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关切到生态文明——略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 曾勇 黄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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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关切到生态文明

——略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曾勇  黄慧--第五屆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作者简介:曾勇(1971.10——),男,湖北枣阳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生命哲学与生命教育研究。

摘要:儒家生态伦理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理念,以“仁及万物”的德性论和“圣王之制”的礼义观为理论支撑,从人性与物性的关联,从人道与天德的匹配,确立人在宇宙中的道德主体地位,具有宇宙家族主义的人文情怀,这些对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乏参考价值。

关键词:儒家   生态伦理   “仁及万物”   “圣王之制”   当代价值

 

儒家伦理思想以农耕为基础,以气血为纽带,具有强烈的宇宙家族主义情怀。这与以商贸文化为根基,以对立冲突为特征的西方工业文明,形成很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明显地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包括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确证、人性与物性的关联,及世界应然走向的关注。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是我们重要的文化资源,其对自然万物的关切,对人文精神的高扬,无疑对当今工商时代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也不乏参考价值。

一、“仁及万物”的德性论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是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对自然环境、万事万物的关切有其重要的文化、哲学及思维方式的依据。

以先秦孔孟时代为例。从时空维度而言,公元前6世纪中叶到公元前4世纪,中国地旷人稀,人口总量2500万左右,生产力水平低下,属于典型的农耕时代,国人的生存发展与自然环境关联密切,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不甚明显,从总体上看,不存在由于人为因素导致严重的环境破坏与生态恶化问题,相反,自然生态为国人生产、生活提供物质资源与精神食粮。“天人合一”已经成为此时自然与人为关系的精当表述。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的一种生活智慧,也是一种道德实践,还是儒家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这种境界在儒家那里表述为“仁”。儒家伦理思想以“仁”为核心,而以“仁”标示的境界,乃是“德配天地”的生命境界。

儒家经典《易传·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意味着孕育、创造。天地创生万物,人乃万物中之一物。没有天地自然的好生之德,人类世界、一切生命便无从说起。在儒家先贤看来,人类之佼佼者可称之“大人”——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乾·文言》)大人不违背天地运行之律则,不悖逆春夏秋冬之秩序,带领百姓安排农事,祭祀鬼神。大人所作所为,合乎天地之德。儒家所谓天人合一,即为天人(统)合(于)德,或曰,人是以德合天,人合于天地之处也便在此“仁”德。

儒家伦理思想注重“仁”德,然而,“仁”除却“仁者爱人”之意,还要进一步推衍开去,推及“爱物”。譬如:《论语·述而》讲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尽心上》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在儒家伦理学家看来,人既然来自天地自然,与宇宙万物具有共同的生成机制,就不存在西方人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之类的人类与他物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因为,人与物皆属天地自然造化、一气相通的生命形式。于是,儒家之“仁”自然可以延伸到爱自然环境、爱动物植物。如《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孔子说:“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相反,不能以“仁”德体恤万有、感通万物者,在儒家看来不足为道,甚至处于生命不完备状态,类似中医状述“麻木不仁”之症。儒家哲学旨在追求生命完备,本质上乃生命哲学。

在此生命哲学之域,天、地、人是一大的生命系统。在此生命系统中,人性与物性,人道与天道,彼此贯通,不曾阻隔。万事万物从生命产生之源头,到生命存活发展之动力与趋势,都无一例外遵从同样的律则。万物莫不“天生”“地成”,自然生就,氤氲化成。人居天地之间,其天职“天命”乃辅助天地,“继善成性”。在儒家看来,天地阴阳之气使万物得以生、成、长、养;人秉受天地之气,持承“天道”而参与、辅佐自然万物,此乃人道善行;成就天道的事业正是人的本性。此即“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传·系辞上》)可以说,在人性论问题上,儒家“寓含有人的善性源自天道,源自宇宙生生之德,同时又强调人的后天努力,效法天道、扩充其性的双重含义。”[1]而且,儒家对包括草木瓦石的自然万物,从不将其视为自己的身外之物,更非人类自我生存发展的对立面、敌对物,相反,将其纳入道德关爱的视域,并视为生命之“至宝”,正如《易传·系辞下》所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这种“仁及万物”的善德是“圣人”耐以守“位”之本分。在不同的儒者那里,对居仁之士,在称谓上虽有“大人”“圣人”之区别,但在以“仁”配天之德性内涵,及以“继善成性”为人生要务上,则无甚殊异,二者都是儒家美德高标——“仁者”。

