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生态文明之指导意义 - 洪秀平 梁金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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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生态文明之指导意义

——兼论家族文化与生态文明之关系

洪秀平  梁金瑞--第五屆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作者简介:洪秀平,男,1962年生,浙江杭州人。美国普渡大学硕士,平和英语培训学校与平和书院创办人。著有《儒家书院的特征及前景——蒋庆儒家书院理念述评》等文。梁金瑞,男,1975年生,籍贯:广东湛江,1997年毕业于华南师大政法系。研究方向:儒家思想,中国政治哲学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现任平和书院网站管理员。

提要:本文通过对生态文明之定义,比较西方文化与儒家思想两种“人类中心主义”在此方面之差异,并依据儒家思想本体论之根源,考察了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人与自己这三者关系之间的联系,强调生态伦理与人的主体性在在家族文化之历史传承上的统一,提出生态文明“万物一体”之观念与家族文化“万世一系”在伦理上之对应性,而以“人化自然”为其联系和发展,以此表明,家族文化作为儒家思想之核心,正是对生态文明的保障,以此推动人类生产力发展与生态文明之间的良好互动,是儒家思想对“科学发展观”和当代世界生态文明主题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生态文明   人化自然   家族文化

 

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那么,如何理解“生态文明”这一观念呢?按,生态,即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亦即自然生态。自然生态有着自在自为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改变了这种规律,把自然生态纳入到人类可以改造的范围之内,这就形成了文明”[1]。所以“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着眼点”。[2]也就是说,居于生态文明主导地位的是人类,人类以其相应行为的实施,影响和改变着与自然界的关系和状态。而“文明”之义,乃:“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3]“经天纬地”,实际上是讲人文化成之义。“照临四方”则言人文化成所具有之结果及范围。由于人类具有改造自然之能力,影响着整个自然界的状况,与自然界中各个物种及其相应环境以个体之相互依存而联系起来作为自然界的整体相比,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及潜在能力可以使整个自然界发生改变,(尽管这过程是逐渐的,或缓或速)如果人类的生产活动及相关实践能够使自然界的生态关系形成符合客观规律的互依存以至在整体中确立人类的主体性地位,而使自然界的生态伦理在最高指向上因人类的观念意识对万物的作用而获得其存在及效用,协调而和谐,相利以互用,而以人文为其内涵者,我们即可谓之为“生态文明”。在此定义上,我们不妨观照一下,东西方文化在这方面之区别。西方文化在近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强调的是以人类的自私欲望为需求的狭隘功利主义,对自然界采取征服和掠夺的态度,造成资源衰竭,物种灭绝,环境污染为后果的生态灾难,至今无法消除。现在又将此观念和作法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使整个人类面临着更深刻的生态危机。从源头上讲,这是因为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主客二分的,它将自然界作为外在对象来认识和征服,在生态伦理上已然切断了人类和自然界的天然关系,而儒家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天人合一的关系,天以人而合万物,人以万物而得天,天与人不可离,则人与万物亦不可离。作为儒家文化核心观念的“仁”,其意即谓“与天地万物涵为一体”[4],因人而成物,而以其生为“仁”也。即人而成生态文明之有。“天之仁人以仁万物”[5],未尝可离可分。

以此而视,儒家思想对生态文明的理念倡导由来已久,先秦之前,古圣王实施仁政之制的内容即包括对渔猎砍伐的月份限制的规定,如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6]。这称之为“时禁”。孟子即谓:“斧斤以时入山林,则材木不可胜用也。”[7]体现了对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循环利用思想。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8],更是行为的践履。而曾子则进一步而言:“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9]。这都充分反映了儒家思想对生态伦理的重视和落实,较之当代的生态保护,有过之无不及。表明了生态伦理是儒家思想的内容之一,不可或遗。从世界观或本体论上来讲,孔子的那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0]”其中已包含着对生态文明的不言而喻。而“天地之大德曰生”[11]。天地之间欣欣生意之充满,则是“仁”的显示与护持。而“仁”则是人所固有的。天地以万物而养人,而亦因人以为万物之仁,“天之仁人以仁万物”,而人得以“赞天地之化育”[12],是为万物之长,而为天地立其心。

