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三不朽”说为特征的儒家人生价值观 - 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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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三不朽”说为特征的儒家人生价值观

李霞--第五屆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作者简介:李霞(1956-),女,河北枣强人,江汉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摘要:文化的精华部分集中表现为哲学,中华传统哲学的最大成就是人生哲学,儒家的人生价值追求集中体现为“三不朽”说。儒学之所以两千多年来具有持久和深邃的魅力,其重要一点就在于它深切关注并回应当下的现实人生,为解决现实人生问题提供价值资源,为人类生存提供价值座标。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儒家的理想人格和“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追求,是我们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武器。

关键词:立德;立言;立功;人生价值观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根之所系,脉之所维,是其精神和智慧的长期积累和凝聚。先进文化是一切优秀历史文化的荟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推动社会持久发展的精神动力。在进入新的千年和新的世纪之际,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日益引起世人的瞩目,研究和弘扬儒家文化的精华,正当其时。本文试就儒家人生价值观等问题进行探究。

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的演进过程中含有生物遗传基因,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是不是也会有文化遗传基因呢?我以为答案是肯定的。德国当代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一个观点,他把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在世界各地出现的辉煌的精神文明时代,称之为“轴心时代”或枢纽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出现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一系列思想家;印度出现了佛陀释迦牟尼;巴勒斯坦出现了一批希伯来的先知;希腊则产生了苏格拉底等代表理性精神的哲学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成体系和各具特色的世界三大文化格局,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孔子、释迦牟尼和苏格拉底分别创立了儒学、佛学和哲学。孔子诞生和生活的时代是奠定了诸民族文化特质范型的世界“轴心时代”,孔子正是奠定了影响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儒家文化范型的“轴心时代”的巨人。

文化的精华部分集中表现为哲学。哲学,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被称作“道术”,宋明时期被称作“义理之学”,包含了“天道”、“人道”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等内容。儒学与西方哲学都是通过探求自然界的规律(“天道”),追溯道德根源,以确立人间道德规范(“人道”)的道德形而上学。在这里,人生的准则即是宇宙的本根,宇宙的本根便是道德的标准。正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德”。作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穷心性之源”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以儒、道、墨、法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哲学,经过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世朴学、绵延三千年,构成东方人思维方式中的中国特色。特别是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学术领域的“显学”,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百倍珍惜的精神遗产。

儒家学派“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从儒家的道统看,表现为“诚意正心”;从儒家的政统看,表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儒家的学统看,表现为“格物致知”。这即是儒家真理的传统、政治的传统和学术的传统。这种道统、政统和学统,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哲学,旨在道德之践履中确立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追求成圣成贤。“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而已”。由于中华传统哲学的最大成就是人生哲学,其特点是对人生和人格道德理想的培育,是对天人关系和人际关系和谐的追求,因而,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核心即在一种人文精神。对生存意义的追问,是人文精神的精髓所在,而儒家的人生价值追求集中体现为“三不朽”说。

人生犹如一本读不尽的巨书,充满着无穷的诱惑和魅力,尝得人生百味,方知人生宝贵。人生短暂与宇宙永恒的矛盾最能激发人内在心理的不安与痛苦。有限生涯与无限期求的矛盾,是摆在人类面前任何人也无法回避的永恒性课题。

“天地之间人为贵”。人生有限,宇宙无限,怎样在有限的人生中实现其永恒的价值呢?在我国古代最早的哲学思想资料《周易》中,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自然界的四时运行,斗转星移,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人也应该效法它而不断进取,奋发图强。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与以和为贵的宽容精神的统一,便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周易》用比兴的方式,表达了作者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乾卦的“自强不息”是言修德;坤卦的“厚德载物”是言修业。乾德与坤德的合壁便是理想的君子人格;是自我完善与社会进步的统一。

