是屬於血氣生命,所以志士仁人當然會不計生死富貴,在必要的時刻選擇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了。文天祥就是效法孔孟之道,將人生價值定在道德生命的創造與開發,最後以道德實踐為生命歸趨。實踐了孔孟成仁取義的遺教,所以他的生命價值完成了,一生便可以無愧。

肆、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在〈正氣歌〉末尾,文天祥以這樣的心聲來總結全詩: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在陰暗充滿死亡陰影的土牢,他竟然不憂不懼,安然度過惡氣的襲擊,反而將低濕的土牢當成安樂窩,他說:「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因為胸懷磊落如窗外的白雲,因為心中有浩然正氣,他可以平心靜氣地在有風的簷下讀書,忘了土牢的溼熱陰暗,克服了環境的限制。雖然「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與死囚重犯共棲共食,無損於他千里馬般的豪邁特岀,掩蓋不住他鳳凰般高超的心志,在他的心中只有書中的古聖先哲與他相伴。雖然哲人早已遠去,血氣生命早已消失,但是透過典籍的記載,在開卷展讀之際,他們的人格光芒早已躍然紙上,照亮了眼前,也輝映在他的容顏。讀到這裡,便深深明瞭,是道德意志支撐文天祥對抗疾病、威權,是哲人典範引導他找到生命的方向。當他寫下這樣的結尾,他的生命抉擇便昭然可知。

讀聖賢書,接通了古人、今人;讀聖賢書,前人的生命光輝,照亮了後人,指引迷茫黯淡的生命,找到前行的方向。古人指引了後人文天祥,也可以指引當今的青年,這就是讀書的意義,教育的功能。讀聖賢書,孔孟之道早已化成他的人格志向;讀聖賢書,哲人的人格典範,指引他的人生歸向。只要讓書中的哲人、經典的蘊義「活」過來,文化薪傳便可以永續不絕,後代子孫也可以獲得滋養與指引。

如何安頓血氣生命,是每一個人無論何時何地都必須通過的考驗。孔子早已關注過這樣的生命課題,《論語‧季氏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朱熹在這一段經文之後引述范氏的註文:

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鬥、戒於得者也,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劭也。[13]

范氏明白指出血氣和志氣的不同:血氣是有限的,志氣是無限的;聖人和一般人不同之處,就在於養其志氣,不受限於血氣生命,所以才不致因為歲月的流逝,生命能量只有消耗沒有累積。年高德劭的君子就是在歲月進程中,專一心志,累積了道德修養。一般人往往將生命定在血氣,隨著少年、壯年、老年的歲月遞增,生命能量卻遞減了。歸而言之,一個君子應該致力於「養其志氣」,才能年益增,德益進。王邦雄先生說:

「戒」是人生的關卡,有待修養教化,以志氣來化成血氣,那是由少壯到老大的一生進程。[14]

如何將血氣轉化為志氣,就是要通過「戒」的工夫:血氣未定的少年,要通過的關卡是戒色,才不會沉迷於五光十色的感官欲求,使生命能量虛耗而失去定向;血氣方剛的壯年,要通過的關卡是戒鬥,才不會耽溺於名利權位的追逐爭鬥,將充沛的能量虛擲在逞能鬥氣之中;血氣已衰的老年,要通過的關卡是戒得,才不會耽溺於既得的權位,戀棧不捨,使原已衰殘的生命能量消耗殆盡。可見得「戒」就是一種「止」的工夫,就像老子說的「知止不殆」[15],不能知止,只知將生命虛擲消耗在徒勞無益的事物上,是生命的危機,也是人生的悲哀。老子的「知止」轉向自知知常的明照智慧[16],和虛靜無為的修養工夫[17];儒家講「三戒」則是要透過人文教養,將血氣轉化為志氣,方法就在於用道德仁義來作為心志的方向,如此才能止戒,將血氣生命導向「仁宅義路」[18]--光明正大的人生坦途。所以能「戒」,才能「化」,生命才不虛擲而有定向,這就是人文教養的功效。讀書可以變化氣質,可以化血氣為志氣,所以讀書的目的就在於人文化成。

儒家教育的目的就在於人文化成,所以強調實踐,《論語‧學而篇》開卷說便:「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無論是知識也好,道德規範也好,「學」了就要「習」:時時練習,學問自然精進;隨時實踐,道德教育自然化成人格。