而人与万物为一体的理论根源则是儒家的“天人一气”[13]本体认识论,人为万物皆一气所化生,各依其类,各有其理,在此基础上产生相对又相合的“物之天”(“物所知者,物之天也”)与“人之天” (“人所知者,人之天也”;亦为人所有者。)[14]的关系,而二者的统一使生态伦理实现“物物相依”[15],类类相从,而以人为核心归宿。而在人类的认识角度而言,则以天地万物为一气之流行,而产生“民,吾胞也;物。吾与也”[16]的社会伦理和生态伦理思想,从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万物)立命[17]”, 而人为万物之长,在生态伦理中,是万物之价值源泉与存在归宿,万物为人所用,人亦为万物所依,而以人立极。形成完整和谐之宇宙整体观念。此种儒家哲学本体论,而生态伦理的本质实际上要归结到人之所以为人者,因此,儒家伦理是生态伦理之准则所在。那么,儒家思想又是如何将人与自然界联系和统一的呢?这实际上又涉及到人与自然之关系,人与人之关系,人与自身之关系的远近协调问题。

首先,人之为人者,乃是生态伦理的实质和前提,唯有人之居于其仁者,可为其人;而人之居仁而得其为人者,才能符合生态伦理之顺承关系,生态文明的实现及其核心要求,就是要求人首先不能违背此规律而运动。于是,问题就转化为,生态文明之实质是人对自身的守持。而人与自然界之互动与平衡,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对自然界万物之关系的处理,亦即人们在改造自然界的能力——生产力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协调和实施。而这种协调和实施,有赖于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的实现程度。而人首先有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人不是被动融合在自然界中而无所作为的。实际上,从人脱离动物界那一刻起,即已实施着对自然界的改造,而只有人的主体性改造,人类才能获得生态伦理的相应归宿和作用显现,自然界才能在合乎规律的运行中变化和发展,才能实现人类的生产力——改造自然界的进步。因此,生态文明并不是生态状况的静止存在和孤立现象,其实质是在人类的生产力的进程中所遇到和解决的问题,在此视点下,人对万物的仁,实际上,是人的已获得的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的实现程度即相应权利——生态伦理权在人自身的回归和实现,它是跟人们对自然界的改造结果——“人化自然”相联系的,此又涉及到与之相关的人与人之关系即生产关系之存在,即以“人化自然”的人化在世代顺承获得仁的范畴作为万物一体之本体性存在,而以此为生态伦理之相互依存在人的主体地位上的确立,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此前提下,而通过“人化自然”的世代顺承获得仁的递延,也就实现万物一体之生态伦理依据在人之所以为人层面上的确立。这就是生态文明在人类改造自然界过程中的实现。