在古代中国,最早提出并思考人生价值问题的是范宣子和叔孙豹,他们用“死而不朽”来回答这个问题,把人生的价值寄托于生命意义的永恒存在上,而非生存或毁灭的感性的现世生存中。“死而不朽”,表现在时间上,就是超越感性生命,超越现世,实现人生的永恒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不局限于个体自身,影响遍及他人和后人,树立起普遍的典范意义。据《左传》中记载叔孙豹曾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里的“立”即有所创造,有所贡献和有所创新;“不朽”即有长久的价值,永恒的意义。“太上有立德”就是最高的价值是有好的品德;其次是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再次是能著书立说,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道德、功业与学说这三者都有不朽的价值,而道德最为重要。叔孙豹的“三不朽”说,肯定人生的价值在于其有积极的贡献,评价一个人的生活是否有价值,要依据他对社会是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定。“三不朽”说不仅明确划分了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之间的递进关系,还以三者兼得为人生至善至美之境界。对于中国人来说,生不能立德、立功、立言,死无以传名后世,就等于白过了一生,就得抱憾终身,死不暝目。

“三不朽”说被孔子、孟子等儒家学者所继承和发展。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孔子强调“知其不可而为之”,显示了人的坚强意志的力量;奋斗到“不知老之将至” 的程度,显示了积极的入世精神。曾子认为: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孟子提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屈原的“举世皆浊君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不随流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这些都表明儒家学者对“不朽”人生价值的执著追求。

中国古代还有“三事”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正德,即端正品德;利用,即便利器用;厚生,即丰富生活。正德是提高精神生活,利用、厚生是提高物质生活。“三不朽”和“三事”说都把“德”置于首位,强调正直是君子人格力量的一个常数,而不是变数,使重贡献成为儒家人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儒家把知识分子的一生设计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人生的执著追求;把“建功立业、名垂千古、流芳百世”看作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三不朽”说的导引下,儒家逐渐形成了具有明确利他规范的道德价值观:从“仁者爱人”的泛爱精神,发展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的人我同等境界,后来又演变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胸怀天下的无私情怀。

当然,对于儒家的“三不朽”说,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胡适曾评论说: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论只有扬善的积极功能而缺乏扬善抑恶的双重功能,在他看来,只讲“三立”不讲“三破”(破除行恶、犯罪、遗臭万年)是片面的,将会导致:“立德不朽,行恶也不朽;立功不朽,犯罪也不朽;‘流芳百世’不朽,‘遗臭万年’也不朽”。其实,这个批评是苛求于古人的,如果人们能争于“三立”,则自然可以减少行恶、犯罪以及遗臭万年。胡适之所以陷于片面性,是因为他未能区分儒家文化与法家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儒家文化是建立在“人性善”的正面人性基础之上的,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而法家文化则是建立在“人性恶”的负面人性基础上的,认为人生来就是趋利弊害、自私自利的。儒家所追求的“最高限度的伦理道德”(即要求人人向上,终至成德成圣)实有别于法家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即人人必须遵守法律法规)。胡适在这里是用正面理论透视负面文化现象,凭借阳光分析阴影,自然得出这种结论。当然,反思儒家德治理论的得失,应当看到,儒家把道德置于核心地位,重视德治、德教即道德教育,是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强调自律的作用,这确实是对法家重法轻德学说的纠偏。法家从其人性恶的理论前提出发,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突现他律的功能。这种“法治”的主体是皇帝,客体是民众。“夫生于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认为人都是趋利弊害的,人是不可教化的,对待百姓,如韩非所说,只应“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治民无常,唯以法治”⑧。这是法家鄙视德治、鄙视德教的根本原因,也是法家思想的最大弊端。正如传统法治思想片面夸大刑法强力的作用一样,儒家关于德治的思想,,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在政治上它是侧重于统治者如何统治人民的一种方法;在理论上表现出片面夸大道德作用的道德决定论倾向。由于道德的作用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因此,估量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效应,既不能无限夸大,主张道德万能论;也不应随意缩小,宣扬道德无用论。历史证明,单纯的、孤立的德治或法治都是不可能将国家治理好的。因而我们要辨证地综合“最高限度的伦理道德”与“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将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起来,以对儒家伦理学所面临的首要课题进行现代化的转换与创新。江泽民同志在今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逊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里所说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与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今天的德治,是社会主义的德治,其中的“德”,是反映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道德。以德治国,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规范,注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的新型道德。今天,开展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教育,要认真研究和继承那些在我国历史发展中长期形成的优秀道德思想和行为准则,并赋予新的时代内容。要把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和在人民革命及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新道德典范结合起来,并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先进文明成果,用具有中华民族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教育和要求全体人民。

