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儒家人生哲學 - 程林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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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儒家人生哲學

程林輝--第五屆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作者简介:程林辉,男,1957年生,江西临川人,现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在儒学和儒家人生哲学方面用力甚勤。

提要:儒家人生哲学是毛泽东人生哲学形成的最丰厚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家成圣成贤的人生理想、傲然独立的人格气节、自强不息的人生精神、强烈深沉的忧患意识,对毛泽东一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追求成圣成贤的理想人格是儒家人生哲学的显著特征。这种理想人格不仅蕴

涵着理想、道德、情操、知识等内在的“善”;而且表现为举止、风度、仪容等

外在的“美”。这种理想人格的化身就是“君子”、“圣贤”。要臻于“君子”、“圣贤”的理想人格境界,既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和不懈的奋斗追求;又不是高不可攀的,因为“人皆可以成尧舜”P276),关键取决于自己是否努力。

儒家理想人格的基本内容包括:首先,具有“仁、智、勇”等优秀品格。这就是孔子说的:“君子道之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P155)在孔子看来,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应该是将“仁、智、勇”三种品格集于一身,不仅仁德宽厚、道德高尚,而且智慧超群、勇敢无畏。其次,具有“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和强烈的担当精神。在儒家人生哲学看来,真正的“圣贤”,不仅有 “人饥我饥、人溺我溺”的仁者胸怀,更重要的是必须以天下为己任,“乐以天下,忧以天下”P33),勇敢地承担起天下兴亡的责任,这就是宋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P320)再次,具有独立不迁的人格和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节。儒家非常强调人的人格气节,并把人格尊严、气节情操置于个体的生命价值之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P265);“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P95);指出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P141)

如何才能实现成圣成贤的理想人格?儒家给人们指出的路径是“内圣外王”。 “内圣”是指通过长期的道德修养,使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操守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外王”则是将自己的道德文章推之于他人和社会,把学问与事功结合起来,最终“立德、立功、立言”,实现人生的“三不朽”。在儒家人生哲学看来,“内圣”与“外王”是统一的:其中,“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只有形成深厚的道德修养和高尚的人格理想,才能担当“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外王”是“内圣”的完成,只有为国家建功立业,才标志着人生价值的真正实现。因而儒家人生哲学强调:个体不能仅仅注重自己道德修养的完善圆满,还必须考虑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考虑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对社会、群体的责任。个体只有充分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为社会和他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才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趋于圣贤的人生境界。

儒家成圣成贤的理想人格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重要影响。青年毛泽东认为:只有“内圣”与“外王”相统一、学问和事功相结合、德业俱全的人才是真正的圣贤。在青年毛泽东看来,虽然圣贤人格和豪杰人格都是很高层次的人生境界,非一般人能够达到,但相比之下,豪杰人格不如圣贤人格。他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P589)那些历史上的帝王,虽然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仍属于豪杰之列,原因就是他们在道德文章方面不及圣贤,故“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P591)毛泽东把那些既能“办事”又能“传教”的人称为“圣贤”,认为宋代的范仲淹与清代的曾国藩可以进入“圣贤”行列,原因是范、曾既有内圣之道,又收外王之效;既有渊博的学问,又有显赫的事功。

但毛泽东没有停留在儒家圣贤人格的层面,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对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进行了批判改造。首先在对“内圣外王”的理解上,毛泽东不同于儒家人生哲学。毛泽东理解的“内圣”,不仅仅是道德修养和行为操守,还包括是否领悟和把握了宇宙的“大本大源”,也就是宇宙真理。只有全面领悟和把握了宇宙真理,才标志着“内圣”的完成。毛泽东理解的“外王”,也不完全是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而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就是要把中华民族从水深火热和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拯救出来,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其次,在如何实现“内圣外王”的途径上,毛泽东也不同于儒家人生哲学。如何才能领悟和把握宇宙的“大本大源”?毛泽东认为必须探讨哲学和伦理学,用新的哲学和伦理学来改造国民性,革新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P204)这种新的哲学、伦理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真理。如何才能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毛泽东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国情,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再次,在对圣贤人格的界定上,毛泽东也不同于儒家人生哲学。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认为身体和精神两方面都充分发达并自我实现就是圣贤豪杰,“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P237)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之后,毛泽东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视为共产党人的理想人格和人生的最高境界。