如果说先秦儒家侧重于对自然生态的道德情感上的关切的话,那么可以说,宋明理学更从形上层面为先秦儒学论证并夯实了“仁”学伦理精神的本根论依据。如邵雍《观物内篇》、《观物外篇》里的“圣人”,概莫能外,彰显“仁”学伦理精神:他并非与天地自然对立,而是与之融洽,并非“任我”由我宰制万物,而是以物观物,顺物理,尽物性。如说,“人亦物也,圣亦人也”。而所谓“圣人”,就在于“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在于“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以及能“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宋儒张载《正蒙·至当》更以“大人”代言其“继善成性”之义举:“大人者,有容物,无去物,有爱物,无殉物,天之道然。天以直养万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尽道矣。”

理学大师朱熹训“仁”为“心之德,爱之理”,此理也就是天地之心以生万物之理。“惟有由于天地以生物为心之理,始能生爱。”[2]心学大儒王阳明更从“万物一体”的高度论“仁”。其《大学问》言: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 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怜悯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

草木瓦石与人皆为一体,因为在儒者看来,“草木犹有生意”,仁者“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这就是典型的“万物一体”、“感同身受”,也是独具特色的中国生命哲学。在这种生命哲学中,儒者强调“为仁由己”的德性修养与自我人性完善,诠释了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具有美德伦理的特色。

二、“圣王之制”的礼义观

儒家高歌道德,并不排斥经济——经世济民。相反,按照儒家以德配位之说,德性高尚者(“内圣”),方可“外王”执政,致力惠民强兵富国。农耕时代的基础经济与主导产业,无疑便是农业,而农业收入的富庶与否,便是国家实力强弱的基本标示。据《论语·子路》中记述,孔子到卫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百姓富庶,再加以道德教化,社会民风才会走向良性发展,国家政治才会稳定强大。又据《论语·颜渊》记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显然,要“富之”,要“足食”,在当时就是要发展农业,而农业发展、经济繁荣(民富)就进一步推动国家稳固(国强)、民风醇厚,百姓也更加信任支持政府。据《论语·学而》所载,孔子还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就是强调为政者要有敬畏心、民生行、节流意及时政感。

孟子对于发展农业生产与保护自然资源也有独到的见解。据《孟子·梁惠王上》所载,孟子曾经对梁惠王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里的“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就是要求适时、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农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荀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也十分特出,尤其是在如何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问题上,提出了以“圣王之制”为代表的礼义观。

首先,荀子肯定由“圣”而“王”的合理性。《荀子·王制》篇谈到人的独到与可贵:水火有气而无滋长,草木滋长而无性识,禽兽有性识而无礼义,在生命层级上,它们都不及人类。“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而人类中,那些善能以礼义使人别尊卑、和上下,结为社会生命伦理者为“君”,“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荀子·富国》)。“内圣外王”即为“人君”,总理天下要务。

其次,荀子对自然资源的开发的乐观态度。荀子认为,天地之间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足以食人”、“足以衣人”。《荀子·富国》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主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

再次,荀子强调“君道”之礼义规范的重要性。他说:“人知贵生乐安而弃礼义,譬之是犹欲寿而刎颈也”(《荀子·强国》);强调君以其道——“序四时,裁万物”, 统领寰宇,则天地万物皆得其所,群生各安性命:

君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

最后,荀子明确主张要制定“以时禁发”等礼义规范。《荀子·王制》认为,有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必须合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这就是“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这里的“发”,就是开发利用;“禁”,就是保护;“以时禁发”,就是要根据自然规律,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自然资源“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

