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傳統家訓中的生態倫理教化研究 - 陳延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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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傳統家訓中的生態倫理教化研究

陳延斌--第五屆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作者简介:陈延斌,徐州师范大学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任中国伦理学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德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徐州市伦理学会会长等。在《光明日报》、《哲学研究》、《道德与文明》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40多篇,著及主编有《雕塑明天的品质——跨世纪国民思想道德素质建构》、《中国家训史》、《新伦理学》等书16部。成果获第七届全国优秀青年读物二等奖,江苏省政府社科奖等多项奖励,主持国家基金项目《青少年道德养成的可操作性研究》及中宣部、教育部、省政府课题10多项。

:儒家传统家训中蕴含不少生态伦理教化思想,如取用有度,珍惜资源;爱惜物命,乐善好生;随顺自然,不违自然之法等。在具体实践上采取了规范引导与严格践行相结合、填写“功过格”知非改过、注重家风的熏陶、通过家庭聚谈会以及福报、因果劝喻等不少卓有成效的途径和手段。儒家传统家训的生态伦理教化理论和实践为我国生态文明和道德文明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伦理文化资源。

关键词:儒家   传统家训   生态伦理   道德教化

 

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是党和政府努力践行的社会发展目标之一,也是对积极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概念虽是近年提出,但生态文明观念却在中国有着其深厚的思想渊源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渊源。中国传统家训作为儒家伦理思想及教化的载体,其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教化实践值得我们研究和发掘,以便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和道德文明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一、儒家传统家训中的生态伦理教化思想

家训是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教育形式,而且随着家庭性质、形式、结构、功能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一般是指父祖对子孙、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有关治家理财、修身处世等的教诲训示,也有一些是夫妻间的嘱告、兄弟姊妹间的诫勉、劝喻,或者后辈贤达者对长辈建议与要求。尽管有文字资料记载的家训思想具有三千年之久的历史,然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而系统的家训则是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才出现的,而对中国社会生活发生影响的家训应该说是在汉代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以后,并且后世所有有影响的家训著作中无不贯穿着占“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观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家训文化实际上是儒家的家训文化。[1]

儒家传统家训的生态伦理教化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 取用有度,珍惜资源

中国传统思想中,珍惜自然资源的观念早已有之。先秦时期,管子就提出对自然资源要根据时节封禁和开发(“以时禁发”)的合理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传统伦理思想的“爱物”、“惜物”思想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不要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无度地掠夺自然资源;二是根据生物的生长规律合理加以利用,取之有时,不能不分季节地滥伐、滥捕、滥用。如《吕氏春秋》就要求:“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 这些爱护自然资源、防止过度索取的思想在儒家传统家训中得到充分体现。无论帝王、官宦还是黎民百姓之家的家训,教化家人、子弟厉行节俭,力戒奢靡、贪婪的内容都占据较大的份量。

譬如唐太宗李世民在其为教诲太子李治而撰写的家训《帝范》中,就要李治注重崇尚节俭,不要浪费物力。指出:“夫圣代之君,存乎节俭。富贵广大,守之以约。”[2](《崇俭》)他说人君虽富有四海,但若“好奇技淫声、鸷鸟猛兽,游幸无度,田猎不时”,那就会徭役繁重,人力枯竭,农桑荒废,国家危倾。(《诫盈》)清康熙皇帝为训戒皇家子孙,在《庭训格言》中指出:“世之财物天地所生以养人者有限,人若节用自可有余,奢用则顷刻尽耳,何处得增益耶?朕为帝王,何等物不可用,然而朕之衣食毫无过费,所以然者,物为天地所生有限之财而惜之也。”贪心残暴的欲念不消除,必然会加重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对民生的剥夺,从而使自然承担更大的产出压力,甚至会造成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

一般官吏、百姓的家训在论及治家时无不极力倡导俭约立世。如清代蒋伊的《蒋氏家训》中就强调:“不得从事奢侈,暴殄天物。厨灶之下,不得狼籍米粒。”清康熙时曾任江南学政和礼部尚书等职的许汝霖针对攀比繁华、追求享受的不良社会风尚专门订立了《德星堂家订》这部家训,对宴会、衣服、嫁娶、凶丧、安葬、祭祀等作了力戒奢侈、非常切于日用、具体详细的规定。如对丧葬礼仪的规定就包括置办寿器、盖棺、开丧、殡葬等。但这些规定却是简朴而隆重、尽礼而不从俗。比如,成殓时“衣裘之属,务求完整,金珠之类,勿带纤毫”;定下丧期后,一切节俭,“吊唁者,祭无牲牢,幛无绫缎;款待者,飨无腥酒,送无犒程。”绝不能诵经礼忏、鼓乐张席筵。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告诫子孙要用祝寿、祭祀等省下来的钱,济孤寡、助婚丧、立家塾。