对儒家人生哲学将人格气节置于个体生命价值之上的观点,毛泽东深为赞赏。毛泽东认为,生命存在的意义有四个层次:有人格的得生第一,奋斗被杀第二,自杀第三,屈服第四。P433)毛泽东之所以把捍卫独立人格、自由意志视为生命价值的最高层次,是因为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人的自由尊严将丧失殆尽。但毛泽东把儒家保持个体人格气节升华到捍卫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和共产党人浩然正气的层面。他高度赞扬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硬骨头”精神,热情歌颂闻一多、朱自清等人的民族气节:“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冷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P1495)对共产党人在敌人面前表现出的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毛泽东更是饱含深情,多次题词。他赞颂方志敏等烈士“以身殉志,不亦伟乎”;褒扬刘胡兰烈士“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在儒家人生哲学看来,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格理想,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发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人生精神,诚如《易经》指出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的人生态度是积极向上的。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P66);为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P71);为传播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周游列国,虽遭受很多冷嘲热讽和挫折打击,但从不灰心丧气。孔子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P80),主张“不怨天,不尤人。”P156)在孔子看来,事在人为,一切取决于自己的努力。只有形成坚毅刚强的意志,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才能战胜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获得人生的成功。

孟子的人生态度也是积极有为的。在孟子看来,人们的先天素质是差不多的,关键在于后天的努力。“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P112)只要积极有为,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象尧舜那样的圣人。人生活在社会中,不能仅仅考虑个人的私利,必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勇敢地承担起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P109)人们要有所作为,成就一番事业,就不能贪图安逸,而应该到艰苦的环境中自觉锻炼自己,“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P298)

荀子则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阐述人生态度。荀子认为:在世界万事万物中,“人最为天下贵”。因此人不能匍伏在大自然面前,相反应该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去征服自然,让自然为人类造福。他曾豪迈地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P357)在荀子看来,人要从大自然的奴隶跃升为大自然的主人,就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奋斗,“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P24);就必须发扬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精神,“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P3);就必须有战胜困难、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勇气,“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P21)

对儒家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毛泽东不仅继承和发扬光大,而且身体力行。他多次强调人要有“朝气”和“精神”。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就指出青少年必须有蓬勃向上的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P585)没有朝气,暮气就会乘隙而入,就会贪图安逸享受,滋生懒散惰性。而懒惰是万恶之源,不仅导致事业荒废,而且可能带来杀身亡家之祸。“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 P585)相反,一个人如果有奋斗和拼命精神,则可以一当十,迸发出平时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P585)在毛泽东看来,人要生存,就必须奋斗。奋斗不仅是个体生存的前提,而且是人生快乐幸福的重要源泉,所以他在日记中豪迈地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P47)

毛泽东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维护国家民族独立,决不向任何敌人屈服的大无畏精神。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发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斗争,“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P161)他带领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战胜了凶恶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第二,坚忍不拔、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无论是在革命建设的征途上,还是在人生的历程中,总会碰到各种困难和挫折。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毛泽东以湖南人特有的“打脱牙齿和血吞”的精神,和困难挫折作抗争。他认为克服困难、战胜挫折的主要方法就是“恒心”与“耐力”。恒心和耐力都是强调要有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锲而不舍,坚持到底,最后“以久制胜”。在中国古代,将恒心和耐力完美结合的就是民间传说中的愚公。他不顾别人的嘲笑,带领子孙们挖山不止,最后感动了上帝,派神仙把两座山背走了。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和发扬愚公精神:一是学习愚公克服困难的决心和战胜困难的勇气;二是学习愚公“挖山不止”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三是学习愚公死而后已、前赴后继的自我牺牲精神。毛泽东指出,有了这种愚公移山精神,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敌人不能战胜?

第三,奋发图强、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认为“咬得菜根,百事可做。”P591)所谓“咬得菜根”就是能吃大苦、耐大劳、艰苦奋斗。“艰苦奋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而且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断成长壮大,最后取得革命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艰苦奋斗。井冈山时期,红军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天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P65)延安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物质极其匮乏。为了生存和发展,毛泽东提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动大生产运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预见到在夺取全国政权、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少数党员干部将滋生贪图安逸、追求享受的思想,个别的甚至会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为此,毛泽东指出必须预防“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P1438),号召全党“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P1439)

第四,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永不停步的奋进精神。毛泽东的一生是不懈奋斗、永不停步的一生。从学生时代主张“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P87);到延安时期提倡“永久奋斗,奋斗到死”P190)。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要求全体党员,“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P420)晚年毛泽东的奋斗意识更加紧迫,他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诗中写道:“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种“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与儒家“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自强不息精神一脉相承。