为此,荀子提出要设立专门负责管理自然资源开发的官员,他在《荀子·王制》中说:“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荀子主张从国家政府方面切实保证“以时禁发”,这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至今在制度建设方面也不乏借鉴意义。

儒家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强调人“与天地参”,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都充分反映了儒家具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而且,儒家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人文精神的一贯性

儒家以“天人合德”为端口,以“为仁履礼”为己任,以“择善固执”为方向,其理想路数为“内圣外王”,真诚地“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在尽人事尽人性的同时,佐天辅物尽物性,敬天侍天配天德。这些具有重要的人文精神意蕴。如《礼记·中庸》说:“惟天地至诚,故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就是说,人只有至诚尽已之性,尽物之性,在地位上才能与“天地”并称,加入“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化育”。人以此凸显其非凡的价值,而且,人只有如此也配称之为人。正如《礼记·礼运》所言:

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

“以天地为本”的人,秉承“天地之德”,自誉“天地之心”。那么,人何以为“天地之心”?在儒家看来,人以其文化创造而能“为天地立心”,成为德性主体,但这个所谓的主体,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目的的德性主体,而非以控制、征服自然为目的的知性主体,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然为“他者”的价值主体。这便是儒家道德担当的理论前提,也是儒家道德实践的内在动力。儒家认为人因其道德理性而优越于动植物,人的道德关切、尤其是将这种关切付诸实践的次序,也一般是由人类推及其他生命,甚至到山川瓦石。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价值就绝对高于其他生命,人就可以为自己的目的和利益对其他生命为所欲为。作为道德的主体,人与天地的关系是融洽无间的,而不能以世界万物的主宰而自居,不能视自然为奴仆,相反,她视天地为父母,视所有生命都与自己相同的精神。于是,替天施仁,体恤万物,帮助它们实现各自的价值,从而,也实现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这就是儒家肩负的道德使命,也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这一精神可以为现代处在生态危机严重困扰中的人们提供深厚的价值资源支持。

回眸近300多年的工业文明,人类凭借技术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像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地扩大着裂痕。在过去的5000年间,这种巨大的‘道德鸿沟’,使人类为其自身种下了极为惨重的灾难。”[3]

笔者认为“灾难”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为基本的就有信仰的偏差,如所谓“知识就是力量”,所谓“人定胜天”等,随着科学主义的畅行,人文信仰被渐次“解魅”而束之高阁,“人”少有敬畏与同情,更多执着于拥有与较量,少有辞让与关爱,极力争夺与计较;还有主客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诚如美国著名伦理学家雅克·蒂洛指出:“即使是我们今天的关注重点,也往往在于对自然的破坏是否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自然本身也具有独立的价值。”反映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对于大多数现代的、‘文明的’人而言,这是一个新的范畴,但实际上它是原始人类的一个古老理念,他们往往将自身与自然的密切联系看得比我们重得多。”蒂洛坚持认为,“我们对自然及其所包含的一切,特别是在自然秩序中与我们切近的那些动物,负有明确的道德义务。”[4]儒家天人合一论无疑属于蒂洛所言“古老理念”,而这一古老理念,内在地包含了人对自然万物的道德义务。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系统。人类不能通过知性的方法穷尽对自然界的认识,更不可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资源而应以感激之情报答自然界的生养化育之恩,而以敬畏之心时时反省自身的行动,以诚敬功夫完成德性,以辅佐万物成就自己为善举,以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为最高境界,在人文关怀中实现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这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精神,是一种饱含宇宙家族主义情怀的人文精神。作为一种精神资源,针对当下生态困境,她要求摒弃对抗自然的文化,抛弃人驾驭统治自然的偏执,建设“尊重自然”的文化,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匹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精神,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繁荣。




[1]参见郭齐勇:《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102页。

[2]陈荣捷:《朱子论集》之“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

[3]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等译:《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6页。

[4]雅克·蒂洛、基思·克拉斯曼著,程立显、刘建等译,周辅成审阅:《伦理学与生活》(第9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8月版,第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