(二)爱惜物命,乐善好生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天地万物一体”观念对于儒家家训伦理文化影响极大。在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上,孟子是较早提出珍惜动物生命、保护动物资源这一问题的思想家。他认为人之所以为天下贵,就在于人之心性与天相通。为此,他主张人类应该“恩足以及野兽”,仁人君子应该“远庖厨”。[3]这一朴素的悯物爱物、乐善好生观念,将人道思想推人及物,对后世的家训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用,然而将这一思想贯彻于家训之中,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恐怕是开了先河。在这部被誉为“《颜氏家训》之亚”的家训中,袁采专门论述了怜惜动物的问题。他指出“飞禽走兽之于人,形性虽殊,而喜聚恶散,贪生畏死,其情则与人同。”因而,“物之有望与人,犹人之有望于天也。”他要求家人天气寒冷时,经常去检查一下牛马猪羊鸡狗鸭的圈窝是否遮风挡寒。他认为“此皆仁人之用心,见物我为一理也。” 康熙的《庭训格言》强调在食用动物上要讲究“义”。指出“古者大烹,为祭祀则用之,为宾朋则用之,为养老则用之,岂以恣口腹为哉?”他说自己过寿及逢年过节时均“谕令少杀生”。为了教育子孙好生万物、取用有度,他援引《礼王制》中“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以及《论语》中“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话,要求他们学习古之圣贤,“于牺牲禽鱼之类,取之也以时,用之也以节”。纪晓岚针对三子喜爱“张罗布网”、捕杀动物的爱好,专门写信要他不可妄杀生命。[4]清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在其家训《聪训斋语》中告诫儿子“戒杀生以惜物命,慎翦伐以养天和”。

有的家训将“爱惜物命”提到了“养心”、“求仁”、“积德”的高度,极力抨击滥杀动物以满足口腹之欲的行为。明代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在《高子家训》中说:“少杀生命最可养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间何等苦恼,我却以日用口腹,人事应酬,略不为彼思量,岂复有仁心乎?”因而,他要家人待客时少用肉肴,兼用素菜,以少杀生命,积德行善。在佛教界流传甚广的明代袁黄撰写的《训子言》说:“何谓爱惜物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他认为前辈所讲的“闻杀不食,见杀不食,自养者不食,专为我杀者不食”的四不食之戒,如果能够遵守,慈善之心就能够有效地得到培养。当然,在保护生命上,袁黄甚至认为连“求丝煮茧,锄地杀虫”的事都是不对的,这就有些迂腐了。[5]

传统家训不仅反对任意杀生以图口腹之欲,甚至反对养鸟、摧残小动物之类的行为。康熙年间的进士彭定求作的《治家格言》中告诫子弟“养鸡鸭,不养鸟”。郑板桥还深刻阐述了反对“笼中养鸟”的道理。他在给堂弟郑墨的信中要求对自己52岁才生的幼子进行爱护动物的人道教育。他说自己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因为“我图娱悦,彼在囚笼,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叮嘱堂弟不要将蜻蜓、螃蟹作为儿童的玩具,因为这些小动物不过一时片刻便折拉而死。信中还说,即便是最毒的蛇蚖蜈蚣豺狼虎豹也不能随意杀害,而应驱之、规避则可。他说“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杀之?若必欲尽杀,天地又何必生?亦惟驱之使远,避之使不相害而已。” 这里固然有天命论的思想,但我们更应看到其指导思想还是要从小事抓起养成孩子善良的爱惜物命观念。他信中要求堂弟高度关注儿子这一品质的培养,强调“我不在家,儿子便是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而姑纵惜也。”(《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

(三)随顺自然,不违自然之法

随顺自然,不违自然之法的观念在我国源远流长。先秦时期道家创始人老子就主张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推助万物生长而不自恃有功,引领万物而不宰制它们;要“常善救物,而无弃物”,将惜物视作天然本分。[6]宋代大儒程颢更将人与环境的关系作了生动类比,论述了人应该关爱自然环境、与自然和睦相处的道理。他说“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万物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也?” [7]