儒家具有强烈深沉的忧患意识。所谓忧患意识,是人们对各种灾祸患难的担忧和思虑意识,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们对人生和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忧患意识的本质是“居安思危”,即所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从而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忧患意识的核心是对周边环境保持高度警觉,对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进行预测、展望和谋划,并相应做好各种应付、防范和准备工作,把灾祸消灭在萌芽之中,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忧患意识既是一种政治智慧,也是一种生存智慧,它是儒家人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孔子指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P164),孟子也主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P298)。儒家忧虑的不是个人物质利益的贫乏,而是自己的道德操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P67)。儒家更多的时候是把目光关注百姓的疾苦、社稷的安危、文化的延续,这样就使儒家的忧患意识提升到忧国忧民的高度。如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P168)、“朝闻道,夕死可矣”P37);孟子则主张统治者要和老百姓同欢乐共患难,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P33)。范仲淹把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更高境界,即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管个人的命运如何,时刻心系国家的命运、社稷的安危、黎民的疾苦,时刻准备匡济天下、以身许国。即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就把忧患意识升华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并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爱国主义精神的思想渊源。

毛泽东继承了儒家的忧患意识,认为忧患与人俱生而来。他指出:“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之类,不可胜数。”P456)既然忧患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就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它,要承认忧患、正视忧患、时刻保持忧患意识。

在毛泽东看来,忧患并不完全是坏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好事。之所以说忧患是好事,是因为忧患能锻炼人的意志,考验人的毅力。他经常引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意在说明:一个人要有所作为,或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经过痛苦忧患的磨练。

毛泽东一生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青年时代主要忧虑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二是国民的愚昧无知、民智未开。大概在十四、五岁时,毛泽东读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记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国家主权的丧失。读了这本小册子以后,青年毛泽东受到极大刺激,他开始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并初步萌生了救国救民的理想。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遭受帝国主义压迫,是因为国民愚昧无知、民智未开。对国民的愚昧落后,毛泽东深感痛心,也极为忧虑。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提倡民主和科学,同时改造哲学和伦理学,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探求真理的“大本大源”。这个真理的“大本大源”就是他后来信仰的马克思主义。

中年时期,特别是在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后,毛泽东主要忧虑中国共产党能否在错综复杂、艰难险恶的环境中获得生存发展,避免夭折扼杀的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由于国内外敌人相互勾结、联合绞杀,再加上中共本身比较弱小、没有经验以及早期领导人多次犯左右倾错误,中国共产党几次面临九死一生的境地,毛泽东对此十分忧虑。虽然毛泽东当时不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不能决定中国革命的航向,但他凭着自己的大智大勇和独立思考,多次扭转了被动局面和危险局势。在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殚精竭虑、运筹帷幄,一手抗击外患,一手化解内忧,既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又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消灭共产党的阴谋,还发展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开始忧虑两个问题:一是在进入城市以后,党能否继续保持自己的艰苦奋斗本色,经受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二是党能否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承担起领导全国经济建设的重任。对第一个忧虑,毛泽东主要是告诫全党牢记“两个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同时也采取“三反”、“五反”等预防措施和惩戒手段。对第二个忧虑,毛泽东主要是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号召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P1427)同时全党要学习经济知识和专业知识,尽快从外行转变为内行。

晚年的毛泽东,主要有三大忧虑:一是忧虑“落后就要挨打”。要避免“落后挨打”的局面,毛泽东认为必须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的状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起直追,“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P341)二是忧虑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五、六十年代,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瓦解和对党内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毛泽东误以为在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存在党变修、国变色的危险。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使社会主义中国永不变色,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国家陷于动荡不安之中。三是忧虑自己百年之后的接班人问题。晚年的毛泽东,先后选择了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但每次都未能如愿。从晚年毛泽东四次选择接班人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它体现了毛泽东对党的事业和国家前途后继有人的关切忧虑之情;另一方面,仅仅从个人的角度、视野和好恶去选择接班人,虽然出于公心,也不一定能够成功。它说明:选择接班人,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同时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选拔、监督、制约制度。

 

注释:

⑴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⑵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⑶ 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⑷ 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⑸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⑹ 蒋南华.荀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⑺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⑻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⑼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⑽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⑾《易经·系辞下》

⑿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⒀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参考书目:

1.《十三经》(上、下),全文标点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

3.《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1—8卷,人民出版社,1993