人与人之关系最终又通过仁的落实归结于人之内心的存在——即人与自我之关系,其为仁之内涵则又内外相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8] 推己而及人。而人作为个体,在此意义上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必然在与自然之联系中获得其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本质存在,是生态伦理的反映,是其社会关系的呈现,表现为相应的生产关系所确立的人与人之关系。而人与人之关系之所以为相应的生产关系,是由于人与自然之关系所产生的。而我们所说的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是如何在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实现的呢?即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相应的生产关系而作用于自然界形成生产力之缘故与结果。反而言之,则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而形成的生产关系如何表现为联结人与人之关系之“仁”,而使人在内与外,己与人,人与万物之关系上藉仁而涵为一体,而实现以人为本的生态文明,并在人文化成中进一步和谐发展,动态生成。实际上,这涉及到生产力能否与生产关系同步于“人化自然”之统一。所谓“人化自然”, “即客观的自然界不断进入人的活动的过程,客观世界对象化的过程,或者说,由于人的对象活动使越来越多的天然生态系统变为人工生态系统的过程。‘人化自然’是人类活动改变了的自然界。[19]”“人化自然”的结果可以是良性的,也可以是恶性的。在西方文化那里,人是以狭隘的类别作为自然界的主宰,对自然界进行无情的掠夺和破坏,所以其所化自然是违背自然的异化,必然带来深刻的生态危机。由于客观世界对象化的过程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而人类在客观世界对象化的过程中也承受着与对象世界的一体化的相互作用,人类在其中的生存状况的如何,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的状况,易言之,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同样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是否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生态文明的核心内容。即这种对象化是否符合人的本质,而人的本质与作为其类之本的祖先联系相关。此即生态伦理与人的联系点。客观世界对象化的过程是否为人的对象化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而其实,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是个持续的历史过程,即所谓的“人化自然”作为对象化的客观世界与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并不是同步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人化自然”首先是我们的前人改造自然界的结果,先于我们而存在,它是先人劳动的对象化,而后才能作为我们认识的对象和藉以进一步改造自然界的前提条件。从人文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而只有在对历史文化的继承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人化自然在实践与认识上的统一,也即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力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之相互关系——生产关系同步于“人化自然”之统一。而这种统一,即是仁的实现,而兼及对天地万物的爱,和以此形成合乎规律的人与万物,人与人,人与自身的联系和运动。在生态文明层面上,即为“天之仁人以仁万物”者。从儒学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是 “物之天”与“人之天”在 “天之天”之上的合一。而人在天人物我关系中之所以为人而为生态伦理之归宿与价值所在,源于人对其类之本的祖先的回归,而以此作为对生态伦理的践履。而人类的祖先在其诞生之初——脱离动物界的那一刻,即已获得万物一体的实践能力和人化自然的先验认识依据。而物之天与人之天所对应的天在“合往古来今而成纯”[20]的宇宙运动演化中将人作为万物一体的代表与人类世代传袭的机制对应和统一起来。如果离开了人类对先祖的回归,则丧失其为类之本,而谈不上对万物一体的把握和实践。“人化自然”以人类在实践与认识统一机制上的上下承传(光前裕后),而使人在改造自然的生存发展过程中获得万世一系的人文特征。所以,人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血缘伦理的产生,以此形成因改造自然而出现的共同体(即纵向联系的人伦共同体,作为改造自然的结果,它是不可横向移置的。),而作为血缘伦理的共同体及其相关文化的存在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家族文化祖先崇拜信仰的存在。它强调的是“万世一系,千古相传”的人本观念,在这里,生态文明与儒家思想的家族文化信仰联系和统一起来了,人在自然界中所形成的生态伦理地位而获得的对万物的控制和改造与人类之本的祖先所创业垂统的源远流长对后代子孙的示范鉴佑(物质传承与信仰回归)是一体之两面,而在天人以此二者关系的对应中,人类得具乾坤之德,而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21]人类改造自然的生态文明的形成与人类在改造自然中产生的生产关系即具备血缘的人伦之理是密切一致,乃至于不可分的。而万世一系的顺承,则必首先得益于万物一体的生态伦理(人居于其上)。人之返本于先祖伦理,也就返本于生态伦理的人为万物之长,返祖以成长,而后因人以成天,这是儒家的本体认识论的根据所在。反而言之,生态伦理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家族文化的人伦之理的实现,从而得以维系生态文明的存在。这就要求人类以改造自然之能力之结果——生产力的获得,必须具有生态文明之之内涵,而以此指向人伦之理的构建,以人文之化成促进生产力在相应的生产关系中的发展,而可得其先进于生态文明的实现。而不能以物欲为导向作为生产力的内容,以致违背自然规律而不能保障人类改造自然的收益。