传统家训的作者,还非常重视保护家族居住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在长期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观念。《袁氏世范》告诫邻里要及时疏浚河塘,保护水源,批评 “三月思种桑,六月思筑塘”的民谚是无远虑的腐见,强调“池塘、陂湖、河埭,蓄水以灌田者,须于每年冬月水涸之际,浚之使深,筑之使固,遇天时亢旱,虽不至大稔,亦不至于全损。今人往往于亢旱之际,方思修治,至收刈之后,则忘之矣。谚所谓‘三月思种桑,六月思筑塘’,盖伤人之无远虑如此。”袁采不仅号召乡邻共同参与兴修关系生存家园的水利事务,而且号召大家广种树木。他说“桑果竹木之属,春时种植甚非难事,十年二十年之间,即享其利。” 生活在浙东水乡的虞东蒋山夏氏家族,在宣统年间制订的族规中明文规定不许族人在水坝上拴牛、坝中浴牛,不准在湖边罱泥,违犯者轻则赔偿重则罚款。理由是在坝上拴牛、坝中浴牛容易导致堤坝倒塌;而在湖边罱泥则容易导致河堤溃决。[8]为使水土不被破坏,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有些宗族法规定,族人必须保护山林,秋天防火,春天护苗,砍伐草木讲求季节,违者“重责三十板,验价赔还”。[9]

有些家训作者甚至以自然现象教诲、启迪子弟明白人要尊重自然规律、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道理。例如,张英在其家训《聪训斋语》中说自己平生酷爱看山种树,寄情园林花草。“以田为本,于隙地疏池种树,不废耕耘”。他借自己尽享山林之乐,不仅告诫儿子融入自然可以习得摄生之法,修身养性,消除各种“嗜欲”,而且要其体验人性与自然融合为一之理,从理论上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张英以花木生长为例,告诫后辈要随顺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他说:“如一树之花,开到极盛,便是摇落之期,多方保护,顺其自然,犹恐其速开,况敢以火气催逼之乎?京师温室之花,能移牡丹、各色桃于正月,然花不尽其分量,一开之后,根干辄萎,此造化之机,不可不察也。”他以花发四季之不同,引导子弟体察不违自然之法的“天地造化之理”。他说:“尝观草木之性,亦随天地为圆转。梅以深冬为春,桃李以春为春,榴荷以夏为春,菊桂芙蓉,以秋为春。观其枝节含苞之处,浑然天地造化之理。故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二、儒家传统家训生态伦理教化的实践

儒家传统家训中的生态伦理教化,注重教化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采取了不少卓有成效的途径和方法手段。

第一,规范引导与严格践行相结合的方法。

为了培养子弟、家人关爱自然、爱惜物命、节约资源的品德,我国的许多家训作者都运用了不少有价值的生态道德践履形式。蒋伊在家训中就严格要求家人通过遵行道德戒律的方式在生活中养成相关道德品质。为了培养子弟爱惜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他规定把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定作“放生日”。在“放生日”里,“家中戒杀,勿食牛犬肉”;若是赶上“祭祀婚丧及仕宦喜庆,俱市五净肉,不得特杀。”要求“子孙世世守之”。(《蒋氏家训》)这样的活动不仅有利于提醒子弟涵养爱惜物命的善良之心,而且对于相应的道德习惯的养成也确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许汝霖针对当时社会奢侈浪费、追求享受的不良社会风尚,在《德星堂家订》中作了非常具体而严格的规定。例如婚宴会只上十二道菜;招待来客只用本地产的鱼肉鸡鸭,“燕窝鱼翅之类,概从禁绝”,“闽广川黔之味,悉在屏除”。他还规定,如果客人要逗留几日,那么中午只上两个菜一个汤,晚上也只有三个菜一斤酒。他要求严格遵守,不得超过标准。做过礼部尚书的人家如此的待客标准,恐怕连普通的殷实人家都不如。

第二,填写“功过格”知非改过,涵养道德情感。

功过格是我国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广为流行的一种修养方法,这种方法要求人们将自己的日常行为分别善恶对照预订的功过条文逐日记录以考查功过。研究明清功过格的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包筠雅(Cynthia J.Brokaw)博士在其著作《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一书中这样解释功过格:“它通过特定形式表达出对道德(以及非道德)行为及其后果的谋种基本信仰。其中列有具体的应遵循或应回避的事例,以此揭示对约定俗成的道德及对善的信仰,而这种善是由许多不同的、价值各异的、个别的善行实践构成的。”[10]我国古代最早的功过格是出现于12世纪后半期的《太微仙君功过格》。作者是金代的道士又玄子。但这种修养方法真正流行起来,还是由于袁黄家训以及他修订的《功过格款》的传播。[11]