儒家的“三立”即“立德、立言、立功”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而有严格有序的。其中“立德”处于第一位,“立功”处于第二位,而“立言”处于第三位。这实际上体现了以道德统帅功、言的基本原则。宋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将此发展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率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挟才以为善,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司马光将人分为四种:圣人、愚人、君子、小人。他认为圣人和君子可用,而“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又说“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如果说德才全尽的圣人是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那么德才兼备的君子则是人人能够达到的目标,也是每个人可以通过努力去达到的目标。一个人若想在社会中求生存、享受和发展,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走向成功和幸福之路,一靠德性,二靠能力。这个原则对于今人来说也有借鉴意义。一个人如果不立德,其立功、立言就将成为泡影,因为无德之功、无德之言,都将为人所不齿。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能力不足,责任可补;责任不足,能力不能补;能力有限,责任无限。

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儒家的理想人格和“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追求,是我们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武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只讲贪欲和私利,不讲立德、不讲立功,也不讲立言,一句话,就是不讲对社会的贡献,这显然是同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和传统人生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我们弘扬儒家“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追求,就必须摒弃腐朽的“三主义”的价值取向,使儒家思想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进一步发扬光大。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独立发展并传承不断的一个古老的文化系统,大致由伏羲至神农到黄帝时代开始发生,夏商周三代为它的原生形态;秦汉以来两千多年为它的次生形态,在此期间,“圣人之道经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荀子、韩非、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一脉相传。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千百年来,尽管中华民族多有战乱灾变之劫难,中国社会历经盛衰枯荣之变迁,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却“灵魂不死”。现在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迅猛前进。                    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在如何对待儒家传统文化方面,主要有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保守主义的回归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扬弃创新三种观点和三种选择。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其核心内容是“现代化=西方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是水火难容的。这种完全否定传统,实际上是民族精神的自我摧残和民族智慧的虚无主义,它在民族感情上,不可能普遍地被接受。保守主义的回归传统,其核心内容是“中国文化复兴=儒学现代复兴”。认为复兴现代新儒学,以完成返本开新、内圣外王之道,中国才有希望,世界才有希望,人类才有希望。这种完全回归传统,则是民族精神的自我封闭和民族智慧的妄自尊大,它在民族感情上,只能面向过去,而不可能解决现实的迫切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扬弃创新论,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能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之路。这就是以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的母体文化,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作为激发现代化活力的异体文化,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主导文化,以现代化为主体目标,借鉴中西文化的精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扬弃创新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

自本世纪以来。人们对儒家传统的负面已经进行过一次又一次地大批判,现在我们特别需要从建设性的角度,揭示儒家传统的现代价值。在现代化的征途中,中国可以从国外引进资金和技术,但只能从自己的民族主体和民族精神中去挖掘精神动力。我们既要继承儒家传统,又要超越儒家传统,从而保证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与时代更新。

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必须是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又有时代精神的凝聚;既有对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吸收,又有对各种腐朽思想的批判。在横向座标上,世界一切文明成果都有为我借鉴和利用之处;在纵向座标上,人类延绵几千年的文明成果不仅可以被今人所利用,且很多还可以被后人所利用,与时俱进是先进文化当然的品格。中国先进文化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时期的中国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先进文化的核心、灵魂和旗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需要一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思想体系。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继承了西方文明的优良传统,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则应该以继承儒家文明优良传统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文明再次复兴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必然要求。

儒学之所以两千多年来具有持久和深邃的魅力,其重要一点就在于它深切关注并回应当下的现实人生,为解决现实人生问题提供价值资源,为人类生存提供价值座标。今天,儒学在回应和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的过程中,其内涵变得丰富了,从而提高了它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应变能力。梁漱溟曾经说过: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未来文化之早熟,世界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我们希望在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到来之际,通过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的相互对话,相互交融,使我们的民族文化更加璀璨,更加辉煌。

 

参考文献:

(1)《中庸》《四书今译》.夏延章等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2)《朱子语类》.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3)《论语.里仁第四》《四书今译》.夏延章等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4)《孟子.腾文公章句下》《四书今译》.夏延章等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5)《左传.文公七年》

(6)《管子.任法》

(7)《韩非子.五蠹》

(8)《韩非子.心度》

(9)《资治通鉴.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