事实上, 人在自然界中所形成的生态伦理地位而获得的对万物的控制和改造与人类之本的祖先所创业垂统的源远流长对后代子孙的示范佑护的关系就是如此的紧密,人若以居于自然界的统治地位而肆意破坏其下之万物,危胁的不仅仅是生态关系,而是后代子孙的长远利益;而同时,家族文化的破坏或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其后果则见证于生态文明的毁灭。这是代有其例,屡见不鲜的,足见二者存废之理息息相关,俱为一体。因此,在这里,我们不难明白,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何往往将生态伦理提到非常高的高度。曾子之所以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本来,孝是家族文化的核心内容,其对象应是人而非物,但从儒家万物一体,与天俱化的生态伦理观念来讲,物之天与人之天之沟通和联系,在天的层面上,是以天时的消息运动而合一的,物以时而生于天,人以时而动于天,不以其时而取物,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的运行,也就违背了与之相对应的“人化自然”的人文存在,人对先祖的孝,即以为承上以授下,以生态伦理的时空存在对应于人伦之理之世代传承,也通过人伦之理的顺延对应于生态伦理之承递。这就是儒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22]由内及外的具体体现。而西方文化则缺乏此观照,只生活在当下,没有上下往来古今的承担,而往往以外在的物欲索取来“及时行乐”,只求感官欲望的一时满足,乐不思蜀,截源取流,这是数典忘祖的一个重要表现。而造成西方文化浅薄的原因,正在于它没有家族文化这个根本,无法从人伦传承中获得对万物一体以仁的善,中国文化强调在家族文化的传承中,“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23](继之于人而成之于天)西方文化不具备这个纵向继承关系,无从缘始返终,即流溯源,以人之高贵实现对万物之庇护和利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与万物是一种平面关系,是其中的一个类别或个体,只能是外在的索取和掠夺,缺乏万物与人联系的内在维度,(即“万物向人生成”[24])(即使认识到也无以实现),而在片面化的对外物的索取中,以居于食物链顶端地位“优势”,进行“弱肉强食”的生态灭绝,实际上将人等同于自然界的任何个类而取消人对万物的伦理引导和人文关怀。更谈不上“人化自然”的人文传承于善(为天之所与人之固有者)。虽然西方文化在世俗文化之外尚有宗教文化,但其宗教文化中的“原罪”观念将人类的诞生与物之恶者联系在一起,故人生而有罪代代相传,人不可能在与万物之关系中具有善的伦理本位,更不可能在世际传承中获得善的来源,人类灵魂的救赎只能依靠对上帝的信仰,善只能寄托于上帝的存在。只有皈依于上帝才可以实施对人类及万物的博爱。所以西方人的慈善体现在对教堂,对社会的奉献或抵制现代化的环保。西方宗教强调的是个人对上帝负责,没有孝敬父母的信仰文化,家族文化。因而也无从真正获得万物各得其所而与人类的发展为一体的仁爱和生态文明。与西方人的慈善不同,中国人的慈善,首先体现在对父母的孝敬,对子女的慈爱。所谓百善孝为先,善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表现为孝。慈的表现,最重要的是在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和关怀。如果一个人不孝敬父母,不关心子女,却拿出钱来支援社会,这是有悖人之常情的,是悖论的。不合情理。而中国文化讲究的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有个顺递过程,只有前提的存在才是与之相关的对象存在的保证。抛开了前提这个本体存在,“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25]同样的道理,一个人没有家庭观念,却关心环境的人,可能也是不可理喻的。人对自然生态的爱护,最重要和直接的理由是,我们关注子孙万代的安康。不会竭泽而渔,不择手段,我们会考虑子孙后代是否还有蓝天白云,新鲜空气。而使子孙后代对生态环境的获得,又是对祖先文化和相应劳动成果的继承。明乎此,我们也就不会在所谓的建设中“破旧立新”,而应考虑的是继往开来。这种伦理的环环相扣实际上是对“人化自然”的生态伦理的相应,因为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改造自然的行为,而其水平的高低作为生产力发展是否先进的标志,而与生态文明相联系起来,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与“人化自然”的人文传承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儒家的家族文化是对生态文明的有力保障。所谓家族文化,是人们在与自然界相联系的生产生存活动中同时完成自身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血缘共同体和相应的文化共同体,并以天然伦理存在规定之相应的人文伦理,而以此区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之亲疏远近关系,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的成果,本质上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在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反映,体现着生产力进程的范围和水平。由于家族文化在儒家伦理中强调纵向继承之联系,使得这种生产关系首先不是横向联系的,这有别于西方化的生产方式。然而正因此使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在对人化自然的传递中对应于万物一体的生态伦理之存在,而使人获得万物之长的实践资格。这是东方文化中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而此种人类中心主义藉其生产力的发展将扩充到整个人类而兼及天地万物,是名副其实的整体人类主义。而儒家文化中以家族文化的以身成家,以家成国,以国成天下,正是与此一致的。是在生产关系纵向联系的基础上再发生横向联系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形态,是完全以人为本的生态发展观。华夏文明之所以长期屹立于世界文明之顶端,与家族文化之“人化自然” 的人文传承将人作为万物之归依密切相关,使人立于万物之顶端,而在“人化自然”中得到生产力的与时俱进,领袖群伦。同时,以此纵向联系产生对人对物的横向之联系,所谓“九族既睦,平章百姓”[26],使华夏文明在家族或部落联盟之基础上不断向外扩大,也就保证了华夏的人类中心主义对天地万物的合理安排。