袁黄在家训《训子言》中就向儿子介绍了自己通过填写“功过格”方法砥砺人道德行的具体方法。他在家训后附录的《功过格款》中,将“功格”和“过格”各分为50条,每一条都标有做此事后应得的分数。其中涉及生态、环境伦理的如“功格”:“救一无力报人之畜命”,“准三功”;“瘗一自死禽兽”,“准一功”;“接济人畜疲顿一时”,“准一功”;修桥、赈穷、疏河等等善事,每捐百钱折算一功。“过格”中则规定:“杀一有力报人之畜命”,“准五过”;“杀一无力报人之畜命”,“准三过”;“暴殄天物”,“百钱准一过”等等。袁黄要求儿子每天晚上认真填写,告诫儿子这样“日日知非,日日改过”,月月相比,仁爱物命之心就得到了培养。袁黄认为只有对人们的善行进行精研明辨,才能做到真正的行善积德,否则徒劳无益。如何积善呢?袁黄讲了十种途径,其中之一就是“爱惜物命。”对每一种积善方法,他都或举例、或论述,给予指导。

第三,注重家风的熏陶。

家风,又叫门风,是一个家庭在世代生息、繁衍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传统习惯、道德面貌。纯朴、正派的家风对于子弟、家人良好道德品行尤其是家庭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巩固有着重要的影响。陆游在《示子孙》诗中教育子孙耕读并重时,谈到了家风对这一规范的作用。诗中写道:“为贫出仕退为农,二百年来世世同。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上文提及的蒋伊、许汝霖、郑板桥等都非常注意树立节俭戒奢、爱物惜命、乐善好生等良好家风,依赖这种家风的熏陶,对家人、子弟进行潜移默化的生态伦理道德教育、指导和规约。

第四,通过家庭聚谈会以及福报、因果等劝喻手段引导家人子弟向善,融洽人与自然关系。

《庞氏家训》规定每月初十、二十五两天召开家庭会议,合家老小,都来参加。会上,各人讲述半个月来的劳动生活情况及所见所闻,“或善恶之当鉴戒,或义所当为,或事所当己者,彼此据己见次第言之。各倾耳而听,就事反观,勉加检点。”这种家庭聚谈的生活会收到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效果,是一种很好的劝喻方式。另外,一些家训用天命、福报学说引导家人节约资源、爱惜生命。据《宋史·陆九韶传》记载,为了加强家人的道德教育,“九韶以训诫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12]唱词是:“听,听,听!劳我一生天理定,若还懒惰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虚空自有神明听。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定,定,定!”[13]清代张英在《聪训斋语》中向子弟传授了慈、俭、和、静四字“致寿之道”。他对“慈”的解释是,“人能慈心一物,不为一切害人之事,即一言有损于人,亦不轻发,推之戒杀生以惜物命,慎翦伐以养天和,无论冥报不爽,即胸中一段吉祥恺悌之气,自然灾沴不干,而可以长龄矣。”他在谈到能常享山林之乐的条件时说了“道德”、“文章”、“经济”、“福命”四条,而“道德”就是以宽容、仁爱之心待人处世,这样天地才能“容其隐逸”,鬼神才能“许其安详”。尽管这种说法显然充满迷信色彩,但就其教子不害人、惜物命的内容而言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还有不少传统家训将儒家修身学说与佛教因果报应思想揉和在一起,教化家人敬畏自然,乐善好生。袁黄《训子言》在“积善之方”这一部分,不吝篇幅,一气列举了十个行善事得福报的事例,向儿子论证《易经》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道理。他告诫儿子,“天地在上,鬼神难欺”,自己的过错虽然隐微,而鬼神实际上已经看见了,所以有错就要改正。

上述家训教化,固然有浓郁的鬼神迷信色彩,属于唯心主义的无稽之谈,但在当时条件下,也能对人们的奢侈浪费、暴殄天物、杀生等做法起到震慑作用,从劝人向善、趋善避恶、顺应自然、爱护自然、爱物惜命的初衷看,都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儒家传统家训中的生态伦理教化对我国道德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