如何引領年輕人走入書的世界,接受經典教育,首先必須「活化」經典:將書中人物的生命氣象「活現」於眼前。如此才能吸引年輕人,召喚他們走進古人的世界,和古人交流感通:解開他的生命之惑,指引他未來的方向。當經典中的哲人在閱讀中活化,人格典型在學子心中深植,價值典範才能建立,於是古人才能提攜今人,前人才能感化後人,讓先人德慧澤及後代子孫,這才是文化薪傳。

伍、結論

透過文天祥生命歷程的展現,和對〈正氣歌〉的剖析,我們得知:文天祥的生命歷程是一個道德實踐的歷程,他的人格養成是來自於經典古籍和儒家教育的引導,遵循孔孟之道,開啟道德生命,化血氣為浩然正氣,所以說:儒家教育化成他的人格氣象,道德實踐是他的人生價值。經典古籍、儒家教育培養岀不惑、不憂、不懼,智仁勇兼備的道德人格,至大至剛的磅礡生命氣象,那麼是否也可以透過經典教育將儒家人文化成的理想落實於現代社會?

儒家的人格教育旨在化血氣為志氣,透過讀書和教育,來引導年輕人找到生命的定向,安頓他們澎湃的血氣,使生命能量層層進展,開發出璀璨光明的前程。讀聖賢書,讓史傳中的哲人史事,來豎立人格典範,讓經典中的哲學智慧,成為年輕人成長的養料,讓他們在茫然中有方向可依循,有典範可效法。血氣未定之時,如果欠缺師長家人的正面提攜,欠缺書籍典範的道德涵養,澎湃的生命終因無根、無方向,以致於徬徨歧路,流落街頭,逞兇鬥狠,甚至因此走上不歸路,浪費寶貴青春,或是犧牲生命,這是家庭、社會、國家共同的傷痛。活化經典,接引年輕生命走進經典的世界,讓古聖先哲在年輕生命的心中再活一次,燃起他們生命的熱情,照亮他們的前程。

教育的目的不僅是傳授知識而已,傳道、解惑也同樣不可偏廢。傳道、解惑正是人文教育所要擔負的的功能,讓儒家的教育理想落實於今日,引導年輕學子找到人生的方向,走出生命的康莊大道。

 

 

 


[1]腦子即龍腦香,是龍腦香樹樹中所含的油脂結晶,味香。文天祥《指南後錄‧臨江軍詩跋》:「予嘗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木一 龍腦香》:「文天祥、賈似道皆服腦子求死不得,惟廖瑩中以熱酒服數握,九竅流血而死。此非腦子有毒,乃熱酒引其辛香,散溢經絡,氣血沸亂而然爾。」

[2] 參見《宋史》列傳第一百七十七(卷四百一十八)。

[3] 漢班固《典引》序:「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唐劉知幾《史通‧論贊》:「及後來贊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惟加文飾而已。」可見得贊是來自司馬遷《史記》的

傳後評語,後世贊語多採紀傳的文辭,稍加修飾而已。

[4] 參見《宋史》本傳。

[5] 同註4。

[6] 參見《孟子‧滕文公篇下》。

[7] 參見《指南後錄》卷之一上,收錄於《文山先生全集》,台北,世界書局。….

[8] 文天祥〈過零丁洋〉:「皇恐灘頭說皇恐,零丁洋裡歎零丁。」..

[9] 收錄於《指南後錄》卷十四。

[10] 告子主張仁內義外,孟子則主張仁義皆內在於我,《孟子‧告子篇》對告子的「義外」說有所辯駁釐清。

[11]參見王邦雄、曾昭旭、楊祖漢合著之《孟子義理疏解》「修養論」部份」頁243:「道德實踐既不只是心上事而還是氣上事,則當然不能徒靠一悟。……這積漸的工夫,便是所謂集義。」「修養論」部份由曾昭旭先生執筆。台北,鵝湖出版社,1985.10,三版。

[12] 同註11,頁239。

[13] 參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116,台北,世界書局。

[14]參見王邦雄《二十一世紀的儒道‧儒家人文精神的落實》頁11,台北,立緒出版社,1999.6,初版。

[15]參見《道德經 》四十四章:「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老子也認為對名利貨藏的執迷為芸芸眾生帶來困苦危殆,故提出「知足」、「知止」的對應之道。

[16]參見《道德經 》三十三章:「自知者明。」第十六章:「知常曰明。」

[17] 參見《道德經 》第十六章:「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

[18] 《孟子‧離婁篇上》:「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