只有在家族文化的纵向联系中,仁的范畴才能在人与人之关系中得到确定,而能以此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而在横向之联系中,没有人之为仁之本体的存在,仁者,人也;欲求人之为人者,则必返祖,“祖者,类之本也”, [27]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必与千秋万世之祖为一系,而在改造自然中追寻其祖之人化自然中践仁为孝与生态伦理在源头上合而为一,而家族文化的血缘伦理正是人文与自然的结合,使人类的生产活动与自身的再生产紧密联系,在满足世代传承的同时,使生态文明在其过程中得到实现。正是在此逻辑前提下,儒家文化将对自然界的索取或关注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回转到自身存在及人伦践履上。体现了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文情怀和本体智慧。《中庸》云:“能尽己之性者,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者,则能尽物之性”,此之谓也。不在外求,不在外获,没有对自然界的外在征服,也没有完全的对自然界的外在爱护;唯尽其性于返祖以追远,修己以安人而安物。这是中西文化之不同以至相反之处。而西方文化由于没有家族文化的承担,作为个体的或物欲化的人,首先注重的是外部资源的索取和占有,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产生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横向联系的,不能获得仁的内涵,在其没有人文关怀的对物改造的工业化背景进程下,其生产力的“提高”和财富的积累是伴随着对自然界的掠夺破坏,对人的剥削奴役和对其他民族的侵略,以及人的生而有罪的宗教观念为三位一体的文化现象产生的。这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建立在对人在万物一体的生态伦理中作为万物之长的否定,其实质是反人类,使人类的整体实践活动不能在对自然界的整体联系和把握中回归到自身的上下顺延。家族文化首先解决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之亲疏远近关系之问题,实现了三者和谐的互相依存,一方面,“人化自然”要体现生态伦理的本然(包括天之本然,人之本然与物之本然者)存在,另一方面,生态伦理的实现是在人化自然中进行的,它必须体现人的主体地位和以人为本的要求,两者的统一即是生态文明的实现。其中介即为人化自然之纵向继承。而从以人为本的角度讲,这种生态文明毋宁是一种以人文传承为核心的家族文化与华夏政治文明的存在。通过政治文明来把握以人为本在生态伦理之整体中的一脉相承联系,以“人化自然”对生态伦理加以重现,而同时以此为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对人本身的回归。这就是中国古代仁政的基本内容,如孟子就专门对此作过记载,并对其中的生态景象加以描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28],就是一幅人与生态的和谐图画。并说明这是一种仁政和“与民同乐”的结果,离开了王道之仁,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没有仁政,则是率兽而食人。为生态伦理秩序在政治伦理上的颠倒,只有实施仁政,才能解民倒悬。这是政治文明对生态文明的归宿要求和本质规定。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最终通过以政治文明为内涵的华夏伦理文化来落实,即以“人化自然”的上下传承来规定人与万物,人与人,人与自身的上下内外之分判别防,实现以人为本之生态文明,而在人与人之伦理落实中体现为政治文明,只有在政治文明中人不沦于物,上不虐于下,视民如伤,而相应于下之自然界之生态伦理才能得到根本保证。表现在社会历史领域,即是保证“人化自然”的生产力不致于受到破坏,在儒家的视域里,政治文明的实施与否与生态文明微妙对应,息息相关。天下有道,则“河清海宴,凤凰来仪”[29]。(与人联系的高级物种之出现,历代多称之为“祥瑞”)。而生态文明的破坏,尤其是对应于政治文明一环之破坏,则意味着政治文明的败亡。如春秋时鲁人西狩获麟,孔子遂有“吾道穷矣!”[30]之叹,而《春秋》乃绝笔。中国的历史发展在历朝历代的纵向联系继承中体现了一种治乱相依关系,其盛衰规律反映在人化自然的继承发展中,则有盛世必修园现象(其范围将随着人类的进程——即华夏文明之拓展而逐步扩大于整个天地之间)。所谓文而必明之也。(中国之园林艺术堪称生态文明在“人化自然”中的完美体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31], 是一种高度人文化的自然,也是再现生态伦理的生态文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人化自然在人文传承,政治认同上实现对生态伦理的统一。)我们今天强调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必需从此出发,遵循以人为本,上下相安的政治文明建设规律,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纵向联系的横向联系中,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此实现三位一体的和谐。即如果没有“人化自然”这个经天纬地的“文”,就没有对应于生态伦理以照临四方的“明”,前者是时间的传承,后者空间的拓展,二者合而为一,即是生态文明的实现。所以,我们今天倡导建设生态文明的科学发展观,就不仅仅是将“节能减排”“ 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内容。而要把以人为本的纲领在将家族文化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政治文明实践中予以贯彻。在人类的历史联系的空间不断扩大中,实现生态文明在人文意义上的关怀。也唯有如此,才可能在人文层面上真正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纯粹的经济活动则使人们的改造自然的行为及生产关系悖离人化自然传承所规定的人伦关系而异化与生态伦理的对应关系,达不到实现生态文明的目的;而同时,这种外向的与人和自然界发生横向联系的行为,在使人自身异化的前提下,陷入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两难境地和悖论。因为它本身是不科学的,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生态文明,而“以人为本”的生态文明也不是原封不动的对外部生态环境加以保护,因为以物之天而言,万物以其所受之初命不变,而人则不同,人以秉于人之天而受天之天之有,而可以“天地之化日新”[32],以人化之自然对之进行改造,而随着符合人化自然的生产力的发展,在人类的世代袭传中实现“世益降,物益备”[33]的结果,这才是生态文明的主旨所在。