儒家传统家训在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上的生态伦理教化理论和实践,拓展了儒家“仁民爱物”伦理思想社会教化的视角和领域,尽管家训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衰落了,但其生态伦理教化理论和实践,对我国道德文明建设仍然不无借鉴意义。

首先,儒家传统家训的生态伦理教化为我国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伦理文化资源。

当今人类社会,就整体而言,由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互促进,其道德风貌自然呈上升趋势。况且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失衡三大问题也迫使人们不得不把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对待,增强了“地球村”的“村民”意识。但同样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人类的贪欲,对环境的破坏日益加剧,每年都有严重的自然灾害威胁着许多国家、地区人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人们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滥砍滥伐森林,滥捕野生动物,致使大批生物灭绝,许多珍稀动物成了某些人的腹中之物。据报道,全世界共有500种动物受到绝种的威胁,每天平均有3种动物或植物从地球上消失。到上世纪末,人类已知的动植物中已经有20%彻底消失。为了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儒家家训中人与自然和谐、“爱惜物命”、悯物好生等调节人与其他动物关系的伦理准则越来越显得充满智慧,越来越展现其重要的现代价值,值得我们在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中学习、借鉴。

其次,继承传统家训中崇俭、禁奢等生态伦理观念,努力节约资源,适度、合理地索取自然。

从世界视野看,一方面是物质生产的极大发展,一方面是南北对立、贫富悬殊,非洲地区等很多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基本生活都无法保证,疾病得不到医治。从国内看,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奢侈浪费、享乐主义的不良社会风气。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已是全球豪华汽车购买力最强的国家之一。今年前7个月,宝马的全球销量同比下降19%,在华销量却增长26%;奥迪的全球销量同比下降8%,在华销量却增长15%。此外,当欧美日奢侈品需求萎缩之时,中国的奢侈品年消费额反而达到了86个亿(美元),占全球市场1/4,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14]法国精品企业联盟“科尔贝委员会”预言,中国将在2010年前后有望跃升为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未富先奢、小富大奢的奢糜之风是与在珍惜资源、合理利用自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格格不入的。

大地伦理学提倡人类要承担起对植物、水、高山等大地“成员”的义务,义务之一就是要以爱和尊重去节约地球资源、适度索取。合理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也就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了贡献。同时,道德关怀不能只停留在关注自身的层面,还应包括人以外的动物及动物之外的非生命物质资源,这是人类道德关怀层次提升的必然要求。在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今天,节制欲望、索取自然有度等家训伦理教化的内容和方式无疑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照作用。

再次,借鉴儒家传统家训中的教化方法提升生态伦理教化效果。

传统家训在包括生态伦理在内的家庭道德教化中,采取了通过类似“民主生活会”的家庭聚谈制度、举行经常的训诫仪式等行之有效的做法,收到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很好效果。再如填写“功过格”的修养方法,经过袁黄的整理提倡以后大行于世,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张履祥的著作中曾写道,“袁黄功过格竟为近世士人之圣书”[15]。一些家训作者也运用功过格指导家人加强道德修养,如蒋伊就在其《蒋氏家训》中要求其子弟读书之暇,按袁了凡先生功过格“身体而力行之”。当然,社会和时代已经变迁,我们也不必要求今人泥古仿效,但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传统家训生动活泼、喜闻乐见、言简意赅、操作性强的具体样式,加强生态道德的宣传和教育,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传统家训中的生态教化理论和实践,还有其它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1] 参见拙文:《论传统家训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江海学刊》1998年2期。

[2] 徐少锦,陈延斌等《中国历代家训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本文所引家训,除注明的外,均引自该书。

[3]《孟子·梁惠王上》。

[4] 包东坡:《中国历代名人家训精粹》,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页。

[5] 参见拙文:《中国传统家训的“仁爱”教化与21世纪的道德文明》,1998年第2期。

[6] 参见《老子》第十、二十七章。

[7] 《河南程氏遗书》卷四。

[8] 《虞东蒋山夏氏宗谱· 公立禁单》卷一,宣统元年刻本。

[9] 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0] [美]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页。

[11] 笔者以为《功过格款》并非袁黄所创,而是由云谷禅师拟定,后经袁黄修订而成。参见笔者与徐少锦合著:《中国家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4页。

[12] 《宋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2879页。

[13] 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之四,《家范》,书目文献出版社,第278页。

[14]毛颖颖:《中国超美国成“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不是好事情》,《北京商报》2009年9月21日。

[15]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五,中华书局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