世界是整体与和谐的。而西方文化强调对外索取和掠夺,奉行“弱肉强食”之准则,实将人等同于禽兽,未能进化到人,从而破坏人与自然之和谐关系,从而也破坏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秩序。只有家族文化才能实现人对人的本质的回归,也即是人与万物与世界之合理联系之总体把握。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和维持“人化自然”——也即是生态文明之存在。这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为夷夏之别之前提依据。东西方文化之差异之根本在于,东方的人类主义是将天地万物囊括在内的整体人类主义,它尊重万物之客观联系规律,并通过人伦践履为其实现;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狭隘自私的人类“本位”观,它将自身看作自然界中一个起主宰作用的类别,从而对其它类别进行掠夺剥夺和控制,以满足其无限制索取利益之欲望,并转移其责任之后果,最终造成了今天的生态灾难。所以,人对自然界之态度实取决于人对以儒家思想为内涵的家族文化之态度,而家族文化作为中国的人文宗教信仰,既是中国文化复兴之途径,亦是规范人与自然界关系之途径。家族文化强调流芳千古,子孙万代。没有家族的人,上不管祖宗,下不管后代。活在当下。只要自己过得好,管他身后洪水滔天。而在对家族文化之践行中,人们保存了人文关怀和价值信仰,最大限度地制约了向外歧出之可能性。而其上者,则以人伦之践履,“返身而诚”。使得“万物皆备于我”[34]。这是人与万物和谐统一之最高形式和境界。而人们通过家族文化代代相传的人文承袭中,不断地对前人的所创造的历史与文化(包括相应的人文生态环境及其所以为者)进行追寻,从而在源头上完成对前人所拥有之人文自然世界的保护继承和发展,防止破坏性的“建设”和资源的无端流失。这是实现人与自然界最大双赢的结合面,也是今日实现“科学发展观”的真谛所在。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生态文明与家族文化形态的结合是最紧密的。而只有从这里入手,才是解决问题之根本之道和易速见效之途径。

综上所述,实施生态文明保护的关键在于人能否通过家族文化在人化自然的历史传承将个体的人转化为整体的人,而在人类历史的顺延中实现与自然界相接之拓展,从而使人类作为一整体之存在获得在整体生态伦理中的位置与相应的关系,成为万物归宿之核心。一言以蔽之,人之所以为人而仁者,是生态文明得以实现伦理依据和人文导向,从而能“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者。所以,只有有家族观念,和儒家信仰的人,才会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积德,留后路,而不是“吃祖宗饭,断子孙粮”的无知无耻之徒。近代西方文化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发展造成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亟待我们去消除。而消除的根本途径在于重建家族文化对人伦的引导,以建立与此密合无垠的生态伦理秩序。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高度生态文明。这就是儒家思想对当代世界所作出的一个最基本的重大贡献。而以其观念上的深刻性和内容上的丰富性填补了西方文化所不能回答及解决的空白,具有前瞻式的科学指导意义,不容忽视和置疑。而只有将其贯彻到人类的生产活动中,人类的发展才能走上真正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1],引自百度百科“生态文明”词条(http://baike.baidu.com/view/1206781.htm?fr=ala0);

[2],同上;

[3],孔颖达《尚书·尧典》注疏;

[4]  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二上);

[5] “天有以仁人,人亦有以仁天、仁万物。”(王夫之《思问录》)

[6] 《礼记·月令》;

[7]《孟子·梁惠王上》;

[8] 《论语·述而》篇;

[9] (《礼记·祭义》);

[10] 《论语 阳货》;

[11] 《周易·系辞传》;

[12]  《中庸》;

[13] “天人之蕴,一气而已”(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告子上篇》);

[14] 《尚书引义》;

[15] 《周易外传.·无妄》;

[16]   张载《西铭》;

[17]   同上;

[18] 《论语·雍也》篇;

[19]   引自百度百科“人化自然”词条(http://baike.baidu.com/view/1621774.htm?fr=ala0);

[20] 《读通鉴论》卷三;

[21]《周易·乾坤》;

[22] 《孟子·尽心上》;

[23] 《易经·系辞》;

[24]   海德格尔语;

[25] 《大学》;

[26] 《尚书·尧典》;

[27] .《大戴礼记·礼三本》;

[28] 《孟子·梁惠王上》;

[29]《尚书·益稷》;

[30]《春秋》;

[31] 明·计成《园治》;

[32]《思问录》;

[33]《读通鉴论》卷十九;

[34]《孟子·尽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